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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郭并称”
从日本开始的海外传播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继鲁迅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他新文学创作的起点在日本，又在日本度过了文学和学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光阴，“集散”在日本的世界文学，滋养、推动了郭沫若思想和创作的发展。所以，郭沫若的作品很早就引起了日本出版界的注意。1922年，日本东亚公司出版了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其中就收录了郭沫若的诗论和诗作，此时，郭沫若在中国诗坛上也才刚刚崭露头角。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满蒙》杂志刊载过关于郭沫若思想和创作的评述：“假如要指出现代中国新文坛的优秀作家的话，当然会推鲁迅和郭沫若二人，这是谁都不会有异议的。”鲁郭并称，这在批评界还是第一次。
日本是国外最早开展郭沫若研究的国家，从上世纪2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郭沫若的诗歌、小说、戏剧、历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在日本被持续介绍、评论，在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论著中，郭沫若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章节。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有关郭沫若研究的交流日益加强，相互激励之势渐成。2003年，“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在东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成立，九州大学汉学家岩佐昌暲教授任会长，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教授任理事，九州大学武继平博士任秘书长。学会举办郭沫若论坛，出版《郭沫若研究会报》，成为日本学界持续开展郭沫若研究的有力的组织者。
历史剧《屈原》公演
在苏联受青睐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苏联是另一个对郭沫若文学成就关注甚多的国家。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的苏联外交官、同时也是屈原研究者的费德林就和郭沫若过从甚密。1953年，费德林主编的《郭沫若选集》由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前言》中，费德林评述了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创作活动和学术研究。同一时期，郭沫若的诗集和史学著作在苏联被译介，其历史剧代表作《屈原》也在莫斯科叶尔米洛娃话剧院上演。1958年，苏联汉学家马尔科娃的著作《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由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对郭沫若的抗战诗歌进行了详细介绍。1961年，马尔科娃又在另一部著作《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更为系统地论述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和日本学界一样，中苏（俄）两国学者在郭沫若研究上保持交流，1992年，80岁高龄的费德林亲赴北京参加纪念郭沫若1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2012年6月，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圣彼得堡大学召开，来自中俄两国的学者共同研讨郭沫若的文学成就。
多语种代表作问世
欧洲各国广泛关注
在英语世界，对郭沫若创作的介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1936年，英国学者哈罗德·阿克顿与中国学者陈世骧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都有相关作品的收录。不过，由于长期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郭沫若的文学价值后来并没有在英语世界得到足够的肯定，即便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名著，也不曾正视郭沫若在文学与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即便如此，郭沫若创作本身所蕴含的世界文化因素依然在不同時期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兴趣。法国巴黎分别在1970年出版了郭沫若的自传《童年时代》、1982年出版了历史剧《棠棣之花》，后者由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埃·罗布莱斯作序;德国于1984年翻译出版了郭沫若的自传《少年时代》;意大利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持续翻译了《女神》《星空》《屈原》《孔雀胆》等郭沫若作品;东欧国家也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介绍了郭沫若的诸多作品，包括罗马尼亚1955年翻译出版的《郭沫若选集》、匈牙利1958年翻译出版的历史剧《屈原》、波兰翻译出版的《屈原》《郭沫若选集》《百花齐放》等。郭沫若的文学成就也受到了东欧汉学界的重点关注。1980年，捷克著名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生（1917-1930）》，用专章讨论了郭沫若文学思想的发展问题。
世界推广走向深入
共筑世界级研究平台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财富，郭沫若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主动向世界人民推荐的文化瑰宝。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外文出版社就陆续推出郭沫若著作的英译本，包括1953年由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英译的历史剧《屈原》、1958年英译的《女神》诗选等。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长，郭沫若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郭沫若纪念与世界巡展蓬勃开展;二是中外学者在更加紧密的学术交流中共筑郭沫若研究的世界平台。
郭沫若纪念馆是国家级的郭沫若文献收藏、展示和研究中心，作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依托单位，它同样是中国郭沫若研究界的联络中心、信息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2013年开始，该馆坚持“走向世界”的文化方略，通过海外展览、文化宣传、学术宣讲与对话等方式分别在美国、巴基斯坦、土耳其、新西兰、肯尼亚、意大利、埃及、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罗马尼亚、澳大利亚等国开展文化交流，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树立了成功典范。2016年8月，郭沫若纪念馆、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三方决定在苏伊士运河大学建立“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下首个以中国名人命名的海外研究中心。
在中外学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下，郭沫若先生的外孙女、日本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教授发起成立了“国际郭沫若研究会（IGMA）”。2009年8月，第一次国际郭沫若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学区召开后，学会又先后在中国、俄罗斯、奥地利、日本、法国等国家召开主题性的研讨会，为郭沫若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作者系四川大学图书馆副编审）
责编：马京京
从日本开始的海外传播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继鲁迅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他新文学创作的起点在日本，又在日本度过了文学和学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光阴，“集散”在日本的世界文学，滋养、推动了郭沫若思想和创作的发展。所以，郭沫若的作品很早就引起了日本出版界的注意。1922年，日本东亚公司出版了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其中就收录了郭沫若的诗论和诗作，此时，郭沫若在中国诗坛上也才刚刚崭露头角。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满蒙》杂志刊载过关于郭沫若思想和创作的评述：“假如要指出现代中国新文坛的优秀作家的话，当然会推鲁迅和郭沫若二人，这是谁都不会有异议的。”鲁郭并称，这在批评界还是第一次。
日本是国外最早开展郭沫若研究的国家，从上世纪2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郭沫若的诗歌、小说、戏剧、历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在日本被持续介绍、评论，在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论著中，郭沫若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章节。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有关郭沫若研究的交流日益加强，相互激励之势渐成。2003年，“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在东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成立，九州大学汉学家岩佐昌暲教授任会长，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教授任理事，九州大学武继平博士任秘书长。学会举办郭沫若论坛，出版《郭沫若研究会报》，成为日本学界持续开展郭沫若研究的有力的组织者。
历史剧《屈原》公演
在苏联受青睐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苏联是另一个对郭沫若文学成就关注甚多的国家。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的苏联外交官、同时也是屈原研究者的费德林就和郭沫若过从甚密。1953年，费德林主编的《郭沫若选集》由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前言》中，费德林评述了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创作活动和学术研究。同一时期，郭沫若的诗集和史学著作在苏联被译介，其历史剧代表作《屈原》也在莫斯科叶尔米洛娃话剧院上演。1958年，苏联汉学家马尔科娃的著作《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由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对郭沫若的抗战诗歌进行了详细介绍。1961年，马尔科娃又在另一部著作《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更为系统地论述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和日本学界一样，中苏（俄）两国学者在郭沫若研究上保持交流，1992年，80岁高龄的费德林亲赴北京参加纪念郭沫若1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2012年6月，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圣彼得堡大学召开，来自中俄两国的学者共同研讨郭沫若的文学成就。
多语种代表作问世
欧洲各国广泛关注
在英语世界，对郭沫若创作的介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1936年，英国学者哈罗德·阿克顿与中国学者陈世骧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都有相关作品的收录。不过，由于长期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郭沫若的文学价值后来并没有在英语世界得到足够的肯定，即便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名著，也不曾正视郭沫若在文学与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即便如此，郭沫若创作本身所蕴含的世界文化因素依然在不同時期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兴趣。法国巴黎分别在1970年出版了郭沫若的自传《童年时代》、1982年出版了历史剧《棠棣之花》，后者由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埃·罗布莱斯作序;德国于1984年翻译出版了郭沫若的自传《少年时代》;意大利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持续翻译了《女神》《星空》《屈原》《孔雀胆》等郭沫若作品;东欧国家也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介绍了郭沫若的诸多作品，包括罗马尼亚1955年翻译出版的《郭沫若选集》、匈牙利1958年翻译出版的历史剧《屈原》、波兰翻译出版的《屈原》《郭沫若选集》《百花齐放》等。郭沫若的文学成就也受到了东欧汉学界的重点关注。1980年，捷克著名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生（1917-1930）》，用专章讨论了郭沫若文学思想的发展问题。
世界推广走向深入
共筑世界级研究平台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财富，郭沫若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主动向世界人民推荐的文化瑰宝。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外文出版社就陆续推出郭沫若著作的英译本，包括1953年由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英译的历史剧《屈原》、1958年英译的《女神》诗选等。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长，郭沫若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郭沫若纪念与世界巡展蓬勃开展;二是中外学者在更加紧密的学术交流中共筑郭沫若研究的世界平台。
郭沫若纪念馆是国家级的郭沫若文献收藏、展示和研究中心，作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依托单位，它同样是中国郭沫若研究界的联络中心、信息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2013年开始，该馆坚持“走向世界”的文化方略，通过海外展览、文化宣传、学术宣讲与对话等方式分别在美国、巴基斯坦、土耳其、新西兰、肯尼亚、意大利、埃及、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罗马尼亚、澳大利亚等国开展文化交流，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树立了成功典范。2016年8月，郭沫若纪念馆、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三方决定在苏伊士运河大学建立“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下首个以中国名人命名的海外研究中心。
在中外学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下，郭沫若先生的外孙女、日本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教授发起成立了“国际郭沫若研究会（IGMA）”。2009年8月，第一次国际郭沫若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学区召开后，学会又先后在中国、俄罗斯、奥地利、日本、法国等国家召开主题性的研讨会，为郭沫若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作者系四川大学图书馆副编审）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