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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经济学界广泛关注的“土豆悖论”及其解读，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和总结，并从历史主义分析视角，密切结合现存有限爱尔兰大饥荒史料，进行批判性审视。文章发现，“土豆悖论”是伪命题，爱尔兰饥荒时期的“土豆”不是吉芬商品；现有文献解读，存在严重割裂与片面性，甚至主观臆想性，无法与史实无缝对接。文章最后还给出未来解读“土豆悖论”新方向，要密切结合爱尔兰大饥荒史，综合运用多种理论与方法，从多可能性和多角度，进行解读新尝试。
关键词：土豆悖论；历史分析；解读；批判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9-0000-02
引言
经济学界对吉芬商品研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9世纪初Beeke和Gray各自所做的相关论述。Marshall（1895）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首次提出“吉芬悖论”，转述Giffen的分析阐述，将“面包”作为吉芬商品。Edgeworth（1936）强调要对原有吉芬商品案例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此后，Stigler（1947，1948）和Prest（1948）对传统吉芬商品案例进行持续论战，使得吉芬商品在经济学界家喻户晓，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Samuelson（1964）在《经济学》第五版中，再次将“吉芬悖论”写入教材，以爱尔兰大饥荒为背景，将“土豆”作为新吉芬商品。基于Samuelson威望和《经济学》影响力，国内外许多经济学教材将“土豆悖论”作为吉芬商品案例录入教材。但其解读不尽人意，很多与史实不符。基于此，本文拟从历史主义分析视角，试图为“土豆悖论”找出一个更为符合史实的完备自洽性解读。
一、解读
Samuelson（1964）在《经济学》第五版中，对“土豆悖论”具体阐述如下：“爱尔兰在1845年大饥荒时，土豆价格大幅度上涨后，那些平时消费大量土豆家庭消费更多土豆，而不是更少。由于这些家庭太贫穷，不能再消费较多肉类，只能转向消费土豆。他们必须在土豆这种必须品上花费更多钱，而难以消费任何数量的肉类食品，被迫较以往更加依赖土豆了。总之，替代效应被负的收入效应所超越，负的收入效应存在于像土豆这样的“劣等品”中，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者倾向于在预算中减少对这类物品消费。Sir Francis.Giffen最早发现这种现象”。
此后，经济学界采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在传统效用分析框架下，引入“劣等品”，从而完成对Samuelson“土豆悖论”解读的模型化阐述。
二、批判
（一）阐述模糊
1.地点模糊
（1）经济区域差异
在发生饥荒前，爱尔兰经济水平整体落后，贫困分布广泛，但区域经济水平差异较大，东北部贝尔法斯特和阿尔法斯特省经济较好，工业较为发达，而西部和南部地区非常落后，为典型农业型社会。
（2）土豆依赖程度区域差异
阿尔斯特省及伦斯特省北部地区，由于家庭纺织作坊收入，农民可现场制作燕麦和面粉来补足土豆消费不足，而南部和北部地区，燕麦只是聊以充饥的食物，在这些地区还种植一种产量高却没有营养的块茎作物，在收成不好年份的夏季，充当食物补给。
（3）病害影响区域差异
1845年冬天病害为局部性灾害，病害影响区域差异较大，东北部地区受灾较为严重，西部和南部影响较小，1845年后，病害演变为全国性灾害，病害影响区域差异小。
2.人群模糊
在饥荒前，爱尔兰超过1/3人口生存完全依赖土豆。150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它收入养家糊口，300多万小农耕作者依靠土豆维持生存，有产阶级土豆消费量也很高。因此，“那些平时消费大量土豆的家庭”指代不明确。爱尔兰社会分化严重，即便在贫困的农村，家庭土地租种面积也由半亩到5亩分布不等。
3.时间模糊
爱尔兰大饥荒发生在1845年10月到1849年末，长达四年之久，而案例阐述时只说1845年饥荒发生后，时间不明确。爱尔兰饥荒随着时间推移，灾害影响程度、土豆收成及价格、社会人口和政府政策等都变化巨大，时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1845年为局部灾害，社会土豆产量比1844年减少约30%，价格增加不到1844年2倍；1846年为整体灾害，社会土豆产量超过200万吨，不足1844年土豆产量1/7，价格却比1844年增加约4倍；1847年为少数人丰收，社会土豆产量不足200万吨，约为1844年1/8，价格为1844年2倍；社会土豆产量1848年为整体灾害，社会土豆产量与1846产量相当，价格与1847年相当。1847年前政府政策相对合理，1847年后政府严重不作为。饥荒期间出现大规模居民就地或外出乞讨、进入救济院或移民国外，甚至出现大量底层贫民死亡现象，导致社会人口总量和结构都发生巨大变化。
上述阐述模糊性，使“土豆悖论”无法用现存有限的爱尔兰饥荒文献史料，进行真实性考证。
（二）阐述错误
饥荒前很多家庭用土豆饲养家禽，饥荒后，他们土豆用于家庭成员消费，甚至将家禽卖掉，购买土豆。因而在饥荒时，“那些平时消费很多土豆的家庭”并非都要从市场购买土豆，而如果从广义土豆消费量来看，很多家庭在饥荒时期土豆消费量减少了。家庭根据当年土豆收成和收入水平来调整土豆消费量。在正常年份，全国仍有200多万人，在来年土豆收获前的6到8月份，每天只吃一顿；然而在1845年饥荒后的1846年，上述情况提前到来，全国从4月份开始，陆续有大量家庭进入饥饿状态，只能靠社会救助或参与政府公共工程维持生存，甚至出现偷盗抢劫现象。因此，在饥荒时期，绝对不会增加土豆消费量。自1847年春天，社会人口锐减、家庭收入掏空和从美国进口大量玉米，造成土豆价格持续6个月不断下降。
（三）解读错误
1.逻辑错误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商品都是“劣等品”，随着收入增加，消费者会减少其消费量。“劣等品”存在家庭消费偏好随着土豆歉收和价格变化而改变 （Silberberg and Szyrme，1987）。传统分析解读框架建立在纯抽象性思考基础上，使得收入效应为正负判定，无法通过事实验证，其解读是可能性解读或猜想性解读。而且在Slutsy方程中，边际收入效用是纯替代即完全替代效应，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吉芬”条件，产生绝对正的收入效应（Vandermeulen，1972）。微观家庭是价格接受者，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爱尔兰饥荒时期，土豆需求和供给都受土豆收成强烈影响，因此，分析单个家庭消费价格决策，存在逻辑解读不完备。
2.历史分析错误
饥荒前，爱尔兰有半数家庭为贫困家庭，他们靠“土豆、醋和水”生活；温饱家庭是按“土豆和腌制蔬菜”生存；较为富有家庭，配以乳制品、甘蓝和鱼肉。很少有家庭能够经常吃肉，而在饥荒早期，东部以燕麦和小麦替代土豆，西部以燕麦替代土豆，后期主要以玉米等进口粮食替代土豆。那些贫困家庭怎会在饥荒时期消费肉类食品呢？因此，用“肉类”作为“土豆”替代品很不恰当。爱尔兰饥荒前后，有两类家庭购买土豆：土豆产量不足的贫困家庭，他们不可能长期吃肉；不生产土豆的富裕家庭，他们不会大量减少肉类消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土豆供给锐减，爱尔兰作为一个群体其土豆消费不可能越来越多（Dwyer and Lindsay，1984）。
3.分析方法错误
传统解读采用比较静态法分析法，对史实过度抽象，与史实相去甚远。爱尔兰饥荒时期，其它食品品价格都上涨了。家庭收入水平严重下降，即便寒冷的冬天也不得不出工，而这在饥荒前，他们冬天多是躲在家里围着火炉烤土豆。将收入固定的假设不合理（Nachbar1997），土豆是生产消费复合型商品，具有收入效应：生产多了可以买了或投资家禽，增加实际收入；生产少了需要花钱买进，降低实际收入 （Weber，1997）。因此，传统解读很大程度上是逻辑形式上或主观臆想性解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Samuelson对“土豆悖论”案例分析阐述及传统解读的模糊性和错误，使“土豆悖论”作为吉芬商品案例的真实性受到严重质疑。
三、结论
（一）“土豆悖论”是伪命题
Samuelson采用转述方式提出“土豆悖论”，其分析阐述既存在逻辑不完备自洽问题，也存在诸多模糊性与错误，使得学术界无法考察其文献来源，也没有提供相关资料和数据，无法考证爱尔兰饥荒时期“土豆”是否是吉芬商品？“饥荒时期土豆消费量，随着价格增长而增长”现象的真实性也无从考证。甚至将“Robert Giffen”名字写错为“Francis Giffen”。引入“劣等品”概念，导致解读逻辑不完备，且与爱尔兰饥荒历史有较大出入。通过现有文献解读和史料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土豆悖论”是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特殊产物，主要原因是饥荒本身，价格变化是饥荒对土豆供给与需求造成冲击的外在表现形式。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土豆”不是吉芬商品，只是Samuelson个人主观性猜想。因此，“土豆悖论”是伪命题。
（二）“土豆悖论”解读不完备
现有“土豆悖论”解读，缺乏对爱尔兰大饥荒史料深入了解，虽然从不同研究视角和采取不同研究方法，对“土豆悖论”进行多角度和多种可能性解读，丰富了经济学界对“土豆悖论”认知，但存在严重的历史割裂和片面性，甚至个人主观臆想，存在与爱尔兰饥荒史实相悖和逻辑不完备性。文献解读只能简单回答“饥荒时期土豆消费量，随着价格增长而增长”现象，没有分析饥荒对土豆供给与需求的影响，以及时间推移爱尔兰社会经济等其它条件的变化，从而无法面对饥荒史实质疑：“土豆”作为生产复合型商品，为何会有市场交易发生？为何饥荒时期的“土豆”才是吉芬商品？饥荒时期，土豆何以在供给减少情况下实现消费量增加，且饿死近百万爱尔兰贫民？因此，现有文献解读不完备。
参考文献：
[1]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
[2]Gerald P. Dwyer and Cotton M. Lindsay.Robert Giffen and the Irish potato[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 Vol.74.No.9， pp.188-192.
[3]黄有光 张定胜.高级微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5-42.
[4] John H.Nachbar，“The last word on Giffen goods？” Economic Theory，Vol.11.No.5，（February，1998），pp.403-412
[5] John E. Davies，“Giffen Goods， the Survival Imperative， and the Irish Potato Cul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2.No.3，（June，1994）， pp.547-565.
[6]李伟伟.关于吉芬商品新的思索及相关解释[J].现代商贸工业现代商贸工业，2009，（2）：119-120.
[7] Morten Berg.Giffen’s Paradox Revisited[J].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39.No.1，1987， pp.79-89..
[8] Peter Gray.爱尔兰大饥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三版.
[9] Rod Garratt，“A Tale of Two Cities and a Giffen Good”，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8.No.1，（February，2005）：49-56.
[10] Sherwin Rosen，“Potato Paradox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7.No.6， （February，1999）：294-313.
关键词：土豆悖论；历史分析；解读；批判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9-0000-02
引言
经济学界对吉芬商品研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9世纪初Beeke和Gray各自所做的相关论述。Marshall（1895）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首次提出“吉芬悖论”，转述Giffen的分析阐述，将“面包”作为吉芬商品。Edgeworth（1936）强调要对原有吉芬商品案例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此后，Stigler（1947，1948）和Prest（1948）对传统吉芬商品案例进行持续论战，使得吉芬商品在经济学界家喻户晓，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Samuelson（1964）在《经济学》第五版中，再次将“吉芬悖论”写入教材，以爱尔兰大饥荒为背景，将“土豆”作为新吉芬商品。基于Samuelson威望和《经济学》影响力，国内外许多经济学教材将“土豆悖论”作为吉芬商品案例录入教材。但其解读不尽人意，很多与史实不符。基于此，本文拟从历史主义分析视角，试图为“土豆悖论”找出一个更为符合史实的完备自洽性解读。
一、解读
Samuelson（1964）在《经济学》第五版中，对“土豆悖论”具体阐述如下：“爱尔兰在1845年大饥荒时，土豆价格大幅度上涨后，那些平时消费大量土豆家庭消费更多土豆，而不是更少。由于这些家庭太贫穷，不能再消费较多肉类，只能转向消费土豆。他们必须在土豆这种必须品上花费更多钱，而难以消费任何数量的肉类食品，被迫较以往更加依赖土豆了。总之，替代效应被负的收入效应所超越，负的收入效应存在于像土豆这样的“劣等品”中，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者倾向于在预算中减少对这类物品消费。Sir Francis.Giffen最早发现这种现象”。
此后，经济学界采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在传统效用分析框架下，引入“劣等品”，从而完成对Samuelson“土豆悖论”解读的模型化阐述。
二、批判
（一）阐述模糊
1.地点模糊
（1）经济区域差异
在发生饥荒前，爱尔兰经济水平整体落后，贫困分布广泛，但区域经济水平差异较大，东北部贝尔法斯特和阿尔法斯特省经济较好，工业较为发达，而西部和南部地区非常落后，为典型农业型社会。
（2）土豆依赖程度区域差异
阿尔斯特省及伦斯特省北部地区，由于家庭纺织作坊收入，农民可现场制作燕麦和面粉来补足土豆消费不足，而南部和北部地区，燕麦只是聊以充饥的食物，在这些地区还种植一种产量高却没有营养的块茎作物，在收成不好年份的夏季，充当食物补给。
（3）病害影响区域差异
1845年冬天病害为局部性灾害，病害影响区域差异较大，东北部地区受灾较为严重，西部和南部影响较小，1845年后，病害演变为全国性灾害，病害影响区域差异小。
2.人群模糊
在饥荒前，爱尔兰超过1/3人口生存完全依赖土豆。150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它收入养家糊口，300多万小农耕作者依靠土豆维持生存，有产阶级土豆消费量也很高。因此，“那些平时消费大量土豆的家庭”指代不明确。爱尔兰社会分化严重，即便在贫困的农村，家庭土地租种面积也由半亩到5亩分布不等。
3.时间模糊
爱尔兰大饥荒发生在1845年10月到1849年末，长达四年之久，而案例阐述时只说1845年饥荒发生后，时间不明确。爱尔兰饥荒随着时间推移，灾害影响程度、土豆收成及价格、社会人口和政府政策等都变化巨大，时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1845年为局部灾害，社会土豆产量比1844年减少约30%，价格增加不到1844年2倍；1846年为整体灾害，社会土豆产量超过200万吨，不足1844年土豆产量1/7，价格却比1844年增加约4倍；1847年为少数人丰收，社会土豆产量不足200万吨，约为1844年1/8，价格为1844年2倍；社会土豆产量1848年为整体灾害，社会土豆产量与1846产量相当，价格与1847年相当。1847年前政府政策相对合理，1847年后政府严重不作为。饥荒期间出现大规模居民就地或外出乞讨、进入救济院或移民国外，甚至出现大量底层贫民死亡现象，导致社会人口总量和结构都发生巨大变化。
上述阐述模糊性，使“土豆悖论”无法用现存有限的爱尔兰饥荒文献史料，进行真实性考证。
（二）阐述错误
饥荒前很多家庭用土豆饲养家禽，饥荒后，他们土豆用于家庭成员消费，甚至将家禽卖掉，购买土豆。因而在饥荒时，“那些平时消费很多土豆的家庭”并非都要从市场购买土豆，而如果从广义土豆消费量来看，很多家庭在饥荒时期土豆消费量减少了。家庭根据当年土豆收成和收入水平来调整土豆消费量。在正常年份，全国仍有200多万人，在来年土豆收获前的6到8月份，每天只吃一顿；然而在1845年饥荒后的1846年，上述情况提前到来，全国从4月份开始，陆续有大量家庭进入饥饿状态，只能靠社会救助或参与政府公共工程维持生存，甚至出现偷盗抢劫现象。因此，在饥荒时期，绝对不会增加土豆消费量。自1847年春天，社会人口锐减、家庭收入掏空和从美国进口大量玉米，造成土豆价格持续6个月不断下降。
（三）解读错误
1.逻辑错误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商品都是“劣等品”，随着收入增加，消费者会减少其消费量。“劣等品”存在家庭消费偏好随着土豆歉收和价格变化而改变 （Silberberg and Szyrme，1987）。传统分析解读框架建立在纯抽象性思考基础上，使得收入效应为正负判定，无法通过事实验证，其解读是可能性解读或猜想性解读。而且在Slutsy方程中，边际收入效用是纯替代即完全替代效应，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吉芬”条件，产生绝对正的收入效应（Vandermeulen，1972）。微观家庭是价格接受者，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爱尔兰饥荒时期，土豆需求和供给都受土豆收成强烈影响，因此，分析单个家庭消费价格决策，存在逻辑解读不完备。
2.历史分析错误
饥荒前，爱尔兰有半数家庭为贫困家庭，他们靠“土豆、醋和水”生活；温饱家庭是按“土豆和腌制蔬菜”生存；较为富有家庭，配以乳制品、甘蓝和鱼肉。很少有家庭能够经常吃肉，而在饥荒早期，东部以燕麦和小麦替代土豆，西部以燕麦替代土豆，后期主要以玉米等进口粮食替代土豆。那些贫困家庭怎会在饥荒时期消费肉类食品呢？因此，用“肉类”作为“土豆”替代品很不恰当。爱尔兰饥荒前后，有两类家庭购买土豆：土豆产量不足的贫困家庭，他们不可能长期吃肉；不生产土豆的富裕家庭，他们不会大量减少肉类消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土豆供给锐减，爱尔兰作为一个群体其土豆消费不可能越来越多（Dwyer and Lindsay，1984）。
3.分析方法错误
传统解读采用比较静态法分析法，对史实过度抽象，与史实相去甚远。爱尔兰饥荒时期，其它食品品价格都上涨了。家庭收入水平严重下降，即便寒冷的冬天也不得不出工，而这在饥荒前，他们冬天多是躲在家里围着火炉烤土豆。将收入固定的假设不合理（Nachbar1997），土豆是生产消费复合型商品，具有收入效应：生产多了可以买了或投资家禽，增加实际收入；生产少了需要花钱买进，降低实际收入 （Weber，1997）。因此，传统解读很大程度上是逻辑形式上或主观臆想性解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Samuelson对“土豆悖论”案例分析阐述及传统解读的模糊性和错误，使“土豆悖论”作为吉芬商品案例的真实性受到严重质疑。
三、结论
（一）“土豆悖论”是伪命题
Samuelson采用转述方式提出“土豆悖论”，其分析阐述既存在逻辑不完备自洽问题，也存在诸多模糊性与错误，使得学术界无法考察其文献来源，也没有提供相关资料和数据，无法考证爱尔兰饥荒时期“土豆”是否是吉芬商品？“饥荒时期土豆消费量，随着价格增长而增长”现象的真实性也无从考证。甚至将“Robert Giffen”名字写错为“Francis Giffen”。引入“劣等品”概念，导致解读逻辑不完备，且与爱尔兰饥荒历史有较大出入。通过现有文献解读和史料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土豆悖论”是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特殊产物，主要原因是饥荒本身，价格变化是饥荒对土豆供给与需求造成冲击的外在表现形式。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土豆”不是吉芬商品，只是Samuelson个人主观性猜想。因此，“土豆悖论”是伪命题。
（二）“土豆悖论”解读不完备
现有“土豆悖论”解读，缺乏对爱尔兰大饥荒史料深入了解，虽然从不同研究视角和采取不同研究方法，对“土豆悖论”进行多角度和多种可能性解读，丰富了经济学界对“土豆悖论”认知，但存在严重的历史割裂和片面性，甚至个人主观臆想，存在与爱尔兰饥荒史实相悖和逻辑不完备性。文献解读只能简单回答“饥荒时期土豆消费量，随着价格增长而增长”现象，没有分析饥荒对土豆供给与需求的影响，以及时间推移爱尔兰社会经济等其它条件的变化，从而无法面对饥荒史实质疑：“土豆”作为生产复合型商品，为何会有市场交易发生？为何饥荒时期的“土豆”才是吉芬商品？饥荒时期，土豆何以在供给减少情况下实现消费量增加，且饿死近百万爱尔兰贫民？因此，现有文献解读不完备。
参考文献：
[1]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
[2]Gerald P. Dwyer and Cotton M. Lindsay.Robert Giffen and the Irish potato[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 Vol.74.No.9， pp.188-192.
[3]黄有光 张定胜.高级微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5-42.
[4] John H.Nachbar，“The last word on Giffen goods？” Economic Theory，Vol.11.No.5，（February，1998），pp.403-412
[5] John E. Davies，“Giffen Goods， the Survival Imperative， and the Irish Potato Cul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2.No.3，（June，1994）， pp.547-565.
[6]李伟伟.关于吉芬商品新的思索及相关解释[J].现代商贸工业现代商贸工业，2009，（2）：119-120.
[7] Morten Berg.Giffen’s Paradox Revisited[J].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39.No.1，1987， pp.79-89..
[8] Peter Gray.爱尔兰大饥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三版.
[9] Rod Garratt，“A Tale of Two Cities and a Giffen Good”，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8.No.1，（February，2005）：49-56.
[10] Sherwin Rosen，“Potato Paradox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7.No.6， （February，1999）：29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