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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问题上，任何失误都将给中国带来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
已经成为基本国策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再一次成为焦点。一个月以来，关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和争议，变得越发激烈。
2月28日，路透社报道，“中国将渐进式地改变独生子女政策”，并正进行“认真而负责任的研究”。29日，包括《纽约时报》和《卫报》在内的美英多家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一说法。
3月2日，中国官方否认废除“一胎政策”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称，中国计生委驳斥外国媒体报道，称可能废除“一胎政策”的说法并不属实，并称将发表进一步的声明。
就在这一天，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关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问题时，委婉地表示：“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
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分组讨论会上表示，已经注意到自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后，舆论对生育政策的各种猜测，但“现行生育政策不仅不能调整，而且必须保持稳定。”张维庆说。
对“人口红利”的焦虑
围绕人口政策，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控制人口增长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标，计划生育作为国策不会改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被夸大了，为了避免过早老龄化和经济衰退，应该适当放宽生育政策。
3月6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建议调整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他认为，长时间的、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已经直接间接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居高不下，老年问题将更加突出，维护国家安全、国防安全难度增大，计划生育家庭面临较大风险，造成空前的教育难题等等。
计生政策调整热炒的背后，其实是学界对于“人口红利”即将迅速消失的焦虑。
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面临快速老龄化的威胁。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发布《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203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高峰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专家蔡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接踵而来的变化将是，大约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将耗尽，劳动力供给优势将不复存在。
2025年后，劳动力将以每年900万～1000万的速度往下降。让我们骄傲的“世界上四分之一劳动人口在中国”，将演变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老人在中国”。
现在是调整的最好时机?
作为一项实行了30多年的基本国策，计生政策的取消或大调并不现实，也不可能，但一些专家认为，现在是计生政策调整的“最好时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顾宝昌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的人口形态已经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在这样的时刻，应该对未来生育政策有所思考。
“这样的政策调整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实行过，实践证明这是可行的。”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说，现在中国社会经济较之三十多年前有了很大发展，在今天的背景下施行这样的政策，条件要比70年代成熟得多、好得多。
但不可否认，人口激增的困扰一直都是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阻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接触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承认，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1984年，很多农村地区开始允许生育二胎之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就曾大幅提高。这项调整也损害了积极执行一胎政策的基层官员的信誉。
但这些担忧也忽视了另一个现实的存在，即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不生或者少生。
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城市地区生活水平提高，大批农民工进入城市等因素削弱了人们对大家庭的期望。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由于生活成本的高昂，也已经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而在城市，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这一批年轻人，有最多的老人要抚养，生育孩子的意愿也更低。
代表热议人口政策
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国家人口计生委指出，外界普遍存在着中国生育政策就是“一胎化”的误解。
其实现在的计生政策并非“一胎化”。比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两个，在农村，19个省是实行“一个半”政策(即第一胎如果是女孩，還允许再生一个)，六个省是两个孩子的政策，新疆是2、3、4政策(根据城乡和民族差别，可生2～4个不等)，西藏则没有生育限制的政策。
“调整人口政策在具体操作上既要积极主动，又要慎重稳妥。”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提出，对现行独生子女政策调整的方向是：逐步过渡到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的政策，没有生育的应当给予奖励。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所伟民提议，在保持现行生育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可以允许一些长期处于负增长、总生育率过低的城市先进行生育政策微调，“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允许其生育第二个孩子。”
此前，国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表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对国家来说是个重大决策。”他还表示，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提出政策建议之前会谨慎行事。
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或许将会是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方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李成贵就提交了《实行城乡间人口生育指标自愿有偿调节》的提案，建议以有偿方式来实现城乡人口生育调节，提出“城市居民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农村居民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
人口学有一个规律，当问题出现了，就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虽然有争论，但是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王新清所说，“在人口问题上，任何失误都将给中国带来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
据中新社报道，国家计生委3月10日明确表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会调整，也没有研究是否要对现行生育政策做出调整。
事实上，早在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了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这实际上是对近一段时间关于生育政策调整传言做出的权威回应。”国家计生委的一位负责人说。
已经成为基本国策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再一次成为焦点。一个月以来，关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和争议，变得越发激烈。
2月28日，路透社报道，“中国将渐进式地改变独生子女政策”，并正进行“认真而负责任的研究”。29日，包括《纽约时报》和《卫报》在内的美英多家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一说法。
3月2日，中国官方否认废除“一胎政策”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称，中国计生委驳斥外国媒体报道，称可能废除“一胎政策”的说法并不属实，并称将发表进一步的声明。
就在这一天，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关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问题时，委婉地表示：“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
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分组讨论会上表示，已经注意到自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后，舆论对生育政策的各种猜测，但“现行生育政策不仅不能调整，而且必须保持稳定。”张维庆说。
对“人口红利”的焦虑
围绕人口政策，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控制人口增长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标，计划生育作为国策不会改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被夸大了，为了避免过早老龄化和经济衰退，应该适当放宽生育政策。
3月6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建议调整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他认为，长时间的、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已经直接间接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居高不下，老年问题将更加突出，维护国家安全、国防安全难度增大，计划生育家庭面临较大风险，造成空前的教育难题等等。
计生政策调整热炒的背后，其实是学界对于“人口红利”即将迅速消失的焦虑。
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面临快速老龄化的威胁。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发布《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203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高峰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专家蔡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接踵而来的变化将是，大约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将耗尽，劳动力供给优势将不复存在。
2025年后，劳动力将以每年900万～1000万的速度往下降。让我们骄傲的“世界上四分之一劳动人口在中国”，将演变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老人在中国”。
现在是调整的最好时机?
作为一项实行了30多年的基本国策，计生政策的取消或大调并不现实，也不可能，但一些专家认为，现在是计生政策调整的“最好时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顾宝昌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的人口形态已经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在这样的时刻，应该对未来生育政策有所思考。
“这样的政策调整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实行过，实践证明这是可行的。”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说，现在中国社会经济较之三十多年前有了很大发展，在今天的背景下施行这样的政策，条件要比70年代成熟得多、好得多。
但不可否认，人口激增的困扰一直都是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阻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接触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承认，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1984年，很多农村地区开始允许生育二胎之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就曾大幅提高。这项调整也损害了积极执行一胎政策的基层官员的信誉。
但这些担忧也忽视了另一个现实的存在，即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不生或者少生。
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城市地区生活水平提高，大批农民工进入城市等因素削弱了人们对大家庭的期望。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由于生活成本的高昂，也已经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而在城市，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这一批年轻人，有最多的老人要抚养，生育孩子的意愿也更低。
代表热议人口政策
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国家人口计生委指出，外界普遍存在着中国生育政策就是“一胎化”的误解。
其实现在的计生政策并非“一胎化”。比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两个，在农村，19个省是实行“一个半”政策(即第一胎如果是女孩，還允许再生一个)，六个省是两个孩子的政策，新疆是2、3、4政策(根据城乡和民族差别，可生2～4个不等)，西藏则没有生育限制的政策。
“调整人口政策在具体操作上既要积极主动，又要慎重稳妥。”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提出，对现行独生子女政策调整的方向是：逐步过渡到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的政策，没有生育的应当给予奖励。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所伟民提议，在保持现行生育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可以允许一些长期处于负增长、总生育率过低的城市先进行生育政策微调，“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允许其生育第二个孩子。”
此前，国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表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对国家来说是个重大决策。”他还表示，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提出政策建议之前会谨慎行事。
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或许将会是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方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李成贵就提交了《实行城乡间人口生育指标自愿有偿调节》的提案，建议以有偿方式来实现城乡人口生育调节，提出“城市居民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农村居民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
人口学有一个规律，当问题出现了，就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虽然有争论，但是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王新清所说，“在人口问题上，任何失误都将给中国带来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
据中新社报道，国家计生委3月10日明确表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会调整，也没有研究是否要对现行生育政策做出调整。
事实上，早在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了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这实际上是对近一段时间关于生育政策调整传言做出的权威回应。”国家计生委的一位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