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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思想家与教育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前校长恩斯特·波依耳曾说：“研究西方文明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但是要想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就不得不研究西方以外的文明。”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为代表的西方有识之士就注意到，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
21世纪初，他们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希望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不久前，柯布先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时，再次明确提出“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希望之光”。
这个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赞赏，有人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忽悠”中国，以“生态文明”为借口遏制中国的发展。
他说，“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将是选择生；重复西方的错误，将西方工业化模式强加给农村，则是选择死。我恳请你们：请选择生！请抓住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
“这样一种有机整体主义哲学为我们的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变提供了一种深厚的哲学基础。这也是我看好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许西方世界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坚持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
再次，还因为中国政府的不遗余力。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昭示着中国作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大国已经主动承担起这份生态责任。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让柯布博士看到了希望。
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被写入党章。
十九大进一步加强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入宪。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高度。
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文明环境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柯布博士说：“中国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郑重承诺，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为之振奋。”
这位老人已经7次到访中国，最近一次是2017年10月赴浙江省丽水市考察。他目睹了中国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巨大发展，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变化与成就。
2017年10月，丽水市莲都区设立的“柯布生态文明院士工作站”为他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平台。他不仅是浙江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政府的生态文明顾问，同时还是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唯一的外籍顾问。
在访问中国期间，他不仅在校园、办公室与中国学者及政府官员探讨交流，还在田间地头与普通民众面对面地聊天话家常。通过走入中国的田间地头、与中国百姓面对面交谈，柯布博士坚信中国正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真心实意地做事情。
乡村文明消失之忧
“美国的乡村文明已经消失，它在几十年前就被毁灭了。”现在，美国的农民仅占全美总人口的1%。
柯布说，农业走向工业化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第一，它是不可持续的。它会扼杀并侵蚀土壤，它依赖于找到新的杀虫剂和除草药，而这样的努力终将失败； 第二，它会减少物种多样性，因为它降低了物种适应变化的能力；
第三，它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灾难，诸如蜂群的瓦解，以及由此导致的授粉威胁；
第四，这种方式生产的食品是不健康的；
第五，从小型农业转向农业综合企业，需要迁移大量人口，这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很可能导致大量失业，也必然会加剧人与自然的异化。
总之，农业的工业化是现代人对自然的疏离，它对社会的推动方向与生态文明背道而驰。
所以，在建设生态文明中，还未完全实现农业工业化的中国比美国更有希望。
而且，“美国已经在寡头政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们有时称之为‘公司政治’，即‘由公司统治’”。
在他眼里，美国政府已经成为垄断集团的傀儡，成为资本和市场的奴仆。
柯布认为，“美国从未认真探讨过实现生态文明。我们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些小成就被當前政府所剔除。”“我们的政府甚至拒绝做很小的让步来达成行动。”
作为某种印证，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宣布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废除奥巴马任内多项环境政策如“清洁电力计划”，不再更新四年一次的美国国家气候评估……
2017年，柯布在一封公开信中说：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深为全球的生态危机忧虑。1970年我写了本书《是否太晚？》。有那么一段时间，美国看起来似乎能够在防止生态灾难上作出表率。但美国的大公司将这种努力视为赢利障碍，因此企业界阻挠我们的生态行动。从根子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以摧毁环境为代价的，美国的情况如今也越来越糟。”
西方顶级学者的共识
不止于柯布博士，越来越多关心人类未来的西方学者意识到，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格里芬在与笔者谈论上述观点时说：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中国显然比美国更有希望！
罗马俱乐部成员、前哈佛商学院教授与美国新经济的领军人物大卫·柯藤则认为：
“基于自我限制和破坏性的假设，即我们人类只关心个人自我满足。西方现代化忽视了人类对清洁空气、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的需求，也忽视了只有在相互关心的基础上才能满足的情感需求。个人和集体关照彼此，而地球被视作无关紧要的。政府失去了民主问责制的特征，它的作用被减弱，只负责执行合同。”
“中国可能是唯一有能力按照所需速度和意图做出选择的国家。它是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其政府致力于人民的福祉，政府的权力尚未服从纯粹的公司利益。”
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重大选择。
“中国是接受具有严重缺陷的西方叙事方式，成为濒临破碎的‘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后一个超级大国，还是会引领世界建设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如果中国选择了前者，结果可能是历史的结束——至少是人类所记录的历史。如果中国选择了后者，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千百年来引领人类认识和实现我们人类可能性的潜力最大的国家。”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菲利普·克莱顿教授认为，资本主义正是造成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的元凶。
“不受限制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如今在我们身边看到的形式，正在地球上逐渐制造出一个越来越充满敌意的环境——不断损害有益于人类健康的空气、水、土壤、海洋以及生物多样性。这一环境危机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现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崩溃，并将给人类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在2016年第十届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提出：“淡化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那些深层的生态和社会的挑战，是不对的。在发展的道路上并非没有严重的矛盾。尽管如此，西方的科学家们，诸如著名的美国气候学家詹姆士·汉森，都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解决气候问题的无能而深感不安。他们越来越转而认为，中国可能是希望之源。”
福斯特在发言中说，这个观点可“在环保畅销书《西方文明的崩溃：立足于未来的观点》中得到生动的演绎”。
该书由两位领军的科学史学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康威写于2014年。该书的背景是2393年，假借中国的一位无名氏历史学家写的，说的是科幻的历史，其中24世纪末的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回顾气候变化如何在全世界导致了巨灾，以及最后西方文明和它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崩溃的。该书集中讨论了何以无政府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它集中在西方——未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崩溃。而21世纪的中国是如何以一种有计划的、协调的方式，比如说，设法让它的人民向内陆撤离，以应对海平面的上升，挽救了它的人民和文化的。”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8年第15期。作者为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为代表的西方有识之士就注意到，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
21世纪初，他们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希望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不久前，柯布先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时，再次明确提出“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希望之光”。
这个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赞赏，有人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忽悠”中国，以“生态文明”为借口遏制中国的发展。
他说，“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将是选择生；重复西方的错误，将西方工业化模式强加给农村，则是选择死。我恳请你们：请选择生！请抓住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
“这样一种有机整体主义哲学为我们的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变提供了一种深厚的哲学基础。这也是我看好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许西方世界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坚持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
再次，还因为中国政府的不遗余力。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昭示着中国作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大国已经主动承担起这份生态责任。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让柯布博士看到了希望。
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被写入党章。
十九大进一步加强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入宪。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高度。
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文明环境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柯布博士说：“中国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郑重承诺，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为之振奋。”
这位老人已经7次到访中国，最近一次是2017年10月赴浙江省丽水市考察。他目睹了中国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巨大发展，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变化与成就。
2017年10月，丽水市莲都区设立的“柯布生态文明院士工作站”为他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平台。他不仅是浙江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政府的生态文明顾问，同时还是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唯一的外籍顾问。
在访问中国期间，他不仅在校园、办公室与中国学者及政府官员探讨交流，还在田间地头与普通民众面对面地聊天话家常。通过走入中国的田间地头、与中国百姓面对面交谈，柯布博士坚信中国正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真心实意地做事情。
乡村文明消失之忧
“美国的乡村文明已经消失，它在几十年前就被毁灭了。”现在，美国的农民仅占全美总人口的1%。
柯布说，农业走向工业化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第一，它是不可持续的。它会扼杀并侵蚀土壤，它依赖于找到新的杀虫剂和除草药，而这样的努力终将失败； 第二，它会减少物种多样性，因为它降低了物种适应变化的能力；
第三，它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灾难，诸如蜂群的瓦解，以及由此导致的授粉威胁；
第四，这种方式生产的食品是不健康的；
第五，从小型农业转向农业综合企业，需要迁移大量人口，这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很可能导致大量失业，也必然会加剧人与自然的异化。
总之，农业的工业化是现代人对自然的疏离，它对社会的推动方向与生态文明背道而驰。
所以，在建设生态文明中，还未完全实现农业工业化的中国比美国更有希望。
而且，“美国已经在寡头政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们有时称之为‘公司政治’，即‘由公司统治’”。
在他眼里，美国政府已经成为垄断集团的傀儡，成为资本和市场的奴仆。
柯布认为，“美国从未认真探讨过实现生态文明。我们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些小成就被當前政府所剔除。”“我们的政府甚至拒绝做很小的让步来达成行动。”
作为某种印证，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宣布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废除奥巴马任内多项环境政策如“清洁电力计划”，不再更新四年一次的美国国家气候评估……
2017年，柯布在一封公开信中说：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深为全球的生态危机忧虑。1970年我写了本书《是否太晚？》。有那么一段时间，美国看起来似乎能够在防止生态灾难上作出表率。但美国的大公司将这种努力视为赢利障碍，因此企业界阻挠我们的生态行动。从根子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以摧毁环境为代价的，美国的情况如今也越来越糟。”
西方顶级学者的共识
不止于柯布博士，越来越多关心人类未来的西方学者意识到，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格里芬在与笔者谈论上述观点时说：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中国显然比美国更有希望！
罗马俱乐部成员、前哈佛商学院教授与美国新经济的领军人物大卫·柯藤则认为：
“基于自我限制和破坏性的假设，即我们人类只关心个人自我满足。西方现代化忽视了人类对清洁空气、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的需求，也忽视了只有在相互关心的基础上才能满足的情感需求。个人和集体关照彼此，而地球被视作无关紧要的。政府失去了民主问责制的特征，它的作用被减弱，只负责执行合同。”
“中国可能是唯一有能力按照所需速度和意图做出选择的国家。它是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其政府致力于人民的福祉，政府的权力尚未服从纯粹的公司利益。”
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重大选择。
“中国是接受具有严重缺陷的西方叙事方式，成为濒临破碎的‘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后一个超级大国，还是会引领世界建设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如果中国选择了前者，结果可能是历史的结束——至少是人类所记录的历史。如果中国选择了后者，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千百年来引领人类认识和实现我们人类可能性的潜力最大的国家。”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菲利普·克莱顿教授认为，资本主义正是造成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的元凶。
“不受限制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如今在我们身边看到的形式，正在地球上逐渐制造出一个越来越充满敌意的环境——不断损害有益于人类健康的空气、水、土壤、海洋以及生物多样性。这一环境危机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现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崩溃，并将给人类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在2016年第十届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提出：“淡化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那些深层的生态和社会的挑战，是不对的。在发展的道路上并非没有严重的矛盾。尽管如此，西方的科学家们，诸如著名的美国气候学家詹姆士·汉森，都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解决气候问题的无能而深感不安。他们越来越转而认为，中国可能是希望之源。”
福斯特在发言中说，这个观点可“在环保畅销书《西方文明的崩溃：立足于未来的观点》中得到生动的演绎”。
该书由两位领军的科学史学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康威写于2014年。该书的背景是2393年，假借中国的一位无名氏历史学家写的，说的是科幻的历史，其中24世纪末的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回顾气候变化如何在全世界导致了巨灾，以及最后西方文明和它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崩溃的。该书集中讨论了何以无政府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它集中在西方——未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崩溃。而21世纪的中国是如何以一种有计划的、协调的方式，比如说，设法让它的人民向内陆撤离，以应对海平面的上升，挽救了它的人民和文化的。”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8年第15期。作者为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