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刚把高晓枫的中篇小说《虚影》发给我，让我写一篇评论，并嘱我看看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两件作品，的确文本互涉。都涉性，都取童年视角，都对庸众的“平庸之恶”（阿伦特语）做出了批判，似乎不动声色，其实痛彻心扉。两相比较，我觉得，揭示这一主题，将故事置于中国社会的背景之下，来得更妥帖。特别是安放在小镇的特定场景中，让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在聚光灯下表演，极尽丑态。小镇、县城，熟人社会，“庸俗闭塞”，是中国文化的典型样本，最能体现中国的世态人情。比诸另外两个参照系，乡村，体量太小，“五脏”不全，路遥、陈忠实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写农村题材，也要把笔触伸展到县城;城市，人口密度太大，已然是陌生人的世界，与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传统社会判然有别。在这篇小说里，值得玩味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张家女人”，“张”乃大姓，取其普泛性。文艺心理学家鲁枢元讲过，一个听他讲座的听众对他说，我咋看都觉得你姓张。鲁枢元回答说，那是因为我长着一张普普通通的脸。再比如，“澄河”，无论作者有无此意，我是读出了反讽意味的，澄河不澄，分明是“浑水”啊。
　　我进而想到，“集体无意识”学说，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他的老师佛洛依德“个人无意识”理论基础上创立的，而用以解释我们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更具阐释力。所以，从西方引进的种种新理论，有的水土不服，郢书燕说，有的削足适履，牵强附会，而荣格独能得其所哉，不仅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还拓展出新理论，李泽厚的“积淀说”，正是荣格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结出的新果实。
　　回到《虚影》，李尤，是小说里的一号主角吗？这似乎不是个问题，不证自明。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芸芸众生的群像，合构成主角，是他们在集体谋杀李尤，这种似乎捕捉不到、却又无处不在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列宁语），兵不血刃，却极具杀伤力。找不到凶手，找不到主犯，我们不知道他们姓字名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勒庞喊他叫“乌合之众”。而且，干正事需要发动群众，在这些地方，是不需要动员的，是完全自发的，没有计划，没有组织，没有预谋，却是那么步调一致。小说多处写到这种“平庸之恶”。“小镇风般流过的历史细节里，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段话，具体是谁，谁也说不上来，可是，从接下来这段话里，精确地显示出了当时人们那种窥觊的阴暗心理——李尤作为女人，之所以越来越美，越来越雅致，不仅仅由于多折的人生，还因为各式各样男人的滋润。”不知道是谁说的，大家都在说，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心理，何必去求证，说就是了。“那人说”，“有个男人”，便成为小说中常见的指称，是模糊的，又分明真切地存在在那里。“谣言就是这样一传二二传三地产生的。当某些事情以良好的状态发展时，它会带有一种庆幸感和希冀感，如果事实背离发展，那么，所有这些人，不过是悲剧的观望者和见证者。”看热闹，咂摸别人的不幸，获得一种病态的满足。美学史上，肇始于柏拉图，对悲剧感和喜剧感的揭示，就有幸灾乐祸的心理机制说，想必不会是空穴来风吧。来理发店的人，都想从父亲嘴里得到一些有关李尤的秘密。“干等的过程，内心里翻云覆雾的人任谁也无法统计”，拿别人的隐私当调味品，终究调不出自己的美味人生，大家却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悲夫！“因为小镇由来已久的习性，总是将女人与不规矩的天性联结起来”，是啊，沸沸扬扬的传闻里怎能没有女人，那多乏味。“这些，无一不是镇上流传的可能或者不可能。它们流通的方式，是经由一个人的嘴传到另一个人耳朵，再由另一个的嘴传到第三者的耳朵。流通的地点，却可以说无所不至。”“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隐私似的传言，会随着她（李尤）的离开，夏季艳阳般地燥热起来。”众人的心先自燥热了，追腥逐臭，也好以此打发无聊，填充空虚。
　　贾平凹的小说《黑氏》开头第一句说，漂亮脸蛋，是女人的最高文凭。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面，古人早做出了总结：红颜薄命，女色祸水，云云。“薄命说”不乏同情心，大有怜香惜玉之意，是带有同情和怜惜意味的说辞;“祸水说”则是有失公允的因果倒置了，明明是男权戕害了女人，却要倒打一耙。一个女人，长得漂亮，似乎是一种“原罪”，要用一生来赎罪。其实，这祸根埋在大众的心里，潜伏在大众汹涌的欲望里。漂亮女人住进了男人们的性幻想里，都想占有，爱而不可得，便生成一种蛮悍的破坏力，踏上一万只脚，置之死地而后快。佛洛依德讲过，那些被压抑的情感和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都不会消失。它们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会以更丑恶的方式爆发出来。李尤，尤者，尤物之谓也。她就是众人眼里的尤物，是众人用眼睛和唾沫淫侮的对象。《红楼梦》里有尤氏，和她的两个妹妹尤二姐、尤三姐，取姓为“尤”，绝非随意，别有讽喻也。
　　鲁迅笔下的“看客”，麻木不仁，消费别人的灾难，甚至是将死的生命，在看热闹中给自己灰暗的人生增添一抹亮色，将一潭死水搅起一点波澜，哪怕是泥浆四溅。鲁迅写了形形色色的看客，但似乎很少涉笔男女之事的看客（《伤逝》里，有把鼻子挤成小平面的、透过玻璃窗看子君的看客），其实，这里才是稠人广众之所在，看点之炫目，窥视欲之大大地满足，莫过于此。“由于李尤的毫无廉耻的赤身表演，所有（提请读者诸君注意，这里用的是全称判断——引者注）罗恩镇人，经历了生命中最为生动鲜活的一幕。”瞧瞧，一百年过去了，子君的第n代子孙们，不是还在重复着跑龙套的角色吗？小说采用倒叙，意在强化这种美被毁灭的悲剧的痛感。卖虾的肥男人推开她（李尤）时，“周围的商贩都笑起来，打趣的諂媚的嘲弄的什么都有”。这笑声，我们太熟悉了，它从鲁迅的小说、杂文乃至散文诗中传来，也从我们身边的各种生活场景中传来，一而再，再而三，循环往复，聒噪不止，“众多人的嘲笑声”，加之以标配——被嘲弄者李尤的“木然的神情”，始而令我们毛骨悚然，久之则见惯不惊、充耳不闻了。为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人会变得冷漠？各种强刺激重复出现，敏感的神经日益钝化，终至于不感无觉了。
　　李尤是个正派的女人，母亲花钱雇“我”盯梢儿，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个情节已为李尤正名。她出身于本本分分的正经人家。在理发店打工，她“会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到最好”。小说多角度地、反反复复地描写李尤的美貌，她是个美人，是个爱美的、喜欢穿旗袍的美人。男人的情欲，女人的醋意，是那么的不同，但在灭掉李尤这件事上，却形成一种合力，是这众人之手，一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把李尤推向了万丈深渊。李尤只是去找柳裁缝做旗袍，却招来许多闲言碎语。柳裁缝也是单身，据说又喜欢“揩油”，鳏夫与寡妇，孤男寡女，正适合扮演谈资里的主人公。谣言没有翅膀，但飞得很快，飞得很远，因为它迎合了人们的阴暗心理。小说插入一个社会新闻，得疯病的父子惨死，而李尤的绯闻并未因此而淡出，因为她“更具八卦和关注的价值。”由此形成有力的反衬。红颜薄命，仿佛谶语，似乎是宿命。其实，还是有缘由的。红颜，成为男性欲望追逐的对象，女性妒火中烧的死敌，其危险系数就大大地增加了。 　　由此，我们再来讨论下一个问题。小说安排李尤经历了种种人生磨难。母亲遭人强暴，投河自尽。父亲在悲哀、绝望中走失。嫁给方临河，短暂的幸福之后，丈夫、儿子双双溺水身亡。纨绔子弟樊鸣的爱昙花一现，浪子回头也只是回一下头而已，终而成为压垮李尤的最后一棵稻草。将人物置于极端境遇之中，这样写，戏份儿是足了，但也落入俗套，让人闻见一股肥皂剧的味道，多少削弱了作品的控诉力量。试想一下，假如李尤没有这么多的磨难，让她过着平常人的小日子，仍然难逃此劫，作品的社会批判不是更具锋芒吗？大概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多次使用“戏剧性”一词，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就出在太过戏剧性上了。我常想，《围城》里的男男女女，有缺点，但仍不失为好人。钱钟书的智慧正表现在这里。他没有把方鸿渐们写得多么多么坏，这样，婚姻的失败，就不单是某些个人的因素所致，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婚姻这种“体制”本身，任是谁，也想逃出围城。这才是旨归所在，才是作品的深刻处。当然了，这样的探讨，未免有些苛责。就连鲁迅，不是也让祥林嫂遭遇改嫁之窘、丧子之痛了吗？改嫁，今天视若平常，就像从衣柜里扔出一件旧衣服，又添置一件新衣服。而一百年前，那可是天大的事情，活着，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所谓“好女不侍二夫”嘛;死后，要把身体锯为两半，祥林嫂不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困境中疑疑惑惑地死去的吗？
　　继续讨论“平庸之恶”。这是阿伦特的一个命题。研究德国纳粹，学者们多聚焦于希特勒、戈培尔们，阿伦特独辟蹊径，考察法西斯暴行中普通人的表现，得出“平庸之恶”的结论。还有一部书，勒庞的《乌合之众》，也是专门解析群体心理的经典名著，它将群体的特点剖析得淋漓尽致。书中把群体与个体对比着加以分析，“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诱惑，也很容易抵制。但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何以至此呢？俗语里有“法不责众”的说法，隐匿于分母中的多少万分之一里，坏念头就冒出来了。从义和团，到红卫兵，莫不如此。勒庞的解释是，“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刚出生的猫仔，挤在母腹之下，除了吃奶，也有安全感的因素吧？不仅如此，“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熱，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已经习惯了“人民”的概念，并且赋予它政治性的意涵，褒奖有加。当指称负面因素时，又拈出“大众”一词，如抨击文艺的“三俗”，一言以蔽之，归罪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鼓噪。“人民”与“大众”，重叠的面积有多大？就没人去叫这个真儿了，有时还堂皇地将二者相提并论。引入“群体”的概念，能让我们看清世人的真面目。勒庞尖锐地指出，“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真正的智慧被愚蠢的洪流淹没。对群体来说，也许最不合理的才是最合理的选择。”这话听起来有些刺耳，却振聋发聩，提醒我们去接续鲁迅的传统，批判国民劣根性，用文明的调色板刷新国民素质，而不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中阿世媚俗。
　　小说开头出现的“你”字，把读者拉进来，打赌的口吻，否定的句式，紧紧地拽住读者。“是的，说起来，我也不太相信。”诚恳的语态，反复的辞格，不断强化反差之大，美被毁灭之惊悚，奠定了全篇的叙事基调。李尤的“目光涣散”，她的“茫然”，她的“暧昧不清的笑容”，不是祥林嫂的镜头闪回吗？
　　小说毕竟是小说，既做全景式的扫描，也要拉近镜头，推出中景、近景，还有特写。十四岁的少年“我”（罗根），懵懵懂懂地有了性意识，“用眼角捕捉她（李尤）的身影”。如果与《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比较一下，那个少年的性意识很强烈，无法遏止，罗根则没有那样的荷尔蒙大爆炸，强度要弱得多。这个处理是得宜的，是符合民族特点的。父亲（罗震名）对李尤的性意识，小说写得很节制。“理发店这么空，你还招人。”以“我”的心理活动折射，隐含其意。母亲醋劲大发，面对辱骂，“我看不到（父亲）丝毫的妥协和让步”。“母亲的吵闹，对李尤的到来，未起到任何阻碍作用。”这样的侧面描写，烘云托月，既婉曲，又颇具力度。李尤来理发店上班，“那些男人蜂拥而至的等待和热情，竟然形成一道叹为观止的景象。”这些字句，让我想到《陌上桑》里秦罗敷的美貌，这到底是怎样的风姿绰约的一个女人啊？以不言言之，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每个读者都可以按着自己的审美范型去二度创作，可谓深得古典诗文之神韵。
　　李尤买布料的变化，也见出作者心思的细敏。“那段时间的李尤，买的布料色彩偏向之前更为浓烈或者青翠。曾经以暗底碎花为主的绸缎，改变成为大块的花朵和龙凤鸟雀交杂的图案”。一个细节，构成人物内心世界的直观外显。吴媛抢走了樊鸣，李尤无法淡定，其固有的优雅、清丽，也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