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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的国际形象却没有能够相应地提升到与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程度，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是远远落后于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自身发展和国际交流。史学作为“文化中的文化”在国际交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2009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同志在中国史学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曾表现出这种担忧。他说：“希望中国历史学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殿堂中堂堂正正拥有尊严，希望由历史学承载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出神入化的表达形式广为世人所知。希望史学的研究和传播更有力地展示中国辉煌历史的本来面貌，让那些以为中国贫贱愚昧，以为中国一旦兴旺就会成为黄祸的人们以及不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人们大开眼界，认识一个几千年来文脉相传的中国，一个以礼仪为准则的文明古国。”这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当代中国史学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所具有的眼界和信心，更显示出当代中国史学对未来自身发展方向的定位和思考。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学者在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有过在强势西方文化笼罩下的迷茫和困惑，也有过在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冲击下的自卑和菲薄。但在关键时候，中国学人总能彰显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脊梁与骨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文化数千年的深厚积淀所形成抵抗力和免疫力。更为重要的是，这十年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十年，不仅中国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且中华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愈发呈现出日益成熟的自省和自觉。这种自省和自觉表现为对民族性的认识和对世界性的反省。
从体现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看，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和创新是在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蔓延和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各个国家和民族间的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等领域的交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这种交流是在西方文化笼罩或者说西方话语占据绝对优势的形势下展开的，因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在文化上会遭遇到无法估量的颠覆和破坏。这种深层次的交流必然带来思想文化的碰撞，几乎所有的国家、民族都面临着如何保持本国、本民族的特色，如何保持自身民族精神的独立性的问题。很显然，话语是文化的灵魂，没有话语权的文化是一种可悲的文化，骨子里流露出的是一种奴性。这样的民族也注定只能是在世界文化丛林中四处流浪的精神乞丐。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拥有独立精神基因、思维模式和文化系统的文化类型，不可能从外来文化中找到坚实的基础，不可能完全抛弃和完全脱离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自天而降和自外生成，而是应该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才能够展现出生命力和影响力。而不扎根于民族和社会生活的土壤，没有自己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文化，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的虚妄文化，它可以流行于一时，但不会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在全球性的文化交互激荡中，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出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以及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它已经变成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不可或缺的积极文化资源。经过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不仅可以吸纳现代性中的优良品质，而且还可能放大它的积极价值，消解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创造出人类生活的新典范，达成现代性实践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这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在经历对现代化的反省之后得出的共识。
这种创造性的文化转化在当代就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培育都不仅对理论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也对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期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曲阜调研时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是对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作出的新认识，提出了今后中华文化，尤其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路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華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表现形态。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面临又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理论创新和文化飞跃。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绵延至今的文明史，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悠久历史，造就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一部中国历史不仅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史和发展史，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认识自我、反省社会和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智慧篇章。中国历史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备，先贤圣哲对许多问题研究水平之高深、思考之辩证、反省之深刻，应当成为中华文化在当代赖以丰富发展的宝贵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是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民族特色为基础，充分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将是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品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历史学实现健康发展的理想途径和必由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应当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体现当代中华文化的世界性特征看，21世纪中国史学所面临重要现实问题之一就是在保证不失去发展的独立性的同时如何尽可能突出其世界性。21世纪的中国史学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主体意识”的回归和凸显。在21世纪，一方面，中国历史学从一般性的引进和模仿，走向合理的引进和理性的借鉴，在对外国史学的借鉴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辨析能力，从对外国史学的一般介绍走向研究和评论的层面，从而为中外文化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和前提。另一方面，这种“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关注世界史学发展的趋势，而且还应该在对事关中华民族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中互为参照，也就是说，怎样以新的世界眼光看待中国史学的发展，怎样使中国史学带着自身的民族特点参与21世纪世界史学的建设和创造，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实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趋势，也深深地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普遍规律。 大炮和鸦片给中国带来的文化输入只能给中国培养出只会跪着仰望西方文明的文化侏儒。成功的文化交流的前提必须是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当前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怀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甚至有人流露出中国要不是共产党掌权，新中国成立，说不定中国就会多几个香港，多几个台湾。甚至有的中学生在高考时写下了《愿意生活在旧社会》的作文。这些都表现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是一种天真的文化观。从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看，若没有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人民自尊自强，便没有真正平等的文化交流。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有着深厚了解的西方史家的评论看，外国学者抑或者说外国文化所看重中华文化的正是他们的文化基因中所缺少的文化元素。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又反转过来哺育着世世代代各族人民，如此螺旋般地前进，形成生生不息的、连续发展的伟大机制。这个机制蕴含着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刻意识，蕴含着“彰往察来”的启示意义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生存、发展的土壤，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血脉，同时也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刻意识”构成为中华民族能够汇聚、统一在一起重要思想因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主线之一，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文化精神财富。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连续发展的伟大机制，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浸润和哺育，对世界各国人民也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引起各国人民的兴趣和研究热情。正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才能够彰显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中华文化的历史积累和优良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占据的主动地位和话语权的西方文化，与市场经济相生相伴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从腐朽的封建主义改头换面而死灰复燃的没落文化，均在不同程度上啃噬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机体、消弭着人民的理想和斗志。新的形势要求史学工作者不仅要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书写历史新篇章，普及历史知识，而且还要习惯和擅长用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指出：“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历史研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更密切。许多史學工作者也都在感慨史学大众传播环节的缺失，呼吁加强历史普及工作，正是对我们史学研究宗旨回归的反映。”“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和形式，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这些先进的传播高地，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舞台。”要做好史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工作，这就需要掌握好两种本领：既要能够具备使中国故事富有民族特色和大众表达的能力，还要能够具备使中国故事呈现时代特色和国际表达的能力。这两种能力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在这两件事上保持高度自觉的话语建构意识。
中华文化的主体在当代只能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因扎根于中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深厚土壤而变得充满活力，因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思想遗产而具有持久魅力。这种有机而完美的结合就是关注现实中国，关注当代中国历史。历史精神的培育和时代精神的彰显也离不开对当代中国史的发掘和凝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要在全球化视野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并构建具备较强理论影响力和学术阐释力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而且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形态和现实模式，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江泽民新近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序中所说的，要向世界介绍我国历史，特别是要介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历史苦难和进行的伟大奋斗，让国外民众了解我国历史和国情，帮助他们从历史角度来客观观察和分析今天的中国。在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同时，中国当代史学将形成深具中国民族特色而又为国际史坛所认可的基本特征和学术品格，中华民族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应该既能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根基，同时也能阐述中华文明历五千年之久仍具有强大生命力而愈发枝繁叶茂，在当代创造出令世界赞叹的奇迹与梦想。整个中华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发展浪潮中才因具有深邃的历史精神和世界眼光而赢得应有的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宋明晏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学者在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有过在强势西方文化笼罩下的迷茫和困惑，也有过在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冲击下的自卑和菲薄。但在关键时候，中国学人总能彰显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脊梁与骨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文化数千年的深厚积淀所形成抵抗力和免疫力。更为重要的是，这十年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十年，不仅中国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且中华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愈发呈现出日益成熟的自省和自觉。这种自省和自觉表现为对民族性的认识和对世界性的反省。
从体现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看，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和创新是在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蔓延和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各个国家和民族间的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等领域的交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这种交流是在西方文化笼罩或者说西方话语占据绝对优势的形势下展开的，因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在文化上会遭遇到无法估量的颠覆和破坏。这种深层次的交流必然带来思想文化的碰撞，几乎所有的国家、民族都面临着如何保持本国、本民族的特色，如何保持自身民族精神的独立性的问题。很显然，话语是文化的灵魂，没有话语权的文化是一种可悲的文化，骨子里流露出的是一种奴性。这样的民族也注定只能是在世界文化丛林中四处流浪的精神乞丐。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拥有独立精神基因、思维模式和文化系统的文化类型，不可能从外来文化中找到坚实的基础，不可能完全抛弃和完全脱离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自天而降和自外生成，而是应该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才能够展现出生命力和影响力。而不扎根于民族和社会生活的土壤，没有自己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文化，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的虚妄文化，它可以流行于一时，但不会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在全球性的文化交互激荡中，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出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以及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它已经变成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不可或缺的积极文化资源。经过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不仅可以吸纳现代性中的优良品质，而且还可能放大它的积极价值，消解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创造出人类生活的新典范，达成现代性实践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这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在经历对现代化的反省之后得出的共识。
这种创造性的文化转化在当代就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培育都不仅对理论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也对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期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曲阜调研时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是对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作出的新认识，提出了今后中华文化，尤其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路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華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表现形态。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面临又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理论创新和文化飞跃。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绵延至今的文明史，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悠久历史，造就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一部中国历史不仅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史和发展史，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认识自我、反省社会和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智慧篇章。中国历史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备，先贤圣哲对许多问题研究水平之高深、思考之辩证、反省之深刻，应当成为中华文化在当代赖以丰富发展的宝贵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是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民族特色为基础，充分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将是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品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历史学实现健康发展的理想途径和必由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应当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体现当代中华文化的世界性特征看，21世纪中国史学所面临重要现实问题之一就是在保证不失去发展的独立性的同时如何尽可能突出其世界性。21世纪的中国史学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主体意识”的回归和凸显。在21世纪，一方面，中国历史学从一般性的引进和模仿，走向合理的引进和理性的借鉴，在对外国史学的借鉴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辨析能力，从对外国史学的一般介绍走向研究和评论的层面，从而为中外文化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和前提。另一方面，这种“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关注世界史学发展的趋势，而且还应该在对事关中华民族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中互为参照，也就是说，怎样以新的世界眼光看待中国史学的发展，怎样使中国史学带着自身的民族特点参与21世纪世界史学的建设和创造，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实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趋势，也深深地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普遍规律。 大炮和鸦片给中国带来的文化输入只能给中国培养出只会跪着仰望西方文明的文化侏儒。成功的文化交流的前提必须是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当前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怀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甚至有人流露出中国要不是共产党掌权，新中国成立，说不定中国就会多几个香港，多几个台湾。甚至有的中学生在高考时写下了《愿意生活在旧社会》的作文。这些都表现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是一种天真的文化观。从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看，若没有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人民自尊自强，便没有真正平等的文化交流。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有着深厚了解的西方史家的评论看，外国学者抑或者说外国文化所看重中华文化的正是他们的文化基因中所缺少的文化元素。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又反转过来哺育着世世代代各族人民，如此螺旋般地前进，形成生生不息的、连续发展的伟大机制。这个机制蕴含着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刻意识，蕴含着“彰往察来”的启示意义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生存、发展的土壤，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血脉，同时也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刻意识”构成为中华民族能够汇聚、统一在一起重要思想因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主线之一，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文化精神财富。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连续发展的伟大机制，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浸润和哺育，对世界各国人民也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引起各国人民的兴趣和研究热情。正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才能够彰显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中华文化的历史积累和优良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占据的主动地位和话语权的西方文化，与市场经济相生相伴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从腐朽的封建主义改头换面而死灰复燃的没落文化，均在不同程度上啃噬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机体、消弭着人民的理想和斗志。新的形势要求史学工作者不仅要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书写历史新篇章，普及历史知识，而且还要习惯和擅长用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指出：“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历史研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更密切。许多史學工作者也都在感慨史学大众传播环节的缺失，呼吁加强历史普及工作，正是对我们史学研究宗旨回归的反映。”“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和形式，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这些先进的传播高地，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舞台。”要做好史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工作，这就需要掌握好两种本领：既要能够具备使中国故事富有民族特色和大众表达的能力，还要能够具备使中国故事呈现时代特色和国际表达的能力。这两种能力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在这两件事上保持高度自觉的话语建构意识。
中华文化的主体在当代只能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因扎根于中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深厚土壤而变得充满活力，因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思想遗产而具有持久魅力。这种有机而完美的结合就是关注现实中国，关注当代中国历史。历史精神的培育和时代精神的彰显也离不开对当代中国史的发掘和凝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要在全球化视野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并构建具备较强理论影响力和学术阐释力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而且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形态和现实模式，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江泽民新近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序中所说的，要向世界介绍我国历史，特别是要介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历史苦难和进行的伟大奋斗，让国外民众了解我国历史和国情，帮助他们从历史角度来客观观察和分析今天的中国。在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同时，中国当代史学将形成深具中国民族特色而又为国际史坛所认可的基本特征和学术品格，中华民族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应该既能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根基，同时也能阐述中华文明历五千年之久仍具有强大生命力而愈发枝繁叶茂，在当代创造出令世界赞叹的奇迹与梦想。整个中华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发展浪潮中才因具有深邃的历史精神和世界眼光而赢得应有的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宋明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