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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黑烈,1923年12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正式参加革命,1940年参加江抗三支队,从事卫生工作多年。参加过西南战役、淮海战役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工作,后从东南大学附属医院离休。
抗战爆发前,我在学校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那时我十二三岁,很多事情我并不知情,只是跟着他们去开会和会见其他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
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常来轰炸,我们学校不能上课了,我迫切想参加一些救亡运动。1938年,我在浙江省参加了抗日救护队,那时日军飞机轰炸过后,我们就背着急救包去街头抢救受伤的人。没有抢救任务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学习简单的止血、包扎、抬担架等基础抢救知识。后来因为经常打摆子(生疟疾),我离开了浙江的外婆,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
外面战事紧张,我在家坐不住,父母怕我再去参军,就把我送到无锡姨妈的家中。他们没想到的是,我的姨父竟然是共产党员。我最终跟着住在姨妈家的一位上海申新纱厂女工一起,在姨父的指引下辗转到了常熟,参加了江抗三支队,那年我17岁。
有一天指导员突然找我谈话:“和你一起来的那位申新纱厂的女工,原来是汉奸,现在已经逃回了上海!你看你是继续留在部队还是回上海?”我听后又惊又怕,心想难怪这些天碰不上她。我毫不迟疑地说:“她走她的,我不会走的,我一心革命不怕吃苦,我要留下!”后来一次行军路过一个村庄,在路边给我们送水的群众中,我一眼就看到了她,我赶快跑去质问她怎么当了汉奸。她看我怒气冲冲,笑着拍拍我:“他们那是考验你,我怎么会是汉奸呢!”原来是因为她近视太严重,行军途中老是摔跤,组织上无奈,才把她调到地方做民运工作的。
皖南事变以后,我们部队转移到无锡,番号改成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我因为有在卫生队工作的经验,被派去后方医院。后方医院条件简陋,用过的纱布只能用老百姓的蒸笼来消毒。战时我做好护士工作,努力抢救病人;闲时除了学习医务知识,我还不时跑去驻地的大众剧团看他们排练。夏光的爱人赵哀琴就在大众剧团,见我去旁观,她总是招呼我说上几句话。
部队军供科下属有被服厂和榴弹厂,两个厂里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我这时刚从抗大五分校学习结束回到部队,组织上就把我派了过去。这两个厂并不靠在一起,出诊时我两头跑,有空我还跟被服厂的女工学习踏缝纫机。
榴弹厂除了做子弹手榴弹,还自己搞炸药,靠的是两个上海来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位姓孙,还是位女同志。一次我回医务室拿药时,将背包落在了化学室,我回去取时,觉得气氛不对。到达驻地后,我才发现正在开追悼会,是那位女大学生牺牲了。原来榴弹厂要转移,当地的民兵提出留些地雷给他们。女大学生在压制地雷时,不慎被炸身亡。那位女大学生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束华静整理)
黑烈,1923年12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正式参加革命,1940年参加江抗三支队,从事卫生工作多年。参加过西南战役、淮海战役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工作,后从东南大学附属医院离休。
抗战爆发前,我在学校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那时我十二三岁,很多事情我并不知情,只是跟着他们去开会和会见其他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
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常来轰炸,我们学校不能上课了,我迫切想参加一些救亡运动。1938年,我在浙江省参加了抗日救护队,那时日军飞机轰炸过后,我们就背着急救包去街头抢救受伤的人。没有抢救任务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学习简单的止血、包扎、抬担架等基础抢救知识。后来因为经常打摆子(生疟疾),我离开了浙江的外婆,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
外面战事紧张,我在家坐不住,父母怕我再去参军,就把我送到无锡姨妈的家中。他们没想到的是,我的姨父竟然是共产党员。我最终跟着住在姨妈家的一位上海申新纱厂女工一起,在姨父的指引下辗转到了常熟,参加了江抗三支队,那年我17岁。
有一天指导员突然找我谈话:“和你一起来的那位申新纱厂的女工,原来是汉奸,现在已经逃回了上海!你看你是继续留在部队还是回上海?”我听后又惊又怕,心想难怪这些天碰不上她。我毫不迟疑地说:“她走她的,我不会走的,我一心革命不怕吃苦,我要留下!”后来一次行军路过一个村庄,在路边给我们送水的群众中,我一眼就看到了她,我赶快跑去质问她怎么当了汉奸。她看我怒气冲冲,笑着拍拍我:“他们那是考验你,我怎么会是汉奸呢!”原来是因为她近视太严重,行军途中老是摔跤,组织上无奈,才把她调到地方做民运工作的。
皖南事变以后,我们部队转移到无锡,番号改成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我因为有在卫生队工作的经验,被派去后方医院。后方医院条件简陋,用过的纱布只能用老百姓的蒸笼来消毒。战时我做好护士工作,努力抢救病人;闲时除了学习医务知识,我还不时跑去驻地的大众剧团看他们排练。夏光的爱人赵哀琴就在大众剧团,见我去旁观,她总是招呼我说上几句话。
部队军供科下属有被服厂和榴弹厂,两个厂里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我这时刚从抗大五分校学习结束回到部队,组织上就把我派了过去。这两个厂并不靠在一起,出诊时我两头跑,有空我还跟被服厂的女工学习踏缝纫机。
榴弹厂除了做子弹手榴弹,还自己搞炸药,靠的是两个上海来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位姓孙,还是位女同志。一次我回医务室拿药时,将背包落在了化学室,我回去取时,觉得气氛不对。到达驻地后,我才发现正在开追悼会,是那位女大学生牺牲了。原来榴弹厂要转移,当地的民兵提出留些地雷给他们。女大学生在压制地雷时,不慎被炸身亡。那位女大学生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束华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