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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上午，当《投资与合作》记者风尘仆仆赶到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会见法学院副教授姚海放时，他正在自己小办公室一片宁静灯光里，在一摞厚厚的《公司法》书籍旁，等待几个学生来提交毕业论文。尽管天生的沉稳和斯文，掩盖了几分过人的思辨锋芒，但他眼睛深处闪烁的睿智，以及谈吐间良好的学养，还是给记者留下了极深印象。
“公”与“私”的悖论
《投资与合作》：《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终于出台生效。尽管业内对它毁誉不一，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对“私募融资”进行了有效规定，您如何评价目前私募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
姚海放：私募本来就是用市场化的方法去融资。私募与公募最大区别在于私募有一定的隐蔽性。证券法规定的公募，因为涉及公众利益，法律会对其进行监管，需要有审批、募集基金的用途等信息披露程序，只要公开的信息规范、真实、没有欺诈，法律对此会伸出保护协调的援手。
私募的好处在于，完全根据市场方法进行融资，通过私人关系募集资金，方式自由灵活。这也意味着，私募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或者操作流程，只能是凭借自己的分析、研究，判断风险大小。合作双方的利益保障完全依靠彼此签订的投资协议，没有监管，只要不投到法律禁止的行业中，都可以放手去做。
现在私募资金量庞大，游离于各种创投企业里，在法律和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会有很多违规操作，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变相借贷，或是有非法集资的嫌疑。
所以，公与私的悖论由此而生。从私募本质上讲，一方面是私人之间很灵活的、相对比较封闭的这样一种合同关系，如表面上理由充足，法律没有必要去管；另一方面，私募这种特性，很容易引爆潜在的金融、社会隐患地雷。所以，法律不能坐视不管。但如何监管？必须先从识别“李逵、李鬼”开始。
“股权”与“债权”的不同
《投资与合作》：私募一半是天使，它给融资困难的民营小微企业带来新生的希望；一半是魔鬼，它让投机者钻了法律空子，对金融体系、社会稳定造成破坏。然而法律是继续听之任之、保护不完善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还是拿出勇气切除毒瘤？
姚海放：私募最大问题在于走两个极端：一端是找别人借钱，容易陷进非法集资里，另一端是，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如果把钱再借给别人，那就变成了变相贷款，同样违反法律规定。
目前中国借贷业务只能由银行或金融机构来操作，私募基金介入其中就算违规，比如说私募基金的借贷合同可视为无效。
尽管私募不可以开展借贷业务，但私募基金的很多项目，可以通过股权来投资。股权与债权，有天壤之别，一步之差，就会踩到法律红线。当资金作为股权投入到私募基金，之后获取投资回报，投资者在收益好时可以获取固定回报率，在亏损时一同分担风险，这是法律所允许的。但如果投资者把钱借给私募公司，通过固定利息获取回报，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可见，股权与债权在法律上是截然不同的个体，作为私募募资，不能用债权的方式签订借贷合同。规范操作是，投资者出资持有公司股权，或成为合伙人，之后再投出去。
中国人民银行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不允许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股东合作经济组织、中小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其他基金会擅自发放贷款，企业之间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都要受到处罚，在刑事法规上也有非法设立基金机构、从事基金业务的处罚条例。
尽管现有法律还不健全和完善，但态度鲜明：无论赚钱与否，如果考虑到风险问题，就必须规范操作，只能按照股权投资方式募资，而不是吸收存款。
“非法集资”陷阱
《投资与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非法集资”几乎为二十年来的现代金融，留下了一道重重的伤痕。长城公司的沈太福、新兴公司的邓斌、大午集团的孙大午、本色集团的吴英，无不因此身陷囹圄。现在，一些私募公司依然私下里效仿吴英们的做法，他们为什么会铤而走险？
姚海放：目前私募募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债权式，类似于银行筹集资金，替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里面，通过吃利息赚钱，风险较小。但这种方式要经过银监会或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许可。
第二种是通过股权筹集。假如3个人成立一个公司，每人投100万，这个公司就由3人合伙的小股东组成，只要经过工商局登记、且出资真实，就算合法，不需任何审批程序。目前法律允许的私募，只能选择第二种形式，即股权投资形式。它的限制条件是，私下募集人数不超过200人、不能公开打广告。
但这无疑增加了募资难度。除非认识较多有钱人，但可能很多人并没有这种条件，那只能打擦边球，去找更多投资方，一旦超过200人，你就成变相公募了。还有，当很多普通投资者不愿意承担风险，于是你向他们许诺一个连本带息的固定回报，或通过一些诱导性陈述、虚假陈述、夸张陈述暗示会给投资者一个很好回报，以吸引他们投钱。这明显属于非法集资，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业务。
投资合同的启示
《投资与合作》：在私募股权投资过程中，投资人和被投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姚海放：目前，证券法适用范围有股票、公司债券、基本证券交易活动，其他证券衍生产品则是由国务院依照本法原则去认定，但实际上是没有认定的。而整个证券法证券概念范围很小。对于投资风险，是没有人监管的，因为投资人没有超过200人，证监会也管不着。
例如亿霖木业，作为投资者的老百姓，每投1万块钱，就签一份标准合同，不用考虑经营过程，他们只需要坐收事先许诺的回报。这种情况下它不是证券，证监会就不会监管，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投资合同关系。
美国有一个Howve（豪维）公司的案件，它类似于中国的非法集资。一家地方性的公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投资者掏1万美元就可以买一片果园，投资者和募资方签订了合同，不用参与经营，等果子成熟后榨成果汁销售后，就可以获取1万美元的本金加200美元利息。他们签的就是投资合同，管理经营和利益分配构成了双方的投资关系。
这种概念中国还没有出现，它说明的问题是，投资者投资后，是通过对方的努力来获益，基于他的资金投入，他需要寻求法律保护，防止实际操作项目的人对他欺诈。对此，美国法的一个原则是，募资方需要通过信息披露，公示给投资者，以此完成监督和约束。
在美国，投资合同被认为是证券的一种类型，被证券监管部门监管，要求公司有年报、财务报，定期披露经营状况、收入和支出。但披露到什么程度还需斟酌。因为私募一定是灵活的，如果频繁地接受审批，募资人会感觉无法控制局面。所以，私募方一定要坚定维持经营的灵活性，但在经营过程中，需要一个对他进行监管的平台。
管理私募最大的理由是，防止扰乱金融秩序，维持社会稳定。现在私募规模庞大，隐蔽性强，操作不规范，任何部门对其监管，都要重新树立一套规则，之后才能整顿。如果没有一个强硬的部门执行，法律只会沦为一纸空文。现在的私募领域，如果要重换新貌，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管部门，才能打破陈规建立新秩序。
“公”与“私”的悖论
《投资与合作》：《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终于出台生效。尽管业内对它毁誉不一，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对“私募融资”进行了有效规定，您如何评价目前私募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
姚海放：私募本来就是用市场化的方法去融资。私募与公募最大区别在于私募有一定的隐蔽性。证券法规定的公募，因为涉及公众利益，法律会对其进行监管，需要有审批、募集基金的用途等信息披露程序，只要公开的信息规范、真实、没有欺诈，法律对此会伸出保护协调的援手。
私募的好处在于，完全根据市场方法进行融资，通过私人关系募集资金，方式自由灵活。这也意味着，私募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或者操作流程，只能是凭借自己的分析、研究，判断风险大小。合作双方的利益保障完全依靠彼此签订的投资协议，没有监管，只要不投到法律禁止的行业中，都可以放手去做。
现在私募资金量庞大，游离于各种创投企业里，在法律和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会有很多违规操作，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变相借贷，或是有非法集资的嫌疑。
所以，公与私的悖论由此而生。从私募本质上讲，一方面是私人之间很灵活的、相对比较封闭的这样一种合同关系，如表面上理由充足，法律没有必要去管；另一方面，私募这种特性，很容易引爆潜在的金融、社会隐患地雷。所以，法律不能坐视不管。但如何监管？必须先从识别“李逵、李鬼”开始。
“股权”与“债权”的不同
《投资与合作》：私募一半是天使，它给融资困难的民营小微企业带来新生的希望；一半是魔鬼，它让投机者钻了法律空子，对金融体系、社会稳定造成破坏。然而法律是继续听之任之、保护不完善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还是拿出勇气切除毒瘤？
姚海放：私募最大问题在于走两个极端：一端是找别人借钱，容易陷进非法集资里，另一端是，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如果把钱再借给别人，那就变成了变相贷款，同样违反法律规定。
目前中国借贷业务只能由银行或金融机构来操作，私募基金介入其中就算违规，比如说私募基金的借贷合同可视为无效。
尽管私募不可以开展借贷业务，但私募基金的很多项目，可以通过股权来投资。股权与债权，有天壤之别，一步之差，就会踩到法律红线。当资金作为股权投入到私募基金，之后获取投资回报，投资者在收益好时可以获取固定回报率，在亏损时一同分担风险，这是法律所允许的。但如果投资者把钱借给私募公司，通过固定利息获取回报，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可见，股权与债权在法律上是截然不同的个体，作为私募募资，不能用债权的方式签订借贷合同。规范操作是，投资者出资持有公司股权，或成为合伙人，之后再投出去。
中国人民银行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不允许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股东合作经济组织、中小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其他基金会擅自发放贷款，企业之间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都要受到处罚，在刑事法规上也有非法设立基金机构、从事基金业务的处罚条例。
尽管现有法律还不健全和完善，但态度鲜明：无论赚钱与否，如果考虑到风险问题，就必须规范操作，只能按照股权投资方式募资，而不是吸收存款。
“非法集资”陷阱
《投资与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非法集资”几乎为二十年来的现代金融，留下了一道重重的伤痕。长城公司的沈太福、新兴公司的邓斌、大午集团的孙大午、本色集团的吴英，无不因此身陷囹圄。现在，一些私募公司依然私下里效仿吴英们的做法，他们为什么会铤而走险？
姚海放：目前私募募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债权式，类似于银行筹集资金，替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里面，通过吃利息赚钱，风险较小。但这种方式要经过银监会或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许可。
第二种是通过股权筹集。假如3个人成立一个公司，每人投100万，这个公司就由3人合伙的小股东组成，只要经过工商局登记、且出资真实，就算合法，不需任何审批程序。目前法律允许的私募，只能选择第二种形式，即股权投资形式。它的限制条件是，私下募集人数不超过200人、不能公开打广告。
但这无疑增加了募资难度。除非认识较多有钱人，但可能很多人并没有这种条件，那只能打擦边球，去找更多投资方，一旦超过200人，你就成变相公募了。还有，当很多普通投资者不愿意承担风险，于是你向他们许诺一个连本带息的固定回报，或通过一些诱导性陈述、虚假陈述、夸张陈述暗示会给投资者一个很好回报，以吸引他们投钱。这明显属于非法集资，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业务。
投资合同的启示
《投资与合作》：在私募股权投资过程中，投资人和被投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姚海放：目前，证券法适用范围有股票、公司债券、基本证券交易活动，其他证券衍生产品则是由国务院依照本法原则去认定，但实际上是没有认定的。而整个证券法证券概念范围很小。对于投资风险，是没有人监管的，因为投资人没有超过200人，证监会也管不着。
例如亿霖木业，作为投资者的老百姓，每投1万块钱，就签一份标准合同，不用考虑经营过程，他们只需要坐收事先许诺的回报。这种情况下它不是证券，证监会就不会监管，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投资合同关系。
美国有一个Howve（豪维）公司的案件，它类似于中国的非法集资。一家地方性的公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投资者掏1万美元就可以买一片果园，投资者和募资方签订了合同，不用参与经营，等果子成熟后榨成果汁销售后，就可以获取1万美元的本金加200美元利息。他们签的就是投资合同，管理经营和利益分配构成了双方的投资关系。
这种概念中国还没有出现，它说明的问题是，投资者投资后，是通过对方的努力来获益，基于他的资金投入，他需要寻求法律保护，防止实际操作项目的人对他欺诈。对此，美国法的一个原则是，募资方需要通过信息披露，公示给投资者，以此完成监督和约束。
在美国，投资合同被认为是证券的一种类型，被证券监管部门监管，要求公司有年报、财务报，定期披露经营状况、收入和支出。但披露到什么程度还需斟酌。因为私募一定是灵活的，如果频繁地接受审批，募资人会感觉无法控制局面。所以，私募方一定要坚定维持经营的灵活性，但在经营过程中，需要一个对他进行监管的平台。
管理私募最大的理由是，防止扰乱金融秩序，维持社会稳定。现在私募规模庞大，隐蔽性强，操作不规范，任何部门对其监管，都要重新树立一套规则，之后才能整顿。如果没有一个强硬的部门执行，法律只会沦为一纸空文。现在的私募领域，如果要重换新貌，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管部门，才能打破陈规建立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