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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举作为古代一种大规模社会考试，已退出历史舞台近百年，但作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带给现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深刻的历史启示：改革考试内容，选拔合格人才；拓展考试功能，凸显独特优势；严明考试纪律，提高考试质量。唯有这样，自学考试才能在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科举 科举革废 自学考试 启示
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分别作为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大规模社会考试，彼此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就是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１］。它具有两大优点：一是这种教育形式具有极大的开放性，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科举考试一般没有年龄、社会地位的限制，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条件都能参加考试。通过以考促学，促进积极向学社会风气的形成。二是由国家举办考试，考教分离，有利于广泛调动民间办学积极性。清朝遗臣何刚德言：“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２］
由于废科举后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对科举考试的这些正面功能认识不够，因而未能及时地加以批判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吸取科举考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为适应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终于在80年代初创立独具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这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有效地利用了社会上已有的教育资源，有利于提高整个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其规模不断扩大。自考学习形式灵活，有利于学习者自主地安排学习时间和进度，缓解工作和学习的矛盾。从1981年到2004年底，自学考试累计报考人数已达4200万，13亿人口中平均每31人中就有1人参加过自学考试；本科和专科毕业人数超过565万，相当于100所万人规模的大学17年的培养质量；近几年平均每年毕业70万，相当于210多所万人规模的大学的培养量。［３］可见，自学考试已成为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
退出历史舞台几近百年的科举，声息已越来越缥缈。但作为一种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各方面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制度，科举不能也不可能真正远离我们。同为大规模的社会考试，科举的经验与教训可以给自学考试的健康发展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和忠实的历史警醒。
一、改革考试内容，选拔合格人才
科举考试是为了矫正世卿世禄制的社会弊端而产生的。它以考试这一教育测量手段来评价和选择人才，把知识才能作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从根本上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但由于受封建政治制度和时代的限制，科举制度在考试目的、考试内容等方面存在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近代社会发展需要选拔新的专门人才，由此推动考试选才制度的变革。
科举考试在近代走入死胡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考试内容和形式没有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及时加以变革。明中叶逐渐形成的八股文考试形式，以特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程序，将士人的心智限定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氛围中，阻碍了新式人才的选拔。梁启超指出：“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尤甚。清初沿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总之，当时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而去学此艰辛、迂远的科学呢?”［４］因此，近代科举改革，首先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增加反映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考试内容。由于清朝封建统治者因循守旧、政治腐败，坐失一次又一次改革良机，使考试内容与形式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需要，科举考试最终为新的学校考试制度所代替。
诞生于现代的自学考试固然不会像科举考试那样偏倚于某类学科，但由于深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自学考试在命题上显得理论有余、实践不足。而这与自学考试培养实用性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宗旨是相悖的。此外，实践性考核也一直是自学考试的薄弱环节。实践性环节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才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及进行科研初步训练的重要手段。由于自学者分散，缺乏指导，考核较难开展，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的教育与考核一直收效欠佳。吸取古代科举败在考试内容的历史教训，改革当今自考的考试内容，加强实践性环节的考核，直接关系到自学考试的生存与发展，因而应努力落到自学考试改革的实处。
二、拓展考试功能，凸显独特优势
作为一种文官考试，科举的唯一功能是贡举有“治术”之才，即选拔能维护封建统治的官员。如果说科举具有“以考促学”之功，那也并非统治者创立这一制度的初衷，充其量不过是这一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副产品。正是由于功能单一，使得科举考试的发展思路日益狭隘，自然也不具备众多功能相互促进、相互启发以及此消彼长的天然优势。因此，当其选拔人才的唯一功能无法运作时，科举这座屹立了1300年的历史文化大厦也就难逃劫难，瞬间轰然倒塌。
学历认定是自学考试制度创立的初衷，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功能。20年来，自学考试的学历文凭认定功能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有志者，并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数十万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可以说，学历文凭认定功能是自学考试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其今天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但自学考试的继续发展不能局限于此，否则很可能重蹈科举衰败之覆辙。面对普通高校逐年扩招、学历文凭试点学校日渐增多以及成人学历教育日益红火的严峻竞争局面，自学考试在保持和加强自身传统的学历认定功能的同时，还应把触角伸向更广阔的诸如职业技术教育培训领域和终身教育领域等。自学考试有着丰富的行业委托开考经验，而且是各种高等教育形式中最为开放、灵活的一种，完全能够在满足这些需要随时随地进行、需求量大、时效性强的教育或培训要求中大显身手。只有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根据社会需要不断拓展功能，自学考试才能在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严明考试纪律，提高考试质量
自科举制诞生以来，登科中举博得功名的巨大诱惑，就一直驱使那些不法之徒在考试中投机取巧，使用种种舞弊手段蒙混过关，跻身仕途。有舞弊，便有反舞弊，历代朝廷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确保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符合其统治需要，势必要采取相应的反舞弊措施，完善科举考试制度，禁止和杜绝舞弊现象，以确保科举考试的相对客观和公正。从历史上看，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在科举制创设初期就已出现，而朝廷对于舞弊行为的防范措施也随之推出，可以说，舞弊与反舞弊的较量，一直贯穿于科举制度之始终。正因如此，科举有一套严密的考试组织与管理程序，从报名的把关到命题的保密到考场的监督再到作弊的惩处，都严密得天衣无缝、严厉得令人瞠目。这套严密的考试程序甚至包括了考试技术以外的防范，例如裁抑权贵以便给寒门子弟提供平等的入仕机会等。正是这套严密的考试管理程序，使得科举强盛的生命力保持了千余年之久。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科举考试舞弊越来越猖獗，越来越公开化。至此，科举考试也就走向了末途。
与科举类似，自学考试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一套从命题到施测再到阅卷的完整的考试纪律体系。教考分离是这套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保障。但由于法制不够健全，执法力度不够，命题体制还不完善，办考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高，以及监督制约机制运行不畅等诸多原因，“教考分离”原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５］。并且，随着自考事业的发展，“教考不分”现象愈演愈烈，由最初的考前“命题者与辅导者不分”发展到考中的“监考者与辅导者不分”和考后的“评卷者与辅导者不分”。虽然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考试制度，只要其选拔功能尚存，作弊便难以避免，自学考试也同样难以完全杜绝作弊现象，但至少应从制度上尽力堵塞漏洞。质量是自学考试的生命线。严明自考纪律、提高自考质量，应成为自学考试发展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J］.高教自学考试，1998，(1)：14-17.
［2］何刚德.客谈偶谈.卷2［Z］.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
［3］于信凤，马强.自学考试发展的三个阶段：应考对象和职能的变化［J］.中国考试，2006，(8)：23-25.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中国书店影印本，1985.17-18.
［5］郑若玲.自学考试的教考分离问题［J］.浙江自学考试，2000，(1)：13-15.
关键词：科举 科举革废 自学考试 启示
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分别作为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大规模社会考试，彼此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就是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１］。它具有两大优点：一是这种教育形式具有极大的开放性，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科举考试一般没有年龄、社会地位的限制，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条件都能参加考试。通过以考促学，促进积极向学社会风气的形成。二是由国家举办考试，考教分离，有利于广泛调动民间办学积极性。清朝遗臣何刚德言：“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２］
由于废科举后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对科举考试的这些正面功能认识不够，因而未能及时地加以批判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吸取科举考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为适应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终于在80年代初创立独具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这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有效地利用了社会上已有的教育资源，有利于提高整个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其规模不断扩大。自考学习形式灵活，有利于学习者自主地安排学习时间和进度，缓解工作和学习的矛盾。从1981年到2004年底，自学考试累计报考人数已达4200万，13亿人口中平均每31人中就有1人参加过自学考试；本科和专科毕业人数超过565万，相当于100所万人规模的大学17年的培养质量；近几年平均每年毕业70万，相当于210多所万人规模的大学的培养量。［３］可见，自学考试已成为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
退出历史舞台几近百年的科举，声息已越来越缥缈。但作为一种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各方面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制度，科举不能也不可能真正远离我们。同为大规模的社会考试，科举的经验与教训可以给自学考试的健康发展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和忠实的历史警醒。
一、改革考试内容，选拔合格人才
科举考试是为了矫正世卿世禄制的社会弊端而产生的。它以考试这一教育测量手段来评价和选择人才，把知识才能作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从根本上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但由于受封建政治制度和时代的限制，科举制度在考试目的、考试内容等方面存在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近代社会发展需要选拔新的专门人才，由此推动考试选才制度的变革。
科举考试在近代走入死胡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考试内容和形式没有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及时加以变革。明中叶逐渐形成的八股文考试形式，以特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程序，将士人的心智限定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氛围中，阻碍了新式人才的选拔。梁启超指出：“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尤甚。清初沿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总之，当时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而去学此艰辛、迂远的科学呢?”［４］因此，近代科举改革，首先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增加反映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考试内容。由于清朝封建统治者因循守旧、政治腐败，坐失一次又一次改革良机，使考试内容与形式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需要，科举考试最终为新的学校考试制度所代替。
诞生于现代的自学考试固然不会像科举考试那样偏倚于某类学科，但由于深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自学考试在命题上显得理论有余、实践不足。而这与自学考试培养实用性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宗旨是相悖的。此外，实践性考核也一直是自学考试的薄弱环节。实践性环节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才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及进行科研初步训练的重要手段。由于自学者分散，缺乏指导，考核较难开展，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的教育与考核一直收效欠佳。吸取古代科举败在考试内容的历史教训，改革当今自考的考试内容，加强实践性环节的考核，直接关系到自学考试的生存与发展，因而应努力落到自学考试改革的实处。
二、拓展考试功能，凸显独特优势
作为一种文官考试，科举的唯一功能是贡举有“治术”之才，即选拔能维护封建统治的官员。如果说科举具有“以考促学”之功，那也并非统治者创立这一制度的初衷，充其量不过是这一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副产品。正是由于功能单一，使得科举考试的发展思路日益狭隘，自然也不具备众多功能相互促进、相互启发以及此消彼长的天然优势。因此，当其选拔人才的唯一功能无法运作时，科举这座屹立了1300年的历史文化大厦也就难逃劫难，瞬间轰然倒塌。
学历认定是自学考试制度创立的初衷，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功能。20年来，自学考试的学历文凭认定功能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有志者，并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数十万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可以说，学历文凭认定功能是自学考试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其今天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但自学考试的继续发展不能局限于此，否则很可能重蹈科举衰败之覆辙。面对普通高校逐年扩招、学历文凭试点学校日渐增多以及成人学历教育日益红火的严峻竞争局面，自学考试在保持和加强自身传统的学历认定功能的同时，还应把触角伸向更广阔的诸如职业技术教育培训领域和终身教育领域等。自学考试有着丰富的行业委托开考经验，而且是各种高等教育形式中最为开放、灵活的一种，完全能够在满足这些需要随时随地进行、需求量大、时效性强的教育或培训要求中大显身手。只有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根据社会需要不断拓展功能，自学考试才能在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严明考试纪律，提高考试质量
自科举制诞生以来，登科中举博得功名的巨大诱惑，就一直驱使那些不法之徒在考试中投机取巧，使用种种舞弊手段蒙混过关，跻身仕途。有舞弊，便有反舞弊，历代朝廷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确保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符合其统治需要，势必要采取相应的反舞弊措施，完善科举考试制度，禁止和杜绝舞弊现象，以确保科举考试的相对客观和公正。从历史上看，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在科举制创设初期就已出现，而朝廷对于舞弊行为的防范措施也随之推出，可以说，舞弊与反舞弊的较量，一直贯穿于科举制度之始终。正因如此，科举有一套严密的考试组织与管理程序，从报名的把关到命题的保密到考场的监督再到作弊的惩处，都严密得天衣无缝、严厉得令人瞠目。这套严密的考试程序甚至包括了考试技术以外的防范，例如裁抑权贵以便给寒门子弟提供平等的入仕机会等。正是这套严密的考试管理程序，使得科举强盛的生命力保持了千余年之久。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科举考试舞弊越来越猖獗，越来越公开化。至此，科举考试也就走向了末途。
与科举类似，自学考试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一套从命题到施测再到阅卷的完整的考试纪律体系。教考分离是这套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保障。但由于法制不够健全，执法力度不够，命题体制还不完善，办考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高，以及监督制约机制运行不畅等诸多原因，“教考分离”原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５］。并且，随着自考事业的发展，“教考不分”现象愈演愈烈，由最初的考前“命题者与辅导者不分”发展到考中的“监考者与辅导者不分”和考后的“评卷者与辅导者不分”。虽然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考试制度，只要其选拔功能尚存，作弊便难以避免，自学考试也同样难以完全杜绝作弊现象，但至少应从制度上尽力堵塞漏洞。质量是自学考试的生命线。严明自考纪律、提高自考质量，应成为自学考试发展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J］.高教自学考试，1998，(1)：14-17.
［2］何刚德.客谈偶谈.卷2［Z］.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
［3］于信凤，马强.自学考试发展的三个阶段：应考对象和职能的变化［J］.中国考试，2006，(8)：23-25.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中国书店影印本，1985.17-18.
［5］郑若玲.自学考试的教考分离问题［J］.浙江自学考试，2000，(1)：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