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我是怎么从牙医成为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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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拔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副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
  我所在的医院以拔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因牙疼难忍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至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
  當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问他为什么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
  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才,他们说不能再让我拔牙了,说应该让我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文化馆。
  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那时候的医生都是穷光蛋,拿着国家规定的薪水。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恰恰相反,我幸福得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
  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写作了。
  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會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要说明文学或者说是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
  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
  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荐 读
  在这篇文章里,余华在平静从容,间或自我调侃的叙述中,展现了创作的不易和创作的价值。最令人称赞的是,在“如何写作”这个经久不衰的复杂问题中,余华深入浅出,在切身体验的描述中,让读者深入其中,领会自己成功的方法:二十年的坚持、二十年的学习、二十年的热爱。“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勇敢地做文学梦,搏一个著作等身!
  (特约教师 李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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