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了它们，便不再完整。
　　——题记
　　从陇西到郎木寺
　　陇西，陇山以西。像只药篓子，拴在黄土高原的尾巴上。如果朝南，轻轻一跃，就能摆脱干旱，就能投奔另一座高原。可它一动不动，非要守着李广李渊，守着李氏祖宅，还要扎根沟壑峁梁，守著党参和黄芪。
　　大地，早凝固了。一道道暗纹，皱巴巴地，种不了小麦，种不了水稻。那想别的办法，每年翻一翻，点些玉米，点些土豆。瞧，一位老翁，正坐田埂上，目光炯炯地，望着磨盘，望着秋收。白胡子，挂到了胸口，身旁的锄头，跟他腰板一样，刚健，挺直。这陇西，这陇西人，看来都犟，铆钉似的，谁也拔不走。
　　一出陇西，山花和绿叶，便急匆匆地，满坡铺开了。富裕的洮河，袖子一甩，要水给水，要木给木。梯田里，温润，活泼，露珠从这片山峦，滚到了那片山峦。妇人们，裹着头巾，在流云底下，割草、施肥、放牛，与时光，有说有笑。
　　到了腊子口，峡谷倏地一下，挤成了线。像被利剑劈开的，原先横的世界，现在竖起来了，脖子仰酸了，也看不到天。无论什么耕地，旱的，湿的，全吓跑了。峭壁上，长不得庄稼，牧不得羊，村落和集镇，越来越少。走了很久，等这紧绷的峡谷，松了松手，才又淡淡地，闻见了烟火。房屋不多，没地方盖，只能靠近悬崖，垒个矮矮的。怕牛羊掉下去，沿着崖边，筑了一圈圈土围墙，高低蜒蜒，如北方长城。
　　群山开始登台，比尖、比险、比奇，每一座，都很要强。迭部境内，成了盛大的擂场，山神哨子一吹，冰斗、角峰、刃脊，个个争先恐后，各寻各的主。扎尕那的邻居们，坐不住了，你追我赶，拼命抢夺，要冰斗、要角峰、要刃脊，要做天下至雄的山。鹿茸、麝香、熊胆，这些药材，也纷纷呐喊，为自己的家园，拍手鼓劲。而恬美的扎尕那，闲卧当中，只管羚羊吃草，只管雪豹奔腾，其余的，一眯眼，由它们去吧。
　　扎尕那往前，山峰渐渐消退，愈加浓烈的，是藏族民居，是格鲁派庙宇。煨桑炉的香气，磕长头的牧民，屋脊上的法轮和金鹿，都在高原的庇佑下，安享佛界悠然。就连天葬台，也随着一声声诵念，将人间魂魄，将凡世的辛苦与悲伤，度进了极乐。满山秃鹫，搬运的，一半生死，一半超脱。
　　在小镇郎木寺，孪生的庙宇，有两座。这边的，隶甘肃。对面的，属四川。中间隔的河，虽一俯身，能轻松跳过去，但它的名字，不将就，叫白龙江。龙腾大江，多磅礴有力啊！确实，人家来头不小，想合，东岸和西岸，饭菜、衣帽、碉房，整一模一样;想分，左手一个省，右手一个省，各走各的路。看它颤巍巍地，连根拐杖都没有，我真担心，不出三五里地，就要干涸见底了。可也神乎，它一乡野小妹，跌跌撞撞上千里，不但搂了嘉陵江，最后还脸贴脸，吻了长江。
　　一动一静，玄奥极了。白龙江入川，由青藏高原，嫁给了长江文明。陇西守着黄土地，哪儿也没去，照样，丰腴了黄河文明。由陇西到郎木寺，一路都姓甘，但不同的山川，这简单的甘字，却有不同的写法。
　　喀什古堡
　　内敛的吐曼河，一路向南，流到古堡这儿，猛一回身，作了一个九十度的揖。古堡在老城东边，像一把钥匙，一转，西方商队，罗马的、大食的、波斯的，纷纷从喀什的门缝里，叮叮当当走了出来。
　　由河滩望去，古堡犹如一位遗世的小少爷，坐在高崖顶上，不紧不慢地，弹着两百年前的曲子。而隔壁老城，随便一拉弦，那音韵，能嗖地一下，穿透两三千年。少爷和老城，差了很多辈。
　　进入古堡的巷子，不宽，但很长。打河岸往里走，一弯一绕，比迷宫，还要晕头。汉人建筑，讲究对称，讲究横竖有序。而在西域，这巷道，仿佛一棵大树的枝枝条条，随性极了，任意舒展。地势或陡或缓，高高矮矮的房子，管它什么朝向呢，土一夯，盖起来就行。雨水少，无须用脊，家家一样，平层平顶。风沙多，要用力挡一挡，门小，窗更小。气候干燥，为保温保湿，每一堵墙，不停地加坯加草，泥得像堡垒。山墙之间，你托一把，我撑一下，互相帮扶，互相倚靠。地面有路，空中也有路，堡里的人，一溜腿，能抵达任何一座院子。
　　外人进来，摸不准方向，每条岔路，一样地曲折，一样地幽深。有头小毛驴，拉着车，嘎吱嘎吱地响。离我很近，至多三五十米，可跑了小半天，连影子也没看见。这条巷子，这户人家，似乎刚来过，就在上一秒，一定来过。廊柱、挑檐、楼梯，梁枋、壁龛、天棚，还有那些三角图案，那些石榴雕纹，那些横空木架，个个眼熟。但小毛驴呢，依旧在耳边，依旧找不到。
　　陶窑的声音，案板上敲敲打打的，无意中，被我撞见了。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正跟随父亲，将一小碟芦花，碾碎了，拌进黄胶泥。他们身后，摆了许多陶坯，诸如灯盏、提壶、碗罐，都没着釉，都没焙烧，但已经挂上了牌子，一只只，有了主人。我问小伙子：“这一排，大小几十个，多久能出窑？”他数了数，食指一伸。“一周？”“不，是一天。”果然制陶世家，一瞬间，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吾麦尔·艾力。
　　他家门外，热闹得像集市。一群孩子，在斜坡拐角，分两组，大战玻璃球。别看人小球小，那技术，顶呱呱的。要知道，在经济发达的中原，这玻璃，还算个皇宫珍品时，喀什的孩子们，已经玩了几百年。五六个妇人，围成一圈，一边晒着太阳，一边飞针走线。他们手里面，有花裙子，有花枕头，有花腰巾，把蝴蝶、樱桃、茶杯，把日常所见，全绣上了。送货的大爷，定是饿急了，连小花帽戴歪了，也没心思去管，捧着馕，三顿并一顿。他是挑担来的，刚卸下柴火，又捆紧了地毯。
　　与大爷一左一右，我们朝河滩，并排往外走。路过一片天台时，他放下担子，毛巾一拧，满脸擦汗。虽累，但看得出来，他很快乐。是啊，大爷说，在喀什，佩过昆仑玉，饮过天山水，还吹过帕米尔的风，有什么不知足呢？脚下的古堡，系在水边，像一艘渡船，想去哪儿，一划桨，就能到。
　　真是个有趣的大爷。没等聊几句，他一掸灰尘，笑呵呵地，赶路去了。
　　骑行阳朔
　　西街在城里头，浑身上下，抹了厚厚的粉。而东街，在郊外，在漓江边，水一拨，全是野草香。东街两旁，笑脸相迎的，仍是泡桐花，仍是芭蕉叶，仍是风雨桥，几十年了，依旧老样子。我特地去东街，租了辆车。朝阳朔乡村，龙头一拐，蹬蹬出发了。 　　大榕树向前，没多远，有座山峰。挺高，七八百个台阶，爬上去，得费些力气。可一轮明月，正挂着呢，不管白天黑夜，都在峰顶，稳稳地挂着呢。我把车一支，爬，既然来了，必须爬。山道弯弯扭扭，像醉汉，走一路，将枯叶，撒了一路。经过好几个岔口，是向左，还是向右，连个打听的人，连块儿小牌子，也没遇见。等太阳照进了悬崖，我才哼哼地，扶着腰，赶到了月宫。这一天然溶洞，比球场还要大，整座山，被它侵蚀一空了。由底下看，真似个月亮，人一动，它也跟着动。新月、半月、满月、残月，想怎么圆，想怎么缺，挪两步，随意使唤。
　　小腿抖抖地，骑车上，仍旧一蹦一跳。速度，明显慢了许多，尤其爬坡，差点儿被拽了回来。将要寻的桥，远离公路，在一片农田里。它又矮又黑，若非靠近了，还以为是个涵洞。问了好几拨人，都摆摆手。他们只晓得古代，不晓得宋代，只晓得石头桥，不晓得仙桂桥。也难怪，老农路过，盯紧的，是水牛和稻穗;鸭子路过，直勾勾注视的，是鱼虾和嫩草。没有谁，会成日闲着，会在意这单孔小桥。
　　另一座桥，也是单孔，也石头砌的，却要风光得多。它个子极高，跨在遇龙河上，像一道水门。隔着村庄和田畴，我远远地，一眼就瞧见了。两岸，各有一棵古树。古树旁边，搭了一些新枝，枝头，长满了金桔。倚着桥栏，我耳朵一贴，仿佛听到了五百年前的回响。响声里面，浣衣的、筑坝的、撑篙的，乃至犁地的、插秧的、对歌的，应有尽有。
　　两桥之间，那些城墙，更古老。据说，是唐代初期的。断断续续的夯土，四周一围，方方正正，像截了腿的八仙桌。桌面上，县衙、文庙、道观，被擦净了，仅剩的，是一口老井，一片果林，一条盛满水的沟渠。倒是附近，有个村子，飞檐翘角下面，藏了几十栋古民居。我停下车，三步并两步，进了黎家祠堂。砖雕、泥塑、土灶台，全在，可没人，前前后后转遍了，的确没人。我悻悻地出来，一连几次，扭头凝视。
　　车轮的影子，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犹如一双大手，伸到甘蔗林里，一路调皮，一路拨弄。甘蔗有两三人高，细细地，像瘦竹。路边砍了好几堆，我问价钱，他们头一摇，说这品种不生吃，用来榨糖的。我渴坏了，有些小失望。
　　快到县城时，眼前一闪，塔尖的灯，亮了。塔后的西郎山，仍在那儿，仍屏风一般，孤独地拱手而立。它的目光，不长不短，正好十公里，正好落在江的另一岸。所望的，是东郎山，嫡亲的哥哥。它们自打生下来，没当面见过，只能这么天天遥望，默默相守。
　　过了西郎山，拐三个大弯，便是东街。七点半，街面上，那一串串烤肠，那一排排凳子，已经回屋酣睡了。而此刻的西街，故事，热闹的故事，才刚刚上演。
　　鲁国的背影
　　寻根问祖，傍个名人，这习惯，百姓有，君王也有。李世民说，老子姓李，我是他孙孙。朱元璋说，朱熹姓朱，我是他孙孙。最敢讲的，宋真宗赵恒，说黄帝姓赵，我是黄帝的孙孙。顺带，还强调了一句，黄帝的家乡，在寿丘，在鲁国。这事闹大了，平淡无奇的土坡，三千年后，突然成了圣地，成了龙脉，无数车辇，滚滚而来。
　　本分的寿丘，一下子，被抬到了天上。少昊陵墓，在这儿，虞舜作坊，在这儿，而今又多了个黄帝，说他的故里，也在这儿。寿丘慌了，一撸袖子，赶紧地，全面开工。石碑，全国最大的，竖了四通。宫观，简直小皇城，盖了一千多间。还有雕像，纯玉的，经络和衣褶，刻得栩栩如生。可来得快，去得更快。明朝的书童，清朝的官吏，一路小跑，追到这儿，除了两块儿残碑，除了几只乌鸦，什么也没碰见。
　　宋真宗留下的，唯有周公庙。大殿、牌楼、石坊，神龛、匾额、铭文，重新登场的，全他的作品。他在一片废墟上，一砖一瓦，将这鲁国祖庙，将这礼乐记忆，隔了一千多年后，再一次立了起来。他想打捞的，是经天纬地，是明德勤政，是故乡的辉煌与荣耀。可庙里，冷冷清清，没几个跪拜的。槐树、柏树、楷树，这些老树，一棵棵茫然地站着，比游人还多。
　　都说，周礼在鲁。可鲁国，北宋之前的鲁国，在哪儿呢？是有座故城，封国以来，像藤蔓一样，不断生长。传言那城墙，起初两米高、七米厚，营建了九百多年，最终十米高、五十米厚。可城墙，又在哪儿呢？我能看到的，只有公路，只有厂房，只有密匝匝的新楼。故城被掩埋了。宫殿、阙台、门道，连同釜钵、方鼎、车马，一并被掩埋了。日日夜夜，与它们相邻的，尽是墓葬，数不完的深浅墓葬。
　　地下的，无法起来，那就继续睡吧！可地面之上，依旧精神抖擞的，也遭人为干预，一个个被哄骗睡着了。黄帝、唐尧、大禹、夏桀，他们的画像，在历史课本里，印了几十年。但画像源头，这片祠堂，这片被迫睡去的祠堂，却没人搭理。凌乱、阴暗、逼仄，比监牢还要糟糕，关了一大批不该关的难民。当中，有伏羲、孔子，有西王母、东王公，有比翼鸟、比肩兽。或被铁栏杆锁着，或被玻璃罩压着，甚至不少，在屋檐下杂沓堆着，在祭台旁脱光了裸着。都是汉碑，都是汉画像，哪怕摆到故宫里，也得一块儿一块儿，分开来，给个单间。
　　曾子孝母，这一方石刻，也有。在潮湿的角落，陪蜘蛛一起蹲着呢。而它老家曾庙，出祠堂向南，没几步便到了。庙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正吵吵闹闹，兴奋地玩着纸牌。庙里边，那些螭吻、石柱、藻井，一点儿声响也没有，似乎在午休，从早到晚一直在午休。我看见了三省堂，吾日三省吾身，看见了慎独门，君子必慎其独，好像随便哪儿，都是一部传世经典。到主殿，一弯腰，我拜了曾子。他双手执圭，一言不发。兩旁陪祀的，一个孔伋，一个孟子，同样是一言不发。偌大的曾庙，静得可怕，我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都不敢用力。
　　到北宋之前的鲁国，想面对面，说几句知心话，真不容易。瞧来瞧去，无论旷野，还是庙堂，只写了两个字：背影。那位胆大的皇帝，要是你还活着，敢再吹牛一次？
　　阴 山 下
　　像一巨人，走到中国北方，突然东西一躺，就地打盹了。头枕贺兰山，脚踩滦河谷，左手一提，隆起了高原，右手一摆，划出了平原。它动下身子，大片的胡杨，便要碾成碎渣，南边的黄河，便要断流，便要泛滥。幸好，它这个盹，够久，还没醒来。 　　它叫阴山，牧民们居住的阴山。山间，有许多峡谷，或宽或窄，能通南达北。先是匈奴，后来鲜卑，后来突厥，他们的骑兵，都是经这些峡谷，直奔汉唐的。霍去病的战车，王昭君的嫁妆，唐太宗的刺史，也是经这些峡谷，赶赴塞外的。当年算危谷，是边关，是咽喉，是暗藏凶险的禁地。而今天，我坐马磊车上，油门一加，很轻松，呜地就过去了。
　　马磊的草场，在山北，跨了好几个山坡，有七千五百亩。最近少雨，周围的草，全稀疏见土了，只有他的，又高又密。马磊说，别的牧户，两万亩、五万亩、十万亩，他是最小的，不求多大，肥沃即上等。
　　草原上串门，若是没马，哪怕走半天，也不会碰见几个人。马磊说，骑马得打小练，摔趴下了，父母一搀，继续。要是骨折了，也别灰心，等绷带一拆，依旧是条铮铮的汉子。他牵来一匹老马，常吃夜草的。我在那拉提，在科尔沁，有些骑马经历，看这匹挺俊的，一把接过缰绳，飞奔了起来。或是散养惯了，它带我到处兜圈，跑了两个小山冈，才慢悠悠往回走。头顶的云彩，突然一根根上下直立，像带穗的窗帘，将草原，分成了一格一格。长长的羊群，也在突然间，由几百只，拧成了一小团。老马就是老马，能看云识天气，沙场冲锋似的，背着我一阵疾蹄。刚进屋，暴雨就到了。马磊说，旱了半年，该有场雨了。我理了理衣裳，点头一笑。
　　草场边上，有座王爷府。曾经殿堂云集，曾经恢弘气派。而現在，孤零零蜷缩荒野，仅剩下前厅和白塔。厅里，没了王爷。绕塔诵经的喇嘛，也没了踪影。这广袤的草原，不再是领地，不再是特权。普通老百姓，随时能来，随时能走，为自己扬鞭，为自己放牧。
　　鼎盛如初的，是希拉木伦庙。马磊他们，称之为大庙，这一带最大的庙。神殿、寝宫、庙仓，那规模，在整个草原，数一数二。柱毯、挂画、供灯，每一件，都是几代真传的手艺。活佛家，参拜的人，最多。时时刻刻，要排长队。每天上午下午，信徒和民众们，手捧哈达，去寻求各种答案。有生病的，有失恋的，有遇到难处的，他们相信活佛，认为活佛的方子，能医病，认为活佛的指点，会打破迷津。
　　大庙往北，一峰独起的，是敖包山。一位蒙古族老汉，坐在经幡的光影里，不起身，不叫卖，只顾一支支抽烟。许是待久了，掐灭的烟头，一小截一小截，装了大半瓶。他跟前，摆了几捆香，还有些木条和石块。从山脚爬上来的，尽管取，给不给钱，不重要。
　　马磊说，这样的老人，跟敖包一样，是草原永恒的坐标。他们还喜欢拉琴，拉马头琴。夜空下，一曲鸿雁，能将觅食嬉戏，能将苍远辽阔，一波波带到帷帐里。那琴声，飘在阴山下，狩猎的岩画、赵国的长城、高高的云杉林，都清清楚楚地，听进心里面了。
　　边关无边
　　永和九年，微醺的王羲之，在江南，袖口一挽，旋起了兰亭风。而此刻，六千里外，一座不知名的石窟，正搭着脚手架，准备动工。这石窟，攀在大漠高处，人称莫高。其户籍，没有任何悬念，大印一盖，归沙州。它的枕边，是库木塔格，枕边的枕边，是塔克拉玛干，都顶级沙漠。睡不安稳了，就怕哪天醒来，一探头，成了流沙的口粮。
　　沙州的沙，不但快，还嗡嗡作响。老百姓简单，要是问路，手一指，去往鸣沙的。北周皇帝一听，甚妥，又形象，又好记，改鸣沙县得了。县城南面，直到今天，那起伏的大丘，仍叫鸣沙山。山两边，皆有石窟，莫高算年轻的，西千佛洞的辈分，要长些。
　　地渗河流，在中国，由南向北的，只一条。它胆子不大，像个小面人，撞到鸣沙山时，肩膀一挡，瞬间，被挤变形了。临壑腾空，高危峭立，一片新的陡崖，在左岸，就这么意外诞生了。崖壁上，一窟窟凿的，便是西千佛洞。我看了好几尊泥塑，要么雕了一半，要么丢了头颅，肚子里的草梗，像内脏一样，拖了一地。壁画下方，供养人的信息，倒是很显眼。那些捐资的商贾，过了一千多年，仍在丝路上活着。
　　往西南，顺道直走，便是阳关。关里关外，在当初，一片绿洲。刘彻的天马，从这里上贡的。远行的商队，去鄯善、去于阗、去安息，从这里检票出发的。两汉的钱币、箭头、石磨，隋唐的陶盅、瓦当、铁砖，来一阵风，在墩台附近，能呼呼地刮出一大堆。葡萄、杨柳、清泉，眼下的景象，那时更盛，将卒和使臣看见了，文人和僧侣也看见了。
　　玄奘东归，入的是阳关。而之前西行，出的是玉门关。汉代、唐代、宋代，这玉门关，好像一位思乡的游子，朝中原，不停地奔跑。最初在敦煌西北，可一出关，尽是黄沙，尽是长碛，看哪儿都一样，稍不留神，就要原地打转了。路标，不是垭口，不是江滩，而是人骸、畜骨、马粪。玄奘时，已向东边，挪了两百多里。但戈壁与荒漠，仍望不到头，一批批商旅，走着走着，忽然陷风沙中，连人带货一起消失了。跟随疆界，继续向东，再挪两百多里。这新址，差一点儿，要碰上明朝的嘉峪关了。今人竖牌子，懵了，好几处都是。只能算祖籍了，最初那个，敦煌西北的。
　　这最老的玉门关，有些家当。城墙、驿路、烽燧，绵延了几十里，身子骨，大多硬朗。关外的雅丹，更有血性。虽然掉进了罗布泊，虽然被风剥得七零八落，但守边的决心，还是那么坚毅如铁。残丘、塔柱、垄岗，一排排站着，像阵前的戈戟、军旗、战鼓，只等主帅一声令下，随时出发迎敌。
　　边关的后花园，是西湖，沙漠中的一块儿湿地。祁连山与阿尔金山，年年联手，为它送上汩汩雪水。红鹬、沙狐、鹅喉羚，在空中和地上，为它殷殷献舞。刺柳、胡杨、黑枸杞，陪着野马野骆驼，为它捏腿捶背。它的确切身份，是一名健壮的卫兵，一身绿装，立在沙州门口，既防荒漠偷袭，亦阻戈壁犯境。有它在，埋不了石窟，摧不了边关。有它在，那些壮丽的唐代诗篇，就能冲破一道道藩篱，大摇大摆地，牵着孩子们，走向无边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