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既是追求“性情之响”、提倡个性解放的时代叛逆者，又是强调文艺教化、伦理道德的传统卫道者，这种矛盾性在其作品中表现为情与理的艰难调和。冯梦龙尝试为日渐僵化、空洞的程朱理学寻求情的基础，重新规范礼教，他追求的既不是纯粹的理，也不是极端的情，而是试图通过“情教”达到情与理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
　　一、冯梦龙的情教体系
　　王阳明的理论为“情”留下了突围的空间。虽然王阳明强调存天理、去人欲，这与程朱理学的本质并无不同，但在方法论上，阳明心学不同于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而是将心放大，强调以心性洞悉万物，这就为情的出场留下了可能的空间。此后，泰州学派将情推向高点，李贽极端主情，哲学层面的情本论宣告完成。在文学领域，李开先、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都有主情倾向，而冯梦龙可以算是将情本论完善的集大成者，情本论与情教观是情教体系的两个理论层面。
　　冯梦龙的情本论阐释了情的内涵与核心，他在《情史》序中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由此，人们可以从三个层次分析冯梦龙的情。
　　第一，万物有情。在冯梦龙看来，大到宇宙、人类，小到草木虫鱼，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有情，“鸟之鸣春，虫之鸣秋”是出于情;“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也是因为情。草木虫鱼如此，人更是有情的。“人而无情，虽曰生人，吾直谓之死矣”，冯梦龙认为无情之人与死无异。不仅如此，人若无情，一切罪恶由此导出，正是“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
　　第二，情永不灭。万事万物都由情的不灭而生机不竭。冯梦龙在《情灵类》总评中提出：“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可见，情不会随着人的肉体陨灭而消失。冯梦龙甚至将情的不灭不朽与古之三不朽并提，肯定了情的地位。
　　第三，情真不假。冯梦龙认为只有情为真，情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真，他评点自己的民歌采编创作时就说：“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
　　以上三方面可以看作是冯梦龙情本论的内涵，可见冯梦龙的情已超出一般的男女之情，而是指向具有真善美特性的感人至深的力量。
　　冯梦龙对情的强调最终是为了落到情教上，以情为基，动之以情，感化世人，实现济世的真正目的。他在《情史》序中宣告：“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晚明程朱理学日益僵化、空洞，已经无法有效约束迷醉的世人，且《警世通言》云：“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普通百姓很难得其要领，不会真正受教照办。情有着感人至深的力量与醒世、移风的潜能，冯梦龙认为：“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由此可见，共情比抽象、僵硬的说教更能深入人心。如果世人行为的动力是本能的情感而非外力强制约束，那么自然就能“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无情化有、私情化公，从而可以拯救世风。
　　情教是一套意图取代儒家传统教化论、规范社会秩序的体系，实质是将礼教性情化，另辟情的道路，重新诠释封建礼教，把礼教建立在情的基础上，即理为情之范，情为理之维，追求一种自然行于理，又自然发乎情的情理交织理想境界。然而封建礼教和情有着天然的冲突，冯梦龙意图调和情与理的关系，使二者达到自然融合、和谐统一，这更多的是一种书斋式的乌托邦理想。在进行文学实践时，理虽然由发乎于内的真情派生而出，但最终情与理的调和难免生硬，与程朱理学殊途同归。作为《喻世明言》的首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冯梦龙情教体系的典型代表作品，呈现出情理交织下的夹缝书写状态。
　　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理为情之范，情为理之维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展现的既不是纯粹的理，也不是极端的情，而是介于情与理之间“性情化之理”的夹缝空间，从中可以看出冯梦龙为调和、平衡情与理所做的努力。
　　首先，《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篇中有大量以理约束情的描绘，其中最直白的莫过于篇首冯梦龙借诗词《西江月》劝诫世人安分守己，勿趁年少狂浪，不要贪花酒便宜，以全知视角的叙述者身份直接同读者对话，摆明利害与立场，篇尾同样以诗词韵文收场，点出“妻还作妾亦堪羞”的结局，劝告世人一报还一报，读者处于被动接受说理的状态。除此之外，篇中主要人物的善恶报应明了，好人终有善终，作恶必受惩罚。蒋兴哥为人忠厚，在被妻子王三巧背叛后忍痛休妻，但仍念着往日夫妻情分，不明言休妻缘由，保全妻子最后的颜面，并在妻子再嫁时原数退回嫁妆。对于忠厚的蒋兴哥，冯梦龙给出一妻一妾、重会珍珠衫的善报结局。王三巧虽对蒋兴哥有情，但偷情陈大郎，因此在与蒋兴哥破镜重圆后由妻变妾，得到了惩罚;陈大郎勾人妻子，最终财命两失，妻子平氏也恰好再嫁蒋兴哥;薛婆贪财无德，助陈王偷情，最终房屋被拆，被迫搬去邻县;陈大郎之妻正直忠贞，卖身救夫，再嫁为蒋兴哥正妻，终得善报;王三巧后夫吴杰断案公正、成人之美，亦得善报。善恶分明的结局呈现了叙述者冯梦龙以理劝人的意图。
　　如果说理为情之范是冯梦龙调和情理的一个方面，那么情为理之维则是冯梦龙平衡情理的另一面。王三巧虽然背叛了丈夫，但读者对其同情怜悯大过憎恶，这就是以情为标准调和、消解纯粹之理的结果。蒋兴哥外出经商前，王三巧再三嘱托他一年便回，且其谨记丈夫的叮嘱，足不下楼，面对薛婆的挑拨反倒为丈夫辩解，相信丈夫定然为要事所拖，并无猜忌、埋怨之意，足见对蒋兴哥的情深义重。在被休后，她悔恨交加，在蒋兴哥落难时，苦苦哀求后夫相助，她对蒋兴哥的真情是平衡她失节之过的最大因素，人们对其的怜悯、理解大过憎恶，真情的力量冲击了理的约束。蒋兴哥忍痛休妻也并不仅仅因为妻子的背叛，更是由于他相信妻子对自己的情已消失，而后与王三巧能够再续前缘也是相信二人之间还有真情。按照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蒋兴哥休妻时完全可以不顾王三巧的颜面，直言妻子背叛的罪过，而他却只字不提，妻子的真情使他于心不忍，甚至说“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
　　冯梦龙的性情化之理达到一种自然行于理，又自然发乎情的情理交织理想境界，但在具体文学实践时，情与理的调和难免生硬、失衡。《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虽然蒋兴哥具有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在情感上把王三巧置于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不同于儒家禮教中男性的父权思想，但故事结尾，蒋兴哥与王三巧重聚后，再续前缘，这样的安排使得蒋兴哥成为情理兼顾的矛盾统一体，但这种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却生硬勉强，现实主义成分与宿命的非现实成分不和谐地纠结在一起，破坏了美学张力和艺术境界。
　　三、结语
　　冯梦龙情教的内容既不同于程朱理学僵硬空洞的伦理说教，也有异于情真至上、以情反理的价值观，是追求一种以情为基的道德，即理为情之范，情为理之维。尽管情理交织下的夹缝书写使得情理的调和略显生硬，终与程朱理学殊途同归，但冯梦龙受到时代和篇幅的限制，其欲以情教济世的理想和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促进了话本小说美学主题的确立。
　　（苏州大学）
　　作者简介：王安溶（1997-），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