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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必须旨在将德国变成一个更加鼓励竞争的国家。但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独木桥上，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举步维艰。
9月18日，又一轮德国大选即将来临。德国人忽然意识到，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安吉拉·默克尔换了一个形象设计师自从她被视为替代施罗德的未来总理，这个不修边幅的保守派女博士开始变得干练了。她精心修剪过的俏皮短发和淡玫红的嘴唇非常合适她小女孩般的嗓音，衣服的颜色也鲜亮起来。
“你是个强势的人吗？”一个记者曾这样问安吉拉·默克尔。
她答道：“不如这么说，我很有恒心。”
“科尔女孩”的崛起
安吉拉·默克尔生于汉堡，其父亲是一个新教牧师。默克尔随父亲前往柏林北部属于东德的小镇滕普林，并在那里长大，然后在莱比锡的东德科学院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只是在东德政府倒台之后，她才对政治产生兴趣。
1990年，这个曾经赢得学校俄语演讲冠军、购买披头士唱片的前女共青团员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当她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出现时，她的身份是东德的第一个民主政府的副发言人。
“当时，当然没有谁注意到她，”慕尼黑的实用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雅尼斯·伊曼努伊利蒂斯说，“她是不为人觉察地出现在权力中心的。”
此后，默克尔的事业开始起飞。她被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任命为妇女青年事务部长。科尔1982至1998年先后担任西德和统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是德国二战后政坛上无人能够替代的人物。科尔的保护和教导为这个来自东德的年轻女性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媒体称之为“科尔的女孩”。
安吉拉·默克尔不是一个从党派底层拼搏到中心的战士，在重要位置上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网络和支持者，更让人迷惑的是，她既不是能言善辩，在媒体面前更是毫无魅力可言。
《德国之声》说：“安吉拉·默克尔沉默地、但却是坚定地崛起于德国政治顶层，说明被政治对手或者党内对手低估，未必是件坏事。”
1998年，科尔在大选中败给现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主席施罗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沃尔夫冈·绍伯勒任命默克尔为该党秘书长。接下来，科尔被卷入一场政治捐款丑闻，默克尔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声明，与科尔划清界线。
这场丑闻使基督教民主联盟陷入混乱。默克尔于是被请来领导该党。后来，默克尔成功地修复了与科尔的关系，并因此重建了党内至关重要的内部平衡。
耐心也使她等到了运气。在2002年的德国大选中，默克尔没有急于争锋，而是让位给姐妹党派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主席埃德蒙德·施托伊贝尔。施托伊贝尔在与施罗德的对阵中以很少的票数差落败，默克尔成了最大的胜利者，成为总理候选人，并被予以了改革的希望。
一个非典型的基民盟政治家
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在今日德国，人们都在期待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5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在停滞和微小的回升之间徘徊。比经济指数更重要的是，失业率高居不下。高福利政策虽然保证了失业者的生活底线，但是却无助于失业者的沮丧情绪。为了逃避政府的高税率和强大的工会所强加的高福利待遇，德国公司纷纷选择转移国外，工作机会不断外流，也使得留在德国的创业者难以生存。
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力和德国人对舒适生活的留恋，使改革举步维艰。德国的教育水平急剧下滑，许多指标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中排在倒数位置，在高科技创新领域也毫无竞争力。人口增长为负数，一个不断衰老的高福利社会正在压垮国库。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比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多获得14个百分点。但安吉拉·默克尔是否是德国的撒切尔夫人？这个同样属于保守派的女政治家是否有相似的“铁腕”将德国从守旧的温室中摇醒？迄今为止，安吉拉·默克尔并没有体现出这样的力量和眼光。
默克尔是离过婚又再婚的新教徒，来自东德，没有孩子这些都不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的典型特征。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它的保守派天主教传统著称，而且一直都由来自西德的男性所主宰。
今日德国的战后一代，将默克尔视为同代人，但是默克尔却和她那些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反战、反传统、反宗教、尝试过嬉皮生活后又回归主流社会的西德同龄人不同，她一直强调她的宗教自豪感。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完全忽略犹太-基督教传统对欧洲的根本影响，大部分的欧洲之根都来源于这两个宗教。”她说，“大部分的欧洲都经历了启蒙运动时期，那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不能够这么忽视这个事实，说我们是中立的。否则，我们的价值观来自哪里？”
这种并不十分性感的姿态自然会引起反感。美国《新政治家》杂志以近乎失常的恶意探讨她“究竟有多么共产主义”：“她的本能、她对男人的不信任、她对阴谋的嗅觉，在她35岁东德解体之际就已经形成了。甚至连她的事业似乎都遵循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五年计划。”
保守的信仰和保守的政策
保守派的价值观和现实的政治考虑使默克尔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了亲美路线，与施罗德的反战立场区别开来。默克尔保证将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但是她也知道，德国选民不会赞同任何军事行动，因此她保证在当选后不会向伊拉克派兵。她反对让土耳其加入欧盟，这为她赢得了许多害怕社会向移民开放的保守派的支持，但是这对德国的未来毫无助益。
在国内，默克尔想在改革中担任先锋角色。迄今为止，她已经就健康保险改革对她的联盟党派基督教社会联盟发起了一场艰苦的斗争。默克尔成功地获得了改革先锋的形象，但是她的改革计划却在阻力下不得不有所妥协。
德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任何党派想要执政，都必须和小党派联盟，这使得德国总理不会像英国首相那样拥有足够的权力推动改革。德国《时代》周报主编约瑟夫·尤夫说：“德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结构，权力在社会各种力量之间达成了非常好的平衡。社会总是寻找共识，因此总是不断否决(新提议)。”
“默克尔不会是另一个玛格丽特·撒切尔，更不会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哥廷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彼得·洛什说。人们选择保守党，更多地是因为对执政的自由派和绿党感到厌倦，而不是因为他们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
默克尔本人似乎也并不想成为撒切尔，英国《金融时报》打听到了默克尔的改革计划的重点，包括增加增值税来支撑卫生保健系统，这只是施罗德改革的一个延伸。“默克尔的改革会比施罗德的稍微猛一些，但是底线依然是保持改革的连续性。”洛什说。
“我们需要增长，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安全。”默克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慕尼黑党员大会上说。她的竞选纲领主要集中在创造就业、减少高达12%的失业率上，她计划改革德国僵硬的劳工法，这意味着她必须和德国强大的工会对抗。
无论是有望上台的默克尔还是即将下台的施罗德，都非常明白：改革必须旨在将德国变成一个更加鼓励竞争的国家，缺乏竞争力和竞争意识正是德国的根本问题。需要克服的是对“残酷的”美国市场经济规则的反感，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独木桥上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在这潭沉重的池水中，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很难搅起足够的波澜。
9月18日，又一轮德国大选即将来临。德国人忽然意识到，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安吉拉·默克尔换了一个形象设计师自从她被视为替代施罗德的未来总理，这个不修边幅的保守派女博士开始变得干练了。她精心修剪过的俏皮短发和淡玫红的嘴唇非常合适她小女孩般的嗓音，衣服的颜色也鲜亮起来。
“你是个强势的人吗？”一个记者曾这样问安吉拉·默克尔。
她答道：“不如这么说，我很有恒心。”
“科尔女孩”的崛起
安吉拉·默克尔生于汉堡，其父亲是一个新教牧师。默克尔随父亲前往柏林北部属于东德的小镇滕普林，并在那里长大，然后在莱比锡的东德科学院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只是在东德政府倒台之后，她才对政治产生兴趣。
1990年，这个曾经赢得学校俄语演讲冠军、购买披头士唱片的前女共青团员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当她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出现时，她的身份是东德的第一个民主政府的副发言人。
“当时，当然没有谁注意到她，”慕尼黑的实用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雅尼斯·伊曼努伊利蒂斯说，“她是不为人觉察地出现在权力中心的。”
此后，默克尔的事业开始起飞。她被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任命为妇女青年事务部长。科尔1982至1998年先后担任西德和统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是德国二战后政坛上无人能够替代的人物。科尔的保护和教导为这个来自东德的年轻女性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媒体称之为“科尔的女孩”。
安吉拉·默克尔不是一个从党派底层拼搏到中心的战士，在重要位置上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网络和支持者，更让人迷惑的是，她既不是能言善辩，在媒体面前更是毫无魅力可言。
《德国之声》说：“安吉拉·默克尔沉默地、但却是坚定地崛起于德国政治顶层，说明被政治对手或者党内对手低估，未必是件坏事。”
1998年，科尔在大选中败给现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主席施罗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沃尔夫冈·绍伯勒任命默克尔为该党秘书长。接下来，科尔被卷入一场政治捐款丑闻，默克尔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声明，与科尔划清界线。
这场丑闻使基督教民主联盟陷入混乱。默克尔于是被请来领导该党。后来，默克尔成功地修复了与科尔的关系，并因此重建了党内至关重要的内部平衡。
耐心也使她等到了运气。在2002年的德国大选中，默克尔没有急于争锋，而是让位给姐妹党派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主席埃德蒙德·施托伊贝尔。施托伊贝尔在与施罗德的对阵中以很少的票数差落败，默克尔成了最大的胜利者，成为总理候选人，并被予以了改革的希望。
一个非典型的基民盟政治家
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在今日德国，人们都在期待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5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在停滞和微小的回升之间徘徊。比经济指数更重要的是，失业率高居不下。高福利政策虽然保证了失业者的生活底线，但是却无助于失业者的沮丧情绪。为了逃避政府的高税率和强大的工会所强加的高福利待遇，德国公司纷纷选择转移国外，工作机会不断外流，也使得留在德国的创业者难以生存。
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力和德国人对舒适生活的留恋，使改革举步维艰。德国的教育水平急剧下滑，许多指标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中排在倒数位置，在高科技创新领域也毫无竞争力。人口增长为负数，一个不断衰老的高福利社会正在压垮国库。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比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多获得14个百分点。但安吉拉·默克尔是否是德国的撒切尔夫人？这个同样属于保守派的女政治家是否有相似的“铁腕”将德国从守旧的温室中摇醒？迄今为止，安吉拉·默克尔并没有体现出这样的力量和眼光。
默克尔是离过婚又再婚的新教徒，来自东德，没有孩子这些都不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的典型特征。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它的保守派天主教传统著称，而且一直都由来自西德的男性所主宰。
今日德国的战后一代，将默克尔视为同代人，但是默克尔却和她那些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反战、反传统、反宗教、尝试过嬉皮生活后又回归主流社会的西德同龄人不同，她一直强调她的宗教自豪感。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完全忽略犹太-基督教传统对欧洲的根本影响，大部分的欧洲之根都来源于这两个宗教。”她说，“大部分的欧洲都经历了启蒙运动时期，那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不能够这么忽视这个事实，说我们是中立的。否则，我们的价值观来自哪里？”
这种并不十分性感的姿态自然会引起反感。美国《新政治家》杂志以近乎失常的恶意探讨她“究竟有多么共产主义”：“她的本能、她对男人的不信任、她对阴谋的嗅觉，在她35岁东德解体之际就已经形成了。甚至连她的事业似乎都遵循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五年计划。”
保守的信仰和保守的政策
保守派的价值观和现实的政治考虑使默克尔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了亲美路线，与施罗德的反战立场区别开来。默克尔保证将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但是她也知道，德国选民不会赞同任何军事行动，因此她保证在当选后不会向伊拉克派兵。她反对让土耳其加入欧盟，这为她赢得了许多害怕社会向移民开放的保守派的支持，但是这对德国的未来毫无助益。
在国内，默克尔想在改革中担任先锋角色。迄今为止，她已经就健康保险改革对她的联盟党派基督教社会联盟发起了一场艰苦的斗争。默克尔成功地获得了改革先锋的形象，但是她的改革计划却在阻力下不得不有所妥协。
德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任何党派想要执政，都必须和小党派联盟，这使得德国总理不会像英国首相那样拥有足够的权力推动改革。德国《时代》周报主编约瑟夫·尤夫说：“德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结构，权力在社会各种力量之间达成了非常好的平衡。社会总是寻找共识，因此总是不断否决(新提议)。”
“默克尔不会是另一个玛格丽特·撒切尔，更不会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哥廷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彼得·洛什说。人们选择保守党，更多地是因为对执政的自由派和绿党感到厌倦，而不是因为他们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
默克尔本人似乎也并不想成为撒切尔，英国《金融时报》打听到了默克尔的改革计划的重点，包括增加增值税来支撑卫生保健系统，这只是施罗德改革的一个延伸。“默克尔的改革会比施罗德的稍微猛一些，但是底线依然是保持改革的连续性。”洛什说。
“我们需要增长，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安全。”默克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慕尼黑党员大会上说。她的竞选纲领主要集中在创造就业、减少高达12%的失业率上，她计划改革德国僵硬的劳工法，这意味着她必须和德国强大的工会对抗。
无论是有望上台的默克尔还是即将下台的施罗德，都非常明白：改革必须旨在将德国变成一个更加鼓励竞争的国家，缺乏竞争力和竞争意识正是德国的根本问题。需要克服的是对“残酷的”美国市场经济规则的反感，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独木桥上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在这潭沉重的池水中，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很难搅起足够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