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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参加了一次非常“幸运”的调查研究。说“幸运”，是因为1961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取消原草案中关于举办公共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规定。这种改变事关重大，先在各地进行试点。农村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在各地试点时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为慎重计，毛泽东指定吴冷西组织一些人在北京郊区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摸底。于是以《人民日报》为主，新华社参加，组成一个包括八个编辑、记者的调查组，吴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组里配备两位女编辑，便于接近农村的大娘大婶。中央打算做的，正是农民强烈要求的，也是我们所要调查的。万无一失，皆大欢喜，所以说我们非常“幸运”。
在此之前，一位原在《人民日报》工作、后来调到科学院的我的老战友，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公共食堂有八大弊病，当时绝不可办，写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调查报告给党中央。在中央最高领导批转贵州省委的报告，认为公共食堂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兴头上，公然提出这种逆耳之言，还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于是左批右批，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知过了不到一年，中央修改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要取消公共食堂，我这位老朋友的帽子也就摘掉了。
我们调查的村庄是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两百多户人家，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在郊区都属中等水平，有较大的代表性。郊区粮食征购任务比较轻，每人平均能留三百斤口粮(原粮)，如果自炊，并精心计划，干稀搭配，勉强够吃。这里的干群关系比较好，我们蹲点的一个月时间，无人反映干部有多吃多占现象。我们住在大队长吴士华家里，只有他家能挤出两间房子，一间住五个男子，一间住两位妇女。吴冷西很忙，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现职工作专事调查，只能过一段时间到调查组指点指点。吴士华原来是村里最穷的贫农，解放前对敌斗争、解放后土地改革都是积极分子，所以分得地主这座房子。经过一个月的观察，他的生活还很贫苦，这也是村里的干部比较廉洁的证明。
进村时，群众用惊异的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刚进村，一片静悄悄——情况不妙。过去在农村多年生活的体验，鸡鸣犬吠，人喊马嘶，才是兴旺欢快的景象；如果死气沉沉，人们连话都懒得说，必有什么大事。当时正是“四月闲人少”的农忙时候，还有不少人在门洞里闲坐着，用惊异的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过了几天，我明白了，这是农民近年来积累的经验在起作用。他们很怕上边来人，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其实不只农民，干部也是如此。我们进村第二天，县委书记带着办公室主任来看望。他风闻中央正考虑停办公共食堂，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但未得确信，听了我们的介绍，眼睛马上睁大了。办公室主任奋笔疾书，大概是把我们又像透露又像传达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以便将来有事以此为证。我虽然反复解释这种新的决策，还不能完全打消他的疑虑，第二天，县委派来陪同我们调查的工作员就撤走了。我估计这是自保之计，可在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时，表示“县委概未参与”。
村里的干部和社员很快弄清了我们的身份——报社派来的调查组，不是他们的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弄清了我们的任务——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对供给制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央据实反映，不插手村里的任何工作。他们的顾虑很快消失，像自家人一样反映各种情况，表达积累多年的愿望。我们又分别邀请干部、老农、妇女、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少家庭的户主、手艺人……开各种座谈会，又挨家挨户访问，征求意见。由于调查组有两位中年女编辑，工作十分方便。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除调查了羊头岗解放前后的社会情况，“大跃进”前后干群关系的历史变化，又着重了解了当前群众心里的主要“疙瘩”，确认中央新的考虑同群众的愿望完全相符。其实群众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把当前最不合理的一些事情纠正过来，他们就满意了。
真正沉到群众中，听到群众的知心话，我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这几年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一些领域确实不如根据地时期和刚解放那几年。例如密植，曾经是大力提倡的增产措施，载人“农业八字宪法”的。实行合理密植，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增产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但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在不少地方，合理密植层层加码，到了基层实际上变成越密越好，不仅不能增产，反而大幅度减产以至失败。农民靠种地吃饭，不愿意再搞密植；干部要完成任务，强迫群众密植，于是闹出笑话。种棉花，工作员要群众增加一倍播种量，群众知道这样不行，又不敢违抗，就把一半棉籽背着工作员煮熟，同未煮棉籽掺合在一起，工作员监督过秤、下种。结果只有一半棉籽出苗，避免了过密的损失。羊头岗的干部、群众向我们介绍时说，这不是讲笑话。当时是认真办的，劳民伤财，败坏党的威信，何苦打这种“哑谜”!
有些事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施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乌托邦”，群众看着不行，有些领导干部却认为很好，强制推行，只能碰壁。例如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部队、干部中普遍施行，曾经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在和平建设时期，在几亿农民群众中，这种制度就行不通了。羊头岗生产大队辖几个生产队(规模相当过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之间贫富差别不小，勉强实行全大队统一分配，原来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就认为吃了大亏，群众生产情绪普遍下降，幸喜不久就改正了。有些领导干部对供给制似乎情有独钟，认为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应该尽量保留，就让羊头岗大队想法带头。于是队里选定一个社员，二十多岁，出身不错，略认几字，从小不爱劳动，家有一妻二子，生活比较困难。生产大队送他到城内上学，说是“培养新一代农民，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创造条件”，他的学费由村里出，孩子由村里养，结果一家高兴，全村不满。群众说得好，全村200多户，论负担摊到一家一户没有多少，主要是觉得“太不公平”，提起来就恼火。支部书记徐德贵当时间我的看法，我避开此人此事，尽量通俗地说一通什么是共产主义因素，什么是“乌托邦”，目前我们国家处在什么阶段，应该实行什么政策等等“大”道理。看样子徐德贵听出了我的意思，听说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此事改正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到羊头岗了解我在那里调查研究时的“罪行”，曾经反复追问这件事，大概想拿到我“反对共产主义萌芽事物”的一个例子。徐德贵尊重事实，准确介绍我们在该村调查研究时的所柞所为，帮助我渡过了这一劫难。
农民最恼火的就是公共食堂，许多宣传像天方夜谭
农民最恼火的是公共食堂。过去干部下乡都吃“派饭”，主客皆大欢喜，现在我们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饭。这也有好处，把公共食堂总算摸透了。羊头岗大队当时每人平均口粮(原 粮)300斤出头，折合从商店买的商品粮250斤左右，大体相当1996年北京郊区人均口粮的三分之一。即使口粮不多，如果农民自炊，各家精打细算，大小人平均，干饭稀饭搭配，粮菜混吃，可以渡过荒年；把口粮集中到食堂就显得很不够了。我们吃的食堂，其实是个制作玉米窝窝头和稀饭的厨房，曾经供应过简单的煮菜，我们在时已经没有了。各家把主食领回去，添上自做的菜粥，勉强度日。报纸上曾经大肆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内行蓄意骗人，定是外行胡乱想象。说节省许多劳力，其实恰恰相反。农民自炊，基本由半劳力担任，一个老太太包下来，而且做得细致；羊头岗的食堂竟有七八个全劳力，群众还反映曾经在稀饭里吃出虫子来。说公共食堂节省燃料，更是天方夜谭。农民自炊，有点草柴，配上风箱，就可以把饭做熟；公共食堂非用硬柴不可。羊头岗的树当时还未砍完，大队长说，再办两年公共食堂，把树砍完，就只能拆房了。中央一位领导人在调查以后说：“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党和农民间的一个疙瘩。”可谓一语中的。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求实，搞清楚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调查研究的精神是务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容不得半点虚假伪饰。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发生重大路线偏差的时候，都是不讲真话、实话的时候，也就是不进行或者不许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大跃进”期间，假话盈耳，怪事迭出，领导不加干预，甚至欣赏和鼓励。当时并非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像前面提到的那位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公共食堂八大弊病，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干部，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突出代表。但在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调查研究不被重视，许多干部在“帽子”、“棍子”之前，显得十分软弱。我自己，以及继我到羊头岗调查研究的一位《人民日报》编委，在这方面表现都很突出。
我们调查组以解剖羊头岗这个“麻雀”为主，也到附近几个生产大队看看。哪块地的小麦长得好，不必问，准是农民的自留地。当时自留地不多，每户合计半亩上下，一般能收三百斤小麦，换成玉米；就是一家人几个月的口粮。看看集体的大田，能收自留地的一半就不错了。这种现象已经接触到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个问题，当时这就是人民公社的核心问题。村干部和农民主张适当扩大自留地，认为这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有效办法；领导的意见却是进一步缩小自留地，认为这样才能巩固集体经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把集体的地种得和自留地一样好?这是问题的关键。但是，这个问题太敏感，我们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当然有借口：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实际是怕担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时我已入党多年，职位不低，以这种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研究，怎能起党中央“耳目”的作用?中央有预案的就调查，也可以提出明确的意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反对的就回避，不管对人民有多么重要。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当时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当时人人畏难自保，实事求是的传统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我们写了一个相当详尽的调查报告，对公共食堂绝难再办，“供给制”不应坚持，都有鲜明的态度和有力的论据，但对我们已经看到的更重要、很敏感的问题却避开了。这样做，说轻些是畏难自保，我要负全部责任。就是这样的报告，报社造反派在“文革”初期还抓住不放。我们的调查报告是铅印了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形式也是一字不漏，再能上纲也无问题。于是改追“阴谋”。毛泽东指示作此调查，党组织选派全部人员，堂堂正正，有何阴谋?折磨我近半年，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我曾想过，造反派如果不追阴谋，而批评我为什么这么怕负责任，为什么胆子这么小，明明发现重大问题(自留地引起的农村体制问题)而不向中央反映，哪像一个人党多年的共产党员?我大概就不会理直气壮地申述自己没有阴谋，而要作出发自内心的检讨了。
我们调查组结束不久，报社又派了一个调查组到羊头岗。派到同一个地方，这是一个省力的办法，因为基本情况已有积累，不必从头调查起，而且我们同大队干部和许多社员已经建立了朋友关系。这个调查组由四人组成，一位编委牵头，但他们一直跌跌撞撞，远不如我们“幸运”。
原来在1962年7月，邓子恢本着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不计个人利害，在中央党校、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相继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生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农活，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主张，是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结合长期农村工作经验提出的真知卓见，近似现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许多领导干部表示赞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得风气之先，派遣不少人到北京、河北、安徽、四川等地调查包产到户的有关情况，去羊头岗的四人小组就是其中之一。没料到邓子恢的主张触犯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并且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主要指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写申诉信一事，彭在这封长达八万言的信中，请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特别申明在党内从来没有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被指为翻案)，严厉指责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形势做充分估计的正确观点)，正确的意见再一次受到压制。
因此，这个调查小组的遭遇十分坎坷。小组的一个成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像羊头岗这样的生产大队，社员生活仍然偏紧，特别是集体耕地和自留地的巨大差距，看得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还大有潜力。几乎所有社员、干部都要求扩大自留地和分‘口粮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一种变相要求。”群众的思想摸准了，问题的关键看透了，该怎么办也搞得清清楚楚，写调查报告却犯了难。当时“包产到户”十分敏感，最高领导同广大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激烈“顶牛”。调查组非常聪明，先写了一个初稿，内容简单明确：“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万无一失。调查报告还未送出，组长在报社听到“气候”，对组员兴奋地说，中央召开会议，允许“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地区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不同方式进行试验，包括“包产到户”的试验。全组立即改写初稿，充实内容，增加篇幅，明确肯定“口粮田”和“包产到户”。改写稿送出之前，组长突然召集组员开会，“神情十分紧张，压低声音说，精神有变，要批‘三自一包’。”大家火速返工，“调整报告”，压缩篇幅，“重点又转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这样的调查研究很像小学生的橡皮泥，捏成方就方，捏成圆就圆。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新华社派到各地调查研究的人员，写了不少肯定“包产到户”的材料，在新华社办的《内部参考》发表，毛泽东对此严加批评，命令“以后不许再登”。
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调查研究有效，也有限。不过，只要不是想推波助澜，总是有调查比没有好。就以60年代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说，对最高领导大概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对几年来习惯于根据下面来的不实材料作决定的许多中上层领导，很可能起一些清醒头脑，摸清家底，克服官僚主义，纠正虚假作风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
在此之前，一位原在《人民日报》工作、后来调到科学院的我的老战友，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公共食堂有八大弊病，当时绝不可办，写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调查报告给党中央。在中央最高领导批转贵州省委的报告，认为公共食堂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兴头上，公然提出这种逆耳之言，还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于是左批右批，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知过了不到一年，中央修改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要取消公共食堂，我这位老朋友的帽子也就摘掉了。
我们调查的村庄是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两百多户人家，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在郊区都属中等水平，有较大的代表性。郊区粮食征购任务比较轻，每人平均能留三百斤口粮(原粮)，如果自炊，并精心计划，干稀搭配，勉强够吃。这里的干群关系比较好，我们蹲点的一个月时间，无人反映干部有多吃多占现象。我们住在大队长吴士华家里，只有他家能挤出两间房子，一间住五个男子，一间住两位妇女。吴冷西很忙，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现职工作专事调查，只能过一段时间到调查组指点指点。吴士华原来是村里最穷的贫农，解放前对敌斗争、解放后土地改革都是积极分子，所以分得地主这座房子。经过一个月的观察，他的生活还很贫苦，这也是村里的干部比较廉洁的证明。
进村时，群众用惊异的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刚进村，一片静悄悄——情况不妙。过去在农村多年生活的体验，鸡鸣犬吠，人喊马嘶，才是兴旺欢快的景象；如果死气沉沉，人们连话都懒得说，必有什么大事。当时正是“四月闲人少”的农忙时候，还有不少人在门洞里闲坐着，用惊异的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过了几天，我明白了，这是农民近年来积累的经验在起作用。他们很怕上边来人，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其实不只农民，干部也是如此。我们进村第二天，县委书记带着办公室主任来看望。他风闻中央正考虑停办公共食堂，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但未得确信，听了我们的介绍，眼睛马上睁大了。办公室主任奋笔疾书，大概是把我们又像透露又像传达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以便将来有事以此为证。我虽然反复解释这种新的决策，还不能完全打消他的疑虑，第二天，县委派来陪同我们调查的工作员就撤走了。我估计这是自保之计，可在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时，表示“县委概未参与”。
村里的干部和社员很快弄清了我们的身份——报社派来的调查组，不是他们的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弄清了我们的任务——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对供给制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央据实反映，不插手村里的任何工作。他们的顾虑很快消失，像自家人一样反映各种情况，表达积累多年的愿望。我们又分别邀请干部、老农、妇女、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少家庭的户主、手艺人……开各种座谈会，又挨家挨户访问，征求意见。由于调查组有两位中年女编辑，工作十分方便。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除调查了羊头岗解放前后的社会情况，“大跃进”前后干群关系的历史变化，又着重了解了当前群众心里的主要“疙瘩”，确认中央新的考虑同群众的愿望完全相符。其实群众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把当前最不合理的一些事情纠正过来，他们就满意了。
真正沉到群众中，听到群众的知心话，我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这几年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一些领域确实不如根据地时期和刚解放那几年。例如密植，曾经是大力提倡的增产措施，载人“农业八字宪法”的。实行合理密植，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增产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但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在不少地方，合理密植层层加码，到了基层实际上变成越密越好，不仅不能增产，反而大幅度减产以至失败。农民靠种地吃饭，不愿意再搞密植；干部要完成任务，强迫群众密植，于是闹出笑话。种棉花，工作员要群众增加一倍播种量，群众知道这样不行，又不敢违抗，就把一半棉籽背着工作员煮熟，同未煮棉籽掺合在一起，工作员监督过秤、下种。结果只有一半棉籽出苗，避免了过密的损失。羊头岗的干部、群众向我们介绍时说，这不是讲笑话。当时是认真办的，劳民伤财，败坏党的威信，何苦打这种“哑谜”!
有些事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施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乌托邦”，群众看着不行，有些领导干部却认为很好，强制推行，只能碰壁。例如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部队、干部中普遍施行，曾经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在和平建设时期，在几亿农民群众中，这种制度就行不通了。羊头岗生产大队辖几个生产队(规模相当过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之间贫富差别不小，勉强实行全大队统一分配，原来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就认为吃了大亏，群众生产情绪普遍下降，幸喜不久就改正了。有些领导干部对供给制似乎情有独钟，认为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应该尽量保留，就让羊头岗大队想法带头。于是队里选定一个社员，二十多岁，出身不错，略认几字，从小不爱劳动，家有一妻二子，生活比较困难。生产大队送他到城内上学，说是“培养新一代农民，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创造条件”，他的学费由村里出，孩子由村里养，结果一家高兴，全村不满。群众说得好，全村200多户，论负担摊到一家一户没有多少，主要是觉得“太不公平”，提起来就恼火。支部书记徐德贵当时间我的看法，我避开此人此事，尽量通俗地说一通什么是共产主义因素，什么是“乌托邦”，目前我们国家处在什么阶段，应该实行什么政策等等“大”道理。看样子徐德贵听出了我的意思，听说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此事改正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到羊头岗了解我在那里调查研究时的“罪行”，曾经反复追问这件事，大概想拿到我“反对共产主义萌芽事物”的一个例子。徐德贵尊重事实，准确介绍我们在该村调查研究时的所柞所为，帮助我渡过了这一劫难。
农民最恼火的就是公共食堂，许多宣传像天方夜谭
农民最恼火的是公共食堂。过去干部下乡都吃“派饭”，主客皆大欢喜，现在我们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饭。这也有好处，把公共食堂总算摸透了。羊头岗大队当时每人平均口粮(原 粮)300斤出头，折合从商店买的商品粮250斤左右，大体相当1996年北京郊区人均口粮的三分之一。即使口粮不多，如果农民自炊，各家精打细算，大小人平均，干饭稀饭搭配，粮菜混吃，可以渡过荒年；把口粮集中到食堂就显得很不够了。我们吃的食堂，其实是个制作玉米窝窝头和稀饭的厨房，曾经供应过简单的煮菜，我们在时已经没有了。各家把主食领回去，添上自做的菜粥，勉强度日。报纸上曾经大肆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内行蓄意骗人，定是外行胡乱想象。说节省许多劳力，其实恰恰相反。农民自炊，基本由半劳力担任，一个老太太包下来，而且做得细致；羊头岗的食堂竟有七八个全劳力，群众还反映曾经在稀饭里吃出虫子来。说公共食堂节省燃料，更是天方夜谭。农民自炊，有点草柴，配上风箱，就可以把饭做熟；公共食堂非用硬柴不可。羊头岗的树当时还未砍完，大队长说，再办两年公共食堂，把树砍完，就只能拆房了。中央一位领导人在调查以后说：“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党和农民间的一个疙瘩。”可谓一语中的。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求实，搞清楚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调查研究的精神是务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容不得半点虚假伪饰。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发生重大路线偏差的时候，都是不讲真话、实话的时候，也就是不进行或者不许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大跃进”期间，假话盈耳，怪事迭出，领导不加干预，甚至欣赏和鼓励。当时并非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像前面提到的那位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公共食堂八大弊病，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干部，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突出代表。但在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调查研究不被重视，许多干部在“帽子”、“棍子”之前，显得十分软弱。我自己，以及继我到羊头岗调查研究的一位《人民日报》编委，在这方面表现都很突出。
我们调查组以解剖羊头岗这个“麻雀”为主，也到附近几个生产大队看看。哪块地的小麦长得好，不必问，准是农民的自留地。当时自留地不多，每户合计半亩上下，一般能收三百斤小麦，换成玉米；就是一家人几个月的口粮。看看集体的大田，能收自留地的一半就不错了。这种现象已经接触到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个问题，当时这就是人民公社的核心问题。村干部和农民主张适当扩大自留地，认为这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有效办法；领导的意见却是进一步缩小自留地，认为这样才能巩固集体经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把集体的地种得和自留地一样好?这是问题的关键。但是，这个问题太敏感，我们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当然有借口：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实际是怕担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时我已入党多年，职位不低，以这种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研究，怎能起党中央“耳目”的作用?中央有预案的就调查，也可以提出明确的意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反对的就回避，不管对人民有多么重要。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当时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当时人人畏难自保，实事求是的传统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我们写了一个相当详尽的调查报告，对公共食堂绝难再办，“供给制”不应坚持，都有鲜明的态度和有力的论据，但对我们已经看到的更重要、很敏感的问题却避开了。这样做，说轻些是畏难自保，我要负全部责任。就是这样的报告，报社造反派在“文革”初期还抓住不放。我们的调查报告是铅印了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形式也是一字不漏，再能上纲也无问题。于是改追“阴谋”。毛泽东指示作此调查，党组织选派全部人员，堂堂正正，有何阴谋?折磨我近半年，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我曾想过，造反派如果不追阴谋，而批评我为什么这么怕负责任，为什么胆子这么小，明明发现重大问题(自留地引起的农村体制问题)而不向中央反映，哪像一个人党多年的共产党员?我大概就不会理直气壮地申述自己没有阴谋，而要作出发自内心的检讨了。
我们调查组结束不久，报社又派了一个调查组到羊头岗。派到同一个地方，这是一个省力的办法，因为基本情况已有积累，不必从头调查起，而且我们同大队干部和许多社员已经建立了朋友关系。这个调查组由四人组成，一位编委牵头，但他们一直跌跌撞撞，远不如我们“幸运”。
原来在1962年7月，邓子恢本着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不计个人利害，在中央党校、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相继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生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农活，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主张，是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结合长期农村工作经验提出的真知卓见，近似现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许多领导干部表示赞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得风气之先，派遣不少人到北京、河北、安徽、四川等地调查包产到户的有关情况，去羊头岗的四人小组就是其中之一。没料到邓子恢的主张触犯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并且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主要指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写申诉信一事，彭在这封长达八万言的信中，请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特别申明在党内从来没有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被指为翻案)，严厉指责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形势做充分估计的正确观点)，正确的意见再一次受到压制。
因此，这个调查小组的遭遇十分坎坷。小组的一个成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像羊头岗这样的生产大队，社员生活仍然偏紧，特别是集体耕地和自留地的巨大差距，看得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还大有潜力。几乎所有社员、干部都要求扩大自留地和分‘口粮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一种变相要求。”群众的思想摸准了，问题的关键看透了，该怎么办也搞得清清楚楚，写调查报告却犯了难。当时“包产到户”十分敏感，最高领导同广大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激烈“顶牛”。调查组非常聪明，先写了一个初稿，内容简单明确：“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万无一失。调查报告还未送出，组长在报社听到“气候”，对组员兴奋地说，中央召开会议，允许“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地区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不同方式进行试验，包括“包产到户”的试验。全组立即改写初稿，充实内容，增加篇幅，明确肯定“口粮田”和“包产到户”。改写稿送出之前，组长突然召集组员开会，“神情十分紧张，压低声音说，精神有变，要批‘三自一包’。”大家火速返工，“调整报告”，压缩篇幅，“重点又转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这样的调查研究很像小学生的橡皮泥，捏成方就方，捏成圆就圆。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新华社派到各地调查研究的人员，写了不少肯定“包产到户”的材料，在新华社办的《内部参考》发表，毛泽东对此严加批评，命令“以后不许再登”。
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调查研究有效，也有限。不过，只要不是想推波助澜，总是有调查比没有好。就以60年代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说，对最高领导大概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对几年来习惯于根据下面来的不实材料作决定的许多中上层领导，很可能起一些清醒头脑，摸清家底，克服官僚主义，纠正虚假作风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