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握手
　　
　　胡锦涛访日，专程到古都奈良，参观了一千两百年前兴建的法隆寺(当时最热衷于中国文化的圣德太子所建)、唐招提寺(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亲自督建)及平城宫(仿长安设计)。
　　这就让我想起了2007年年底，刚上任未久的福田访中之行。福田在北京大学演讲，说中日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力量，为亚洲与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又说：“日中两国的未来，并不是选择合作还是对立的问题，而是寻求合作方式如何有效的问题”。
　　福田与胡锦涛这两位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努力经营中日关系，不仅是在正视历史，似乎还刻意地在回顾历史——回顾中日两国两千年交往史中许多精彩的片断。
　　唐朝，不仅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中首屈一指的蛊世，也无疑是一千三百年前全球范围中最强盛的国家。当时从日本看中国，用“仰之弥高”来形容应不为过。当时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留学生、僧侣可说络绎于途。唐以下，宋元明清未尝中断。
　　
　　百年后的重逢
　　
　　清中叶以后，中、日均进入到封闭心态的锁国时期。与此同时，西欧却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下出现了新经济文明。这个快速壮大的西欧经济文明，通过贸易、武力及殖民手段，很快将势力扩展到了全球的每一角落，最终到了中、日两国的门口。中、日两国均在极不情愿之下，被西方势力撞开了大门，先后订下了被迫门户开放的南京条约与神奈川协定。中、日两国，应该说，当时的处境几乎是相同的。
　　但相同的处境出现了不同的因应。
　　中国的回应是抗拒、回避、硬拗；日本不同，日本出现了像伊藤博文这样的政治家，看得清楚潮流与真相，知道自己肯定是落后了，乃毅然决定“改革开放”，也即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不到30年，即脱胎换骨，一败中国，二败沙俄，并因此开始了20世纪日本作为世界强国的时代。
　　与伊藤博文几乎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位影响日本发展方向的重要人物，就是提出“脱亚入欧”论的福泽瑜吉。他认为亚洲的代表是中国，而中国是封闭的、封建的、贫穷落后且腐败的，日本“羞于为伍”，日本要追随学习的是先进、文明、发达的西欧，因此倡言“脱亚入欧”。伊藤博文的明治维新与福泽瑜吉的脱亚入欧，不但决定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国运，也同时决定了此后一个多世纪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迅速走向衰退，终清一朝，到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反右到文革到1978年改革前，中国的国运走到了谷底。但天不亡中国，邓小平居然还能再起，毅然进行开放。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比之日本。整整晚了111年，但效果极其类似。改革开放迄今正好30年。这30年，中国从一穷二白到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堪称是戏剧性的。这样的巨变，对仅是一海之隔的日本，自然首当其冲。
　　
　　日本的新变化?
　　
　　而对中国这30年的巨变，日本一开始是不适应，继之感到压力，提出“中国威胁论”，近年来则发现：光喊中国威胁论无济于事，中国每年仍是以10％的速度增长。显然，日本必须尽快作出一个判断：中国这50年的变化，究竟是阶段性的、偶发性的、一次性的，还是持续性、常态性的，或甚至可能是一个长期繁荣强大阶段的开始?这是日本新世纪的困惑，但日本终究要作出一个抉择，在亚、欧、东、西之间。
　　今年以来，日本外交及对华政策的转变，传达的似乎正是这样的一种微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