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有重“名”的传统，追捧名人又更甚。一旦与名人有点瓜葛，往往就身价倍增，忘乎所以了。不说别的，以刊物为例，把名人聘为顾问（有的是名誉顾问）作为一块金字招牌，这是近些年来流行的时尚，似乎只要版权页上标上一长串名家，刊物的质量就上了一个档次，于是也时不时闹出一些笑话。
　　记得在几年前，有一家颇有影响的全国性文艺刊物，在顾问的名单中曾连续四个月出现了作家方纪的大名，最让人称奇的是在人名上打了黑框（因为方纪已经故去）。众所周知，在人名上打黑框表明斯人已故，带有哀悼、治丧的性质。“顾问”刚刚逝去，由于时间匆忙来不及删除，或从经济角度考虑避免重印而来一个临时的处理办法，读者是能理解的。但连续四个月之久就实在有点“那个”了。“顾问”生前为贵刊做了不少贡献，现在已经作古，无法再履行职责，不可能再“顾”一下，“问”一次，毕竟是阴阳相隔啊！有好事者对此提出了责疑，有的媒体还作了披露，好在很快就得到纠正，但却留下一则荒唐的笑柄！
　　这只是一个个例，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大打故去名人效应之牌的类似现象却并不少见。近几年来，名人故里、名人陵墓的数量不仅激增，同一位名人甚至有多处，为争得“正宗”，一些地方不惜重金，大兴土木，还聘请专家、学者研讨论证，闹到沸沸扬扬你争我夺的地步！
　　1994年金秋时节，笔者曾到河北晋州去采访，当地的同行力邀我去新建的魏征公园去瞻仰。据他们说这是晋州人为纪念祖籍晋州庞表村的大唐贞观名相魏征兴建的。公园古朴典雅，已成为当地一景。由于笔者亲临实地，至今仍记忆犹新。
　　但就在前几天，忽然从媒体上得知，河北巨鹿县举办了有500人之众的“首届魏征恳谈大会”，笔者一时十分困惑，这魏征的祖籍怎么从晋州迁到巨鹿去了，虽然这两地都在河北境内，但相距并不很近啊！后来又听说，去年在河北馆陶县还举办了“魏征故里馆陶——台州产业合作恳谈会”。笔者又到网上浏览一下，竟发现魏征的故里在陕西和山西都有，他们言之凿凿，说是以唐代的石碑作证，不容他人质疑，魏征的故里就在他们那里。魏征真成了神人，分身有术，他的故里竟有五处之多，这真让人一头雾水，到底何处才是魏征的出生地呢？
　　在这场争夺历史名人的大军中，魏征并不孤独，与他同命运的人大有人在，李自成就是一个。去年清明节期间，在黄河东岸龙头堡山下的三座坟前，鼓乐齐鸣。举行祭祀仪式，原来这是青城镇苇茨湾村的农民在顶礼膜拜，他们自称是闯王李自成的后人，在为先人添土圆坟，并声称正在多方面筹资准备为先人兴建豪华的陵墓。
　　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明末的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这早有定论。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之前，李自成的陵墓就已有三处，分别是湖北通城、湖北通山和湖南石门，现在又增加了一处，每家都声称他们是最正宗的，真让人不可思议。
　　一个魏征，他的出生地当然只能是一处；一个李自成，他的葬身之地也只能是一个，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为什么如今一下子“克隆”出那么多的故里和陵墓呢？尽管大家都打着“怀古”的旗号，但某些人背后却另有所图，无非是在借助这些历史名人生前的显赫，实施“名人登台，经济唱戏”，期望由此改善投资和旅游环境，许多地方的领导对此也从不讳言。
　　应该承认，历史名人曾名震一方，也大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给后人带来不小的人气，造福了一方，这确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例如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安徽合肥的包公祠、山东济南的李清照故居等，不只是富有盛名，且游人也络绎不绝！
　　历代名人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财富，我们建故里也好，修陵墓也罢，应把它作为凝聚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从中体验一种文化，留下可以重现的记忆，绝不能只着眼于纯粹的商业利益，像现在有些地方只要跟历史名人稍沾点边，甚至打三杆子才能够着，就急功近利，生拉硬扯地攀“亲”，这不仅会造成无序的恶性竞争，使世人无所适从，即使今天你建了故里、陵园，也因牵强附会，缺少号召力，难以聚集人气，最终也招不了商引不了资，徒劳无功。这也深层地反映出这些地方的领导短视，只停留在啃老祖宗的遗产上，创新力和自信心不足。
　　继承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初衷是好的，但不要忘记寻找与时代的结合点，使之与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相适应，与现代文明建设相协调。君不见现在分布各地不少的名人故里、故居、陵园等设施，徒有虚名，门庭冷落，这前车之鉴可要汲取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