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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强化，如何兼顾环境规制与就业稳步增长已成为理论研究者与决策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借鉴了AK模型中引入环境污染强度的方法，将环境污染强度作为环境要素引入C-D函数，通过生产者均衡条件推导出就业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我国1995-2012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加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最后基于劳动力收入、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我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冲突。总体来看，环境规制与我国就业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动态关系，即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从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来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中等收入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不显著，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会明显促进就业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关；从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来看，高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呈现先抑制后增长的作用，低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受规制企业和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匹配程度有关。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应切实提高环境规制力度，避免出现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软化现象，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体现差异性：高收入水平地区和高教育程度地区可实施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力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高成本对该地区就业增长的积极效应；中低收入水平地区关键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适度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中低教育程度地区应扩大环境领域教育投入，并通过构建产学研用平台以避免环境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的脱节，有效促进环境技术成果的市场转化率。
关键词 环境规制；异质性劳动力；动态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8-0135-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8.017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与“就业持续增长”的目标：我国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那么，如何兼顾节能减排目标与就业增长目标？尽管环境规制与就业关系的探讨至今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国外研究成果，但大多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是否同样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于异质性劳动力就业视角的环境规制政策的转型方向、目标与内容。
1 文献综述及传导机制
关于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从影响的传导机制来看，环境规制的实施会通过成本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流动、贸易比较优势等直接或间接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具体来看：一是环境规制会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成本直接影响就业。MiShra and Smyth[1]指出，投入环境治理的企业可能会通过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治污成本；二是环境规制会通过要素替代效应直接影响就业。环境规制对能源价格的冲击可能带来两种相反的就业效应：一方面，环境规制对能源价格的正向冲击可能导致企业家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而投入较少的资本[2]，另一方面，提高能源价格所产生的需求也可能会创造出旨在供应高能效设备与服务的就业机会[3]；三是环境规制会通过改变FDI选址，进而间接影响FDI的就业效应。“污染天堂假说”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认为重度污染企业将从环境严格规制的发达国家迁至环境规制相对松散的不发达国家[4]，而也有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长对FDI企业选址决策并不存在明显影响[5]；四是环境规制会弱化对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比较优势，从而间接影响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依据“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生产与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环境规制的强化会削弱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与盈利能力，国际市场份额降低，进而导致产量下降和就业挤出。
关于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分别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结构模型以及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的强化不利于就业增长，近三年代表性研究为，Deschenes[6]对美国1976-2007年间电价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关系、Kahn and Mansur[7]对美国各州碳税与制造业就业的关系以及Dissou and Sun[8]对碳减排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刚性关系的考察；二是环境规制的强化有利于就业增长，近三年代表性研究为，Hanna and Oliva[9]对墨西哥环境污染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陈媛媛[10]对我国环境规制的交叉价格弹性以及Kondoh and Yabuuchi[11]对排放税与失业率的关系的考察；三是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不确定。不确定的因素之一：行业类型的差异，比如行业能源密度差异[12]、产业结构[13-14]等，不确定因素之二：生态创新类型差异，比如产品与服务生态创新、一体化工艺与物流生态创新[15]、原材料与能源节约型生态创新[16]，不确定因素之三：劳动力的差异，比如劳动力熟练程度[17]、劳动力成本份额[18]。
由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知，国外文献运用发达国家数据，揭示了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内在传导机制，而国内学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陆旸[13]、陈媛媛[10]、王勇等[18]分别从工业行业的视角展开了经验研究。然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显示，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与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从省级层面考察能更好地揭示不同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内仅有闫文娟等[14]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但只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缺乏基于异质性劳动力视角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系统考察。
进一步从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来看，参考Morgenstern et al.[21]的思路，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包括“成本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其一，“成本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展示了劳动力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倒U型变化关系，即当劳动力收入较低时，相应环境规制力度较弱，受规制企业直接将环境规制成本转嫁至生产成本，进而通过压缩生产规模导致就业规模的减少，当劳动力收入较高时，相应环境规制力度较强，环境规制高成本将倒逼受规制企业实施环境技术的研发创新活动，而环境技术的改进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增长；其二，“要素替代效应”。受规制企业无论是选择生产末端的清洁化操作，还是实施生产过程的清洁改进，均需要增加与清洁治理活动相匹配的技术劳动力投入，包括环境的监督治理、污染处理设备或者高能效设备的操作等，这些清洁治理活动有利于技术劳动力就业增长，而劳动力的技术含量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为此，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其一，以中国各省级数据为样本，系统考察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就业的动态效应及其内在机制；其二，基于劳动力收入、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视角进行考察，区分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因素对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影响。 李珊珊：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年 第8期
2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处理说明
2.1 理论模型构建
（1）假设一国或地区工业有I个省市区，每个省市区设定为i，且i∈I，Yit代表t时刻省市区i的产出，借鉴Stokey（1998）[19]在AK模型中引入环境污染强度的处理方法，将环境污染强度作为环境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则Yit的生产函数中投入要素包括劳动Lit、资本Kit、技术Ait、环境EPit。
（2）假设国外资本通过“FDI资本投入”、“FDI示范与模仿”、“人员流动”、“FDI竞争”等渠道影响东道国产出，国外资本Kfit与国内资本Khit共同构成总资本Kit。
（3）假设环境规制力度越强，所投入的环境治理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越高，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越少。1995年以来，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强化，单位产出的三废排放量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这一假设与本文所取样本的实际相符合。
（4）假设代表性企业的具体函数设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f（Lit，Khit，Kfit，EPit）=（Lit）α（Khit）β（Kfit）γ（EPit）θ（1）
其中，对环境污染强度进行标准化处理使EPit∈[0，1]，以反映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其中，参数α、β的取值满足：0<α<1，0<β<1，参数γ、θ取值有可能大于0，也有可能小于0，原因在于：第一，FDI既可能通过“FDI资本投入”直接促进东道国国内产出规模的扩大，或通过“FDI示范与模仿”和“人员流动”等渠道的技术溢出促进东道国生产率提升以间接促进国内产出的增长，也可能通过“FDI竞争”渠道挤出国内资本投入进而对国内产出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在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EP=1，表明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相等，而在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EP<1，其中，当环境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小，企业可能选择生产末端的污染治理方式，治污投入挤占生产成本投入，此时θ>0，但随着环境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达到一定程度，环境高成本会倒逼企业致力于生产过程清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能在减污的同时促进实际产出的增长，此时θ<0，由此可知，θ取值会随环境成本比重的变化而动态变化。
（5）假设pit代表i地区第t期代表性企业产出品价格，类似地，wit、rhit、rfit分别代表劳动力工资、国内资本利息以及国外资本FDI利息。
依据上述假设，东道国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it=Aitf（Lit，Khit，Kfit，EPit）
=Ait（Lit）α（Khit）β（Kfit）γ（EPit）θ （2）
其利润函数为：
πit=pitAitf（Lit，Khit，Kfit，EPit）-witLit-rhitKhit-rfitKfit-θitEPit （3）
则代表性企业利润最大化需要满足的条件如下：
πitLit=0即pitAitf（Lit，Khit，Kfit，EPit）Lit=wit（4）
对方程（1）等式两边求关于Lit的偏微分如下：
f（Lit，Khit，Kfit，EPit）Lit=α（Lit）α-1（Khit）β（Kfit）γ（EPit）θ（5）
将方程（5）的结果代入方程（4），并对等式两边取对数：
lnLit=11-αlnα+11-αlnpit+11-αlnAit+β1-αlnKhit
+γ1-αlnKfit+θ1-αlnEPit-11-αlnwit（6）
从方程（6）推知，可能影响东道国国内就业的因素包括物价、技术、国内资本、国外资本FDI、环境规制以及工资等，其中，物价、技术、国内资本因素的系数为正，工资因素的系数为负，表明前者有利于促进国内就业增长，后者对国内就业存在负面影响，而国外资本FDI、环境规制的系数取值与参数γ、θ的取值有关。关于各因素影响方向的判断是在满足新古典经济学个人理性、市场均衡、完全竞争等一系列核心假设的条件下得到的，然而，上述假设条件并不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背景，为此，本文运用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就业效应进行验证。
2.2 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方程（6），考虑到θ值可能存在的动态变化，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lnLit=λ0+λ1lnpit+λ2lnAit+λ3lnKhit+λ4lnKfit+λ5lnEPit+λ6（lnEPit）2+λ7lnwit+δi+εit（7）
其中，参数δi反映各省市区差异的非观测效应，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存在就业刚性现象，当期就业规模可能会受到上一期就业规模的影响，因此，在方程（8）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将静态面板模型扩展为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lnLit=λ0+λ1lnLi，t-1+λ2lnpit+λ3lnAit+λ4lnKhit+λ5lnKfit+λ6lnEPit+λ7（lnEPit）2+λ8lnwit
+δi+εit（8）
为进一步考察劳动力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对环境规制就业效应影响的差异，本文进一步根据劳动力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的特征进行了分组检验。由于方程（8）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而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运用固定效应方法的参数估计是非一致的。因此，本文分别运用差分广义矩（DIF-GMM）方法和系统广义矩（SYS-GMM）方法进行估计。
2.3 变量与数据处理说明
2.3.1 变量说明
本文测度的变量包括劳动力就业、物价、国内资本、国外资本、环境规制、工资以及技术进步。具体来看：劳动力就业水平。运用各省市区年末总就业人数来表示；物价水平。运用各省市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来表示；国内资本。运用永续盘存法测算的各省市区资本存量来表示，参考张军等 [20]的方法进行数据补充；国外资本。运用各省市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环境规制。运用各省市区单位产出的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量标准化值的倒数表示；工资水平。由于存在“工资粘性”现象，本文运用各省市区城镇职工的名义平均工资表示；技术进步。运用各省市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衡量，并选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指数测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的投入变量包括国内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消费量，产出变量包括国内产出和三废污染物排放量。 2.3.2 数据处理说明
由于1995年后才开始公布分类型能源消费条目，且海南、西藏地区数据缺失，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将重庆并入四川，并选择以1995-2012年中国28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各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期，并以1995年为基期换算成不变价。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运用DIF-GMM与SYS-GMM估计方法对全国、不同劳动力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地区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对应方程（8）。由于SYS-GMM方法的估计效率更高，为此，本文以此方法的估计结果为主，并选用Stata 12.0 软件进行分析。
3.1 基于全国层面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
表1显示对全国动态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Sargan检验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同时，AR（1）、AR（2）检验均显示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从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变量的一次项估计系数为负，二次项估计系数为正，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动态关系，即随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增强，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借鉴Morgenstern et al.[21]的思路，可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力度尚未达到门槛值时，企业不会选择实施环境治理活动，而是通过“成本效应”将环境规制成本直接内化于企业生产成本，形成环境规制成本对生产资本的挤出，或者导致企业将环境规制成本转嫁至产出品价格，市场份额降低，进而企业生产规模与就业规模随之减少；当环境规制力度跨越第一门槛值时，环境规制成本占企业生产成本的比重较高，较高的污染治理成本会使企业优先选择实施生产末端污染治理的环境治理活动，由于我国现阶段劳动力成本较低，企业在生产末端污染治理活动中倾向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进而形成劳动力对资本的“要素替代效应”，进而有利于就业规模的增长；当环境规制力度进一步增强并跨越第二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高成本会倒逼企业通过研发投入实施生产过程的环境治理活动，进一步强化劳动力对资本的“要素替代效应”。正如相关研究显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已经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22]，部分地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0.383 3，环境规制对就业是有正的促进作用的 [14]。
从控制变量估计系数来看，技术进步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技术进步能促进就业增长，这是由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生产过程环境效率改进会尽可能减少对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损耗，有利于提高单位产出劳动力的投入水平，这一结论与王勇等[18]的研究结论相反，可能与本文测度技术进步指标中纳入了环境因素有关。国内资本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国内资本存量能明显促进就业规模的增长，原因在于国内资本存量增长所导致的厂房和资本设备投入的增加，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与之相匹配，进而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长，这一结论与理论模型的预期相一致。FDI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FDI流量对就业具有替代效应，原因是FDI流入对国内资本投入挤出和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就业“替代效应”大于FDI流入对生产规模扩大的“创造效应”，进而抑制就业增长，理论模型中对应的参数γ应取负值。SYS-GMM估计法得出的物价水平变量估计系数为正，仅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物价水平的上涨会降低劳动力的实际成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长，与理论模型的预期相符合。名义工资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劳动力名义成本的上升不仅会直接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会改变企业在实施环境治理活动中对劳动力的投入偏好，选用资本替代劳动力，从而弱化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增长效应。此外，因变量滞后一期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前一期就业规模对当期就业规模存在明显的正面效应，因此，本文选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考察是合理的。
3.2 基于劳动力收入水平差异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
为考察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差异，本文按样本期间人均GDP的平均值将我国28个省市区划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地区，然后对应方程（8），分别运用DIF-GMM与SYS-GMM估计方法对三个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见表1。从估计结果来看，根据环境规制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估计系数，高收入地区估计结果与全国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相吻合，中等收入地区估计系数不显著，低收入地区的一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关。由于不同的产业结构吸纳的就业人数有较大的差异[23]，环境规制对不同产业就业规模的影响程度也会存在较大差别：高收入地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对就业的吸纳潜力最强，中低收入地区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不及第三产业，低收入地区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但其第二产业拥有最高的资本-产出比[24]，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最低，因此，理论推测是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对高收入地区就业规模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中低收入地区就业的影响程度随收入减少而递减，因此，根据理论推测应表现为高收入地区估计系数显著，中低收入地区估计系数显著性水平降低或不显著。但事实上低收入地区的样本估计结果与理论推测相反，该结果显示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就业规模增长，这一估计结果与低收入地区的特殊性有关：低收入地区国有企业员工占员工总量的比例长期维持在70%以上，而国有企业即使存在隐性失业也难以及时调整，统计上仍然表现出稳定的就业，因此，影响低收入地区就业的关键因素更多地源于地方政府对国有经济的控制这类“体制内”层面[24]，对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低收入地区就业影响的考察不应忽视地方政府、国有经济对就业的干预因素，若在模型（8）中纳入这些“体制内”关键因素，可以初步判断，环境规制对低收入地区就业并不一定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从控制变量估计系数来看，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技术进步变量、FDI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全国面板数据估计结果相吻合，中等收入地区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其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而言，可能原因是中等收入地区产业以传统资源型重工业为主，而传统资源型重工业严重依赖资本、自然资源的投入，因此，该地区传统资源型重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对就业规模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对于FDI流量的就业效应而言，相对于低收入地区，中等收入地区凭借劳动力、资源以及交通等优势，成为承接来自高收入地区劳动密集型FDI企业的主导，有利于促进中等收入地区的就业“创造效应”，缓解了该地区FDI流
表1 基于全国及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的估计结果
Tab.1 Estimate results from the whole country and different income areas
入对就业规模的抑制作用。三个地区的国内资本变量、名义工资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全国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物价水平变量在三个地区的估计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由于存在“工资粘性”，显著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是劳动力名义成本，而非实际成本。类似地，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因变量滞后一期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说明运用动态面板数据进一步分地区考察是必要的。
3.3 基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差异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
为考察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差异，本文按样本期间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平均值将我国28个省市区划分为高教育、中等教育以及低教育水平地区，然后对应方程（8），分别运用DIF-GMM与SYS-GMM估计方法对三个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见表2）。从估计结果来看，高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地区环境规制变量的一次项估计系数和二次项估计系数与全国面板数据估计结果相吻合，而低教育水平地区的一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当环境规制跨越门槛值，企业实施生产末端或生产过程的污染治理活动时，需要从事清洁操作或清洁技术研发活动的技术劳动力与之相匹配，由于低教育水平地区非技术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较大，该地区环境治理活动对就业的正面促进作用不及高中等教育水平地区，但事实上低教育水平地区的样本估计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与上文类似，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低教育水平地区的特殊性有关，由于低教育水平地区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影响就业的关键因素更多来自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干预，若在考察低教育水平地区的模型中遗漏这些关键因素，可能会导致环境规制系数的估计偏误。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高教育水平地区技术进步变量、FDI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与全国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相似，中低教育水平地区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其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而言，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来自企业对生产末端或生产过程的污染治理活动，这些污染治理活动需要技术劳动力的参与，主要从事生产末端的清洁操作或清洁技术的研发活动，由于高教育水平地区技术劳动力规模相对较大，因此技术进步对高教育水平地区的就业的正面影响更显著；对于FDI流量的就业效应而言，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加工环节，这些低端加工环节对劳动力的技术含量要求不高，这使FDI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体现在非技术劳动力的就业创造方面，由于中低教育水平地区非技术劳动力规模相对较大，因此FDI对中低教育水平地区的就业创造作用，抵消了FDI对国内资本挤出和生产率提升导致的就业替代的负面作用，弱化了FDI对就业规模的抑制效应。三个地区的国内资本变量、名义工资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全国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除了中等教育水平地区物价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以外，其余地区估计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三个地区名义工资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存在“工资粘性”现象，即劳动力名义工资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更明显。类似地，不同受教育程度地区因变量滞后一期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明运用动态面板数据进一步分地区考察是合理的。4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1995-2012年我国28个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进行考察，结论显示：
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动态关系，换言之，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随环境规制力度的增长，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本文认为我国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值，其中，当环境规制力度尚未达到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抑制就业规模的上升，而当环境规制力度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通过劳动对资本的“要素替代效应”促进就业增长。
第二，从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来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中等收入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不显著，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会明显促进就业增长。本文认为高收入地区第三产业比重较高，就业吸纳潜力最强，中等收入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就业吸纳能力次之，低收入地区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但其第二产业内部资本-产出最高，就业吸纳能力最弱，从而导致环境规制对高收入地区就业的影响更显著。其中，低收入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与低收入地区估计时未纳入“体制内”关键因素有关。
第三，从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来看，高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呈现先抑制后增长的作用，低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本文认为，当环境规制尚未跨越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对三个地区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当环境规制跨越门槛值时，企业实施污染治理活动需要技术劳动力与之相匹配，由于高中等教育程度地区技术劳动力规模相对较大，因而会明显促进高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地区就业增长。低教育程度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实际情况矛盾，类似地，这可能与低教育水平地区考察时忽略了“体制内”非市场化因素，导致低教育程度地区就业模型的估 计偏误有关。
4.2 政策启示
依据上述主要结论，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冲突，尽管环境规制最初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力低成本的背景下，环境规制的高成本会促使企业运用低成本技术劳动力参与生产末端的清洁操作，或倒逼企业运用低成本技术劳动力参与生产过程清洁化的研发活动，以规避环境规制高成本的压力。由此可知，较弱的环境规制力度会导致就业损失，而环境规制的适度强化反而有利于就业增长，因此，我国政府应切实提高环境规制力度，避免出现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软化现象。由于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和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就业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各地方政府从就业稳定增长的视角出发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应体现政策的差异性：由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22]，高收
表2 不同受教育程度地区的估计结果
Tab.2 Estimate results from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 areas
入水平地区和高教育程度地区可实施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力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高成本对该地区就业增^长的积极效应；由于中低收入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足，限制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范围，因此这些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在合理调整三大产业之间关系的条件下，适度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中低教育程度地区除了应扩大对环境技术专业领域的教育投入以外，各地方政府应尝试通过构建环境技术的产学研用平台，避免环境技术研发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所导致的人力资源浪费，提高环境技术的市场转化率，并运用公共财政环保投入对具有良好市场潜力的研发项目予以有效补贴。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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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LI Shanshan
（Economics School，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3，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s increasing in China， how to reconci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rowth has become the common focu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intro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into the AK model， this paper introduc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as environmental factor into C-D function， then seeks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labor’s employment and deduces the equation modeling from producer equilibrium condition for data analysis， and uses 1995-2012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e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about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on labor’s employment， and at last this paper tests the dispar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on labor’s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revenu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eterogeneity. The findings 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mployment is not in conflict in China. As a whole， the employment follows a U-shaped pattern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our country， which means the employment with the increas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will be improved after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As far as different labor income areas are concerned， the employment of high income areas with the increas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will be improved after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mployment is not significant in middle income area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uld evidently improve the employment growth in low income areas. The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is related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pecialization in different income areas. As far as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 areas are concerned， the employment of high and middle education level areas with the increas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will be improved after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obvious positive effects on employment in low education level areas. Th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is relevant to the fitting degree of the enterprises under regulatory constraint to the labor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our government should practically increas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sof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used by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under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meanwhile， our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mak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different areas. Governments in areas at high income and high education level could make relatively hig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ctive effect of the high cos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mployment growth. Governments in areas with middle and low income should make efforts to enhanc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adjustment and upgrade， and increase the ratio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GDP appropriately. Governments at middle and low education level should enlarge the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and avoid the discrepancy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chievement and market demand through constructing “industryeducationresearchapplication” platform，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rket conversion rate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chieve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eterogeneous labor； industrial sector； dynamic panel data
关键词 环境规制；异质性劳动力；动态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8-0135-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8.017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与“就业持续增长”的目标：我国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那么，如何兼顾节能减排目标与就业增长目标？尽管环境规制与就业关系的探讨至今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国外研究成果，但大多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是否同样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于异质性劳动力就业视角的环境规制政策的转型方向、目标与内容。
1 文献综述及传导机制
关于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从影响的传导机制来看，环境规制的实施会通过成本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流动、贸易比较优势等直接或间接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具体来看：一是环境规制会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成本直接影响就业。MiShra and Smyth[1]指出，投入环境治理的企业可能会通过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治污成本；二是环境规制会通过要素替代效应直接影响就业。环境规制对能源价格的冲击可能带来两种相反的就业效应：一方面，环境规制对能源价格的正向冲击可能导致企业家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而投入较少的资本[2]，另一方面，提高能源价格所产生的需求也可能会创造出旨在供应高能效设备与服务的就业机会[3]；三是环境规制会通过改变FDI选址，进而间接影响FDI的就业效应。“污染天堂假说”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认为重度污染企业将从环境严格规制的发达国家迁至环境规制相对松散的不发达国家[4]，而也有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长对FDI企业选址决策并不存在明显影响[5]；四是环境规制会弱化对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比较优势，从而间接影响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依据“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生产与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环境规制的强化会削弱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与盈利能力，国际市场份额降低，进而导致产量下降和就业挤出。
关于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分别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结构模型以及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的强化不利于就业增长，近三年代表性研究为，Deschenes[6]对美国1976-2007年间电价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关系、Kahn and Mansur[7]对美国各州碳税与制造业就业的关系以及Dissou and Sun[8]对碳减排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刚性关系的考察；二是环境规制的强化有利于就业增长，近三年代表性研究为，Hanna and Oliva[9]对墨西哥环境污染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陈媛媛[10]对我国环境规制的交叉价格弹性以及Kondoh and Yabuuchi[11]对排放税与失业率的关系的考察；三是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不确定。不确定的因素之一：行业类型的差异，比如行业能源密度差异[12]、产业结构[13-14]等，不确定因素之二：生态创新类型差异，比如产品与服务生态创新、一体化工艺与物流生态创新[15]、原材料与能源节约型生态创新[16]，不确定因素之三：劳动力的差异，比如劳动力熟练程度[17]、劳动力成本份额[18]。
由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知，国外文献运用发达国家数据，揭示了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内在传导机制，而国内学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陆旸[13]、陈媛媛[10]、王勇等[18]分别从工业行业的视角展开了经验研究。然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显示，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与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从省级层面考察能更好地揭示不同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内仅有闫文娟等[14]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但只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缺乏基于异质性劳动力视角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系统考察。
进一步从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来看，参考Morgenstern et al.[21]的思路，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包括“成本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其一，“成本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展示了劳动力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倒U型变化关系，即当劳动力收入较低时，相应环境规制力度较弱，受规制企业直接将环境规制成本转嫁至生产成本，进而通过压缩生产规模导致就业规模的减少，当劳动力收入较高时，相应环境规制力度较强，环境规制高成本将倒逼受规制企业实施环境技术的研发创新活动，而环境技术的改进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增长；其二，“要素替代效应”。受规制企业无论是选择生产末端的清洁化操作，还是实施生产过程的清洁改进，均需要增加与清洁治理活动相匹配的技术劳动力投入，包括环境的监督治理、污染处理设备或者高能效设备的操作等，这些清洁治理活动有利于技术劳动力就业增长，而劳动力的技术含量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为此，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其一，以中国各省级数据为样本，系统考察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就业的动态效应及其内在机制；其二，基于劳动力收入、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视角进行考察，区分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因素对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影响。 李珊珊：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年 第8期
2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处理说明
2.1 理论模型构建
（1）假设一国或地区工业有I个省市区，每个省市区设定为i，且i∈I，Yit代表t时刻省市区i的产出，借鉴Stokey（1998）[19]在AK模型中引入环境污染强度的处理方法，将环境污染强度作为环境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则Yit的生产函数中投入要素包括劳动Lit、资本Kit、技术Ait、环境EPit。
（2）假设国外资本通过“FDI资本投入”、“FDI示范与模仿”、“人员流动”、“FDI竞争”等渠道影响东道国产出，国外资本Kfit与国内资本Khit共同构成总资本Kit。
（3）假设环境规制力度越强，所投入的环境治理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越高，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越少。1995年以来，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强化，单位产出的三废排放量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这一假设与本文所取样本的实际相符合。
（4）假设代表性企业的具体函数设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f（Lit，Khit，Kfit，EPit）=（Lit）α（Khit）β（Kfit）γ（EPit）θ（1）
其中，对环境污染强度进行标准化处理使EPit∈[0，1]，以反映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其中，参数α、β的取值满足：0<α<1，0<β<1，参数γ、θ取值有可能大于0，也有可能小于0，原因在于：第一，FDI既可能通过“FDI资本投入”直接促进东道国国内产出规模的扩大，或通过“FDI示范与模仿”和“人员流动”等渠道的技术溢出促进东道国生产率提升以间接促进国内产出的增长，也可能通过“FDI竞争”渠道挤出国内资本投入进而对国内产出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在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EP=1，表明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相等，而在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EP<1，其中，当环境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小，企业可能选择生产末端的污染治理方式，治污投入挤占生产成本投入，此时θ>0，但随着环境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达到一定程度，环境高成本会倒逼企业致力于生产过程清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能在减污的同时促进实际产出的增长，此时θ<0，由此可知，θ取值会随环境成本比重的变化而动态变化。
（5）假设pit代表i地区第t期代表性企业产出品价格，类似地，wit、rhit、rfit分别代表劳动力工资、国内资本利息以及国外资本FDI利息。
依据上述假设，东道国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it=Aitf（Lit，Khit，Kfit，EPit）
=Ait（Lit）α（Khit）β（Kfit）γ（EPit）θ （2）
其利润函数为：
πit=pitAitf（Lit，Khit，Kfit，EPit）-witLit-rhitKhit-rfitKfit-θitEPit （3）
则代表性企业利润最大化需要满足的条件如下：
πitLit=0即pitAitf（Lit，Khit，Kfit，EPit）Lit=wit（4）
对方程（1）等式两边求关于Lit的偏微分如下：
f（Lit，Khit，Kfit，EPit）Lit=α（Lit）α-1（Khit）β（Kfit）γ（EPit）θ（5）
将方程（5）的结果代入方程（4），并对等式两边取对数：
lnLit=11-αlnα+11-αlnpit+11-αlnAit+β1-αlnKhit
+γ1-αlnKfit+θ1-αlnEPit-11-αlnwit（6）
从方程（6）推知，可能影响东道国国内就业的因素包括物价、技术、国内资本、国外资本FDI、环境规制以及工资等，其中，物价、技术、国内资本因素的系数为正，工资因素的系数为负，表明前者有利于促进国内就业增长，后者对国内就业存在负面影响，而国外资本FDI、环境规制的系数取值与参数γ、θ的取值有关。关于各因素影响方向的判断是在满足新古典经济学个人理性、市场均衡、完全竞争等一系列核心假设的条件下得到的，然而，上述假设条件并不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背景，为此，本文运用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就业效应进行验证。
2.2 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方程（6），考虑到θ值可能存在的动态变化，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lnLit=λ0+λ1lnpit+λ2lnAit+λ3lnKhit+λ4lnKfit+λ5lnEPit+λ6（lnEPit）2+λ7lnwit+δi+εit（7）
其中，参数δi反映各省市区差异的非观测效应，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存在就业刚性现象，当期就业规模可能会受到上一期就业规模的影响，因此，在方程（8）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将静态面板模型扩展为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lnLit=λ0+λ1lnLi，t-1+λ2lnpit+λ3lnAit+λ4lnKhit+λ5lnKfit+λ6lnEPit+λ7（lnEPit）2+λ8lnwit
+δi+εit（8）
为进一步考察劳动力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对环境规制就业效应影响的差异，本文进一步根据劳动力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的特征进行了分组检验。由于方程（8）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而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运用固定效应方法的参数估计是非一致的。因此，本文分别运用差分广义矩（DIF-GMM）方法和系统广义矩（SYS-GMM）方法进行估计。
2.3 变量与数据处理说明
2.3.1 变量说明
本文测度的变量包括劳动力就业、物价、国内资本、国外资本、环境规制、工资以及技术进步。具体来看：劳动力就业水平。运用各省市区年末总就业人数来表示；物价水平。运用各省市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来表示；国内资本。运用永续盘存法测算的各省市区资本存量来表示，参考张军等 [20]的方法进行数据补充；国外资本。运用各省市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环境规制。运用各省市区单位产出的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量标准化值的倒数表示；工资水平。由于存在“工资粘性”现象，本文运用各省市区城镇职工的名义平均工资表示；技术进步。运用各省市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衡量，并选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指数测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的投入变量包括国内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消费量，产出变量包括国内产出和三废污染物排放量。 2.3.2 数据处理说明
由于1995年后才开始公布分类型能源消费条目，且海南、西藏地区数据缺失，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将重庆并入四川，并选择以1995-2012年中国28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各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期，并以1995年为基期换算成不变价。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运用DIF-GMM与SYS-GMM估计方法对全国、不同劳动力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地区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对应方程（8）。由于SYS-GMM方法的估计效率更高，为此，本文以此方法的估计结果为主，并选用Stata 12.0 软件进行分析。
3.1 基于全国层面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
表1显示对全国动态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Sargan检验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同时，AR（1）、AR（2）检验均显示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从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变量的一次项估计系数为负，二次项估计系数为正，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动态关系，即随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增强，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借鉴Morgenstern et al.[21]的思路，可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力度尚未达到门槛值时，企业不会选择实施环境治理活动，而是通过“成本效应”将环境规制成本直接内化于企业生产成本，形成环境规制成本对生产资本的挤出，或者导致企业将环境规制成本转嫁至产出品价格，市场份额降低，进而企业生产规模与就业规模随之减少；当环境规制力度跨越第一门槛值时，环境规制成本占企业生产成本的比重较高，较高的污染治理成本会使企业优先选择实施生产末端污染治理的环境治理活动，由于我国现阶段劳动力成本较低，企业在生产末端污染治理活动中倾向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进而形成劳动力对资本的“要素替代效应”，进而有利于就业规模的增长；当环境规制力度进一步增强并跨越第二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高成本会倒逼企业通过研发投入实施生产过程的环境治理活动，进一步强化劳动力对资本的“要素替代效应”。正如相关研究显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已经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22]，部分地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0.383 3，环境规制对就业是有正的促进作用的 [14]。
从控制变量估计系数来看，技术进步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技术进步能促进就业增长，这是由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生产过程环境效率改进会尽可能减少对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损耗，有利于提高单位产出劳动力的投入水平，这一结论与王勇等[18]的研究结论相反，可能与本文测度技术进步指标中纳入了环境因素有关。国内资本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国内资本存量能明显促进就业规模的增长，原因在于国内资本存量增长所导致的厂房和资本设备投入的增加，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与之相匹配，进而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长，这一结论与理论模型的预期相一致。FDI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FDI流量对就业具有替代效应，原因是FDI流入对国内资本投入挤出和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就业“替代效应”大于FDI流入对生产规模扩大的“创造效应”，进而抑制就业增长，理论模型中对应的参数γ应取负值。SYS-GMM估计法得出的物价水平变量估计系数为正，仅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物价水平的上涨会降低劳动力的实际成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长，与理论模型的预期相符合。名义工资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劳动力名义成本的上升不仅会直接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会改变企业在实施环境治理活动中对劳动力的投入偏好，选用资本替代劳动力，从而弱化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增长效应。此外，因变量滞后一期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前一期就业规模对当期就业规模存在明显的正面效应，因此，本文选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考察是合理的。
3.2 基于劳动力收入水平差异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
为考察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差异，本文按样本期间人均GDP的平均值将我国28个省市区划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地区，然后对应方程（8），分别运用DIF-GMM与SYS-GMM估计方法对三个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见表1。从估计结果来看，根据环境规制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估计系数，高收入地区估计结果与全国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相吻合，中等收入地区估计系数不显著，低收入地区的一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关。由于不同的产业结构吸纳的就业人数有较大的差异[23]，环境规制对不同产业就业规模的影响程度也会存在较大差别：高收入地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对就业的吸纳潜力最强，中低收入地区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不及第三产业，低收入地区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但其第二产业拥有最高的资本-产出比[24]，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最低，因此，理论推测是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对高收入地区就业规模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中低收入地区就业的影响程度随收入减少而递减，因此，根据理论推测应表现为高收入地区估计系数显著，中低收入地区估计系数显著性水平降低或不显著。但事实上低收入地区的样本估计结果与理论推测相反，该结果显示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就业规模增长，这一估计结果与低收入地区的特殊性有关：低收入地区国有企业员工占员工总量的比例长期维持在70%以上，而国有企业即使存在隐性失业也难以及时调整，统计上仍然表现出稳定的就业，因此，影响低收入地区就业的关键因素更多地源于地方政府对国有经济的控制这类“体制内”层面[24]，对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低收入地区就业影响的考察不应忽视地方政府、国有经济对就业的干预因素，若在模型（8）中纳入这些“体制内”关键因素，可以初步判断，环境规制对低收入地区就业并不一定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从控制变量估计系数来看，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技术进步变量、FDI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全国面板数据估计结果相吻合，中等收入地区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其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而言，可能原因是中等收入地区产业以传统资源型重工业为主，而传统资源型重工业严重依赖资本、自然资源的投入，因此，该地区传统资源型重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对就业规模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对于FDI流量的就业效应而言，相对于低收入地区，中等收入地区凭借劳动力、资源以及交通等优势，成为承接来自高收入地区劳动密集型FDI企业的主导，有利于促进中等收入地区的就业“创造效应”，缓解了该地区FDI流
表1 基于全国及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的估计结果
Tab.1 Estimate results from the whole country and different income areas
入对就业规模的抑制作用。三个地区的国内资本变量、名义工资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全国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物价水平变量在三个地区的估计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由于存在“工资粘性”，显著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是劳动力名义成本，而非实际成本。类似地，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因变量滞后一期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说明运用动态面板数据进一步分地区考察是必要的。
3.3 基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差异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
为考察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差异，本文按样本期间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平均值将我国28个省市区划分为高教育、中等教育以及低教育水平地区，然后对应方程（8），分别运用DIF-GMM与SYS-GMM估计方法对三个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见表2）。从估计结果来看，高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地区环境规制变量的一次项估计系数和二次项估计系数与全国面板数据估计结果相吻合，而低教育水平地区的一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当环境规制跨越门槛值，企业实施生产末端或生产过程的污染治理活动时，需要从事清洁操作或清洁技术研发活动的技术劳动力与之相匹配，由于低教育水平地区非技术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较大，该地区环境治理活动对就业的正面促进作用不及高中等教育水平地区，但事实上低教育水平地区的样本估计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与上文类似，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低教育水平地区的特殊性有关，由于低教育水平地区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影响就业的关键因素更多来自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干预，若在考察低教育水平地区的模型中遗漏这些关键因素，可能会导致环境规制系数的估计偏误。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高教育水平地区技术进步变量、FDI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与全国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相似，中低教育水平地区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其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而言，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来自企业对生产末端或生产过程的污染治理活动，这些污染治理活动需要技术劳动力的参与，主要从事生产末端的清洁操作或清洁技术的研发活动，由于高教育水平地区技术劳动力规模相对较大，因此技术进步对高教育水平地区的就业的正面影响更显著；对于FDI流量的就业效应而言，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加工环节，这些低端加工环节对劳动力的技术含量要求不高，这使FDI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体现在非技术劳动力的就业创造方面，由于中低教育水平地区非技术劳动力规模相对较大，因此FDI对中低教育水平地区的就业创造作用，抵消了FDI对国内资本挤出和生产率提升导致的就业替代的负面作用，弱化了FDI对就业规模的抑制效应。三个地区的国内资本变量、名义工资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全国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除了中等教育水平地区物价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以外，其余地区估计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三个地区名义工资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存在“工资粘性”现象，即劳动力名义工资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更明显。类似地，不同受教育程度地区因变量滞后一期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明运用动态面板数据进一步分地区考察是合理的。4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1995-2012年我国28个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进行考察，结论显示：
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动态关系，换言之，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随环境规制力度的增长，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本文认为我国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值，其中，当环境规制力度尚未达到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抑制就业规模的上升，而当环境规制力度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通过劳动对资本的“要素替代效应”促进就业增长。
第二，从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来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中等收入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不显著，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会明显促进就业增长。本文认为高收入地区第三产业比重较高，就业吸纳潜力最强，中等收入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就业吸纳能力次之，低收入地区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但其第二产业内部资本-产出最高，就业吸纳能力最弱，从而导致环境规制对高收入地区就业的影响更显著。其中，低收入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与低收入地区估计时未纳入“体制内”关键因素有关。
第三，从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来看，高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呈现先抑制后增长的作用，低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本文认为，当环境规制尚未跨越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对三个地区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当环境规制跨越门槛值时，企业实施污染治理活动需要技术劳动力与之相匹配，由于高中等教育程度地区技术劳动力规模相对较大，因而会明显促进高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地区就业增长。低教育程度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实际情况矛盾，类似地，这可能与低教育水平地区考察时忽略了“体制内”非市场化因素，导致低教育程度地区就业模型的估 计偏误有关。
4.2 政策启示
依据上述主要结论，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冲突，尽管环境规制最初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力低成本的背景下，环境规制的高成本会促使企业运用低成本技术劳动力参与生产末端的清洁操作，或倒逼企业运用低成本技术劳动力参与生产过程清洁化的研发活动，以规避环境规制高成本的压力。由此可知，较弱的环境规制力度会导致就业损失，而环境规制的适度强化反而有利于就业增长，因此，我国政府应切实提高环境规制力度，避免出现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软化现象。由于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和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就业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各地方政府从就业稳定增长的视角出发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应体现政策的差异性：由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22]，高收
表2 不同受教育程度地区的估计结果
Tab.2 Estimate results from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 areas
入水平地区和高教育程度地区可实施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力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高成本对该地区就业增^长的积极效应；由于中低收入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足，限制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范围，因此这些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在合理调整三大产业之间关系的条件下，适度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中低教育程度地区除了应扩大对环境技术专业领域的教育投入以外，各地方政府应尝试通过构建环境技术的产学研用平台，避免环境技术研发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所导致的人力资源浪费，提高环境技术的市场转化率，并运用公共财政环保投入对具有良好市场潜力的研发项目予以有效补贴。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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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LI Shanshan
（Economics School，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3，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s increasing in China， how to reconci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rowth has become the common focu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intro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into the AK model， this paper introduc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as environmental factor into C-D function， then seeks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labor’s employment and deduces the equation modeling from producer equilibrium condition for data analysis， and uses 1995-2012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e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about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on labor’s employment， and at last this paper tests the dispar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on labor’s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revenu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eterogeneity. The findings 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mployment is not in conflict in China. As a whole， the employment follows a U-shaped pattern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our country， which means the employment with the increas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will be improved after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As far as different labor income areas are concerned， the employment of high income areas with the increas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will be improved after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mployment is not significant in middle income area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uld evidently improve the employment growth in low income areas. The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is related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pecialization in different income areas. As far as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 areas are concerned， the employment of high and middle education level areas with the increas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ensity will be improved after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obvious positive effects on employment in low education level areas. Th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is relevant to the fitting degree of the enterprises under regulatory constraint to the labor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our government should practically increas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sof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used by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under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meanwhile， our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mak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different areas. Governments in areas at high income and high education level could make relatively hig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ctive effect of the high cos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mployment growth. Governments in areas with middle and low income should make efforts to enhanc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adjustment and upgrade， and increase the ratio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GDP appropriately. Governments at middle and low education level should enlarge the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and avoid the discrepancy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chievement and market demand through constructing “industryeducationresearchapplication” platform，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rket conversion rate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chieve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eterogeneous labor； industrial sector； dynamic panel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