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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战军的领导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二野所以能锻炼成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邓小平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
整个解放战争,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最前面。晋冀鲁豫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得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另一路是马法五、高树勋,又打了个平汉战役。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就是三万出头,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我们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那时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当时我们队伍没有到齐,敌人就进攻了。我叫苏振华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打得真不错,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我们派参谋长李达和王定南亲自到马头镇去做工作。他们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行动,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退。结果,我们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一纵杨得志、苏振华,在冀鲁豫;二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三纵陈锡联、彭涛,在太行;四纵陈赓、谢富治,在太岳。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也超额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因此战略反攻的时间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却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许多南方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习惯了。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过黄泛区,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否则虽然能过河,但伤亡会很大,以后的斗争也会更困难。整个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这是个真正的胜利。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歼灭战。我当时提出要避战。后来刘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我、先念、李达,带着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不知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动,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种种艰难都克服了,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的九纵,保持兴盛的旺气。
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这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而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的。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羊山集战斗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就电话联络。野战军的领导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二野所以能锻炼成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打土匪本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把他们打怕了。后来二野增加了一个十八兵团,十八兵团原先也是晋冀鲁豫的部队。
这就是二野的历史。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全部承担起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
整个解放战争,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最前面。晋冀鲁豫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得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另一路是马法五、高树勋,又打了个平汉战役。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就是三万出头,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我们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那时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当时我们队伍没有到齐,敌人就进攻了。我叫苏振华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打得真不错,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我们派参谋长李达和王定南亲自到马头镇去做工作。他们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行动,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退。结果,我们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一纵杨得志、苏振华,在冀鲁豫;二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三纵陈锡联、彭涛,在太行;四纵陈赓、谢富治,在太岳。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也超额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因此战略反攻的时间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却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许多南方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习惯了。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过黄泛区,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否则虽然能过河,但伤亡会很大,以后的斗争也会更困难。整个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这是个真正的胜利。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歼灭战。我当时提出要避战。后来刘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我、先念、李达,带着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不知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动,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种种艰难都克服了,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的九纵,保持兴盛的旺气。
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这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而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的。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羊山集战斗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就电话联络。野战军的领导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二野所以能锻炼成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打土匪本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把他们打怕了。后来二野增加了一个十八兵团,十八兵团原先也是晋冀鲁豫的部队。
这就是二野的历史。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全部承担起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