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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苹果《网友热捧官方禁映，她的《观音山《票房丰收口碑两极。她凭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步步蜕变，她也亲手终结了范冰冰的『花瓶『。韩寒看上她，张艾嘉称赞她⋯⋯这一切理由都是李玉。
别人喜欢在我的职业前面加个“女”字，我不喜欢这种叫法，别叫我“女导演李玉”，请叫我“导演李玉”。
热血 洒向哪里 青春都会落幕
来吧 洒在这里 反正一起上路
——韩寒
很多问我为什么韩寒会给《观音山》作词，这是个偶然，是脑袋一拍想出来的。韩寒看完电影后也同意了。我没好意思问要多少钱，稀里糊涂就开始做了。我一向不太会做那种问人家多少钱之类的事儿，最后有天婉转提到，他回了一句：“我只会给看上的人作词”，这事情就过了。
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我从小到大的形容词也是特立独行和行我素。现在做着导演，小时候可没有喜欢电影之类的萌芽，混沌未开的时候，别人唱歌跳舞都出色。我没这方面的天分，就是比别人爱听故事，爱讲故事。
我最爱看《故事会》，还有听民间传说的爱好。那时特别特别紧张，对整个世界充满了敌意。至今我小时候照片里的样子都是嘟着嘴巴一副别扭的样子。而且不管拍照，还是上理发店，都得被妈妈打了一顿后不情不愿地勉强去。我小时候的家境很好，但被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这种事，对我来说充满了耻辱。
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经历了另一件残酷的事—我家隔壁邻居的女儿自杀了。这个心理过程后来多多少少被反映到了《红颜》里。从那时候开始，我养成了写小说的习惯，一直写。这是没有拍电影之前我的另一种创作方式。记得有一次《大家》杂志的李薇到我家做客，翻到了我的书稿，坚持要拿去发表。她说：“我们那个是纯文学刊物！”但我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打算把小说公开。小说是太私人的东西，简直就是我的心路历程。
“这个时代特别骚包，这也是个出电影的时代”。
——李玉
在家乡济南电视台做主持人的时候，连街边烤地瓜的大爷都认识我这张脸。不过那是妈妈的希望，我需要改变。我23岁时辞职，孤身到北京，25岁的时候，又按捺不住了。这次辞职，我告诉别人：“我要拍电影！”结果投资人笑得很暧昧：“来吧！我们打高尔夫吧。”
现在十年过去了，我拍出了四部长片，每一部都在国际电影节上有所斩获。《苹果》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但急促短暂的上映只是让它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尽管最终看过它的人，认为这部片子不错。
我不否认票房很重要，不过影片的反响更重要。我希望我的电影是能打动年轻观众的内心，改变他们对人生、爱情和生命的态度。我一直在拍最接近自己内心的电影，所以我每个阶段拍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今年夏天》是一个少女，处于青春期；《红颜》离开了少女，变成女孩；《苹果》仍是女孩，但稍微成熟。这次《观音山》虽然回到了少女的故事，但心态已经变成了女人。
拍这部片的时候，我从来不喊停，直到一条胶片用完。《观音山》不像《苹果》，《苹果》是一种戏剧性的发展，必须加以控制，而《观音山》不是一部事件电影，它需要一些延伸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导演事前也不知道的。对《观音山》而言，剧本只是个基础，很多东西写不出来。要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迷人状态，必须用最自在的方式。尤其是片中那场扒火车的戏，制作成本有四百多万，整整拍了一天，摄像师都心疼地说：“导演，你拿胶片当卫生纸用吗？”我只是希望带着彻底的疯狂，用飞驰的列车释放激情。
我对生和死特别感兴趣。这个电影里表达出了我的疑问，包括禅、佛教、生和各种生命关系。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烦恼，怎么穿透生命里的烦恼，以及他们面对爱时用什么方式表达……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实际上也是现在年轻人真正想要说的话。这也是我喜欢韩寒的另一个原因，我现在很想拍一个他写的东西。他的东西更加不确定，甚至让大家觉得根本不像个作品。
每个好角色、好演员背后都有一个懂他的导演，而我的导演就是李玉。
——范冰冰
范冰冰在《观音山》首映上亲我的时候，轻轻带过去，后来被P出了舌头。我觉得冰冰跟韩寒挺像的，很真实，这种真实不管放在哪里，都会闪出光芒，展现出女性能量中积极主动的一面。
虽然我们在电影上大觀念是一致的，但也有小矛盾。小矛盾才是魅力，完全一致就不好玩了。比如张姐（张艾嘉）那个角色，她喜欢幽默，角色也随之传达了一些幽默感。观念不一样走到一起，才可能更加丰富。 而作为女人，我们也有更大的共识。张姐在各个年龄段都有她自己的辉煌和体验，她的锋芒和才华适时地传达给我们—她在人生态度上的温和，她对家庭和爱情的坚持，都是她的人格魅力。
冰冰也有她的抗争，她说“我就是豪门”，抗争了所谓男性世界的豪门，既保护了自己，又对这个世界发出了一些真实的声音—我们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在某个时刻破除障碍，喊一嗓子。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柔和的，尽量不露锋芒。
我对男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前几部电影对男人有所批判，有我自己的判断在里面。我一直觉得我是为了不知道而拍电影，有探索精神， 探索人深层次的东西，包括背叛—爱情的背叛，友情的背叛和亲情的背叛。我对男人的判断形同此理。从困惑、不解到理解，这些在《观音山》里有很明显的表现—是一次男人和女人的和解。
别人喜欢在我的职业前面加个“女”字，我不喜欢这种叫法，别叫我“女导演李玉”，请叫我“导演李玉”。
热血 洒向哪里 青春都会落幕
来吧 洒在这里 反正一起上路
——韩寒
很多问我为什么韩寒会给《观音山》作词，这是个偶然，是脑袋一拍想出来的。韩寒看完电影后也同意了。我没好意思问要多少钱，稀里糊涂就开始做了。我一向不太会做那种问人家多少钱之类的事儿，最后有天婉转提到，他回了一句：“我只会给看上的人作词”，这事情就过了。
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我从小到大的形容词也是特立独行和行我素。现在做着导演，小时候可没有喜欢电影之类的萌芽，混沌未开的时候，别人唱歌跳舞都出色。我没这方面的天分，就是比别人爱听故事，爱讲故事。
我最爱看《故事会》，还有听民间传说的爱好。那时特别特别紧张，对整个世界充满了敌意。至今我小时候照片里的样子都是嘟着嘴巴一副别扭的样子。而且不管拍照，还是上理发店，都得被妈妈打了一顿后不情不愿地勉强去。我小时候的家境很好，但被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这种事，对我来说充满了耻辱。
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经历了另一件残酷的事—我家隔壁邻居的女儿自杀了。这个心理过程后来多多少少被反映到了《红颜》里。从那时候开始，我养成了写小说的习惯，一直写。这是没有拍电影之前我的另一种创作方式。记得有一次《大家》杂志的李薇到我家做客，翻到了我的书稿，坚持要拿去发表。她说：“我们那个是纯文学刊物！”但我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打算把小说公开。小说是太私人的东西，简直就是我的心路历程。
“这个时代特别骚包，这也是个出电影的时代”。
——李玉
在家乡济南电视台做主持人的时候，连街边烤地瓜的大爷都认识我这张脸。不过那是妈妈的希望，我需要改变。我23岁时辞职，孤身到北京，25岁的时候，又按捺不住了。这次辞职，我告诉别人：“我要拍电影！”结果投资人笑得很暧昧：“来吧！我们打高尔夫吧。”
现在十年过去了，我拍出了四部长片，每一部都在国际电影节上有所斩获。《苹果》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但急促短暂的上映只是让它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尽管最终看过它的人，认为这部片子不错。
我不否认票房很重要，不过影片的反响更重要。我希望我的电影是能打动年轻观众的内心，改变他们对人生、爱情和生命的态度。我一直在拍最接近自己内心的电影，所以我每个阶段拍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今年夏天》是一个少女，处于青春期；《红颜》离开了少女，变成女孩；《苹果》仍是女孩，但稍微成熟。这次《观音山》虽然回到了少女的故事，但心态已经变成了女人。
拍这部片的时候，我从来不喊停，直到一条胶片用完。《观音山》不像《苹果》，《苹果》是一种戏剧性的发展，必须加以控制，而《观音山》不是一部事件电影，它需要一些延伸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导演事前也不知道的。对《观音山》而言，剧本只是个基础，很多东西写不出来。要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迷人状态，必须用最自在的方式。尤其是片中那场扒火车的戏，制作成本有四百多万，整整拍了一天，摄像师都心疼地说：“导演，你拿胶片当卫生纸用吗？”我只是希望带着彻底的疯狂，用飞驰的列车释放激情。
我对生和死特别感兴趣。这个电影里表达出了我的疑问，包括禅、佛教、生和各种生命关系。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烦恼，怎么穿透生命里的烦恼，以及他们面对爱时用什么方式表达……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实际上也是现在年轻人真正想要说的话。这也是我喜欢韩寒的另一个原因，我现在很想拍一个他写的东西。他的东西更加不确定，甚至让大家觉得根本不像个作品。
每个好角色、好演员背后都有一个懂他的导演，而我的导演就是李玉。
——范冰冰
范冰冰在《观音山》首映上亲我的时候，轻轻带过去，后来被P出了舌头。我觉得冰冰跟韩寒挺像的，很真实，这种真实不管放在哪里，都会闪出光芒，展现出女性能量中积极主动的一面。
虽然我们在电影上大觀念是一致的，但也有小矛盾。小矛盾才是魅力，完全一致就不好玩了。比如张姐（张艾嘉）那个角色，她喜欢幽默，角色也随之传达了一些幽默感。观念不一样走到一起，才可能更加丰富。 而作为女人，我们也有更大的共识。张姐在各个年龄段都有她自己的辉煌和体验，她的锋芒和才华适时地传达给我们—她在人生态度上的温和，她对家庭和爱情的坚持，都是她的人格魅力。
冰冰也有她的抗争，她说“我就是豪门”，抗争了所谓男性世界的豪门，既保护了自己，又对这个世界发出了一些真实的声音—我们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在某个时刻破除障碍，喊一嗓子。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柔和的，尽量不露锋芒。
我对男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前几部电影对男人有所批判，有我自己的判断在里面。我一直觉得我是为了不知道而拍电影，有探索精神， 探索人深层次的东西，包括背叛—爱情的背叛，友情的背叛和亲情的背叛。我对男人的判断形同此理。从困惑、不解到理解，这些在《观音山》里有很明显的表现—是一次男人和女人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