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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亲已经故去五年了，他的遗像和他遗留下的书摆在一起，他死那年六十五岁，若活到今年，该是七十了。
在我家乡，计算一个人的岁数，并不从他出生那天算起，而从他在母腹中成为生命时计算。但是有关生育的话题，又是民间言语之中的一种禁忌，所以胎儿在母腹中的时间并不被明指，而是直接作为虚年加入人的实际年龄中。所以，当你在我的故乡听到有人说到年龄，那只是虚岁。
对于人的生日，大概只有做母亲的才记得最牢靠。我在祖母膝下度过童年，不识字的祖母用我父亲和我姑姑的生年教我学算数。她说：“你姑是修炮楼的第五年生的，你爹是拆炮楼的第三年生的，你算算你姑比你爹大几岁？”看我算不上来，她会说一个简单的：“咱家里有一条扁担，是修炮楼那年有人扔在家门口的，你爷爷拣了来，算上家里原来那条扁担，咱们家一共有几条扁担？”
那时我也不太笨，扁担的问题自然答得上来;但是关于我姑比我爹大几岁的问题，我却算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我笨，而是祖母出的题有问题，她没有告诉我修炮楼或拆炮楼是哪年，我怎么能够算得出？
事实上不只是祖母，家乡的老人多半都不记得1949年前某一个具体的年份。或许他们曾经使用过“民国几年”的说法，但对于深具封建思想的乡下人来说，那已是“前朝”的年代，“当朝”再说起来，恐怕招来灾祸，于是他们选择了遗忘。
对于乡下人来说，除了生日和节令，他们多半不需要精确的时间记忆。但当他们回忆抗战前后的那几年，他们常常有一个共同的准确记忆，那就是修炮楼和拆炮楼。这两个时间点成为老人们回忆的坐标点，在那些年发生的一些事，常常以这两个时间点作为系年的比照，就如同我祖母以此来记忆我姑和我爹的生日。
这是一个超出历法计算规则的纪年方法，它与太阳和月亮都没有关系，它只关乎乡下人一段惨痛的历史记忆——是的，只有惨痛的才是最深刻的，这是人类记忆固有的规律。我不敢说这个记忆是民族的，因为乡下人没有可以观照整个民族的视野和胸怀。他们只是无法忘却那些给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带来灾祸的变化。
2
某日黄昏回乡，车在山路上盘旋，近处的林下草木葱茏，而远山则苍茫晦暗。冀西太行山东麓几重峻岭的背后，掩藏着奔腾而下的唐河。前几年从保涞线去往涞源，已见川里镇以东的唐河被开发为游客漂流的景点，一派歌舞升平，想必如今更加兴盛。而以此向历史回溯，亘古已在的这片土地上，濒河而居，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邻里间鸡犬相闻，怡然自得，最大的事无非就是顺应自然的生老病死，俨然捕鱼人所见的“桃花源”。
但是，从“修炮楼”的那一年起，桃花源就不复存在了。祖母跟我重复得最多的一段话是：“我娘家陪送来的大穿衣镜，被鬼子砸了个稀巴烂，底座也被弄到炮楼里当柴烧！”重复的次数完全可以用“无数次”来计数。祖母裹了小脚，走路都要拄着拐杖;坐在板凳上，拐杖也要放在脚边。说到穿衣镜的事，祖母还要用拐杖击地，甚至偶尔还做出跺脚的动作，尽管她的脚跺起来也没有多大声响——仿佛鬼子砸穿衣镜的事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听她诉说的我生于1970年代。
“鬼子修炮楼是哪一年啊？”听到我问这话，她觉得我是在跟她耍蛮，于是失掉一贯的耐心，不屑地回答：“修炮楼还能是哪一年？就是修炮楼那年！”我想笑，但是又忍住，我知道在她的头脑中，没有公元纪年的概念。能够给她提供时间坐标的，就是修炮楼、拆炮楼。
炮楼，日寇侵华期间遍布中国大地的怪物，它们像毒蘑菇一样站立在原野上。炮楼是人类建筑史上最邪恶的建筑物，是侵略者钉在中国肌肤上的毒箭。它們的恶毒还在于，它们通常是由被侵略者在侵略者的奴役下修建起来，供侵略者奴役被侵略者的炼狱。炮楼及其修建过程一直伴随着对被侵略者生命的杀戮，炮楼的每一块砖石上，都浸满被奴役者的血和泪。炮楼兜售的是强权即公理、弱肉被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炎黄子孙饱受屈辱和痛苦的标志物。
父亲是“老三届”，高中毕业之后到县上参加工作。他像那个年代所有走出大山的人，对乡土和历史怀有深深的敬意，于是收藏各种与家乡历史有关的资料和遗物，我甚至从他手里继承来鬼子在炮楼里用过的铁制煤油灯——那也不过是鬼子从谁家抢夺来的。熟悉历史的父亲告诉我，修炮楼是1939年的夏天，炮楼存在了将近五年，1944年5月，日寇被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的部队击溃，我抗日军民拆掉了炮楼。
3
祖母说的修炮楼的那一年，鬼子就把炮楼修筑在了村口西南侧的皇子坡上。皇子坡向西是碌碡坡，碌碡坡再向下还有一座不知名的小山，鬼子在这三座山头上各修了一座炮楼，三座炮楼首尾呼应，皇子坡地势最高，这里成为最重要的暸望哨。
皇子坡的炮楼所占据的是一个真正险要的位置，向东控制山下进出村子里仅有的一条路，向西则居高临下监视唐河渡口——过了渡口就是太行深山，距离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不过百多里路;向南低矮的丘陵地带视线辽阔，一览无余;向北则可控制通向渡口的车马大路。
皇子坡这座相对高度不超过一百米的小山包，是我回乡时常常一个人光顾的地方。我从小就是这里的常客，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石头——童年、少年的我，与伙伴们无数次在其上攀爬和奔跑过。山顶是一块平地，板结的地面上夹杂着卵石和白石灰，依稀可以辨出炮楼的地基。旁侧的山石上深深的弹痕仍在，只是沧桑的锈色更加浓重，破碎的青砖遍布四周的山谷一历史的公平正义已经让侵略者的据点化成了这碎砖烂瓦。天地轮回，道义永在。
“修炮楼的那年，真是遭了罪了。天气大热，鬼子让全村的劳力都去修炮楼。怎么个修法呢？让壮劳力打石头修底座，让孩子们从村子里搬砖，力气大的每人几块，哪怕只搬得动一块砖的小孩也要去。砖从哪里来呢？拆咱老百姓的房子，老房子都是立砖到顶，砖里夹土坯盖房，等到炮楼修好，村南的一多半房子被拆得只剩下土坯了，下雨就塌房，鬼子都不是人……”
祖母1992年病故后，经历过修炮楼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的大舅算一个，大舅去年故去时九十有三。修炮楼的故事也是大舅最爱跟孩子们讲的“曲儿”。我曾经疑问道：“那我们能不去给鬼子修炮楼吗？”大舅叼着烟杆，发出“唉——”的一声叹息：“不去？看到咱房后那棵老槐树了没？占利他爹，还有老奎他叔，他们都是在组织的，秘密地在黑夜里挨家挨户做工作，让人别去修炮楼，结果怎么样？汉奸领着鬼子抓了他们，当着全村人的面直直地把他们吊死在槐树上！”说完这些，大舅仿佛面有愧色，却又百般无奈。 我自从第一次听到大舅讲这件事后，每次经过那棵老槐树，我并不害怕，反而会偷偷地向上望。槐树长多老都不会弯腰，若是夏天，则冠盖茵茵;若是冬天，则枝条满天，丝毫看不出哪个枝桠上曾经吊死过人。我不知道我向上望时为什么会是一种偷偷的感觉，仿佛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对先烈保有足够的崇敬，或许我是从大舅的愧色中窥见了历史的秘密，为那些苟活下来的人而感到羞耻——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苟且与隐忍，恐怕连我都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历史，总是这样吊诡。
当人面对生命危机的时候，舍生取义固然是崇高的理想选择。但是，作为后来的旁观者，我不曾身临其境，我的想法只是“马后炮”的主观，完全无法体会先人的感受。事实上，当刺刀对着胸膛，当同类的尸体就在眼前的时候，旁观者自然而然会有“我将如此”的恐惧——对于一辈子只知以土地为生的人来说，我知道考量他们的道德纯洁性是苍白无力的。由此想来，我的“偷偷的”神情，或许首先就来自自我的羞愧。
4
炮楼修好了，我的家乡获得了七十多年后仍然被老人们使用的纪年方式。
“修炮楼那年，我刚进这个家门。在娘家我就在组织，来到这个村，上半年还开会，炮楼修成了，你姑奶就再也不让去了，怕丢了命。家里娶我用了两斗高粱两块银圆，你姑奶怕鸡飞蛋打。命是没丢，可是却丢了组织。”我喊作志平嬷嬷的老太太今年八十五了，十八岁嫁到我爷爷的姐姐家做儿媳。如今我每次回乡我都见她坐在我家门前的条石上和我母亲聊天，说几句就喘几口气，她体格肥大，心脏负担重，但自从志平大伯过世，她不肯麻烦儿女，始终一个人喘喘息息地过日子。
我又一次从嬷嬷这里听到“在组织”这个说法，第一次是在大舅那里。在组织，就是共产党员。从这些没有文化、饱经风霜的乡下老人口中听到这个词，加上他们语气之中的虔敬，我不免心生感动。从遗传至今的习惯中可以看到，家乡人缺乏组织纪律性是与生俱来的。动乱年代身如飘萍的人一旦获得某种组织的身份，即可获得更多安全的保障，也由此表达为对组织的无限忠诚。
我也是个“在组织”的人，可面对前辈，我还是羞愧难当。
”那时是秘密的吧，组织上怎么找你们呢？”我不免在脑海里想象电影中的画面。“那会儿得偷着。都是开印他娘来找我，先是问我有事没，也不管我有事没事，就拽拽我的褂子前襟，我就跟她出来。”这的确是画面感极强的场景。“修炮楼那年，占利他爹、老奎他叔被鬼子吊死了。我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在组织，可就觉得这是掉脑袋的事，再也不让我去了。开印他娘一来，你姑奶就让我进屋子里不出来，她就说我有事出去了，不在家。后来就没人来找我了。拆炮楼的第二年，开印他娘领导着妇救会组织村里的妇女们纳军鞋，我还悄悄问她，我还能算组织的人不，她说她说了不算，得请示上级，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嬷嬷不无惋惜。
“你姑是拆炮楼的前一年生的”，风烛残年的祖母常常语无伦次，每次都把这句话当作谈论姑姑的开场白。我也从嬷嬷这里得到关于姑姑出生后的情况：“有炮楼的那几年里，鬼子常常来扫荡，几年啊，晚上都不敢脱衣服睡觉，要紧的东西都包在包袱里放在枕头边，一有动静，抱起孩子背上包袱就钻山沟，不是人过的日子！你奶奶生你姑是冬天，月子里就跑日本，孩子大人都落下病根了，鬼子造孽啊！”我至今记得，每到冬天祖母必定卧病在床，整个生命呈現将死的衰弱，母亲和婶婶轮流给她做饭，有时年初一的饺子都要在炕上吃;而姑姑的癫痫病直到现在还偶有发作。祖母亦曾说过“跑日本”的事，而嬷嬷的话让我知道了祖母和姑姑二人的病根全着落在鬼子身上。
“跑日本”是鬼子作虐时遗下的那个时代的话语之一，现在已经成为家乡方言中的说话习惯。看到一个人慌里慌张的样子，我的乡亲们会说：“你急惶惶的像是要跑日本！”而另一种说法叫“过鬼子”，则更显露了鬼子的侵略本性：当某种场面很乱的时候，比如屋子里混乱不堪或者饭桌上杯盘狼藉，会被说成“像过了鬼子”，意思是像鬼子扫荡过一样——我在城里还不由自主地这样说，虽然常常遭遇白眼，但我就在这样的话语氛围中成长，已经无法更改。
5
修炮楼、拆炮楼，万年历上没有这样的年代，但它们却真切地标示在乡下人的意念中。
祖母、大舅和嬷嬷都没有讲过再多与炮楼有关的细节，对于那里是否发生过电影里那样惊心动魄的争夺战、偷袭战，我不得而知，但想必不是风平浪静，否则，那深深的弹痕便无法解释。关于修炮楼的准确时间也没有文字资料可以证明，我也不知道父亲的考证来自哪里，眼下只能算作孤证——尽管是孤证，我也想认同他的考证结果从而维护他的权威。
按照我父亲的结论，炮楼在皇子坡上矗立了五年时间。这五年里发生了什么？除了“跑日本”，长辈们无从给我提供更细致的讲述。全国抗战史上也不会有记载，因为我的家乡虽然地处晋察冀边区与敌占区的交汇地带，但没有重要人物和机关驻扎过、没有足以影响历史的事件发生过，历史是不需要她的——中国大地上载入史册的地方，远不如像我的家乡这样寂寂无名的地方多。而我的家乡抗日的一幕，包括被日寇残杀的两位“在组织”的村民，也未曾在资料中得见。是的，像这样的侵略与反侵略一虽然现在已经无从还原细节，但在全县、全国的敌占区每天都在发生，已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的生活常态。常态，常常抽象为事件，从而淹没在历史深处。
我的家乡唐县，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所谓沦陷，是两名日本骑兵在汉奸“维持会”的“帮助”下进城，在街上打了一阵枪后，在县城三面城楼上插上膏药旗。这天是1937年9月25日下午，而负责守城的国民党唐县政府早已于5天前的20日逃离。此后的八年间，共产党领导下的唐县民间抗日烽火一日未熄，由于县域西北部多崇山峻岭，聂荣臻和他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的武装力量以及军工生产隐蔽于其间，白求恩、柯棣华这些国际友人也得以在唐县实践他们的国际主义使命，并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甚至，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唐县军民还民主选举出了一位女县长。 这样宏大的抗战历史，对我的故乡来说，虽同在一县，却也略显遥远。修炮楼，拆跑楼，成为故乡最直接的抗战事件，也成为我的家乡人抗战记忆的起止——显然，日寇侵占家乡，一定比修炮楼的时间要早，但是家乡人却全然无记，他们认同的时间，就是修炮楼那年。关于修炮楼的年代，除了我父亲的说法，我无从知道还有谁提出过另外的说法。因为已经没有人再去思考这个问题，而我的父亲，在遭遇了半年的病痛后，也于五年前离世。
时事经年，我却从1999年版的《唐縣志》中找到了拆炮楼的记载，在1944年的大事记中，原文这样说：
“春，大洋区游击队长马耀东，率区游击队配合定唐县一连，将东大洋以东四个碉堡的日伪军全部打跑，并向碌碡坡三个碉堡展开政治攻势，40名伪军投降。”
这个简短的条目与我父亲关于拆炮楼的说法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一是确证了我父亲考证的时间，即1944年春，至于是否5月，已然不重要;二是其时炮楼里驻扎的已不是鬼子，而是与之同流合污的伪军;三是打跑敌人的不只是晋察冀军区正规部队，也有区游击队的配合。而在县志中的人物部分中，“马耀东”的条目下则记载了“打跑”伪军的方法：“（马耀东）……组织广大民兵群众封锁围困敌人的炮楼，打枪喊话截粮断水，并利用关系打入内部劝说伪军投诚反正，为我所用，收编了四十多名伪军，放火烧掉了三个炮楼。”由此进一步确证，伪军并非被“打跑”，而是投诚后被收编，炮楼亦系被放火后拆毁。而这位游击英雄，也在是年的夏季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
同一部县志中的两个条目对比，不仅关于“打跑”的记载互相矛盾，而且英雄的姓名用字也被搞错，我顿感修史者的草率——县志尚且如此，而我又有什么理由苛求父亲关于修炮楼的时间考证，又有什么理由苛求故乡关于修炮楼、拆炮楼的民间记忆呢？
6
七月流火，我从城里回乡探望母亲，闲暇再一次登上皇子坡。脚下炮楼的地基依旧，石上的弹痕依旧，四周的砖石依旧，时间仿佛静止了，但这种错觉无法阻挡历史的洪流一刻不停地向前滚动。向西眺望，曾经的渡口已经被西大洋水库浩瀚的水面淹没。为防夏季洪水，库水已主动降至枯水位以腾出巨大的库容，那些常年潜藏在水下的丘陵露出头颅，像一个个巨大的土黄色坟堆。那里埋藏着什么，无人得知。就像在战争中死去的或者经历过战争之后死去的人，坟茔上已是荒草萋萋。
我家的门前，志平嬷嬷还在和我母亲闲聊，耄耋之年的她气喘连连，我从远处恍惚听到的，还是那仅属于我家乡的系年：“修炮楼那年……拆炮楼那年……”
父亲已经故去五年了，他的遗像和他遗留下的书摆在一起，他死那年六十五岁，若活到今年，该是七十了。
在我家乡，计算一个人的岁数，并不从他出生那天算起，而从他在母腹中成为生命时计算。但是有关生育的话题，又是民间言语之中的一种禁忌，所以胎儿在母腹中的时间并不被明指，而是直接作为虚年加入人的实际年龄中。所以，当你在我的故乡听到有人说到年龄，那只是虚岁。
对于人的生日，大概只有做母亲的才记得最牢靠。我在祖母膝下度过童年，不识字的祖母用我父亲和我姑姑的生年教我学算数。她说：“你姑是修炮楼的第五年生的，你爹是拆炮楼的第三年生的，你算算你姑比你爹大几岁？”看我算不上来，她会说一个简单的：“咱家里有一条扁担，是修炮楼那年有人扔在家门口的，你爷爷拣了来，算上家里原来那条扁担，咱们家一共有几条扁担？”
那时我也不太笨，扁担的问题自然答得上来;但是关于我姑比我爹大几岁的问题，我却算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我笨，而是祖母出的题有问题，她没有告诉我修炮楼或拆炮楼是哪年，我怎么能够算得出？
事实上不只是祖母，家乡的老人多半都不记得1949年前某一个具体的年份。或许他们曾经使用过“民国几年”的说法，但对于深具封建思想的乡下人来说，那已是“前朝”的年代，“当朝”再说起来，恐怕招来灾祸，于是他们选择了遗忘。
对于乡下人来说，除了生日和节令，他们多半不需要精确的时间记忆。但当他们回忆抗战前后的那几年，他们常常有一个共同的准确记忆，那就是修炮楼和拆炮楼。这两个时间点成为老人们回忆的坐标点，在那些年发生的一些事，常常以这两个时间点作为系年的比照，就如同我祖母以此来记忆我姑和我爹的生日。
这是一个超出历法计算规则的纪年方法，它与太阳和月亮都没有关系，它只关乎乡下人一段惨痛的历史记忆——是的，只有惨痛的才是最深刻的，这是人类记忆固有的规律。我不敢说这个记忆是民族的，因为乡下人没有可以观照整个民族的视野和胸怀。他们只是无法忘却那些给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带来灾祸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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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黄昏回乡，车在山路上盘旋，近处的林下草木葱茏，而远山则苍茫晦暗。冀西太行山东麓几重峻岭的背后，掩藏着奔腾而下的唐河。前几年从保涞线去往涞源，已见川里镇以东的唐河被开发为游客漂流的景点，一派歌舞升平，想必如今更加兴盛。而以此向历史回溯，亘古已在的这片土地上，濒河而居，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邻里间鸡犬相闻，怡然自得，最大的事无非就是顺应自然的生老病死，俨然捕鱼人所见的“桃花源”。
但是，从“修炮楼”的那一年起，桃花源就不复存在了。祖母跟我重复得最多的一段话是：“我娘家陪送来的大穿衣镜，被鬼子砸了个稀巴烂，底座也被弄到炮楼里当柴烧！”重复的次数完全可以用“无数次”来计数。祖母裹了小脚，走路都要拄着拐杖;坐在板凳上，拐杖也要放在脚边。说到穿衣镜的事，祖母还要用拐杖击地，甚至偶尔还做出跺脚的动作，尽管她的脚跺起来也没有多大声响——仿佛鬼子砸穿衣镜的事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听她诉说的我生于1970年代。
“鬼子修炮楼是哪一年啊？”听到我问这话，她觉得我是在跟她耍蛮，于是失掉一贯的耐心，不屑地回答：“修炮楼还能是哪一年？就是修炮楼那年！”我想笑，但是又忍住，我知道在她的头脑中，没有公元纪年的概念。能够给她提供时间坐标的，就是修炮楼、拆炮楼。
炮楼，日寇侵华期间遍布中国大地的怪物，它们像毒蘑菇一样站立在原野上。炮楼是人类建筑史上最邪恶的建筑物，是侵略者钉在中国肌肤上的毒箭。它們的恶毒还在于，它们通常是由被侵略者在侵略者的奴役下修建起来，供侵略者奴役被侵略者的炼狱。炮楼及其修建过程一直伴随着对被侵略者生命的杀戮，炮楼的每一块砖石上，都浸满被奴役者的血和泪。炮楼兜售的是强权即公理、弱肉被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炎黄子孙饱受屈辱和痛苦的标志物。
父亲是“老三届”，高中毕业之后到县上参加工作。他像那个年代所有走出大山的人，对乡土和历史怀有深深的敬意，于是收藏各种与家乡历史有关的资料和遗物，我甚至从他手里继承来鬼子在炮楼里用过的铁制煤油灯——那也不过是鬼子从谁家抢夺来的。熟悉历史的父亲告诉我，修炮楼是1939年的夏天，炮楼存在了将近五年，1944年5月，日寇被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的部队击溃，我抗日军民拆掉了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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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说的修炮楼的那一年，鬼子就把炮楼修筑在了村口西南侧的皇子坡上。皇子坡向西是碌碡坡，碌碡坡再向下还有一座不知名的小山，鬼子在这三座山头上各修了一座炮楼，三座炮楼首尾呼应，皇子坡地势最高，这里成为最重要的暸望哨。
皇子坡的炮楼所占据的是一个真正险要的位置，向东控制山下进出村子里仅有的一条路，向西则居高临下监视唐河渡口——过了渡口就是太行深山，距离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不过百多里路;向南低矮的丘陵地带视线辽阔，一览无余;向北则可控制通向渡口的车马大路。
皇子坡这座相对高度不超过一百米的小山包，是我回乡时常常一个人光顾的地方。我从小就是这里的常客，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石头——童年、少年的我，与伙伴们无数次在其上攀爬和奔跑过。山顶是一块平地，板结的地面上夹杂着卵石和白石灰，依稀可以辨出炮楼的地基。旁侧的山石上深深的弹痕仍在，只是沧桑的锈色更加浓重，破碎的青砖遍布四周的山谷一历史的公平正义已经让侵略者的据点化成了这碎砖烂瓦。天地轮回，道义永在。
“修炮楼的那年，真是遭了罪了。天气大热，鬼子让全村的劳力都去修炮楼。怎么个修法呢？让壮劳力打石头修底座，让孩子们从村子里搬砖，力气大的每人几块，哪怕只搬得动一块砖的小孩也要去。砖从哪里来呢？拆咱老百姓的房子，老房子都是立砖到顶，砖里夹土坯盖房，等到炮楼修好，村南的一多半房子被拆得只剩下土坯了，下雨就塌房，鬼子都不是人……”
祖母1992年病故后，经历过修炮楼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的大舅算一个，大舅去年故去时九十有三。修炮楼的故事也是大舅最爱跟孩子们讲的“曲儿”。我曾经疑问道：“那我们能不去给鬼子修炮楼吗？”大舅叼着烟杆，发出“唉——”的一声叹息：“不去？看到咱房后那棵老槐树了没？占利他爹，还有老奎他叔，他们都是在组织的，秘密地在黑夜里挨家挨户做工作，让人别去修炮楼，结果怎么样？汉奸领着鬼子抓了他们，当着全村人的面直直地把他们吊死在槐树上！”说完这些，大舅仿佛面有愧色，却又百般无奈。 我自从第一次听到大舅讲这件事后，每次经过那棵老槐树，我并不害怕，反而会偷偷地向上望。槐树长多老都不会弯腰，若是夏天，则冠盖茵茵;若是冬天，则枝条满天，丝毫看不出哪个枝桠上曾经吊死过人。我不知道我向上望时为什么会是一种偷偷的感觉，仿佛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对先烈保有足够的崇敬，或许我是从大舅的愧色中窥见了历史的秘密，为那些苟活下来的人而感到羞耻——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苟且与隐忍，恐怕连我都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历史，总是这样吊诡。
当人面对生命危机的时候，舍生取义固然是崇高的理想选择。但是，作为后来的旁观者，我不曾身临其境，我的想法只是“马后炮”的主观，完全无法体会先人的感受。事实上，当刺刀对着胸膛，当同类的尸体就在眼前的时候，旁观者自然而然会有“我将如此”的恐惧——对于一辈子只知以土地为生的人来说，我知道考量他们的道德纯洁性是苍白无力的。由此想来，我的“偷偷的”神情，或许首先就来自自我的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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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楼修好了，我的家乡获得了七十多年后仍然被老人们使用的纪年方式。
“修炮楼那年，我刚进这个家门。在娘家我就在组织，来到这个村，上半年还开会，炮楼修成了，你姑奶就再也不让去了，怕丢了命。家里娶我用了两斗高粱两块银圆，你姑奶怕鸡飞蛋打。命是没丢，可是却丢了组织。”我喊作志平嬷嬷的老太太今年八十五了，十八岁嫁到我爷爷的姐姐家做儿媳。如今我每次回乡我都见她坐在我家门前的条石上和我母亲聊天，说几句就喘几口气，她体格肥大，心脏负担重，但自从志平大伯过世，她不肯麻烦儿女，始终一个人喘喘息息地过日子。
我又一次从嬷嬷这里听到“在组织”这个说法，第一次是在大舅那里。在组织，就是共产党员。从这些没有文化、饱经风霜的乡下老人口中听到这个词，加上他们语气之中的虔敬，我不免心生感动。从遗传至今的习惯中可以看到，家乡人缺乏组织纪律性是与生俱来的。动乱年代身如飘萍的人一旦获得某种组织的身份，即可获得更多安全的保障，也由此表达为对组织的无限忠诚。
我也是个“在组织”的人，可面对前辈，我还是羞愧难当。
”那时是秘密的吧，组织上怎么找你们呢？”我不免在脑海里想象电影中的画面。“那会儿得偷着。都是开印他娘来找我，先是问我有事没，也不管我有事没事，就拽拽我的褂子前襟，我就跟她出来。”这的确是画面感极强的场景。“修炮楼那年，占利他爹、老奎他叔被鬼子吊死了。我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在组织，可就觉得这是掉脑袋的事，再也不让我去了。开印他娘一来，你姑奶就让我进屋子里不出来，她就说我有事出去了，不在家。后来就没人来找我了。拆炮楼的第二年，开印他娘领导着妇救会组织村里的妇女们纳军鞋，我还悄悄问她，我还能算组织的人不，她说她说了不算，得请示上级，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嬷嬷不无惋惜。
“你姑是拆炮楼的前一年生的”，风烛残年的祖母常常语无伦次，每次都把这句话当作谈论姑姑的开场白。我也从嬷嬷这里得到关于姑姑出生后的情况：“有炮楼的那几年里，鬼子常常来扫荡，几年啊，晚上都不敢脱衣服睡觉，要紧的东西都包在包袱里放在枕头边，一有动静，抱起孩子背上包袱就钻山沟，不是人过的日子！你奶奶生你姑是冬天，月子里就跑日本，孩子大人都落下病根了，鬼子造孽啊！”我至今记得，每到冬天祖母必定卧病在床，整个生命呈現将死的衰弱，母亲和婶婶轮流给她做饭，有时年初一的饺子都要在炕上吃;而姑姑的癫痫病直到现在还偶有发作。祖母亦曾说过“跑日本”的事，而嬷嬷的话让我知道了祖母和姑姑二人的病根全着落在鬼子身上。
“跑日本”是鬼子作虐时遗下的那个时代的话语之一，现在已经成为家乡方言中的说话习惯。看到一个人慌里慌张的样子，我的乡亲们会说：“你急惶惶的像是要跑日本！”而另一种说法叫“过鬼子”，则更显露了鬼子的侵略本性：当某种场面很乱的时候，比如屋子里混乱不堪或者饭桌上杯盘狼藉，会被说成“像过了鬼子”，意思是像鬼子扫荡过一样——我在城里还不由自主地这样说，虽然常常遭遇白眼，但我就在这样的话语氛围中成长，已经无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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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炮楼、拆炮楼，万年历上没有这样的年代，但它们却真切地标示在乡下人的意念中。
祖母、大舅和嬷嬷都没有讲过再多与炮楼有关的细节，对于那里是否发生过电影里那样惊心动魄的争夺战、偷袭战，我不得而知，但想必不是风平浪静，否则，那深深的弹痕便无法解释。关于修炮楼的准确时间也没有文字资料可以证明，我也不知道父亲的考证来自哪里，眼下只能算作孤证——尽管是孤证，我也想认同他的考证结果从而维护他的权威。
按照我父亲的结论，炮楼在皇子坡上矗立了五年时间。这五年里发生了什么？除了“跑日本”，长辈们无从给我提供更细致的讲述。全国抗战史上也不会有记载，因为我的家乡虽然地处晋察冀边区与敌占区的交汇地带，但没有重要人物和机关驻扎过、没有足以影响历史的事件发生过，历史是不需要她的——中国大地上载入史册的地方，远不如像我的家乡这样寂寂无名的地方多。而我的家乡抗日的一幕，包括被日寇残杀的两位“在组织”的村民，也未曾在资料中得见。是的，像这样的侵略与反侵略一虽然现在已经无从还原细节，但在全县、全国的敌占区每天都在发生，已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的生活常态。常态，常常抽象为事件，从而淹没在历史深处。
我的家乡唐县，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所谓沦陷，是两名日本骑兵在汉奸“维持会”的“帮助”下进城，在街上打了一阵枪后，在县城三面城楼上插上膏药旗。这天是1937年9月25日下午，而负责守城的国民党唐县政府早已于5天前的20日逃离。此后的八年间，共产党领导下的唐县民间抗日烽火一日未熄，由于县域西北部多崇山峻岭，聂荣臻和他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的武装力量以及军工生产隐蔽于其间，白求恩、柯棣华这些国际友人也得以在唐县实践他们的国际主义使命，并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甚至，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唐县军民还民主选举出了一位女县长。 这样宏大的抗战历史，对我的故乡来说，虽同在一县，却也略显遥远。修炮楼，拆跑楼，成为故乡最直接的抗战事件，也成为我的家乡人抗战记忆的起止——显然，日寇侵占家乡，一定比修炮楼的时间要早，但是家乡人却全然无记，他们认同的时间，就是修炮楼那年。关于修炮楼的年代，除了我父亲的说法，我无从知道还有谁提出过另外的说法。因为已经没有人再去思考这个问题，而我的父亲，在遭遇了半年的病痛后，也于五年前离世。
时事经年，我却从1999年版的《唐縣志》中找到了拆炮楼的记载，在1944年的大事记中，原文这样说：
“春，大洋区游击队长马耀东，率区游击队配合定唐县一连，将东大洋以东四个碉堡的日伪军全部打跑，并向碌碡坡三个碉堡展开政治攻势，40名伪军投降。”
这个简短的条目与我父亲关于拆炮楼的说法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一是确证了我父亲考证的时间，即1944年春，至于是否5月，已然不重要;二是其时炮楼里驻扎的已不是鬼子，而是与之同流合污的伪军;三是打跑敌人的不只是晋察冀军区正规部队，也有区游击队的配合。而在县志中的人物部分中，“马耀东”的条目下则记载了“打跑”伪军的方法：“（马耀东）……组织广大民兵群众封锁围困敌人的炮楼，打枪喊话截粮断水，并利用关系打入内部劝说伪军投诚反正，为我所用，收编了四十多名伪军，放火烧掉了三个炮楼。”由此进一步确证，伪军并非被“打跑”，而是投诚后被收编，炮楼亦系被放火后拆毁。而这位游击英雄，也在是年的夏季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
同一部县志中的两个条目对比，不仅关于“打跑”的记载互相矛盾，而且英雄的姓名用字也被搞错，我顿感修史者的草率——县志尚且如此，而我又有什么理由苛求父亲关于修炮楼的时间考证，又有什么理由苛求故乡关于修炮楼、拆炮楼的民间记忆呢？
6
七月流火，我从城里回乡探望母亲，闲暇再一次登上皇子坡。脚下炮楼的地基依旧，石上的弹痕依旧，四周的砖石依旧，时间仿佛静止了，但这种错觉无法阻挡历史的洪流一刻不停地向前滚动。向西眺望，曾经的渡口已经被西大洋水库浩瀚的水面淹没。为防夏季洪水，库水已主动降至枯水位以腾出巨大的库容，那些常年潜藏在水下的丘陵露出头颅，像一个个巨大的土黄色坟堆。那里埋藏着什么，无人得知。就像在战争中死去的或者经历过战争之后死去的人，坟茔上已是荒草萋萋。
我家的门前，志平嬷嬷还在和我母亲闲聊，耄耋之年的她气喘连连，我从远处恍惚听到的，还是那仅属于我家乡的系年：“修炮楼那年……拆炮楼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