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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新闻业中，曾涌现无数风流人物。有的至今为公众和从业者知悉和纪念，如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史量才、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也有的虽在当时极为耀眼，在后世却少为人知，“为《申报》办成全国首屈一指的大报作出卓越贡献”的张竹平便是其一。
在近代中国，许多报纸名噪一时，却最终成就有限。它们最终或沦为某一政治势力的附庸，或遭遇灾祸后无力恢复，或自行消亡，资本不厚、经营不力是很重要的原因。1912年9月，创办已达四十年之久的《申报》，也到了“经营不得其法，财力不胜负担”的地步，因而史量才等人得以接手。
张竹平，1886年生，江苏省太仓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下半年，张竹平被聘为《申报》经理兼营业部主任，成为《申报》经营的实际主持者。在张竹平主政期间，《申报》经营大放异彩，屡有创举。如设立广告推销科，专门招揽广告;聘用专业广告设计人员，改变版面不美观、不规范的情况;附送画报推广销路;雇人骑自行车送报，大大提高投递时效等。这些举措，在今日看来也许平常，在当时却是创举，更每每搅动报业市场，受到读者的欢迎，让竞争对手十分紧张，为《申报》的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时任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协理的汪仲韦（其父汪汉溪、兄汪伯奇先后担任《新闻报》总经理）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史量才用人颇有雅量，他把《申报》编辑部实权交与陈景韩（冷血），管理与营业交给经理张竹平与副经理汪英宾。”在史量才的充分信任下，张竹平大展作为，《申报》声势复振，获得迅速发展：“至1915年4月，报纸的广告版面超过了新闻、副刊的版面，业务收入也随之增加”;“1914年《申报》发行量即比1912年增加一倍，1916年达到两万多份，使《申报》步入赢利阶段”;“1928年《申报》发行二万号时，销量已超过十四万份。报纸的盈利也达到每年十万元以上”。然而，就在《申报》和张竹平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什么原因促使他离开《申报》自立门户呢？
从现有资料看，张竹平的离开不是因为才华得不到施展，或者与史量才的交情出了问题。前文已说过史量才的雅量和放权，两人私交也很深厚，张竹平的孙女曾讲：“董显光、史赓等都是父亲的过房爷。史赓结婚时，父亲还当过他们的小傧相呢！”上海方言，过房爷即是干爹。史讠永 赓是史量才之子，可见两家交情不浅。
因此，汪仲韦认为张的离开，是因为他“是事业心很强的人，并不甘心终身为他人作嫁”。也有文章认为，张竹平在多年的经营中，“雄心大发，立誓胜过史量才”。事实的确如此。
张竹平脱离《申报》，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并非一时兴起。1924年，张竹平即联合《申报》《时事新报》的编辑力量，利用业余时间，将两报内容编选后，以电讯发给外地报社。随着外地报社对电讯的需要增加，张竹平便萌生了独立经营的念头，而这在后来也成为他“四社”（即张竹平接手的《时事新报》、英文《大陆报》，以及创办的《大晚报》、申时电讯社）事业的重要部分。
到1927年时，张竹平与《申报》的离心更加明显。1927年8月，张竹平以九万元购入《时事新报》。也有人说，收购《时事新报》的“起意者和出资者均为史量才”。两说都有时人回忆作为依据，但尚未发现一锤定音的证据。但无论如何，《时事新报》不在史量才的控制内是无疑的。次年，张竹平又改组申时电讯社，增加人手和资本，扩大业务范围。据载，“1930年冬，史量才曾为此分别召张竹平、汪英宾谈话，告诉他们‘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他们抉择去留。张竹平决计离开《申报》自立门户，汪英宾也辞职随张而去”。
史量才对张竹平的离去无疑是不舍的。张竹平一边担任《申报》经理，一边兼营申时电讯社、《时事新报》，这种现象持续时间达数年之久。这期间，史量才不会没有察觉。甚至，在张竹平“经常将《申报》的广告客户介绍给《时事新报》”的情况下，史量才还是进行最后的挽留，于1930年冬，史量才与之谈话，告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他们抉择去留。但这一摊牌，也以失败告终，张竹平因而正式辞职。
汪仲韦还谈及一处细节，即史量才对张竹平的离心进行的反制。其文章提及：“史（量才）……心中深为不悦。乃延揽社会知名人士黄炎培进馆，组织《申报》总管理处，综理全馆上下一切事务，自己也每日按时到馆办公，置张、汪于闲散地位。”然而，查证《申报》总管理处成立的时间是1931年1月，彼时张竹平已经离开《申报》。假设汪仲韦的记忆确有此事，或许是《申报》总管理处的筹备期间发生的事情。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张竹平在《申报》工作长达十七年之久，而且长期主持经营工作，办报经验之丰富，交游之广阔，自然不言而喻。事实上，他离开《申报》后，事业很快打开局面：才接手的英文《大陆报》资产颇丰;1932年前后新办的《大晚报》成为上海“晚报的成功”标志;《时事新报》蒸蒸日上，据国民党中宣部1931年8月的统计数据，其发行量为五万份，跃居全国日报第三名，仅次于《申报》《新闻报》;另外还有通讯社、出版社业务。因此，被称为“声势赫赫，有直追史量才之势”。但另一方面，张竹平事业扩张很快，以致资金常处于短缺状态，加之过于贴近政治，在蒋、桂、张学良、李济深等势力之间游走，以博取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最终大大触怒蔣氏，于1935年被迫低价将报业卖出。张竹平之子回忆称，“在史量才遇刺后不久，父亲便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信中附有一颗子弹。写信者威胁说，如果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就将用对付史量才的手段来对付他，他将得到与史量才同样的下场。父亲觉得为办报而丢掉性命有点不值得，还是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为好，便很不情愿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将报业卖给了有着国民党背景的闻人孔祥熙”。从此，张竹平不再涉足报业，辗转于上海、香港、重庆办起饭店等生意，渐渐淡出新闻界的视野。张竹平前后浸淫报业二十余年，收手竟然如此利落，或许能从侧面看出其人性格之果决，以及对当局迫害的忌惮之深。
假如张竹平当年留在《申报》，是否会对《申报》和史量才的命运产生根本性改变？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技术水平，《申报》在经营上的拓展空间已经不大：通过对外兼并其他报业获得发展，与国民党政府加强新闻管制的政策相悖，政治、经济阻力都非常大。这一点已然从史量才收购《新闻报》的前后得到很充分的验证。同时，《申报》经营模式的成熟、各地区的壁垒、社会购买力的有限和交通运输业的不发达，通过内部经营创新，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因此，《申报》经营的问题更多不是开拓，而是守成。在后一点上，张竹平的继任者本就做得很出色。至于《申报》在“九一八”后，改变保守的政治立场，引起当局的忌惮，史量才因而被暗杀，恐怕也不是长期专管经营、不插手采编并且后来同样在政治问题上栽跟头的张竹平所能左右。
因此，张竹平从《申报》走比留好。留，施展作为的空间有限;走，反而给民国报业带来一股新生力量，通过融资并购、经营创新等，进行了民营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是一抹虽然短暂但十分耀眼的亮色。需要强调的是，传媒集团化经营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从上世纪末大陆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开始，传媒集团化经营在中国国内也得到普遍推进。立足当下回顾八九十年前的类似行为，颇有研究价值。
从更深一层次来讲，无论张竹平是走是留，都撼动不了中国报业的大势。这一大势就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经济的短暂繁荣后，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国共两党矛盾激化，中国报业不可扭转地汇入时代洪流，民营报刊、商业报刊步入长期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党报主导地位的不断强化。面对这一命运，《申报》《新闻报》也好，《时事新报》等“四社”事业也罢，都不能摆脱。读书至此，又岂能不感慨呢？
在近代中国，许多报纸名噪一时，却最终成就有限。它们最终或沦为某一政治势力的附庸，或遭遇灾祸后无力恢复，或自行消亡，资本不厚、经营不力是很重要的原因。1912年9月，创办已达四十年之久的《申报》，也到了“经营不得其法，财力不胜负担”的地步，因而史量才等人得以接手。
张竹平，1886年生，江苏省太仓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下半年，张竹平被聘为《申报》经理兼营业部主任，成为《申报》经营的实际主持者。在张竹平主政期间，《申报》经营大放异彩，屡有创举。如设立广告推销科，专门招揽广告;聘用专业广告设计人员，改变版面不美观、不规范的情况;附送画报推广销路;雇人骑自行车送报，大大提高投递时效等。这些举措，在今日看来也许平常，在当时却是创举，更每每搅动报业市场，受到读者的欢迎，让竞争对手十分紧张，为《申报》的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时任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协理的汪仲韦（其父汪汉溪、兄汪伯奇先后担任《新闻报》总经理）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史量才用人颇有雅量，他把《申报》编辑部实权交与陈景韩（冷血），管理与营业交给经理张竹平与副经理汪英宾。”在史量才的充分信任下，张竹平大展作为，《申报》声势复振，获得迅速发展：“至1915年4月，报纸的广告版面超过了新闻、副刊的版面，业务收入也随之增加”;“1914年《申报》发行量即比1912年增加一倍，1916年达到两万多份，使《申报》步入赢利阶段”;“1928年《申报》发行二万号时，销量已超过十四万份。报纸的盈利也达到每年十万元以上”。然而，就在《申报》和张竹平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什么原因促使他离开《申报》自立门户呢？
从现有资料看，张竹平的离开不是因为才华得不到施展，或者与史量才的交情出了问题。前文已说过史量才的雅量和放权，两人私交也很深厚，张竹平的孙女曾讲：“董显光、史赓等都是父亲的过房爷。史赓结婚时，父亲还当过他们的小傧相呢！”上海方言，过房爷即是干爹。史讠永 赓是史量才之子，可见两家交情不浅。
因此，汪仲韦认为张的离开，是因为他“是事业心很强的人，并不甘心终身为他人作嫁”。也有文章认为，张竹平在多年的经营中，“雄心大发，立誓胜过史量才”。事实的确如此。
张竹平脱离《申报》，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并非一时兴起。1924年，张竹平即联合《申报》《时事新报》的编辑力量，利用业余时间，将两报内容编选后，以电讯发给外地报社。随着外地报社对电讯的需要增加，张竹平便萌生了独立经营的念头，而这在后来也成为他“四社”（即张竹平接手的《时事新报》、英文《大陆报》，以及创办的《大晚报》、申时电讯社）事业的重要部分。
到1927年时，张竹平与《申报》的离心更加明显。1927年8月，张竹平以九万元购入《时事新报》。也有人说，收购《时事新报》的“起意者和出资者均为史量才”。两说都有时人回忆作为依据，但尚未发现一锤定音的证据。但无论如何，《时事新报》不在史量才的控制内是无疑的。次年，张竹平又改组申时电讯社，增加人手和资本，扩大业务范围。据载，“1930年冬，史量才曾为此分别召张竹平、汪英宾谈话，告诉他们‘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他们抉择去留。张竹平决计离开《申报》自立门户，汪英宾也辞职随张而去”。
史量才对张竹平的离去无疑是不舍的。张竹平一边担任《申报》经理，一边兼营申时电讯社、《时事新报》，这种现象持续时间达数年之久。这期间，史量才不会没有察觉。甚至，在张竹平“经常将《申报》的广告客户介绍给《时事新报》”的情况下，史量才还是进行最后的挽留，于1930年冬，史量才与之谈话，告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他们抉择去留。但这一摊牌，也以失败告终，张竹平因而正式辞职。
汪仲韦还谈及一处细节，即史量才对张竹平的离心进行的反制。其文章提及：“史（量才）……心中深为不悦。乃延揽社会知名人士黄炎培进馆，组织《申报》总管理处，综理全馆上下一切事务，自己也每日按时到馆办公，置张、汪于闲散地位。”然而，查证《申报》总管理处成立的时间是1931年1月，彼时张竹平已经离开《申报》。假设汪仲韦的记忆确有此事，或许是《申报》总管理处的筹备期间发生的事情。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张竹平在《申报》工作长达十七年之久，而且长期主持经营工作，办报经验之丰富，交游之广阔，自然不言而喻。事实上，他离开《申报》后，事业很快打开局面：才接手的英文《大陆报》资产颇丰;1932年前后新办的《大晚报》成为上海“晚报的成功”标志;《时事新报》蒸蒸日上，据国民党中宣部1931年8月的统计数据，其发行量为五万份，跃居全国日报第三名，仅次于《申报》《新闻报》;另外还有通讯社、出版社业务。因此，被称为“声势赫赫，有直追史量才之势”。但另一方面，张竹平事业扩张很快，以致资金常处于短缺状态，加之过于贴近政治，在蒋、桂、张学良、李济深等势力之间游走，以博取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最终大大触怒蔣氏，于1935年被迫低价将报业卖出。张竹平之子回忆称，“在史量才遇刺后不久，父亲便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信中附有一颗子弹。写信者威胁说，如果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就将用对付史量才的手段来对付他，他将得到与史量才同样的下场。父亲觉得为办报而丢掉性命有点不值得，还是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为好，便很不情愿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将报业卖给了有着国民党背景的闻人孔祥熙”。从此，张竹平不再涉足报业，辗转于上海、香港、重庆办起饭店等生意，渐渐淡出新闻界的视野。张竹平前后浸淫报业二十余年，收手竟然如此利落，或许能从侧面看出其人性格之果决，以及对当局迫害的忌惮之深。
假如张竹平当年留在《申报》，是否会对《申报》和史量才的命运产生根本性改变？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技术水平，《申报》在经营上的拓展空间已经不大：通过对外兼并其他报业获得发展，与国民党政府加强新闻管制的政策相悖，政治、经济阻力都非常大。这一点已然从史量才收购《新闻报》的前后得到很充分的验证。同时，《申报》经营模式的成熟、各地区的壁垒、社会购买力的有限和交通运输业的不发达，通过内部经营创新，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因此，《申报》经营的问题更多不是开拓，而是守成。在后一点上，张竹平的继任者本就做得很出色。至于《申报》在“九一八”后，改变保守的政治立场，引起当局的忌惮，史量才因而被暗杀，恐怕也不是长期专管经营、不插手采编并且后来同样在政治问题上栽跟头的张竹平所能左右。
因此，张竹平从《申报》走比留好。留，施展作为的空间有限;走，反而给民国报业带来一股新生力量，通过融资并购、经营创新等，进行了民营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是一抹虽然短暂但十分耀眼的亮色。需要强调的是，传媒集团化经营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从上世纪末大陆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开始，传媒集团化经营在中国国内也得到普遍推进。立足当下回顾八九十年前的类似行为，颇有研究价值。
从更深一层次来讲，无论张竹平是走是留，都撼动不了中国报业的大势。这一大势就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经济的短暂繁荣后，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国共两党矛盾激化，中国报业不可扭转地汇入时代洪流，民营报刊、商业报刊步入长期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党报主导地位的不断强化。面对这一命运，《申报》《新闻报》也好，《时事新报》等“四社”事业也罢，都不能摆脱。读书至此，又岂能不感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