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推出这组报道。
　　我们已经日益习惯并默许于周围一些年轻人的生存状况，这种别样的生存状况，这种别样的生存，在城市（尤其在中小城市），在农村，广泛地存在。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大多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描述：游荡，长年迷茫地游荡。他们大多数仅仅受过初等教育，甚至初等教育都没有完成就直接走进社会，成为“社会待业青年”。社会转型期找不到自己定位的迷茫，种种现实的无奈交织在这样一批人身上。
　　每次回到生我养我的小县城，都市中最为无聊，最为抢眼，也最迷茫的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多年来他们重复着无聊的岁月，更可怕的是，后继者越来越多。些许能够自强向上，但更多的可能是就此走上别路——“少年江湖”之路。
　　归结这些年中国社会的诸多演化，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财富、机会、人才、社会关注点等等都在向大城市集聚，这种“集聚效应”使得大城市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些孤岛，和周围海域的差别越来越大。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收入或机会上，更多表现在人的精神状态上。
　　当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正在积极地成为所谓“跨世纪一代”时，我们不妨把眼睛向下，想想那些被社会忽略或者遗忘的大多数。诸多现实，让人不得不心忧。
　　
　　
　　　　　　　　迷失的一代
　　
　　　　　　本刊记者 张立勤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我有那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走在2001年的阳光里，40年前艾伦·金斯堡的诗句依稀在耳边纷然作响。那些充满颠覆性的文学嚎叫，伴随着毒品、酒精和性混乱的颓废、绝望气息，早已消逝在上世纪中期美国反传统主流文化的历史隧道中。
　　然而，远去的艾伦·金斯堡不会想到，今天，在彼岸古老的东方文明国度里，“垮掉的一代”的魂灵又悄然复活。一群无业无学者、性泛滥者和暴力崇拜者，正以百无聊赖或不可一世的无奈或叛逆形象游荡于城市、乡镇的角落。在教育机会缺乏、就业机会悲观的背景下，在毒品、酒精和暴力文化的浸染中滑向社会的边缘——这个群体的最大的危险在于，他们年轻而无所事事。
　　一位叫海天的年轻人这样记录了海南“垮掉的一代”：“现在海南的社会出现了一大批质量不合格的新新人类：他们过早离开学校，成为社会的无业无学游民，教育对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拉帮结派，组织起各种小集团，抢、偷、骗、拐、绑，无恶不作；有了些闲钱便开始追逐潮流，吸毒、嫖、赌，甚至强奸少女，成了真真实实的五毒俱全的幽灵。当我一年后回到家乡海南的时候，我发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张张消瘦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小青年的脸，他们看到我回来只是睁了一双无神的眼睛干笑着。”
　　何止在海南，只要我们走出大城市，甚至身处大城市里，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的脚步从南方启程，渐次停驻在广袤中部的两座小城——九江和黄梅。这两座京九线上赣北和鄂东的小城，在对特定群体的考察上有着同样发人深省的标本意义。
　　
　　成长的“第３条道路”？
　　
　　九江古时的繁华，可以从白居易那首传诵久远的“浔阳江头夜送客”中找到些渊源。这座明清时代的著名米市，到了近代却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幸而背倚庐山，使它有了大打旅游牌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长期以来，旅游业和轻工业成为它的支柱产业。然而，在国企的结构调整中，纺织业的凋敝使得这座古老的中小城市更加负重难行。
　　来自当地统计局的官方数据表明，到目前为止，全市278个地方企业中，有135个正经受着亏损的煎熬，亏损率达50%以上。有知情人透露，这个数字趋于保守。下岗、失业的阴影像流行病一样困扰着市民的生计。
　　但近年来，此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使陷落在中部内陆的浔城“威名”远扬。据一个道上别号为“七哥”的神秘男人透露，尽管黑社会帮派林立，但几年下来能混到“罗汉”级别的尚在少数，众多十七八岁的“古惑仔”和“古惑女”充当了跟班的角色，正在成为这些队伍中的生力军。
　　七哥在浔城的地面上走动由来已久，熟谙黑白道上的门门道道。他说，这群人往往喜欢追逐潮流，染发、纹身，具有纳粹分子一样、以威压人的举止和百无聊赖的眼神。他们自诩“古惑仔”，悖离传统规范，蔑视现存秩序，反叛格式化的人生价值观。他们大多从学校教育的“差生”队列里自我放逐出来，同时在家庭教育的疏漏中很快找到了成长的“第3条道路”。
　　在七哥给我提供的“标本”中，有个12岁的小孩让我触目惊心。父母离异，母亲南下打工，父亲下岗后不知混在何方，他被抛给了年迈的奶奶。先是逃学，认识了一帮“古惑仔”后，干脆远离了学校老师歧视的目光，在社会上游荡。凭着天生的机灵，他很快在“大哥们”精心策划的大行动中充当了偷自行车、秘密贩毒活动中的小卒子。每月他从“大哥”那儿可拿到百把块的零用钱，够他在游戏厅、歌舞厅开销的。
　　他能“挣”钱了，懵懵懂懂地感到“幸福”自在，对自己堕入黑道却混沌不知。面对他青涩的目光、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老道，我无法不感到异常的沉重。
　　入夜的“夜猫”、“NO.1”迪吧和“土而奇”歌舞厅。在光怪陆离的旋转灯光和疯狂强劲的音乐节奏中，一群群染着黄发、行为不羁的花季男女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在舞池里发泄青春期过剩的精力。若是玩到了热火朝天的高潮期，你会看到男男女女嬉笑打骂、勾肩搭背、揽腰、头靠头堆在一起的场景。
　　我从他们中一个绰号叫“飞机”的古惑仔那儿得知，其实这群人中也有分别，有一部分人并不涉足犯罪活动，只是在常人的眼中，有一些越轨的语言行为而已。他们学习的欲望都不太强烈，文化水平比较低，自信心不足（常常以出位的言行来掩饰内心的空虚），却以无知为无上荣耀，贪图享受，不屑脚踏实地从低做起，因而常常以反叛社会的面目出现，以边缘的角色定位自己，试图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奉不劳而获、胜王败寇的实利主义和肤浅的兄弟义气往往使他们滑入黑道组织，生活渐渐蜕变为行走于锋刃和荆棘中的危险生涯。
　　我注意到“飞机”的那帮太哥太妹们中有不少稚嫩的女孩，口吐烟圈，举止开放大胆。“她们？古惑女呗！”“飞机”一脸鬼笑。和那些男仔一样，她们厌倦了枯燥、乏味的课堂和无法回家交差的成绩单，等不及中学毕业就回家待业。其实，她们无业可待。耐不住寂寞的青春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让她们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在古惑仔的铁拳和哥们义气中寻求安全感。在各帮派的斗智斗勇中，为了捍卫本帮本人的利益，她们随时会义无返顾地“贡献”自己的身体。
　　笑贫不笑娼的环境造就了一批幼稚、病态的“问题少女”，吸毒、滥交、彻夜不归家，醉生梦死于娱乐场所、朝夕踯躅于犯罪边缘……寄生在歌舞厅、娱乐城的这类女孩究竟有多少，官方无法提供确切的数字。但深谙内情的人士说，在各城市众多繁荣的娱乐场所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妙龄少女群体在支撑着这种繁荣，且近年来“坐台小姐”的低龄化越来越突出。
　　来自北京、上海和长沙的调查报告表明，“问题少女”的数量上升已成为普遍性现象。据《新闻晨报》报道，在1998年之前，上海市普陀区未成年少女犯罪率为零；而截至1999年底，未成年少女犯罪已占全部青少年犯罪的10%。
　　九江戒毒所先后收容的3000多名戒毒人员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了70%，初中毕业未能继续就业的占80%，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在九江采访期间，正值该市打响严打整治第一战役阶段。据当地日报报道，截至4月18日晨，市公安局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893人，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47个176人。值得警醒的是，在这些犯罪团伙中年纪在20岁左右的无业人员几乎占了80%。
　　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且在整个青少年犯罪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达80%以上。这样的年龄本该在学校里苦读寒窗书，是我们民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但他们逃离了学校、家庭的企盼视野，抛却了责任、爱心和知识，在颓废、空虚的灰色轨迹中沦为自我迷失的一代。
　　
　　古惑仔与传媒文化的侵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拍摄了一系列古惑仔电影，电影中的古惑仔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青少年团伙，他们有血性讲义气，嫉恶如仇，在银幕上是代表正义的一方，而且他们的生活洒脱、率性、团结友爱，因此受到不少青少年的崇拜。古惑仔形象的出现迎合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理：渴望过一种另类而充满激情的生活。
　　但这些电影中满腔热血豪情建立在党伙纷争、黑社会的纠纷之上，侠情仗义与打架斗殴充斥着剧情，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一时间，染发、纹身、叛逆的古惑仔大行其道。在一个以古惑仔为名的网站首页，赫然用醒目的红字宣告：“我们拒绝使用暴力！但在一个用别的办法无法解决问题的社会，我们绝对要使用暴力！”旁边是古惑仔偶像郑伊健放大的冷面杀手形象。在一些相关网站中，古惑仔的忠实追随者甚至制定了《古惑仔手册》，声称“如果你能做到以下7条的话，你就真的可以称自己为古惑了！”其中一些条文为：
　　1、出来混要重情重义。（此条为最重要的一条）要对得起兄弟。
　　2、出来混要能打，就算你不能打你也要能挨打。不要被人两拳就打晕了，这样你还怎么在外边混呢？
　　可见，江湖义气和暴力先行，被古惑仔们奉为“笑傲江湖”最有力的撒手锏。
　　群殴是古惑仔显示力量的常见方式，歌舞厅常常成为格斗的演练场。几年前九江曾经盛极一时的常乐舞厅，就是因为发生了激烈斗殴致人死亡事件后被勒令查封的。在接受采访的浔城出租车司机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过几次被抢劫的经历。他们对此似乎司空见惯又无可奈何，这些抢劫者大都被描述为“十七八岁，有的样子恹恹的，一看就是吸白粉的。车一到偏僻地，几个人就掏出刀来，胁迫交钱”。
　　近年来，古惑仔暴砍“的士”司机的恶性案件在九江频频发生。在这种令人惶惶不安的气氛中，许多司机噤若寒蝉，夜晚不敢出车，看到有装扮怪诞的少年就不敢开车门。
　　1999年1月，20岁的于某，一次性杀害了其亲戚家6口人，这桩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震惊了整个黄梅县。事件起因是于某对平日该亲戚的所作所为一直心怀不满而伺机报复，作案后的几天内，于某还从容地与警方周旋，若无其事地装出配合破案的样子。今年3月，家住县城的17岁黄某因在金钱问题上与父亲发生争执，竟举起菜刀连劈数刀，致使其父当场死亡。类似的惨案让人在痛心之余陷入了沉重的思考。
　　在黄梅县城关镇，一群行为乖张、动辄以斗殴为快事的少年常常招摇过市，令人侧目。因为他们个个以染黄发为前卫新潮，因而县城人称为“黄毛”。因为天不怕地不怕，黑社会都让其三分，寻衅滋事成了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暴力是他们解决一切问题的至高选择。
　　传媒对暴力的渲染，也是造成青少年暴力横行的根源之一。在九江不大的市区，录像厅、游戏机室随处可见，下午3时以后生意渐渐红火。仅工人文化宫一带，游戏机室、录像厅就不下10来家，录像片内容多为血腥、恐怖的枪战片、打斗片和艳情片。据了解，光顾这些场所的多是青少年。自去年以来网吧逐渐红火，网上游戏、聊天的热度超过了游戏机室。这些游戏内容都是格斗、射击、打杀之类，在游戏中可以尽情使用暴力。正是这种追求恐怖的刺激和娱乐浸染了“新新人类”对暴力的麻木和对生命的冷漠。
　　
　　知识、精神的贫困与就业的困扰
　　
　　“待业青年”一词，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还未受到根本性撼动的80年代的历史记忆中。那么，初中或高中毕业（或失学辍学）后一直处于无业状态的“待业青年”到底有多少？
　　在我走访九江南门口、莲花池、慎德里和濂溪等4个居委会时，居委会主任们纷纷向我投来了疑惑的目光。她们怨声载道地诉说，下岗失业的都安置不过来呢，哪里顾得上待业青年！问及目前各小区无业青年的人数和状况，都语焉不详。
　　在该市劳动就业局再就业中心，一名主任告诉我，按规定一般只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才能进驻该中心。目前企业的富余人员众多，应优先安置。待业青年嘛，还来不及考虑。
　　调查让我明白，这确实是一个日渐扩大却被忽略的群体。与其说他们是“待业青年”，毋宁称之为“无业人员”更妥。因为，在客观上，庞大的下岗失业群体挤压了他们的就业空间，主观上他们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有限又束缚了其谋生之路，更重要的是，缺乏吃苦耐劳的气质、以“无为”为大作为的人生信条将他们自觉排除在就业的门外。
　　濂溪是九江最大的居民小区之一，也是工薪阶层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有下岗失业人员370人，占整个居民人数的25%，其中40~50岁的下岗职工多达100人，由于年纪偏大缺乏技能，这部分人成为再就业中的难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孩子大都属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值梦想与困惑交织的迷惘花季。另外，濂溪小区还有20~30个无固定工作、处在游离状态的社会青年。该居委会王主任坦言，尽管居委会为解决居民的就业门路多方努力，但一大批无法安置的失业人员的“饭碗问题”让他们感到压力很大。
　　当地劳动部门官员在谈到下岗失业人数时，态度颇为审慎。据统计，到2000年底该市失业人数已达1.68万，失业率达3.0%。但几天来深入民间的调查让我相信，这些公开的数据远远比实际情况要保守得多。一名在公厕专司收费的40岁下岗女工告诉我，她家里4兄妹全部下岗，现在连在菜场扫地的工作都要托关系才能争取到。她忧虑即将中专毕业的儿子，到时能否找到工作。
　　黄梅县地处鄂、皖、赣交界处，濒临长江，有“鄂东门户”之称。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县，目前除了棉纺厂、陶瓷厂等为数不多的国企在支撑外，大部分县乡企业都走上了被兼并、破产或倒闭的道路。大部分的国营、集体企业职工被抛向了下岗、失业的边缘，自谋生路成为他们实现就业的唯一选择。
　　在该县财政系统供职多年的王娟今年也面临着下岗再就业的危机。近年来，持续未能解决的县财政赤字，使端惯了铁饭碗的公务员开始忧虑“减员”后的日子。王娟发愁地说，都说现在找工作难于上青天，30好几的人了，出去后能干什么？
　　据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的计算结果，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7亿，失业人口为1.55亿，失业率为20.1%。国家统计部门最新测算显示，未来5年中国将新增加就业岗位约4000万个，但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从发展趋势看，今后一个时期，每年新增劳动力在1000万人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约3000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将要加入到城镇就业队伍中。可以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存在。
　　一名在家“待业”6年的初中辍学者反问我，现在都急着安排下岗的，谁来管我们？在改革攻坚的特殊时期，就业问题正困扰着许多家庭的两代人。
　　关于九江市失学辍学的青少年人数，官方无法提供确切的数字。但据今年4月17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市总人口中，接受大学教育的占2.45%；接受高中教育的占10.66%；接受初中教育的占34.02%；接受小学教育的占36.73%，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可见，接受小学、初中教育的人员成为就业金字塔底最庞大的基座。
　　乡镇失学辍学现象依然严重。家住黄梅县高桥乡滨湖村18岁的欧阳李琴，初二没念完就辍学了。据说村里40多个同龄人，只有6个念完了初中，4个完成了高中学业。其中大多数南下打工，有1/3呆在家里无事可做。家里没有钱交纳越来越昂贵的学费，是她和许多村里姐妹离开学校的主要原因；另外，“读书无用论”在许多乡村又开始抬头，父辈的这种观念已开始延续到年轻一代。“读书真苦呢，比干流水线还苦。”17岁的少女王英说。看到村里的女孩子一拨一拨地去南方挣钱，成绩中上的王英刚上初一就放弃了继续念书的打算。
　　对待业青年，国家劳动保障部门早就出台了《劳动预备役制度》，规定待业青年必须参加职业培训，掌握专业技能才能就业，且须持“双证”即专业等级证书和毕业证才能上岗。九江市、黄梅县劳动局就设有就业培训中心、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除了收费门槛挡住了一部分人的进入外，更重要的是许多人不愿接受继续教育。
　　这个群体正遭遇着知识和精神的双重贫困。　 　　
　　24岁的许剑在家待业已有8年。他小学毕业，这使他在找工作时屡屡碰壁。父母怕他学坏，干脆供养着他。父亲退休后出外给人烧锅炉，每月挣个三四百元，下岗后的母亲总算找到了在菜场打扫卫生的活儿，而家里有6口人吃饭。
　　许剑最大的乐趣是在家里养狗和帮人看狗，没有收入。他说其实他心里也很急，有时想到前途就一片灰暗。但他缺乏学知识的精神动力，觉得自己大脑的学习功能已经退化。在谈到身边的吸毒、抢劫和黑势力的横行时，他脸上掠过一丝诡秘、艳羡的笑：钱来得快嘛。他坦承，要不是家里管得凶，他早走那条道了。
　　出身农家的黄承强说现在年轻人都很厌倦种田，觉得太苦太累，每次跟父母下田就想溜。再说，一年到头种田，到年终一算还不够本钱。他的很多同学初中没毕业就跑到外面闯荡，出去一看才知道自己是社会的多余人。没有地方需要他们，除了到流水线上卖苦力。吃不了苦的又跑回来，家里没钱供学手艺，就在街上游荡。
　　这些游游荡荡、无所事事的小青年其实危险得很，弄不好就会染上毒瘾，参与贩毒活动，因为钞票对于他们太有诱惑力了；在乡镇，十四五岁的少女自愿放弃求学的希望，在懵懂无知中走进了城里的按摩院、发廊、卡拉OK，干上了靠身体谋生的职业……
　　我看到了这个群体的精神痼疾，贪图安逸，漠视责任，找不到生活的目标，看不到自我实现的基点，奉行的是一种自私自利、得过且过的“混”的哲学。他们是这个社会蠢蠢欲动、不安定的一群，更因其年轻而成为最危险的一群，混迹于黑暗势力中，把阳光关在门外，以叛逆英雄的姿态颠覆社会赖以生长的健康因子：道德、理想、信仰和人性的温情、尊严……更可怕的是，这种精神痼疾像瘟疫一样蔓延、侵蚀年轻一代，将会衍生为一个民族的灾难。在知识经济风暴席卷我们身边的时候，这种知识和精神的双重贫困者必将沦为现代社会的真正贫困阶层。
　　当然，知识、精神的贫困是“垮掉的一代”混迹于社会的根本内因，但客观上现阶段的就业难问题是他们找不到自身人生定位从而迷失方向的根源之一。可见，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人们拥有更多公平、公正和平等的就业发展机会，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上升，是拯救“垮掉的一代”免于沉沦和毁灭的社会药方之一。
　　
　　现行教育的孱弱与空白
　　
　　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关注的层面往往停留在诸如“家长不能只顾赚钱”、“加强娱乐场所的管理”等外部因素上，却漠视了受教育者的深层心理疏导、健康人格的成长和精神支柱的铸造。
　　古惑仔群体中有许多是学校应试教育中的失败者，而“差生歧视”现象对于处在渴望自我价值得到认可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只将其推入社会边缘的无情巨手。他们早就被所在学校打入“另册”，家长要么不知内情，要么听之任之。
　　吴星（化名）是黄梅县孔垄镇一带出了名的人物，20出头就成了十里八乡一帮江湖朋友的“老大”，他吸毒、贩毒、拉皮条，垄断了这一带的毒品交易。他身体白胖，血管里流淌的其实是渗透了毒素的黑血。“我从不缺货。”他睁着发亮的眼睛讪笑着说。
　　他母亲喃喃地说，这个儿子算是废了，从学生时代起一直被老师视为无可救药的差生，他父亲的棍棒也没能把他改造成“好学生”。吴星所具有的腐蚀性力量，可以从聚集在他身边的少男少女身上反映出来。他们是这个团伙中的胁从和帮凶，无知无畏地沉溺在腐烂的泥潭，越陷越深。这些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年几乎都是学校里功课极差的边缘学生。
　　心理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的缺失，已经开始引起社会的警觉和关注。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正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断乳期，这一危险年龄段的孩子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增强，存在一定的逆反心理。但同时，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能力较差，对于毒品、暴力、色情等不良文化容易兼收并蓄甚至尝试。在封闭、僵化的应试教育环境中，青少年本身所固有的创新意识和青春期特有的反叛精神必然会受到禁锢和挑战。这种内心渴望自由的激情、冲动和呆板的现实产生巨大反差，折射到心理上就势必产生一种发泄的要求。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系统缺乏处理学生行为心理的专门辅导机构。面对青少年种种“怪异”、“叛逆”的行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大都以升学为主旨，忽略了理解和疏导，而是粗暴地去堵去封，或者漠然视之。其后果就是把这种发泄要求堵在了教育体制以外，使他们势必寻求非正常的发泄途径，于是早恋、迷电子游戏、泡吧、斗殴……就层出不穷。
　　在以升学为指挥棒的应试模式中，生命价值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呈现的是一片空白。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是作为社会人的最基本原则。不论是在吸毒、滥交等严重的自我摧残行为中，还是在抗拒社会的暴力行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漠视和冷血，从中更暴露出现行教育的缺失。在这方面，教育应从人最本质最朴素的感情出发，教孩子懂得要遵从基本的道德底限，即人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应该是平等的、公正的，相互之间应该是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这种教育在道德滑坡、暴力横行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危险年龄段的青少年尤为重要。
　　理想、信仰的迷失是“垮掉的一代”最致命的痼疾。这群人大都出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听着港台流行歌曲看着“古惑仔”电影电视打着电子游戏长大的一代，是被包裹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长大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在理想主义渐已衰落的商品社会，对实利主义的追逐成为他们最大的理想，有的甚至自甘放弃生活希望，随波逐流。一个17岁男孩发出了这样虚弱的自白：
　　“从这学期我的考试一塌糊涂以后，我打算放弃所有，以后就算没完成父母殷切的希望，我去当个丐帮帮主，我也不会后悔，我卖破烂也可以，随便干什么也行，活着死了都随便。过一天算一天，我没目标，没打算，也没有希望，曾经走过的路我不愿去品尝，以后的日子我也不愿去丈量，到时候应该就会知道……”
　　面对病态、幼稚和畸形生长的一代精神贫血儿，我很难相信他们能支撑起民族的未来，也很难不略具历史感地审视身边踏入新世纪的“垮掉的一代”。
　　40年前，艾伦·金斯堡代表“垮掉的一代”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嚎叫》，以消极、扭曲的方式表达了对越战后美国病态社会的反抗；今天，在我们身边，这个沉沦在社会边缘的年轻群体，在迷惘中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滑入黑暗的泥潭，甚至在与黑恶势力的扭结中成为危害公共安全、践踏法律尊严的庞大的社会危险群体。
　　在我看来，“垮掉的一代”现象之所以在世纪之交表现得越来越普遍、突出，有其更深层的社会原因。近年来，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利用计划经济被打破和市场经济不健全的过渡期，塑造和激活了一个要“抓住机会、非法完成原始积累、迅速暴富、自我调整社会等级地位”的巨大欲望和梦想。这样一个非法暴富阶层的出现，无疑给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年轻一代树立了可供参照的思想、行为坐标。
　　因此，我们在倡导对年轻一代加强信仰教育的同时，更有必要深刻检讨教育体制改革、社会整体道德价值构建等深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