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杀了人，今生教语文”是流行坊间多年的口头禅。“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若能透视一下这笑谈背后的几许沉痛，几多无奈，倒可从中观照语文教育生态的诸多风貌。改变语文教育生态被人喊了许多年，但定下身来，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我们不愿面对但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实。
　　建国以来，语文的地位一直飘忽不定，外界对语文的淡漠、调侃与编派始终如影随形，政治化、道德化、语录化、虚无化是人们对语文的惯常记忆。14年前，王丽、邹静之、薛毅等人在《北京文学》上发起“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以此为发轫，全社会又一次将口水飞向语文。这场大讨论以得出“误尽苍生是语文”这样一个结论而收场。这场讨论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原本孤家寡人的语文更加自闭，原本底气不足的语文教师更加自卑。那么，作为行内人，是不是要责怪外界对语文太刻薄呢？
　　中国现代语文独立设科近百年。百年语文照理说应茁壮健硕。蓦然回首，我们痛心地发现，语文只是一株中空虚弱的老树，连学科性质这样一些基本建设都远未完成，遑论科学与丰富了，以致后人为“语文姓什么”而争论不休。“身正不怕影子斜”，语文立身不正才授人以话柄。另一方面，语文还周期性地自乱阵脚，折腾不止。建国后的历次教改，语文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马前卒。每一次教学改革，无一不是自上而下、风风火火的，无一不在“革故”而“鼎新”，譬如“人文”就是对“工具”的反正，“启发式”则是对“填鸭式”的扬弃。恒久不断的新陈代谢成就了语文特殊的景观：语文教学理论之驳杂、教学流派之林立、教学方式之多样、教材版本之繁杂、训练体系之迥异、教学实验之纷纭冠绝他科，因山头主义而引发的硝烟积年不散。延至新世纪，新课程吹响了号角，理想主义主导下的《语文课程标准》令众多语文教师无所适从。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对教材的发难声渐宏大，“民国老教材”为人津津乐道，而现行教材的“假”“僵”“对时代的迟钝”成为声讨的靶子，教材的大洗牌不可避免。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人教、苏教、粤教三分天下，其他版本各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雪山飞狐》进课本，“鲁迅大撤退”；阿Q走了，余华来了。
　　实际上，开语文风气之先的往往是为数不多的“精英”“大腕”，众多语文教师只不过像草芥一样被裹挟进去。于是，在某种需要或特殊气候下一幕幕大戏就这样上演了。为数众多的语文教师在乱花迷眼的革新中处在“跟”与“守”，“舍”与“留”的矛盾纠结中，内心茫然、无助，不能不迈步，但又不知从何迈步。不知不觉混混沌沌中，“跟”变成了“跟风”，“守”变成了“俗”。说实在话，很多语文教师对所谓改革是心存芥蒂的，很多乱象也是众多语文教师不愿看到的。譬如教材增删，如果说《记念刘和珍君》《雷雨》《狼牙山五壮士》《朱德的扁担》等篇目或因晦涩、或因虚假、或因政治说教而被删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像《项脊轩志》《孔雀东南飞》《背影》这样一些至情名篇被逐出教材则匪夷所思。教师内心的焦虑感加重，其弊害是不容小视的。从长远来看，教师对职业定位的挫败感和幻灭感、教学行为中的种种随意和盲动其实就源于这种焦虑。
　　任何学科赖以独立是因为其个性，中国传统的以诵读涵咏经典为标志的母语教学的一大优势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母语的独特个性。“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读书切戒在荒忙，涵咏工夫兴味长”，不急功近利，不越俎代庖，不喧宾夺主，这正体现了汉语的大气与从容。而当下的语文课堂，先进的理念满天飞，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眼花缭乱，但很多语文课其实是在“梦游”——语文迷路了。《读者》杂志2011年第6期转载了一篇名为“对抗语文”的文章，讲述了《收获》的副编审叶开的女儿乔乔学习语文的一些经历。在回答一道“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的题目时，乔乔因为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她欣喜而自信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结果当天晚上，孩子就伤心地回来了。老师的标准答案是“诸葛亮”。在文化开明的大上海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在更大的时空内语文课堂胶柱鼓瑟到了何种程度。对此，叶开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建议，“语文课可以上得再简略一些”。就笔者所知，毕业年级的语文课，基本就是改头换面的考点训练，初中高中概莫能外。语文课可以有标准答案，可以有考纲考点，就是不能有“语文”，不能有“语文味”。
　　语文教师是不是就天生低人一等呢？语文走样谁应承担这罪与罚？说一千道一万，语文很特殊。语文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涵养需要一个自由而宽松的空间，而在中国，这样的自由与宽松成了稀缺资源，而气候扰动和人为干预却成为常态。忽左忽右多变的政治气候，“反封建，破四旧”而放逐几千年本民族的语文习得教法，“一边倒”而勃兴的苏联教学模式等都让语文的底气、灵气与尊严丧失殆尽，语文形同玩偶。及至近年，功利之风更伤及语文骨髓，教师“钱途”、官员前程无不被升学率绑架，谁敢妄动？刻板之于机变，程式之于灵动，谁易于操作谁更保险，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倾巢之下，焉有完卵？语文“被标准”“被吸干”也就自然而然了。曾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因“胡风案”而横遭打压，自由后拿起笔写的东西却像“战斗简报”和“好人好事的宣传报道”。他痛苦地说道：“鸟儿被关进笼子太久，就不会歌唱了。”无独有偶，文革中大诗人郭沫若也只能写“口号诗”。当下，语文的遭遇与此类同。
　　当然，语文的异化作为当事人的语文教师是难辞其咎的。语文教师专业修养的荒疏、专业能力的不足、职业的倦怠与惰性、师德滑坡等外界啧有烦言。教师功能的弱化、退化使得语文生态雪上加霜。
　　被捆绑的语文已经失去了自身微循环的能力，语文被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但语文的被放逐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于漪先生曾说过“语言是民族的根”，一个根底浅或无根的民族注定只能长成灌木，而不可能是参天大树。从近处看，语文之伤会产生放大效应。华东师范大学应用语言研究所所长、终身教授潘文国曾说：“为什么国人学外语的积极性高涨，却始终学不好呢？我的看法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盖因母语本身没学好！多年的观察和研究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学习外语所能达到的程度是以母语能力为前提的。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外语水平的上限就是他母语水平的下限，低下的母语能力成为外语学习者头上一块难以突破的‘天花板’。”此言开云见日，有振聋发聩之效。惜领悟此语真谛者寥寥。
　　一个学科走得长远，必须仰赖扎实的理论建设。翻检新中国成立前的语文论述，夏丏尊、叶圣陶、陈望道、黎锦熙、陶行知等大师高瞻远瞩，探幽发微，点石成金。梁启超先生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叶圣陶、朱自清先生在40年代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陈鹤琴先生1921年编著的《语体文应用字汇》等著述均基于教学实践，一语中的，豁然开朗。这些大师是俯下身子实实在在做学问，做事业。当下语文理论建设不可谓不繁荣，但平心而论，低头为教师、为语文教学实际着想的太少，陈列西方理论，把弄术语概念的太多；触摸实情、接通地气的太少，高高在上、坐而论道的太多；平易可行、与人为善的太少，指手划脚、离谱务虚的太多；有感召性有生存力的太少，“各领风骚三五天”的“速朽之作”太多。
　　语文无需太多名号，无需太多绳索。让语文回到人间，回到土地——语文只需要一个这样的生态！
　　
　　张大勇，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老 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