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陳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
　　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
　　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像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像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
　　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
　　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
　　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
　　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
　　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
　　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铮亮。
　　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的风口浪尖上。
　　有人说，说这些干嘛，就算没有风险，有什么意义。
　　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1 1》，“多简单的名字，1 1=2，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 1=3。”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斤之力来扭住的。
　　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建树的人，多半是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撑。
　　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
　　岩松妈妈七十多岁了，我有次见她，老人家看我一会儿，说，老看你节目，别让你妈担心。然后说，“我天天看电视，也替岩松揪着心。”
　　这话我听了心里挺难受，所以有时候也想劝劝他。他就一句话，“有人在前头，你们也好走些。”
　　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
　　他曾经以年青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我们不多交谈，只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他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匆匆，匆匆，莫等到了尽头，枉叹此行成空……”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
　　这是一条最遥远的路，以他的资历声望，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
　　选自《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