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基于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12—2016年贵州省9个市（州）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测算，利用耦合模型分析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研究表明，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区域差异明显;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关系均表现为拮抗发展，表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土地集约利用的发展受到抑制。最后结合实际，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土地集约利用;耦合;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6-0020-02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7年的58.52%[1]，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中指出，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实践，并且强调应当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2]。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载体，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对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及土地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本文基于2012—2016年贵州省9个市（州）的社会、经济数据，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深入测度贵州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时间分布特征。
一、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地区，辖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铜仁市、毕节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共9个市（州）。根据贵州省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至2016年底，全省常住人口3 555万，城镇化率达44.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7.35%）;地区生产总值为11 734.43亿元，全年固定资产投资12 929.17亿元。根据2016年国土资源公报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可知，贵州省土地总面积为1 760.99万公顷，农用地为1 474.94万公顷，建设用地69.73万公顷，未利用地为216.32万公顷。
（二）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涉及多个方面，基于现有的相关研究[3～6]，从新型城镇化以及土地集约利用的本质出发，建立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关系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的选择依据数据可操作性、科学性、代表性、层次性，选取能够体现新型城镇化水平、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并且可以真实、有效地反映研究区状况，能以数字的形式让抽象的评价得以联系的评价指标。设置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目标层，再建立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城市建设水平、社会文化水平4个评价层以及8个评价指标评价新型城镇化水平。同样，建立土地产出率、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可持续度4个评价层以及8个评价指标评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2.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测算。由于指標选取十分广泛，其数量单位和数量级均不相同，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具有可比性[6]。熵值法是一种客观的赋值方法，根据计算得到指标的熵值，从而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大的指标具有较大权重，离散程度小的指标具有较小权重，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在本文中的评价指标之间有独立的也有相互影响的，因此引用加权指数法进行综合指数的确定。根据计算，新型城镇化水平中的各个指标权重：人均GDP，指标权重为0.09;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指标权重为0.05;人均财政支出，指标权重为0.05;互联网接入户数，指标权重为0.12;交通运输用地占建成区的面积，指标权重为0.13;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占建成区的面积，指标权重为0.21;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指标权重为0.29;每万人报刊杂志累计定销数，指标权重为0.06。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单位用地GDP，指标权重为0.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权重为0.21;土地利用系数，指标权重为0.14;人口密度，指标权重为0.10;单位用地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权重为0.17;单位用地财政支出，指标权重为0.13;建成区绿地覆盖率，指标权重为0.08;人均居住面积，指标权重为0.04。
3.评价模型。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参照黄木易、刘辉彬、赵媛等的研究方法[7]，构造适用于本研究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真实测算、反映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关系，耦合协调度模型是为了进一步判别新型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程度而构造的。因此，主要以耦合协调度来判断新型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程度，表征其相互影响关系。表达式如下：
式中，C表示耦合度，D表示耦合协调度，U表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L表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参照陈逸、黄贤金、陈志刚等研究方法[8]，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的提高与土地集约利用需要协调共近，两者同等重要，因此本文中α=β=0.5。
二、结果与分析
根据耦合模型计算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状态，对其进行分类得到下表。通过研究可发现，贵州省整体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程度较低。贵州省是典型的高原山地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使得省内适合进行高密度、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区域较少。贵州省地势相对较平稳的地区是贵阳市，贵阳市为贵州省省会，是贵州省政治、经济、教育的中心。研究发现，贵阳市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水平还是土地投入、产出水平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安顺市作为全国甲类旅游开放城市，全国唯一的“深化改革，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加快发展”改革试验区，民用航空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新型城镇化水平、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在2012—2016年间一直排名靠前。遵义市是黔川渝三省市结合部中心城市，处于成渝—黔中经济区走廊的核心区和主廊道，黔渝合作的桥头堡、主阵地和先行区，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其各方面发展程度不言而喻，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在2012—2016年均呈增长趋势，两者耦合协调状态也较好。 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和铜仁市以山地高原为主，苗岭横贯;土地开发利用难度较大，因此在城镇化建设时对现存土地的开发利用强度较大，土地集约利用进度超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六盘水市素有“西南煤海”“江南煤都”之誉，由于其地处乌蒙山区，限制土地的高效利用，但高收益的煤矿资源，使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较土地集约利用而言较好;毕节市近年来成为现代山地高效生态农业、新能源、新型建材、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服务外包和呼叫中心等多种新兴产业的集聚地，并且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题的试验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均发展较好。
三、建议与讨论
今后在贵州省的发展中应大力引进人才，用科技创新推动城镇产业发展，促使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降低能耗污染，促进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抛弃传统轻视人才培养、保护生态，重经济、重空间的城镇化建设观念，使人口素质、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全面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控制低水平、重复生产用地;根据各个地区特色制定区域新型城镇发展规划，秉持适度规模、合理布局、设施配套的原则，引导各类用地紧凑布局、集约发展;在城镇化的规划中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角度出发，减少对土地资源的过分占有及浪费，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建设;严格遵照法律法规管理土地，建立土地利用监督机制，对新型城镇化演进过程中的各类用地性质、规模进行公示，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监督，并及时纠正土地利用违规行为，使土地利用阳光透明。
本研究利用相关社会、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将时间序列和空间发展综合起构建模型，得到的结果更为可靠稳定。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影响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广泛，为使指标体系更为完整和科学，其指标体系的构建还有待丰富。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论文只对贵州省9个市（州）的进行测算分析，研究样本量还需进一步扩充。同时，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耦合关系由于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土地结构的差异具有不同的驱动因素，在今后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國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EB/OL].发展改革委网站，2018-03-13.
[3] Susannah U E，Handlcy J F，Ennos A R，et al.Characteriz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 of UK cities and towns：A template for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8，（3）：210-222.
[4] Louw E.Land assembly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the case of s-Hertogen bosch in the Netherlands.Lands[J].Land Use Policy，2008，（1）：69-80.
[5] Steven A G，Jose A F，Glenn E M.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pproach to smart growth in land development[J].So-cio 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2006，（40）：212-218.
[6] 刘黎明.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
[7] 赵媛，沈璐.江苏省能源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J].地理科学，2012，（5）：557-561.
[8] 陈逸，黄贤金，陈志刚，马其芳，张琳.中国各省域建设用地开发空间均衡度评价研究[J].地理科学，2012，（12）：1424-1429.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土地集约利用;耦合;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6-0020-02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7年的58.52%[1]，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中指出，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实践，并且强调应当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2]。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载体，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对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及土地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本文基于2012—2016年贵州省9个市（州）的社会、经济数据，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深入测度贵州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时间分布特征。
一、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地区，辖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铜仁市、毕节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共9个市（州）。根据贵州省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至2016年底，全省常住人口3 555万，城镇化率达44.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7.35%）;地区生产总值为11 734.43亿元，全年固定资产投资12 929.17亿元。根据2016年国土资源公报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可知，贵州省土地总面积为1 760.99万公顷，农用地为1 474.94万公顷，建设用地69.73万公顷，未利用地为216.32万公顷。
（二）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涉及多个方面，基于现有的相关研究[3～6]，从新型城镇化以及土地集约利用的本质出发，建立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关系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的选择依据数据可操作性、科学性、代表性、层次性，选取能够体现新型城镇化水平、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并且可以真实、有效地反映研究区状况，能以数字的形式让抽象的评价得以联系的评价指标。设置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目标层，再建立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城市建设水平、社会文化水平4个评价层以及8个评价指标评价新型城镇化水平。同样，建立土地产出率、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可持续度4个评价层以及8个评价指标评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2.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测算。由于指標选取十分广泛，其数量单位和数量级均不相同，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具有可比性[6]。熵值法是一种客观的赋值方法，根据计算得到指标的熵值，从而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大的指标具有较大权重，离散程度小的指标具有较小权重，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在本文中的评价指标之间有独立的也有相互影响的，因此引用加权指数法进行综合指数的确定。根据计算，新型城镇化水平中的各个指标权重：人均GDP，指标权重为0.09;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指标权重为0.05;人均财政支出，指标权重为0.05;互联网接入户数，指标权重为0.12;交通运输用地占建成区的面积，指标权重为0.13;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占建成区的面积，指标权重为0.21;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指标权重为0.29;每万人报刊杂志累计定销数，指标权重为0.06。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单位用地GDP，指标权重为0.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权重为0.21;土地利用系数，指标权重为0.14;人口密度，指标权重为0.10;单位用地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权重为0.17;单位用地财政支出，指标权重为0.13;建成区绿地覆盖率，指标权重为0.08;人均居住面积，指标权重为0.04。
3.评价模型。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参照黄木易、刘辉彬、赵媛等的研究方法[7]，构造适用于本研究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真实测算、反映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关系，耦合协调度模型是为了进一步判别新型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程度而构造的。因此，主要以耦合协调度来判断新型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程度，表征其相互影响关系。表达式如下：
式中，C表示耦合度，D表示耦合协调度，U表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L表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参照陈逸、黄贤金、陈志刚等研究方法[8]，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的提高与土地集约利用需要协调共近，两者同等重要，因此本文中α=β=0.5。
二、结果与分析
根据耦合模型计算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状态，对其进行分类得到下表。通过研究可发现，贵州省整体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程度较低。贵州省是典型的高原山地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使得省内适合进行高密度、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区域较少。贵州省地势相对较平稳的地区是贵阳市，贵阳市为贵州省省会，是贵州省政治、经济、教育的中心。研究发现，贵阳市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水平还是土地投入、产出水平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安顺市作为全国甲类旅游开放城市，全国唯一的“深化改革，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加快发展”改革试验区，民用航空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新型城镇化水平、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在2012—2016年间一直排名靠前。遵义市是黔川渝三省市结合部中心城市，处于成渝—黔中经济区走廊的核心区和主廊道，黔渝合作的桥头堡、主阵地和先行区，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其各方面发展程度不言而喻，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在2012—2016年均呈增长趋势，两者耦合协调状态也较好。 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和铜仁市以山地高原为主，苗岭横贯;土地开发利用难度较大，因此在城镇化建设时对现存土地的开发利用强度较大，土地集约利用进度超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六盘水市素有“西南煤海”“江南煤都”之誉，由于其地处乌蒙山区，限制土地的高效利用，但高收益的煤矿资源，使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较土地集约利用而言较好;毕节市近年来成为现代山地高效生态农业、新能源、新型建材、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服务外包和呼叫中心等多种新兴产业的集聚地，并且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题的试验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均发展较好。
三、建议与讨论
今后在贵州省的发展中应大力引进人才，用科技创新推动城镇产业发展，促使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降低能耗污染，促进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抛弃传统轻视人才培养、保护生态，重经济、重空间的城镇化建设观念，使人口素质、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全面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控制低水平、重复生产用地;根据各个地区特色制定区域新型城镇发展规划，秉持适度规模、合理布局、设施配套的原则，引导各类用地紧凑布局、集约发展;在城镇化的规划中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角度出发，减少对土地资源的过分占有及浪费，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建设;严格遵照法律法规管理土地，建立土地利用监督机制，对新型城镇化演进过程中的各类用地性质、规模进行公示，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监督，并及时纠正土地利用违规行为，使土地利用阳光透明。
本研究利用相关社会、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将时间序列和空间发展综合起构建模型，得到的结果更为可靠稳定。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影响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广泛，为使指标体系更为完整和科学，其指标体系的构建还有待丰富。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论文只对贵州省9个市（州）的进行测算分析，研究样本量还需进一步扩充。同时，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耦合关系由于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土地结构的差异具有不同的驱动因素，在今后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國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EB/OL].发展改革委网站，2018-03-13.
[3] Susannah U E，Handlcy J F，Ennos A R，et al.Characteriz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 of UK cities and towns：A template for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8，（3）：210-222.
[4] Louw E.Land assembly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the case of s-Hertogen bosch in the Netherlands.Lands[J].Land Use Policy，2008，（1）：69-80.
[5] Steven A G，Jose A F，Glenn E M.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pproach to smart growth in land development[J].So-cio 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2006，（40）：212-218.
[6] 刘黎明.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
[7] 赵媛，沈璐.江苏省能源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J].地理科学，2012，（5）：557-561.
[8] 陈逸，黄贤金，陈志刚，马其芳，张琳.中国各省域建设用地开发空间均衡度评价研究[J].地理科学，2012，（12）：1424-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