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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克珊娜》中的空间书写在三个维度呈现出层层升级的诗学态势，家居空间不仅是规训女性身体的具体场域，而且是罗克珊娜重绘生命图式的空间原点；流动空间见证了罗克珊娜对父权空间话语体系的颠覆，动态的空间图景潜伏着个体身份的物化与迷失；叙事空间中的分形模式和圆形模式既是笛福探索小说创作技巧的重要一环，同时也隐喻了生命的偶然性和未知性。笛福通过丰富的文学想象将罗克珊娜的生存空间改造成一个富于道德和政治象征意义的背景图，从而凸显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底层女性的生存焦虑。
[关键词]《罗克珊娜》；地方；空间；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空间书写在丹尼尔·笛福文学创作视野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无论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荒岛时空与个体认知，抑或是《辛格顿船长》中的海洋叙事与民族认同，笛福笔下的空间书写可以概括为一个由各种地点、场所和风景等意象组成的符号系统，它容纳了性别、记忆、身份、民族等各种意识形态要素，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意蕴。著名英国文史学家伊恩·瓦特富有洞见地指出，笛福以英国小说之父的稳健笔法将作品置于广阔的“空间语境”，使人物“完全与他们的环境联系在一起”[1] 2021。的确，笛福将笔墨与思考转向当下现实中的人与事，极大地提升并拓展了英语小说这一新兴文类的审美表达层次，展现出小说介入社会现实的担当和气魄。作者尤其关注底层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的生存状态，对理想生存空间的寻觅是他的文学儿女们共同的情感基因。笛福创作的最后一部自传体小说《罗克珊娜》便是这样一部极具空间特性，以主人公罗克珊娜的身份危机和现实抗争为主线，关注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底层女性生存问题的经典之作。
这部集游记与回忆录为一体的作品分三部分讲述了罗克珊娜的坎坷人生：第一部分聚焦主人公的宗教移民背景以及在伦敦的不幸婚姻；第二部分是小说的主体，讲述罗克珊娜漫游欧陆国家，为了生存不惜委身于王公贵胄，变身“幸运情妇”的传奇经历； 第三部分则记录了罗克珊娜与女儿苏珊之间欲迎还拒的恩怨纠葛，故事以苏珊的离奇遇害收尾。细读小说便不难发现，罗克珊娜人生经历与地理空间紧密依附，其生命体验表现出持久的多样性。对此国内外学界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评论家诺瓦克（Novak）认为，罗克珊娜通过“漫游广袤的空间”体验生命的本质[2] 21；以笛福传记作者巴克谢德（Backscheider）为代表的学者也持相似立场，认为小说的情节进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宏大的时间和空间意象”[3] 165；不仅如此，叙事场景的频繁转换也需要读者发挥丰富的空间想象力[4] 52。国内学界也对此予以关注，认为笛福揭示了罗克珊娜的空间迁徙与父权文化传统之间的激烈抗争[5] 98，而主人公“僭越的身体”表征了现代女性生存体验中的悖论逻辑[6] 27。
以上关于《罗克珊娜》空间问题的种种评论极富启示性。然而遗憾的是，学界仍拘泥于对空间现象的宏观描述，有的评论甚至是蜻蜓点水，现有研究尚未对渗透于情节设置与叙事手法之间的空间政治进行系统探讨，更没有对空间涉及的小说意义予以正面观照。比如，罗克珊娜的家宅兼具安居乐业与流离失所两种迥然不同的空间面相，这与人物的身份认同有何隐秘关联？遭遇婚姻悲剧的罗克珊娜抛弃子女，浪迹四方，她能否在跨界行旅中找到理想的自由家园？另外，以空间为绞合点的叙事肌理与小说主题阐发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契合？要回答上述问题，读者有必要进入小说文本，探照空间书写、个体身份和叙事美学之间的美学张力，进而明确小说背后所传达的资本主义上升期底层女性的生存焦虑。
一、 家居空间内的性别政治
罗斯莫利·乔治在《家园政治》一书中指出，家是一个生命个体可以扎根的稳定场域，它不但具有接纳和排除的功能，而且是“主体性的一个意识形态界定物”，因此，“对家的定位”便成为小说的“关键任务之一”[7] 23。对于罗克珊娜而言，拥有一个安定和谐的家园始终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为了捍卫宗教信仰自由，她与家人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来定居英国伦敦。在伦敦这个充满活力的都市空间内，罗克珊娜体验到了久违的存在感和获得感。如果说“人是空间的原点，人在空间所处的位置构成空间的身位性或者在场性”[8]66，那么，罗克珊娜的生活经历则激活了伦敦潜在的社会意蕴。在客观的物理空间、主观的心理空间以及交往的社会空间的合力塑造下，罗克珊娜的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她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英语，而且很快建立了社交圈，“我就这样走向了生活。我有任何一个青年女子所渴求的种种讨人喜欢的优越条件”[9]3。
十五岁时，罗克珊娜由父亲做主，与伦敦城内一位家境殷实的酿酒商缔结婚约。罗克珊娜的婚配模式反映了18世纪上半葉英国社会所经历的结构转换和观念转变。经济个人主义的兴起使财富一跃成为改变个人既定命运的物质杠杆。尤其在婚姻市场，功利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男女双方通过组建家庭结成经济共同体，以确保对私有财产的稳固占有，这种物质优位思维孕育了近代中产阶级的婚姻道德观。不仅如此，建立在婚姻之上的家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它提供了个人的基本需求，是人的本来归宿。而对整个社会来说，家庭又是人的再生产、人的社会化的基本单位，是对人的各种行为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10]1。需要指出的是，有利的婚姻不仅决定了女性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而且影响了她在社会、经济乃至地理方面的命运走向。对于罗克珊娜而言，家不仅是共享财产权利、日常生活互助以及相互寄托感情的现实载体，更是彰显女性社会角色和确立主体身份的最佳场所。“家负载有意义，因为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与我们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部分密切相关”[11]152。在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无形召唤下，罗克珊娜忠实履行着一个家庭主妇承担的主要职责。个体得到和拥有适合他们存在的空间和处所，其适合的程度越高，其所处的空间和位置就越优越，就越有利于他们的生存[12]87。罗克珊娜与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她眼中的伦敦变成“一个欢乐的大城市，挺合我的口味”，“在我自己看来，我的前途是一片幸福”[9]13。 如果说和谐的家园是形塑个体身份的粘合剂，那么家庭变故无疑会成为腐蚀心灵和扭曲人性的枷锁。罗克珊娜始料未及的是，酒厂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丈夫随后因躲债而远走高飞。有论者指出，文学创作可将人物性格与特定的空间意象结合起来，从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具体的、实体般的、风雨不蚀的记忆”，这构成叙事作品刻画人物形象的“空间表征法”[13]261262。笛福正是运用他最擅长的空间表征法将人物面临的生存危机逐一呈现：昔日甜蜜的生活气息被扫荡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凉衰败的景象，“我呆在家里，沉浸在无比的痛苦中，这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9]15。家不再是记忆中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而是异化为“非家和家的并存、不熟悉和熟悉的并存”[14]112，成为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那么，笛福为何赋予罗克珊娜的家宅以安居乐业与流离失所两种迥然不同的空间特质？细查之下，笛福是以罗克珊娜的空间焦虑为切入点，对女性的身份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如前所述，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产权关系。然而，男女双方在财产权方面并不平等，丈夫对妻子的个人财产拥有无可置疑的处置权，“借由婚姻，夫妻成为法律中的一人——而那人是丈夫”[15]164。父权社会的立法精神剥夺了女性在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主体性，使她们俯首帖耳地成为丈夫的附庸：
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以情感为借口，夺走一个女人认为是她自己的全部东西。她给搞得没有利益，没有目的，也没有观点，一切利益、目的和观点都是她丈夫的。她成了你们所说的那种消极动物，她将过一种懒懒散散的生活，全靠对她丈夫的信仰来过日子[9]165。
身为受害者的罗克珊娜一语道破婚姻对于当时女性的全部意义。事实上，罗克珊娜的切肤之痛并非个案。仔细解读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爱情观便不难发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中，丧失独立财产权的已婚女性难以像男性那样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个人主义者。婚姻如同牢笼，将女性的身心囚禁其中，自由屏蔽在外。生命的政治化现象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个体越是寻求对权力的解脱，越是能感觉到权力的牢不可破。面对无形暴力的侵凌，罗克珊娜痛定思痛：“女人完全可以自己管理和享受自己的财产……她只要这样保持着独身，那么她就自由自在了”[9]164在自由和财富的感召下，罗克珊娜凭借非同寻常的进取精神，开启了寻找理想家园的跨界之旅。
二、流动空间中的身份重塑
17至18世纪之交的英国在经历了立宪政体诞生，商业社会滥觞以及工业革命发端后大踏步地进入现代社会，个体的生存境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安東尼·吉登斯对这一历史进程做出分析后指出，现代社会是同过往历史的“时空断裂”[16] 4。毋庸置疑，现代性的内核涉及个人生命体验中的时空变换，以及如何看待自我和他者关系的问题。笛福本人敏锐感受并准确捕捉到了时代的主旋律，并将自己的现实思考充分融入文学创作中。在小说《罗克珊娜》中，作者富有深意地将主人公刻画成旅行者的精神形象，使之以永不疲倦的行者姿态漫游于欧陆国家。
作为旅行者，罗克珊娜僭越了权力所规定的空间界限和性别规范。事实上，父权文化以狭隘的性别意识形态对社会空间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切分，“流动性、自由性和开放性表征了一个男性化的世界，而稳定性、局限性和封闭性则用来定义女性化的空间”[17]127。 因此，身体的自由位移就成为罗克珊娜改写父权社会地图的一个政治策略，“流动性以及对流动性的操控反映并强化了权力关系”[18]150。与此同时，变动不居的空间形态成为罗克珊娜重新界定女性性别角色并与同父权话语展开协商的重要场域。换言之，以空间流变为内核的域外行旅不仅改变了罗克珊娜被象征秩序规训的身体境遇，而且寓示着“一个从现成的、既定的、由父权制创造的空间，向一个不确定的、完全陌生的、有待于自我构建的空间的转换”[19]26。细读文本可以看出，罗克珊娜的身上洋溢着笛福小说一贯颂扬的理性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她以观看者和观看对象的双重身份对空间进行的持续改造中。
约翰·伯格在论述观看策略与外在世界的交互关系时指出，“我们其实并不会观看某种特定事物，而是总在审视物与我们之间的关系”[20]89。伯格的理论视角为我们考察罗克珊娜在空间流动中的身份重塑提供了参照。那么，罗克珊娜究竟是以何种身份对空间进行凝视并对其实施改造的呢？
首先是以资本主义冒险家的身份对空间进行凝视和改造。在18世纪英国市场经济急剧扩张、政治宗教和道德思想相互激荡的历史语境下，“私欲被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商品经济所鼓励张扬，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的本性和世界秩序”[21]83。笛福以商人和作家的敏锐触角探知到了时代风气，并亲身见证了个人的物质欲望富含的巨大能动性及其可能创造的新世界，他所塑造的精神儿女不但自觉承担了作者的价值取向，而且在广阔的社会空间内施展才华，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他们体现的不是抽象的欲望，而是存在于特定时代的一整套行为方式、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准则”[21]84。
罗克珊娜通过空间位移将自身与周围世界联结在一起，赋予域外行旅这一实体体验以独特的现代性品格。与先前狭小封闭的家庭生活相比，她现在过的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像刚刚出生一样自由”[9]189。事实上，罗克珊娜对生存之地的选择表现出“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22]63的组织理性。在她看来，自由意味着在独立的生存空间内摆脱外在环境强加的诸多限制而径自行动。更重要的是，自由不仅可以创造财富，而且作为无形资产本身不可抵押。这一先锋立场在她与商界知己罗伯特·克莱顿的辩论中初露锋芒。克莱顿力劝罗克珊娜与伦敦富商携手，双方资产的强强联合不但会让她的私人存款节节攀升，而且将让她过上王后一般的优裕生活，而当事人罗克珊娜却对此不屑一顾，她以不容挑战的严厉口吻痛斥“男人们没有理由来独占全体人的自由，让女人屈从于他们订立的婚姻条约”，并再三重申要“保持财产（Property）的独立性”[9]190。此番宏论可谓振聋发聩，印证了罗克珊娜精明的决断力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克莱顿在钦佩之余称赞她“很会理财”[9]190。 实际上，二人的自由之辩是18世纪英国大众政治在文学场内的激烈回响。为使自身权益免受王室侵犯，由贵族和大乡绅组成的有产精英在议会和政府内部发起了如何限制上级权力的大讨论，这场舆论话语得到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变成一场支持普通公民权利的意识形态运动。政治评论家们认为，公民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个人所享有的平等且与生俱来的自然法则。对商业、财富和自由推崇备至的笛福在《论神圣的权利》一书中将这些自然法则简要概括为“正当理性的律令”，他认为自保是自然理性的第一要务，主张必须借助财产这一物质基础才能实现自保，而财产源于个人独立自主的生命、身体和自由[23]113。上述三位一体的财产观赢得了罗克珊娜的由衷激赏，并化作指导她具体生存实践的思想指南。作为在社会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和沉默者，她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自由的身体兑换成财富，以维持体面的生活。那么，应该如何有效地利用身体优势猎取生存资本呢？这就涉及罗克珊娜重构生存空间的第二重身份。
除了以资本主义冒险家的主体身份对空间进行规划，罗克珊娜同时也以观看对象，即情妇的客体身份重新绘制着生命地图。罗克珊娜对自己的秀美姿色引以为傲，她毫不隐晦地坦言，“我对自己的美貌是如此自负，除非是国王本人，谁我也不放在眼里”[9]190191。每到一地，她总会处心积虑地将自己乔装改扮成有钱的贵妇形象。作为贴身环境和身份象征的服装对罗克珊娜的生存意义重大。经由服装修饰，罗克珊娜将自身塑造成了一道景观。正如她所期望的那样，服装这一无声传媒为自己赢得众多的求婚者，她开始“发现自我，开始理解他人，并和他们进入到某种有意义的联系中”[24]130。作为服饰话语逻辑的核心内容，对外表的操控和对形象的展示让罗克珊娜能够充分享用到各种社会资源以达到敛财目的，“实际上我是想成为人家的一个外室，过阔绰的生活”[9]188。频繁的易装实践使得空间始终处于被建构的动态过程中，空间不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从一种固定、稳定和内化的文化转变成了一种没有限制、没有中心的和流放的力量”[25]472。
与此同时，罗克珊娜的物质优位视角直接体现为独立不羁的性格特征和对他者戒备有加的冷静态度，这种极力淡化个人情感的交往理性鲜明地体现在她与女儿苏珊的情感纠葛中。当罗克珊娜风光无限地从欧陆返回伦敦之际，失散多年的女儿苏珊突然登门认亲。这个意外彻底搅乱了她与荷兰商人安度晚年的美好计划，并在她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如果我的孩子发现他们的母亲尽管很有钱，却是个妓女，一个常见的妓女，他们会怎样暗自嘀咕，相互又会说些什么呢？”[9]285286苏珊以不谙世事的固执少女的身份出场，她曾声泪俱下地向罗克珊娜的房东哭诉，母女团聚是其梦寐以求的心愿。与精明的母亲相比，苏珊锲而不舍的寻亲动机无疑是缺乏算计的，她的努力代表了弱势群体对社会正义的伦理诉求。而在罗克珊娜看来，对方几近疯狂的举动犹如复仇女神的审问和追捕，她敏锐地察觉到寻亲暗藏的危险和利害冲突：如果让“那小婊子”知晓底细，“要么求她保密，要么暴露无遗，彻底完蛋”[9]304。在骨肉亲情和个人利益的强力撕扯中，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母女感情被赤裸裸的自私和贪欲顷刻斩断。罗克珊娜的行动越来越因漠视财富之外的生命价值而表现出非人格化的趋势。无论是惊世骇俗的不婚誓言，还是对亲生子女的冷酷无情，都暴露出自由主义财富观隐含的伦理陷阱：它纵容利己主义的肆意横行，将构成个体本真存在的情感关系和价值因素极端工具化。相形之下，身为清教徒的罗克珊娜并没有像她的文学姊妹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那样在回顾一生的罪恶勾当时幡然悔悟，最终洗心革面，而是在物质享乐的迷雾中渐渐迷失了自己的道德良知，正如她在回忆中坦承，“我敢说没有哪个女人像我一样生活的，二十六年中充满了罪恶，没有丝毫良心的责备，没有半点悔改之意”[9]208。
由此不难理解，旅行中的空间重构也隐匿着不容忽视的心理恐惑。长期的漂泊生涯使罗克珊娜难以感受到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呵护。虽然有钱有势，但这些“幸运”却没有给她带来想象中的甜美和欢乐，灵魂深处的虚空和孤独感如影随形，罗克珊娜像被抛入地狱边缘的幽灵一样常常惊恐万端，“总觉得随时都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9]285。不仅如此，过度的理性思维将罗克珊娜内心的人文關怀彻底清空，她不再相信超越功利之上的爱情和亲情，而是以明朗的簿籍思维核算人际交往中的经济收益，得意地炫耀车马辉煌的奢靡生活，她毅然抛弃了18世纪英国社会规约的性别规范，这种异类的生活姿态势必带来身份危机与空间疏离。
三、叙事空间中的生命隐喻
上述分析聚焦于空间在小说情节层面的意义生成，如果忽视空间在叙事技巧方面的形式作用及其与小说主题的紧密扣合，那么对小说的任何阐释只能滑动和漂浮于文本表面而难以抵达空间政治的深层肌理。事实上，情节编排与叙事运动中的空间书写构成小说空间书写的一体两面。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故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从理论上说，空间对于人物所完成的每一个行动都必不可少。空间的连接作用体现为故事序列按空间关系或空间位置组合。空间连接是对小说叙事结构的一种探索”[26]107。总体上看，小说《罗克珊娜》的起承转合几乎完全依赖于空间的交叉和并置。笛福对空间形式的偏爱一方面源于骑士文学、流浪汉小说等文体的丰厚滋养。另一方面，对空间形式的偏爱也是笛福为了创新和完善小说叙事艺术所作出的有益尝试，彰显了他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先锋的实验精神。瓦特认为，笛福笔下的虚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人物的独特个性，人物的生命体验由异质杂陈的时空体验构成，“这些时刻被零散地排列到一起，构成了一幅使人信服的传记式的全景图”[1]19。具体而言，《罗克珊娜》中的叙事空间由分形叙事和圆形叙事两种模式交替构成。
首先是分形叙事。所谓分形叙事，是指事件与事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不过这些事件并不形成一个接一个的线性序列，而是在某个关节点上叙事的线条会产生分岔，而且在分岔后的叙事线上还可能发生持续的分岔现象”[13]215234。小说中，酿酒商忘恩出走是导致罗克珊娜卖身求生的直接诱因，两个事件存在明显的因果关联。而罗克珊娜的卖身选择又促使她游走于巴黎、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鹿特丹等欧陆城市，从而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生发出各种节段化和同质化的恋爱情节。可见，卖身“这一个‘过去’的事件很可能会导致多个‘现在’，而这种一因多果的关系在结构上其实就是一种‘分形’关系”[13]231。这种叙事策略一方面依靠罗克珊娜的运动路线将无数事件连缀起来，叙事分岔充分展现了世界的差异性、人性的复杂性和经历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空间性的节段化叙事手法也有利于制造悬念，使读者始终对故事进展保持强烈的好奇心，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如果说故事未来的具体走向“往往决定于某个分岔点上主人公所做出的选择”[13]243，那么，多元并进的故事线条汇聚到罗克珊娜与丈夫意外相逢的关键节点时又获得了向前推进的叙事驱动力。罗克珊娜和凡尔赛亲王在巴黎游玩时偶遇酿酒商，在了解到丈夫还像从前那样不务正业时，她不但彻底打消了重组家庭的念想，而且坚定了与之分道扬镳的决心，“要是哪个有财产的女人愿意放弃财产，让自己成为男人的奴隶，那么这个女人准是个傻瓜”[9]164。罗克珊娜以更加昂扬的叛逆姿态在卖身之路上渐行渐远。 其次是圆形叙事。圆形叙事会让读者产生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空间意识，小说的地理场景在结构层面重复出现，这与小说的时间逻辑达成了某种默契，“叙事者是站在过去某个不明确的现在，讲述多年之后的一个将来，然后又从这将来回顾那些显得有些遥远的过去”[13]158。《罗克珊娜》中的圆形叙事紧贴主人公的行旅轨迹和回忆方式，呈现出欧陆—伦敦—欧陆—伦敦的圆形回路格局。具言之，小说叙事以罗克珊娜的出生地法国普瓦图省为原始坐标展开空间位移。为躲避宗教迫害离开，主人公经过旅途颠沛，定居英国伦敦。紧接着，小说记录了她在伦敦的成长经历，重点呈现了婚变这一中心事件。为了找寻理想的生活家园，身受重创的罗克珊娜毅然离开伦敦，开启了广阔的欧陆之旅，而这又催化出小说的主脉——卖身求生以及现代欲望主体的诞生。在结束欧陆之旅返回伦敦之际，罗克珊娜不得不面对女儿苏珊的重重追查与质询，伦敦再次成为令人不安的梦魇之地。这种环环相扣的圆形叙事与小说所要表达的生存经验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通路。无论身在何处，家总是难以到达。小说似乎意在表明，处处为家实际上走向了一种处处非家的空间悖论，因为生命个体只有牢固地扎根于特定的地方才能构筑稳固的家园感，“扎根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展开的生长，不仅与空间有关，生根于此，而且与时间有关”[27]288。以圆形叙事为表征的个性行旅经验凸显了罗克珊娜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無论是分形叙事还是圆形叙事，都使《罗克珊娜》的文本空间呈现图像化的特质。这一叙事手段在主要情节之外分岔出相关的小故事，形成次要情节。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如同树干与蔓生的枝叶彼此关联，使文本枝繁叶茂，这种马赛克式的空间拓扑和增生形式与小说所着力表现的迷失的寻根之旅这一主题之间形成亲密的互文关系。
四、结语
诚如有学者所言，虚构世界中的地理空间并非“无生命的容器”，而是一种“富有能动作用的力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并且塑造着作品的形态”[28]140。空间书写在小说《罗克珊娜》中呈现出层层升级的诗学态势：家居空间不仅是规训女性身体的具体场域，而且也是罗克珊娜重绘生命图式的空间原点；旅行空间见证了罗克珊娜对父权空间话语体系的颠覆，流动的空间图景潜伏着她的个体身份物化与迷失的危险；叙事空间中的分形模式和圆形模式既是笛福探索小说创作技巧的重要一环，也隐喻了生命中的偶然性和未知性。英国著名评论家利维斯（Leavis）极具创见地指出，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肩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29]34。以此作为评判标准，笛福无疑是英国小说家中的伟大先驱。作者将《罗克珊娜》引入广阔的时空，依靠独特的观察力和表达力对底层女性的生命体验进行了精确细致的描摹，从而使他的文学想象具有了终极关怀的人文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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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oriented Rootseeking Journey
——On the Spatial Politics in Roxana
CHEN Xu1，2
（1.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8；2.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In Roxana， the spatial writing presents a threedimensional poetic escalation： the domestic space is not only a concrete area for disciplining the female body， but a spatial departure point for Roxana to map out her life； the mobile space witnesses Roxana's deconstruction of the patriarchal spatial discourse while the mobile spatial landscape indicates the reification and loss of her identity； the fractural mode and circular mode in the narrative space not just reflects Defoe's innovative experiment with the novel writing， but serves as a metaphor of contingenc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individual life. With his rich literary imagination， Defoe transforms Roxana's living space into a mor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illustrate the anxiet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lower class women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the capitalism.
Keywords：Roxana； place； space； identity
[关键词]《罗克珊娜》；地方；空间；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空间书写在丹尼尔·笛福文学创作视野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无论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荒岛时空与个体认知，抑或是《辛格顿船长》中的海洋叙事与民族认同，笛福笔下的空间书写可以概括为一个由各种地点、场所和风景等意象组成的符号系统，它容纳了性别、记忆、身份、民族等各种意识形态要素，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意蕴。著名英国文史学家伊恩·瓦特富有洞见地指出，笛福以英国小说之父的稳健笔法将作品置于广阔的“空间语境”，使人物“完全与他们的环境联系在一起”[1] 2021。的确，笛福将笔墨与思考转向当下现实中的人与事，极大地提升并拓展了英语小说这一新兴文类的审美表达层次，展现出小说介入社会现实的担当和气魄。作者尤其关注底层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的生存状态，对理想生存空间的寻觅是他的文学儿女们共同的情感基因。笛福创作的最后一部自传体小说《罗克珊娜》便是这样一部极具空间特性，以主人公罗克珊娜的身份危机和现实抗争为主线，关注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底层女性生存问题的经典之作。
这部集游记与回忆录为一体的作品分三部分讲述了罗克珊娜的坎坷人生：第一部分聚焦主人公的宗教移民背景以及在伦敦的不幸婚姻；第二部分是小说的主体，讲述罗克珊娜漫游欧陆国家，为了生存不惜委身于王公贵胄，变身“幸运情妇”的传奇经历； 第三部分则记录了罗克珊娜与女儿苏珊之间欲迎还拒的恩怨纠葛，故事以苏珊的离奇遇害收尾。细读小说便不难发现，罗克珊娜人生经历与地理空间紧密依附，其生命体验表现出持久的多样性。对此国内外学界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评论家诺瓦克（Novak）认为，罗克珊娜通过“漫游广袤的空间”体验生命的本质[2] 21；以笛福传记作者巴克谢德（Backscheider）为代表的学者也持相似立场，认为小说的情节进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宏大的时间和空间意象”[3] 165；不仅如此，叙事场景的频繁转换也需要读者发挥丰富的空间想象力[4] 52。国内学界也对此予以关注，认为笛福揭示了罗克珊娜的空间迁徙与父权文化传统之间的激烈抗争[5] 98，而主人公“僭越的身体”表征了现代女性生存体验中的悖论逻辑[6] 27。
以上关于《罗克珊娜》空间问题的种种评论极富启示性。然而遗憾的是，学界仍拘泥于对空间现象的宏观描述，有的评论甚至是蜻蜓点水，现有研究尚未对渗透于情节设置与叙事手法之间的空间政治进行系统探讨，更没有对空间涉及的小说意义予以正面观照。比如，罗克珊娜的家宅兼具安居乐业与流离失所两种迥然不同的空间面相，这与人物的身份认同有何隐秘关联？遭遇婚姻悲剧的罗克珊娜抛弃子女，浪迹四方，她能否在跨界行旅中找到理想的自由家园？另外，以空间为绞合点的叙事肌理与小说主题阐发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契合？要回答上述问题，读者有必要进入小说文本，探照空间书写、个体身份和叙事美学之间的美学张力，进而明确小说背后所传达的资本主义上升期底层女性的生存焦虑。
一、 家居空间内的性别政治
罗斯莫利·乔治在《家园政治》一书中指出，家是一个生命个体可以扎根的稳定场域，它不但具有接纳和排除的功能，而且是“主体性的一个意识形态界定物”，因此，“对家的定位”便成为小说的“关键任务之一”[7] 23。对于罗克珊娜而言，拥有一个安定和谐的家园始终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为了捍卫宗教信仰自由，她与家人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来定居英国伦敦。在伦敦这个充满活力的都市空间内，罗克珊娜体验到了久违的存在感和获得感。如果说“人是空间的原点，人在空间所处的位置构成空间的身位性或者在场性”[8]66，那么，罗克珊娜的生活经历则激活了伦敦潜在的社会意蕴。在客观的物理空间、主观的心理空间以及交往的社会空间的合力塑造下，罗克珊娜的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她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英语，而且很快建立了社交圈，“我就这样走向了生活。我有任何一个青年女子所渴求的种种讨人喜欢的优越条件”[9]3。
十五岁时，罗克珊娜由父亲做主，与伦敦城内一位家境殷实的酿酒商缔结婚约。罗克珊娜的婚配模式反映了18世纪上半葉英国社会所经历的结构转换和观念转变。经济个人主义的兴起使财富一跃成为改变个人既定命运的物质杠杆。尤其在婚姻市场，功利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男女双方通过组建家庭结成经济共同体，以确保对私有财产的稳固占有，这种物质优位思维孕育了近代中产阶级的婚姻道德观。不仅如此，建立在婚姻之上的家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它提供了个人的基本需求，是人的本来归宿。而对整个社会来说，家庭又是人的再生产、人的社会化的基本单位，是对人的各种行为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10]1。需要指出的是，有利的婚姻不仅决定了女性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而且影响了她在社会、经济乃至地理方面的命运走向。对于罗克珊娜而言，家不仅是共享财产权利、日常生活互助以及相互寄托感情的现实载体，更是彰显女性社会角色和确立主体身份的最佳场所。“家负载有意义，因为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与我们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部分密切相关”[11]152。在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无形召唤下，罗克珊娜忠实履行着一个家庭主妇承担的主要职责。个体得到和拥有适合他们存在的空间和处所，其适合的程度越高，其所处的空间和位置就越优越，就越有利于他们的生存[12]87。罗克珊娜与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她眼中的伦敦变成“一个欢乐的大城市，挺合我的口味”，“在我自己看来，我的前途是一片幸福”[9]13。 如果说和谐的家园是形塑个体身份的粘合剂，那么家庭变故无疑会成为腐蚀心灵和扭曲人性的枷锁。罗克珊娜始料未及的是，酒厂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丈夫随后因躲债而远走高飞。有论者指出，文学创作可将人物性格与特定的空间意象结合起来，从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具体的、实体般的、风雨不蚀的记忆”，这构成叙事作品刻画人物形象的“空间表征法”[13]261262。笛福正是运用他最擅长的空间表征法将人物面临的生存危机逐一呈现：昔日甜蜜的生活气息被扫荡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凉衰败的景象，“我呆在家里，沉浸在无比的痛苦中，这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9]15。家不再是记忆中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而是异化为“非家和家的并存、不熟悉和熟悉的并存”[14]112，成为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那么，笛福为何赋予罗克珊娜的家宅以安居乐业与流离失所两种迥然不同的空间特质？细查之下，笛福是以罗克珊娜的空间焦虑为切入点，对女性的身份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如前所述，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产权关系。然而，男女双方在财产权方面并不平等，丈夫对妻子的个人财产拥有无可置疑的处置权，“借由婚姻，夫妻成为法律中的一人——而那人是丈夫”[15]164。父权社会的立法精神剥夺了女性在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主体性，使她们俯首帖耳地成为丈夫的附庸：
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以情感为借口，夺走一个女人认为是她自己的全部东西。她给搞得没有利益，没有目的，也没有观点，一切利益、目的和观点都是她丈夫的。她成了你们所说的那种消极动物，她将过一种懒懒散散的生活，全靠对她丈夫的信仰来过日子[9]165。
身为受害者的罗克珊娜一语道破婚姻对于当时女性的全部意义。事实上，罗克珊娜的切肤之痛并非个案。仔细解读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爱情观便不难发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中，丧失独立财产权的已婚女性难以像男性那样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个人主义者。婚姻如同牢笼，将女性的身心囚禁其中，自由屏蔽在外。生命的政治化现象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个体越是寻求对权力的解脱，越是能感觉到权力的牢不可破。面对无形暴力的侵凌，罗克珊娜痛定思痛：“女人完全可以自己管理和享受自己的财产……她只要这样保持着独身，那么她就自由自在了”[9]164在自由和财富的感召下，罗克珊娜凭借非同寻常的进取精神，开启了寻找理想家园的跨界之旅。
二、流动空间中的身份重塑
17至18世纪之交的英国在经历了立宪政体诞生，商业社会滥觞以及工业革命发端后大踏步地进入现代社会，个体的生存境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安東尼·吉登斯对这一历史进程做出分析后指出，现代社会是同过往历史的“时空断裂”[16] 4。毋庸置疑，现代性的内核涉及个人生命体验中的时空变换，以及如何看待自我和他者关系的问题。笛福本人敏锐感受并准确捕捉到了时代的主旋律，并将自己的现实思考充分融入文学创作中。在小说《罗克珊娜》中，作者富有深意地将主人公刻画成旅行者的精神形象，使之以永不疲倦的行者姿态漫游于欧陆国家。
作为旅行者，罗克珊娜僭越了权力所规定的空间界限和性别规范。事实上，父权文化以狭隘的性别意识形态对社会空间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切分，“流动性、自由性和开放性表征了一个男性化的世界，而稳定性、局限性和封闭性则用来定义女性化的空间”[17]127。 因此，身体的自由位移就成为罗克珊娜改写父权社会地图的一个政治策略，“流动性以及对流动性的操控反映并强化了权力关系”[18]150。与此同时，变动不居的空间形态成为罗克珊娜重新界定女性性别角色并与同父权话语展开协商的重要场域。换言之，以空间流变为内核的域外行旅不仅改变了罗克珊娜被象征秩序规训的身体境遇，而且寓示着“一个从现成的、既定的、由父权制创造的空间，向一个不确定的、完全陌生的、有待于自我构建的空间的转换”[19]26。细读文本可以看出，罗克珊娜的身上洋溢着笛福小说一贯颂扬的理性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她以观看者和观看对象的双重身份对空间进行的持续改造中。
约翰·伯格在论述观看策略与外在世界的交互关系时指出，“我们其实并不会观看某种特定事物，而是总在审视物与我们之间的关系”[20]89。伯格的理论视角为我们考察罗克珊娜在空间流动中的身份重塑提供了参照。那么，罗克珊娜究竟是以何种身份对空间进行凝视并对其实施改造的呢？
首先是以资本主义冒险家的身份对空间进行凝视和改造。在18世纪英国市场经济急剧扩张、政治宗教和道德思想相互激荡的历史语境下，“私欲被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商品经济所鼓励张扬，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的本性和世界秩序”[21]83。笛福以商人和作家的敏锐触角探知到了时代风气，并亲身见证了个人的物质欲望富含的巨大能动性及其可能创造的新世界，他所塑造的精神儿女不但自觉承担了作者的价值取向，而且在广阔的社会空间内施展才华，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他们体现的不是抽象的欲望，而是存在于特定时代的一整套行为方式、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准则”[21]84。
罗克珊娜通过空间位移将自身与周围世界联结在一起，赋予域外行旅这一实体体验以独特的现代性品格。与先前狭小封闭的家庭生活相比，她现在过的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像刚刚出生一样自由”[9]189。事实上，罗克珊娜对生存之地的选择表现出“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22]63的组织理性。在她看来，自由意味着在独立的生存空间内摆脱外在环境强加的诸多限制而径自行动。更重要的是，自由不仅可以创造财富，而且作为无形资产本身不可抵押。这一先锋立场在她与商界知己罗伯特·克莱顿的辩论中初露锋芒。克莱顿力劝罗克珊娜与伦敦富商携手，双方资产的强强联合不但会让她的私人存款节节攀升，而且将让她过上王后一般的优裕生活，而当事人罗克珊娜却对此不屑一顾，她以不容挑战的严厉口吻痛斥“男人们没有理由来独占全体人的自由，让女人屈从于他们订立的婚姻条约”，并再三重申要“保持财产（Property）的独立性”[9]190。此番宏论可谓振聋发聩，印证了罗克珊娜精明的决断力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克莱顿在钦佩之余称赞她“很会理财”[9]190。 实际上，二人的自由之辩是18世纪英国大众政治在文学场内的激烈回响。为使自身权益免受王室侵犯，由贵族和大乡绅组成的有产精英在议会和政府内部发起了如何限制上级权力的大讨论，这场舆论话语得到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变成一场支持普通公民权利的意识形态运动。政治评论家们认为，公民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个人所享有的平等且与生俱来的自然法则。对商业、财富和自由推崇备至的笛福在《论神圣的权利》一书中将这些自然法则简要概括为“正当理性的律令”，他认为自保是自然理性的第一要务，主张必须借助财产这一物质基础才能实现自保，而财产源于个人独立自主的生命、身体和自由[23]113。上述三位一体的财产观赢得了罗克珊娜的由衷激赏，并化作指导她具体生存实践的思想指南。作为在社会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和沉默者，她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自由的身体兑换成财富，以维持体面的生活。那么，应该如何有效地利用身体优势猎取生存资本呢？这就涉及罗克珊娜重构生存空间的第二重身份。
除了以资本主义冒险家的主体身份对空间进行规划，罗克珊娜同时也以观看对象，即情妇的客体身份重新绘制着生命地图。罗克珊娜对自己的秀美姿色引以为傲，她毫不隐晦地坦言，“我对自己的美貌是如此自负，除非是国王本人，谁我也不放在眼里”[9]190191。每到一地，她总会处心积虑地将自己乔装改扮成有钱的贵妇形象。作为贴身环境和身份象征的服装对罗克珊娜的生存意义重大。经由服装修饰，罗克珊娜将自身塑造成了一道景观。正如她所期望的那样，服装这一无声传媒为自己赢得众多的求婚者，她开始“发现自我，开始理解他人，并和他们进入到某种有意义的联系中”[24]130。作为服饰话语逻辑的核心内容，对外表的操控和对形象的展示让罗克珊娜能够充分享用到各种社会资源以达到敛财目的，“实际上我是想成为人家的一个外室，过阔绰的生活”[9]188。频繁的易装实践使得空间始终处于被建构的动态过程中，空间不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从一种固定、稳定和内化的文化转变成了一种没有限制、没有中心的和流放的力量”[25]472。
与此同时，罗克珊娜的物质优位视角直接体现为独立不羁的性格特征和对他者戒备有加的冷静态度，这种极力淡化个人情感的交往理性鲜明地体现在她与女儿苏珊的情感纠葛中。当罗克珊娜风光无限地从欧陆返回伦敦之际，失散多年的女儿苏珊突然登门认亲。这个意外彻底搅乱了她与荷兰商人安度晚年的美好计划，并在她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如果我的孩子发现他们的母亲尽管很有钱，却是个妓女，一个常见的妓女，他们会怎样暗自嘀咕，相互又会说些什么呢？”[9]285286苏珊以不谙世事的固执少女的身份出场，她曾声泪俱下地向罗克珊娜的房东哭诉，母女团聚是其梦寐以求的心愿。与精明的母亲相比，苏珊锲而不舍的寻亲动机无疑是缺乏算计的，她的努力代表了弱势群体对社会正义的伦理诉求。而在罗克珊娜看来，对方几近疯狂的举动犹如复仇女神的审问和追捕，她敏锐地察觉到寻亲暗藏的危险和利害冲突：如果让“那小婊子”知晓底细，“要么求她保密，要么暴露无遗，彻底完蛋”[9]304。在骨肉亲情和个人利益的强力撕扯中，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母女感情被赤裸裸的自私和贪欲顷刻斩断。罗克珊娜的行动越来越因漠视财富之外的生命价值而表现出非人格化的趋势。无论是惊世骇俗的不婚誓言，还是对亲生子女的冷酷无情，都暴露出自由主义财富观隐含的伦理陷阱：它纵容利己主义的肆意横行，将构成个体本真存在的情感关系和价值因素极端工具化。相形之下，身为清教徒的罗克珊娜并没有像她的文学姊妹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那样在回顾一生的罪恶勾当时幡然悔悟，最终洗心革面，而是在物质享乐的迷雾中渐渐迷失了自己的道德良知，正如她在回忆中坦承，“我敢说没有哪个女人像我一样生活的，二十六年中充满了罪恶，没有丝毫良心的责备，没有半点悔改之意”[9]208。
由此不难理解，旅行中的空间重构也隐匿着不容忽视的心理恐惑。长期的漂泊生涯使罗克珊娜难以感受到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呵护。虽然有钱有势，但这些“幸运”却没有给她带来想象中的甜美和欢乐，灵魂深处的虚空和孤独感如影随形，罗克珊娜像被抛入地狱边缘的幽灵一样常常惊恐万端，“总觉得随时都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9]285。不仅如此，过度的理性思维将罗克珊娜内心的人文關怀彻底清空，她不再相信超越功利之上的爱情和亲情，而是以明朗的簿籍思维核算人际交往中的经济收益，得意地炫耀车马辉煌的奢靡生活，她毅然抛弃了18世纪英国社会规约的性别规范，这种异类的生活姿态势必带来身份危机与空间疏离。
三、叙事空间中的生命隐喻
上述分析聚焦于空间在小说情节层面的意义生成，如果忽视空间在叙事技巧方面的形式作用及其与小说主题的紧密扣合，那么对小说的任何阐释只能滑动和漂浮于文本表面而难以抵达空间政治的深层肌理。事实上，情节编排与叙事运动中的空间书写构成小说空间书写的一体两面。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故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从理论上说，空间对于人物所完成的每一个行动都必不可少。空间的连接作用体现为故事序列按空间关系或空间位置组合。空间连接是对小说叙事结构的一种探索”[26]107。总体上看，小说《罗克珊娜》的起承转合几乎完全依赖于空间的交叉和并置。笛福对空间形式的偏爱一方面源于骑士文学、流浪汉小说等文体的丰厚滋养。另一方面，对空间形式的偏爱也是笛福为了创新和完善小说叙事艺术所作出的有益尝试，彰显了他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先锋的实验精神。瓦特认为，笛福笔下的虚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人物的独特个性，人物的生命体验由异质杂陈的时空体验构成，“这些时刻被零散地排列到一起，构成了一幅使人信服的传记式的全景图”[1]19。具体而言，《罗克珊娜》中的叙事空间由分形叙事和圆形叙事两种模式交替构成。
首先是分形叙事。所谓分形叙事，是指事件与事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不过这些事件并不形成一个接一个的线性序列，而是在某个关节点上叙事的线条会产生分岔，而且在分岔后的叙事线上还可能发生持续的分岔现象”[13]215234。小说中，酿酒商忘恩出走是导致罗克珊娜卖身求生的直接诱因，两个事件存在明显的因果关联。而罗克珊娜的卖身选择又促使她游走于巴黎、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鹿特丹等欧陆城市，从而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生发出各种节段化和同质化的恋爱情节。可见，卖身“这一个‘过去’的事件很可能会导致多个‘现在’，而这种一因多果的关系在结构上其实就是一种‘分形’关系”[13]231。这种叙事策略一方面依靠罗克珊娜的运动路线将无数事件连缀起来，叙事分岔充分展现了世界的差异性、人性的复杂性和经历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空间性的节段化叙事手法也有利于制造悬念，使读者始终对故事进展保持强烈的好奇心，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如果说故事未来的具体走向“往往决定于某个分岔点上主人公所做出的选择”[13]243，那么，多元并进的故事线条汇聚到罗克珊娜与丈夫意外相逢的关键节点时又获得了向前推进的叙事驱动力。罗克珊娜和凡尔赛亲王在巴黎游玩时偶遇酿酒商，在了解到丈夫还像从前那样不务正业时，她不但彻底打消了重组家庭的念想，而且坚定了与之分道扬镳的决心，“要是哪个有财产的女人愿意放弃财产，让自己成为男人的奴隶，那么这个女人准是个傻瓜”[9]164。罗克珊娜以更加昂扬的叛逆姿态在卖身之路上渐行渐远。 其次是圆形叙事。圆形叙事会让读者产生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空间意识，小说的地理场景在结构层面重复出现，这与小说的时间逻辑达成了某种默契，“叙事者是站在过去某个不明确的现在，讲述多年之后的一个将来，然后又从这将来回顾那些显得有些遥远的过去”[13]158。《罗克珊娜》中的圆形叙事紧贴主人公的行旅轨迹和回忆方式，呈现出欧陆—伦敦—欧陆—伦敦的圆形回路格局。具言之，小说叙事以罗克珊娜的出生地法国普瓦图省为原始坐标展开空间位移。为躲避宗教迫害离开，主人公经过旅途颠沛，定居英国伦敦。紧接着，小说记录了她在伦敦的成长经历，重点呈现了婚变这一中心事件。为了找寻理想的生活家园，身受重创的罗克珊娜毅然离开伦敦，开启了广阔的欧陆之旅，而这又催化出小说的主脉——卖身求生以及现代欲望主体的诞生。在结束欧陆之旅返回伦敦之际，罗克珊娜不得不面对女儿苏珊的重重追查与质询，伦敦再次成为令人不安的梦魇之地。这种环环相扣的圆形叙事与小说所要表达的生存经验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通路。无论身在何处，家总是难以到达。小说似乎意在表明，处处为家实际上走向了一种处处非家的空间悖论，因为生命个体只有牢固地扎根于特定的地方才能构筑稳固的家园感，“扎根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展开的生长，不仅与空间有关，生根于此，而且与时间有关”[27]288。以圆形叙事为表征的个性行旅经验凸显了罗克珊娜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無论是分形叙事还是圆形叙事，都使《罗克珊娜》的文本空间呈现图像化的特质。这一叙事手段在主要情节之外分岔出相关的小故事，形成次要情节。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如同树干与蔓生的枝叶彼此关联，使文本枝繁叶茂，这种马赛克式的空间拓扑和增生形式与小说所着力表现的迷失的寻根之旅这一主题之间形成亲密的互文关系。
四、结语
诚如有学者所言，虚构世界中的地理空间并非“无生命的容器”，而是一种“富有能动作用的力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并且塑造着作品的形态”[28]140。空间书写在小说《罗克珊娜》中呈现出层层升级的诗学态势：家居空间不仅是规训女性身体的具体场域，而且也是罗克珊娜重绘生命图式的空间原点；旅行空间见证了罗克珊娜对父权空间话语体系的颠覆，流动的空间图景潜伏着她的个体身份物化与迷失的危险；叙事空间中的分形模式和圆形模式既是笛福探索小说创作技巧的重要一环，也隐喻了生命中的偶然性和未知性。英国著名评论家利维斯（Leavis）极具创见地指出，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肩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29]34。以此作为评判标准，笛福无疑是英国小说家中的伟大先驱。作者将《罗克珊娜》引入广阔的时空，依靠独特的观察力和表达力对底层女性的生命体验进行了精确细致的描摹，从而使他的文学想象具有了终极关怀的人文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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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oriented Rootseeking Journey
——On the Spatial Politics in Roxana
CHEN Xu1，2
（1.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8；2.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In Roxana， the spatial writing presents a threedimensional poetic escalation： the domestic space is not only a concrete area for disciplining the female body， but a spatial departure point for Roxana to map out her life； the mobile space witnesses Roxana's deconstruction of the patriarchal spatial discourse while the mobile spatial landscape indicates the reification and loss of her identity； the fractural mode and circular mode in the narrative space not just reflects Defoe's innovative experiment with the novel writing， but serves as a metaphor of contingenc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individual life. With his rich literary imagination， Defoe transforms Roxana's living space into a mor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illustrate the anxiet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lower class women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the capitalism.
Keywords：Roxana； place； space；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