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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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青年亚文化属于边缘文化,是一种颠覆和反叛的文化。是青年及青少年解决他们所共同面临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而采取的方案, 它表现在诸如想象方式、行为方式、话语方式等多个方面, 以显著区别于主流文化的风格和样式来表现的。青年亚文化能够诠释青年及青少年成长时期的社会心理价值倾向、审美趣味、行为方式和生活习俗,解读各个时期成长小说中所体现出的青少年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和行为方式。青年亚文化与成长小说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姻亲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犹如镜与影的关系。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 成长小说; 抵抗仪式; 拼贴与戏仿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8)05-0049-04
  青年文化是指青年包括青少年(介于14岁至30岁年龄阶段)在创造性实践之中体现出的生活方式和独特个性,表现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亚文化是边缘文化,相对于主要文化的次要文化。青年亚文化是一种颠覆、反叛和边缘的文化,是青年企图解决他们所共同面临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而采取的方案, 它表现在诸如想象方式、 行为方式、话语方式等多个方面,以显著区别于主流文化的风格和样式表现出来的。[1]
  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首先使用青年亚文化这一概念来解释美国青年的意识和行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主要研究英国工人阶级中的青年亚文化。如今青年亚文化能够诠释青年及青少年成长时期的社会心理价值倾向、审美趣味、行为方式和生活习俗,解读各个时期成长小说中所体现出的青年及青少年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和行为方式等。
  “成长小说”大多都围繞青少年自我意识觉醒,身心成长发展阶段,描写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经历某个特别的事件(往往是不幸的事件)或特殊遭遇后,对人生、社会和自我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最后脱胎换骨,成熟起来,完成了青少年走向成年的社会化进程。[2]
  成长小说着力表现青少年主人公与父辈的叛逆、与社会的冲突及与自我的否定与再认同后得以顿悟,而最终消解与主流文化的矛盾,步入主流文化,进入成人社会的小说样式。成长小说的研究不仅在于研究青少年及青年的思想、道德和心理成长,而且研究成长小说对于青少年的培养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谐等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简而言之,成长小说就是以叙述人物身心成长过程为主题的,讲述人物成长经历中的困惑和感悟,它的读者主体是青少年和青年,重点在于读者会和主人公共同经历成长,经历顿悟,引起共鸣,达到其教育意义。
  青年亚文化的本身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成长小说的内容、形式和技法,同时,成长小说又反映了每个时代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现象,青年亚文化与成长小说这种姻亲关系正如镜与影的关系,如影相随,密不可分。
  一、青年亚文化的特点已然植根于成长小说主题中
  青年亚文化具有青春、叛逆和颠覆的特点。青年亚文化被看作是一种对主导文化、权威文化、 强势文化的反抗, 是为了捍卫一种生活形式及其背后的价值。当青年与青少年与父辈之间出现这种代际冲突或当青年与青少年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出现矛盾时,即得不到社会的文化认同时,他们会通过服饰、音乐、性及写作等方式做出抵抗,以此宣泄内心的不满,以惊世骇俗的风格对主流社会的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是介于13-20岁的青少年,具有青春性的特质,经受身体发生重要变化的同时,心理也在不断发生裂变。曹文轩在界定成长小说的概念时,曾指出:“这一阶段也是他们心理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心理与身体同步生长,当身体发生‘裂变’时,他们的心理也在发生‘裂变’,当身体发生叛逆时,他们的心理也在充满快意地趋向反叛。”[3]叛逆和颠覆已然成为成长小说主人公中所诉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成长小说中的青少年主人公大多呈现出青年亚文化的青春、叛逆和颠覆的形象。
  美国50年代出版的成长小说《麦田守望者》里的青少年主人公霍尔登,是一个稚气未脱又有些颓废的高中生,一个颠覆传统文化、抵抗父辈文化的形象。霍尔顿为了逃离成人世界的虚伪,从学校逃到纽约,去寻找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在与社会的冲突中,他进一步认识了社会和自我,发现自己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于是,他以反文化的姿态重新塑造自我,以不合作的方式与主流文化对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成功了——他因四门功课不及格而被学校勒令退学,如愿以偿地离开了那个虚伪透顶、人情冷漠的潘西中学(主流文化的代表)。同时,霍尔登为了表达他的叛逆,突破了性的禁忌。性是传统文化禁忌的对象,也是主要的青春禁忌,性的公开表达,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叛逆;同时,性的表达作为一种叛逆,也隐喻了对其他社会禁忌的叛逆,它实际上打开了通向多重叛逆和颠覆传统禁忌的要道。[4]同样,美国畅销书榜上榜作品《奥尔特校园手记》描写了一群大一新生,为了与传统经典文化争夺话语权,年轻的主人公们在语文课上与传统文化抗衡,对经典文学进行恶搞:老师让同学演出文学作品的经典片段,然而美国文学名著中的经典形象——汤姆叔叔却被同学们恶搞成男妓。中国“90”后作家姜羽寒在作品《那年花开》中,塑造了一批叛逆的中学生们:“爱喝酒,千杯……千杯还是会醉;喜抽烟,烟不离身;最好碳酸饮料,每日一瓶,必不可少,尝谓人曰:一日三餐或可缺,碳酸饮料不可无。”[5]
  中国“80”后笔手韩寒《三重门》中的主人公,林雨翔是无数跻身高考独木桥当中的一员。他们游离在自己的世界中,以各种形式颠覆着父辈传统的文化,言语间表达出他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抨击和愤怒。同样,中国“90”后作家姜羽寒在作品《那年花开》中赤裸裸地批判中国的教育体制:“当今教育体制培育出来的傻子居多,懒人更多,断无一人爱学习的可能。”[6]在主人公尤子轩的作文中露骨地批判了中国的应试教育:“都说中国国民素质低,可怜又可叹的中国教育界却大不以为然,罢黜 ‘素质’,独尊 ‘应试’,一个劲儿地大搞特搞什么应试教育。上级重视,家长珍视,学生忽视,于是一张试卷便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千千万万张试卷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受应试教育之前,我们还称得上是一个人—— 一个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人……,上学、读书……从此,我们便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完整的奴隶——分数的奴隶。”[5] 最终,小说是以尤子轩的辍学消解了这场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   二、写作成为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仪式
  当青年亚文化无法与主流文化正面抗衡时, 青年及青少年就会采取抵抗不合作方式。其中一种抵抗方式就是——通过仪式来抵抗。 “仪式” 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青春期自我认同的行為本身, 它表明青年人已经脱离了父母的监控而进入了自己的生命节奏之中; 二是指青春期的反抗并非现实的反抗, 而仅仅是一种生活理想的象征。[6]
  青年亚文化在主流文化面前总是显得苍白无力, 没有话语权的青年亚文化不满足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掌握话语权的现状,以各种形式对主导文化进行颠覆和抵抗,企图在想象层面上来消解社会矛盾。青少年往往为了解决其共同面临的社会结构、社会期待之间等矛盾冲突时, 一些青少年选择了诉诸笔端,开始拿起笔记录自己的成长轨迹,宣泄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书写就成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抵抗仪式, 成长小说的书写和阅读成为青少年抒发理想和抵抗现实的一种仪式。60年代,美国出现的垮掉一代把写作与生活融于一体,创作了享誉世界的现代文学作品,如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麦田守望者》不仅文学内容反叛,而且语言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小说主人公霍尔顿,一个不折不扣的“垮掉分子”。小说一开始他的叛逆性格就跃然纸上,“如果你真想听我的故事 ,你想知道的头一件事大概是我出生何地、我晦气的童年是怎么回事、我出生前父母是干什么的以及这类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 ,但实话相告 ,我懒得说这些。”[7]此外,在小说中,“他妈的”“混账”“杂种”诸如此类的脏话从小说开始贯穿在整个篇章中。由于脏话连篇,这本小说曾被一度列为禁书之列,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小说精确地记录了战后美国反对主流文化的思潮及反正统文化的青少年的语言习惯。美国评论者唐纳德·p·科斯特洛对《麦田守望者》的语言做过这样评述:霍尔顿的语言再现了当时美国青少年的语言习惯,辞语粗俗,模仿过多而鲜有创造性;语意含混准确性不够,且带有学校多年教育的痕迹,然而出奇制胜的是个性的语言及新奇的想象。[8]这种个性和新奇是对传统的一种颠覆,正是这种颠覆的内容和个性的语言让小说风靡全美并经久不衰。
  中国“80后”“90后”写作与青春期的特殊情绪密切相关,离经叛道的青少年们书写他们生活,其中不乏表达消极、无奈和偏颇的情绪,如韩寒的忧伤、冷漠风格;郭敬明的奇思怪想;张悦然的自残和自虐。在姜羽寒的小说《那年花开》中,“我靠”“他奶奶的”“我死你妈个头”“我擦”“USB”等青少年叛逆性的语言也比比皆是。
  在成长小说中,青少年作家们尽情地发挥着想象的空间,自由地表达着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以此来宣泄和消解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书写就成为了他们抵抗的一种形式,帮助他们叙述成长的焦虑与困惑。
  三、使用拼贴与戏仿的技法
  戏仿和拼贴是根据原著的背景、相关角色、故事情节等创作进行文字的演绎,是再创作的一种文化现象, 以此可以更加充分地占有作品, 旨在创造一个更具有参与性的文化,是关于文化生产的文化。[9]
  部分成长小说使用戏仿和拼贴进行再创作是青少年对传统文化既抵抗又合作的一种写作姿态,体现出青年亚文化的特点。青年企图背弃、颠覆传统文化;同时,又依赖父辈文化,汲取父辈文化中的营养来弥补青少年人生阅历的匮乏。这种纠结使他们在写作中大量套用传统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情节、角色及其相关模式,借助一个经典故事,来表现他们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麦田守望者》套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犹如哈克·贝利在从密西西比河上的探险得到感悟与成长,《麦田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一个敏感的十六岁少年,由于成绩太差第四次被学校开除后,在社会上游荡三天的见闻与感受,并且最终获得人生的顿悟。
  作为“80后”的写手张悦然,童话的影响可以在她的小说中可见一斑。她的小说不断地套用一些经典童话模式, 如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海的女儿》和《灰姑娘》等,在她的多篇作品中被拼贴戏仿。其中最为典型的《葵花走失在 1890》,童话中的小美人鱼在这里变成了一株葵花,和小美人鱼一样,葵花没有双脚,也没能得到自己心爱男人的垂青,它在女巫的魔法下变成了一个护士,“带给临终前的凡·高最后一抹‘人间的温情’”,最后葵花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为自己心爱的男子而粉身碎骨。[10]韩寒的《三重门》戏仿钱钟书的作品《围城》的风格,使用幽默言语结构模式,会让读者在黑色的幽默背后引发思考。此外,采用拼贴与戏仿使相对稚嫩的成长小说作品保质期变长,使作品有更强壮的生命力。
  青年亚文化具有青春性、抵抗性及其叛逆性,由于这种特质,使得青年亚文化与成长小说密不可分、形影相随,青年亚文化的内核成为成长小说的主要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成长小说成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和仪式,恣意着青春化的写作姿态。青年亚文化的既抵抗又合作的独特表达,使成长小说的作者在小说中大量使用拼贴和戏仿,既依附又抵抗着父辈的文化。可见,青年亚文化与成长小说存在着内在的姻亲关系,犹如镜和影的关系,形影相随。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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