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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差异即为归化与异化产生的源头。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到文本类型、翻译目的、源语与译入语相对文化地位、目的语文化的开放包容程度、跨文化交流深入程度以及译者的翻译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涉及语言、文化意象以及翻译伦理三方面。笔者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归化、异化的成因以及相关翻译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英汉翻译;归化;异化;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张桐硕（1996.12-），女，汉族，辽宁锦州人，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口译。
19世纪初，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的两条路径，可视为归化与异化的源头。他认为，译者只能遵循其中一条路径，不能混用，否则作者与读者将无法相遇。20世纪末，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表达了自己提倡异化的立场。从此，这两个术语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引发大讨论。布朗绍曾说：“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是涉及差异，也掩盖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该论断中，差异指的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即为归化与异化产生的根源，其中“掩饰差异”是归化，“显露差异”或“突出差异”是异化。中外某些思维层面是相通的，在某些表达和认知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处于归化和异化的中间地带，学者张智中称之为“等化”。
对于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之争，很多学者和翻译家支持其中一种翻译方法而否定另一种。其实，翻译中归化与异化非但不相互矛盾，反而是互为补充的。这两种翻译方法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一、 归化与异化的影响因素
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而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递，这一观点已成为学术界共识。翻译本质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既是一种交际行为，又承担着传播文化的使命。从交际角度看，奈达的读者反映论和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最具代表性，即翻译时应把译文读者放在首位，尽量将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语读者的文化范畴，易于读者接受。基于这一角度，翻译涉及语言与文化意象两个方面。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包括文化输入以及文化输出两个层面，不仅涉及读者接受度的问题，还涉及源语译语相对文化地位以及译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等翻译伦理问题。
影响归化异化翻译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译者翻译观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源语与译语的文化地位、社会环境、目的语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程度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深入程度等。其中，处理翻译中具体的语言层面以及文化意象需要的是翻译策略;译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以及源语译语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程度涉及的是翻译伦理问题。翻译伦理需要通过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实现。
二、归化与异化涉及的三个层面
1.语言层面。针对语言层面的文化差异，归化论长期占上风，旨在使目的语读起来流畅自然，易于理解。对于硬文本的翻译，如合同、法律文件等，基本不涉及文本内容和篇章格式的调整，译者需要重点处理的是语言层面，一般采用归化处理。语言层面的异化有悖于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易形成翻译腔，导致文章读起来晦涩难懂，达不到交际的目的。我国很多翻译大家都较提倡归化，如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等。林语堂所谓“一语有一语之语性，语法句法如何，皆须跟从一定之习惯”。然而，语言的进化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适当地引入异质因素也有利于丰富目的语。如鲁迅先生就认为“中国的文话太不精密”，可将翻译视为改造汉语的手段。无论是现代汉语、英语还是其他语言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外来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语的影响。从这一层面来看，语言适度异化也是提倡的。
软文本的翻译主要指文学作品翻译，重点涉及诗学以及意象处理这两个方面。诗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在现代语境下基本等同于文学理论，包括文体风格、叙事方式、篇章结构、段落组合以及句子逻辑等。在翻译实践中，大多译者通常会对文学作品进行归化处理，旨在迎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使译文更易于接受，达到交际目的。如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添加进了很多段落主旨句，张培基翻译散文时也会对篇章以及句式结构进行删减重组。
此外，翻译目的也对文学作品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如果译者旨在引介某种创作手法，那么通常会采用归化手法，会更注重对诗学中的差异进行保留，以实现交际功能达到特定的目的。
2.文化意象。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Juri Lotman）曾说：语言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之中，文化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中心。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两者是共生关系。在翻译中，语言最难处理的文化便是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浓缩着特定民族的文化渊源以及审美心理，包括特定人名、地名和事件等，其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也是学术界归化与异化之争的重点。删除或置换文化意向，对其进行归化处理，会减损原文信息且不利于引入异域文化;而对其加注或进行直译，采取异化处理方法，也未必可以恰当地移植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化意象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中，贸然移植到异域文化中很难生存成长。如处理不当，读者可能会难消化理解，且影响阅读的流畅性，以《红楼梦》为例。《红楼梦》是一部蕴含着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经典著作，其中“红”字为核心文化意象。《红楼梦》题旨在悼红。“红楼”写浅红、万艳、群芳故冠以“红”，又一“梦”成空，深具“悼红”之情，故“红”字是书的总主题。但“红”字在中外文化中的含义截然不同。在英美文化中，红色象征着激情、欲望、血腥与暴力，通常被视为不祥之兆。而在中国，红色通常取红火吉祥之意。因此，翻译中对于“红”这一文化意象的处理是关键。
在杨宪益先生翻译的英译本中，書名译为了“A Dream in a Red Chamber”。杨先生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红”这一文化意象，为的是在译文中更好地保留源语文化。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想必会对“红”这一意象有进一步理解。而霍克斯（David Hawks）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在翻译时采用了《红楼梦》的另一个书名《石头记》， 因而译成了“Story of the Stone”。霍克斯认为，英美读者对于“红楼梦”这个词的理解与中国读者完全不同，若采取异化的翻译方式会造成误解。 对《红楼梦》两个译本书名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位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是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而对源语进行不同程度的取舍。杨宪益先生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而霍克斯先生采用归化策略是为了更好地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两位译者基于不同的翻譯目的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因此，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时，两种翻译策略各有所长，不分高下。
3.归化与异化的关系是动态的。学者张智中认为：作为看似对立的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可以共存于同一次翻译行为之中。即有时一句翻译中，可能意象差异是异化处理，但语言层面却是归化处理。我们讨论一句话进行的是归化还是异化处理，是就其核心差异而言的。如杨宪益先生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短语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这个短语在语言层面上是归化的（借鉴了英文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的表达方式），但是在意象方面使用了heaven，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口中的“天”，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此句的核心差异体现在文化意象上，所以我们通常都把它看作异化处理。一个语篇由多个句子构成，更是归化与异化的综合体。如果说某个译文采取了归化或异化策略，往往强调的是其主导倾向。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综合文本类型、文化意象以及翻译目的等多方面因素，即译者确定主导翻译策略时应当持整体观和历史观，不应僵硬死板地去选择。
4.归化与异化也是一种翻译伦理。归化与异化是翻译方法和策略，更是一种翻译伦理。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主要处理语言文本层面以及其中承载的文化差异。其中，翻译方法主要处理句子层面;翻译策略更加宏观，是针对整个语篇的。宏观翻译策略需要通过具体翻译方法来实现。而作为翻译伦理，归化和异化则更多指的是译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需要通过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付诸实践。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曾指出，异化翻译由于彰显异域文本差异和阅读体验而偏离目的语规范，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他却提倡异化翻译。他认为英语中的异化翻译是一种文化干预，是对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抗形式。他提倡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给予语言和文化差异更多尊重。异化便是尊重文化差异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终极目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汉英翻译过程中通常采用归化的方法，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将汉语翻译成英语。采取不对等的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从侧面反映出了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渗透，可视为一种文化入侵。文化作为一国的软实力，与其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息息相关。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西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这一归化的翻译方法逐渐向异化接近。这一变化过程是长期的，也是动态的。
三、总结
文化差异是归化和异化的根本生成动因，涉及语言、文化意象以及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等多个维度。在语言层面，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似乎一直略占上风，因为评论家和出版商更注重翻译作品的可读性。而这一倾向也与翻译研究发展的趋向一致[5]。但随着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人们对于文化差异的包容度越来愈高，“归化”原则逐渐应用得更加广泛。不论如何发展，“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永远共存，缺一不可。两者的关系都是动态的、辩证的，而非二元对立，截然分明的。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确定主导翻译策略时应当持整体观与历史观，不应僵硬死板地去选择。除了策略层面，也不能忽略其伦理层面的意义。从翻译伦理层面而言，异化是尊重文化差异的具体重要途径，更有益于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终极目的。
参考文献：
[1]蒋童.从异化翻译的确立到存异伦理的解构：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理论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8.
[2]冯全功.试论归化与异化的生成动因与三个层面[J].中国翻译，2019（7）.
[3]袁晓宁.关于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2）12-18.
【关键词】英汉翻译;归化;异化;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张桐硕（1996.12-），女，汉族，辽宁锦州人，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口译。
19世纪初，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的两条路径，可视为归化与异化的源头。他认为，译者只能遵循其中一条路径，不能混用，否则作者与读者将无法相遇。20世纪末，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表达了自己提倡异化的立场。从此，这两个术语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引发大讨论。布朗绍曾说：“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是涉及差异，也掩盖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该论断中，差异指的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即为归化与异化产生的根源，其中“掩饰差异”是归化，“显露差异”或“突出差异”是异化。中外某些思维层面是相通的，在某些表达和认知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处于归化和异化的中间地带，学者张智中称之为“等化”。
对于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之争，很多学者和翻译家支持其中一种翻译方法而否定另一种。其实，翻译中归化与异化非但不相互矛盾，反而是互为补充的。这两种翻译方法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一、 归化与异化的影响因素
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而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递，这一观点已成为学术界共识。翻译本质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既是一种交际行为，又承担着传播文化的使命。从交际角度看，奈达的读者反映论和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最具代表性，即翻译时应把译文读者放在首位，尽量将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语读者的文化范畴，易于读者接受。基于这一角度，翻译涉及语言与文化意象两个方面。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包括文化输入以及文化输出两个层面，不仅涉及读者接受度的问题，还涉及源语译语相对文化地位以及译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等翻译伦理问题。
影响归化异化翻译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译者翻译观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源语与译语的文化地位、社会环境、目的语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程度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深入程度等。其中，处理翻译中具体的语言层面以及文化意象需要的是翻译策略;译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以及源语译语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程度涉及的是翻译伦理问题。翻译伦理需要通过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实现。
二、归化与异化涉及的三个层面
1.语言层面。针对语言层面的文化差异，归化论长期占上风，旨在使目的语读起来流畅自然，易于理解。对于硬文本的翻译，如合同、法律文件等，基本不涉及文本内容和篇章格式的调整，译者需要重点处理的是语言层面，一般采用归化处理。语言层面的异化有悖于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易形成翻译腔，导致文章读起来晦涩难懂，达不到交际的目的。我国很多翻译大家都较提倡归化，如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等。林语堂所谓“一语有一语之语性，语法句法如何，皆须跟从一定之习惯”。然而，语言的进化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适当地引入异质因素也有利于丰富目的语。如鲁迅先生就认为“中国的文话太不精密”，可将翻译视为改造汉语的手段。无论是现代汉语、英语还是其他语言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外来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语的影响。从这一层面来看，语言适度异化也是提倡的。
软文本的翻译主要指文学作品翻译，重点涉及诗学以及意象处理这两个方面。诗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在现代语境下基本等同于文学理论，包括文体风格、叙事方式、篇章结构、段落组合以及句子逻辑等。在翻译实践中，大多译者通常会对文学作品进行归化处理，旨在迎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使译文更易于接受，达到交际目的。如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添加进了很多段落主旨句，张培基翻译散文时也会对篇章以及句式结构进行删减重组。
此外，翻译目的也对文学作品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如果译者旨在引介某种创作手法，那么通常会采用归化手法，会更注重对诗学中的差异进行保留，以实现交际功能达到特定的目的。
2.文化意象。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Juri Lotman）曾说：语言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之中，文化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中心。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两者是共生关系。在翻译中，语言最难处理的文化便是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浓缩着特定民族的文化渊源以及审美心理，包括特定人名、地名和事件等，其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也是学术界归化与异化之争的重点。删除或置换文化意向，对其进行归化处理，会减损原文信息且不利于引入异域文化;而对其加注或进行直译，采取异化处理方法，也未必可以恰当地移植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化意象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中，贸然移植到异域文化中很难生存成长。如处理不当，读者可能会难消化理解，且影响阅读的流畅性，以《红楼梦》为例。《红楼梦》是一部蕴含着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经典著作，其中“红”字为核心文化意象。《红楼梦》题旨在悼红。“红楼”写浅红、万艳、群芳故冠以“红”，又一“梦”成空，深具“悼红”之情，故“红”字是书的总主题。但“红”字在中外文化中的含义截然不同。在英美文化中，红色象征着激情、欲望、血腥与暴力，通常被视为不祥之兆。而在中国，红色通常取红火吉祥之意。因此，翻译中对于“红”这一文化意象的处理是关键。
在杨宪益先生翻译的英译本中，書名译为了“A Dream in a Red Chamber”。杨先生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红”这一文化意象，为的是在译文中更好地保留源语文化。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想必会对“红”这一意象有进一步理解。而霍克斯（David Hawks）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在翻译时采用了《红楼梦》的另一个书名《石头记》， 因而译成了“Story of the Stone”。霍克斯认为，英美读者对于“红楼梦”这个词的理解与中国读者完全不同，若采取异化的翻译方式会造成误解。 对《红楼梦》两个译本书名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位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是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而对源语进行不同程度的取舍。杨宪益先生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而霍克斯先生采用归化策略是为了更好地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两位译者基于不同的翻譯目的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因此，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时，两种翻译策略各有所长，不分高下。
3.归化与异化的关系是动态的。学者张智中认为：作为看似对立的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可以共存于同一次翻译行为之中。即有时一句翻译中，可能意象差异是异化处理，但语言层面却是归化处理。我们讨论一句话进行的是归化还是异化处理，是就其核心差异而言的。如杨宪益先生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短语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这个短语在语言层面上是归化的（借鉴了英文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的表达方式），但是在意象方面使用了heaven，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口中的“天”，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此句的核心差异体现在文化意象上，所以我们通常都把它看作异化处理。一个语篇由多个句子构成，更是归化与异化的综合体。如果说某个译文采取了归化或异化策略，往往强调的是其主导倾向。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综合文本类型、文化意象以及翻译目的等多方面因素，即译者确定主导翻译策略时应当持整体观和历史观，不应僵硬死板地去选择。
4.归化与异化也是一种翻译伦理。归化与异化是翻译方法和策略，更是一种翻译伦理。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主要处理语言文本层面以及其中承载的文化差异。其中，翻译方法主要处理句子层面;翻译策略更加宏观，是针对整个语篇的。宏观翻译策略需要通过具体翻译方法来实现。而作为翻译伦理，归化和异化则更多指的是译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需要通过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付诸实践。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曾指出，异化翻译由于彰显异域文本差异和阅读体验而偏离目的语规范，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他却提倡异化翻译。他认为英语中的异化翻译是一种文化干预，是对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抗形式。他提倡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给予语言和文化差异更多尊重。异化便是尊重文化差异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终极目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汉英翻译过程中通常采用归化的方法，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将汉语翻译成英语。采取不对等的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从侧面反映出了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渗透，可视为一种文化入侵。文化作为一国的软实力，与其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息息相关。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西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这一归化的翻译方法逐渐向异化接近。这一变化过程是长期的，也是动态的。
三、总结
文化差异是归化和异化的根本生成动因，涉及语言、文化意象以及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等多个维度。在语言层面，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似乎一直略占上风，因为评论家和出版商更注重翻译作品的可读性。而这一倾向也与翻译研究发展的趋向一致[5]。但随着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人们对于文化差异的包容度越来愈高，“归化”原则逐渐应用得更加广泛。不论如何发展，“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永远共存，缺一不可。两者的关系都是动态的、辩证的，而非二元对立，截然分明的。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确定主导翻译策略时应当持整体观与历史观，不应僵硬死板地去选择。除了策略层面，也不能忽略其伦理层面的意义。从翻译伦理层面而言，异化是尊重文化差异的具体重要途径，更有益于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终极目的。
参考文献：
[1]蒋童.从异化翻译的确立到存异伦理的解构：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理论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8.
[2]冯全功.试论归化与异化的生成动因与三个层面[J].中国翻译，2019（7）.
[3]袁晓宁.关于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2）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