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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是中国古代帝王祭天祀祖，举行朝会、庆赏等大典的场所，是礼制文化的载体。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明堂建于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末年毁于兵火。1995年大同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基建施工工地发现该遗址，轰动全国考古界。北魏明堂遗址是继西汉长安明堂遗址、魏晋洛阳明堂遗址和唐东都洛阳明堂遗址之后发现的第四大明堂遗址，同时也是首次发现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王朝建设的明堂遗址。这也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发现有明确历史纪年的北魏平城遗址的一处坐标点，为北魏平城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突破口，是北魏平城遗址考古工作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和利用的一段重要论述。为我们的文物工作指明了方向。北魏平城明堂遗址是中华民族遗留给我们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将这一处历史遗存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活”起来，“火”起来，这不仅仅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的事情，更是造福我们子孙后代的千年大事。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对得起我们的祖宗，对得起我们悠久文明历史的姿态，将这一课题做好做扎实。20多年来，我们始终以敬畏之心，坚决贯彻落实文物保护工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大胆进行探索和实践，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大遗址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科学路径，取得可喜的成绩，成为大遗址保护和利用成功的范例。
一、惊世发现
1995年5月上旬，大同市博物馆接到大同市城建开发公司的电话，告之城南柳航里小区发现古墓葬，请派人速去清理。随即大同市博物馆派曹臣明和韩生存前往工地调查了解情况。在清理完明代墓葬后，正要离开，远处对面基槽坑壁的一处土色引起了我们注意，为深浅二色土层层叠叠，像千层饼，决定还是过去看看。到近前发现，这是一处早期夯土遗迹，而且有周围散落的手捏羽状边缘板瓦、黑色磨光的瓦片！——表明这是一处北魏夯土建筑遗迹，而且时代明确。由于夯土横基槽跨南北，我们判断范围较大，很可能与北魏平城城址范围有联系。因此，勒令工地马上停工，迅速将这一重要发现报告当时的文物主管部门大同市文化局。
随后几天，在夯土遗迹西面发现了水渠淤泥堆积和两侧的石坝痕迹。大同市考古所张畅根先生、市地方史学者殷宪、力高才等先生连续到现场，共同观察并分析遗址性质。由于在该遗址西面和北面的几个建筑基槽内又发现了断续的、呈弧形分布的石坝散落石块遗迹（基建动工前局未经考古钻探），所以，对于该遗址的性质由最初的北魏永宁寺、国舅寺，最后确定为北魏明堂辟壅遗址，但是还必须要钻探才能最终确定。经过简单钻探，初步确定最先发现的遗迹为一处长方形建筑夯土基础，南北长，东西窄，西面有水渠。
国家文物局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由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组成专家团队到大同现场指导工作。当时来到现场的考古文物专家是傅熹年、刘观民两位先生，他们两位在文物和古建方面工作经验和学术成果颇丰。刘观民先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他在工地现场观察后认为，该建筑不像一般居民住宅，更像园林建筑，很可能是一组建筑的一部分。他还指出遗迹中的水道窄小，很难冲积出现在看到的那么厚的淤泥，且淤泥在直道中堆积厚而弯道中堆积浅，不像水渠使用过程中自然冲积而成。告诫我们要将调查发掘工作做细做精，并进一步扩大调查和发掘范围。
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认真疏理北魏平城这近百年的建都史。公元398年，拓跋鲜卑将都城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区）迁到平城，直至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又将都城迁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止，凡97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首都平城一直是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人口百万，是东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平城建设处于汉晋向隋唐都城建筑模式发展的转折点，在都城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水经注》记载，平城周回30余里，城北是广阔的鹿苑，供拓跋贵族休憩、狩猎、观虎斗 ;城南近处是繁华的商业区，有里坊街衢，远处是万顷良田和园林 ;南郊有规模宏大的寺观庙宇、祭坛以及供天子宣明政教的明堂。尽管《水经注》中对平城的面貌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但由于缺乏实地考古发掘，学术界对于平城的具体形制了解甚少，以至于有的学者对平城的位置存在诸多疑惑，甚至认为平城的位置在他处。这就显得科学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尤为重要和迫切。若专家的意见和文献记载相吻合，城南的最大一处建筑群就是明堂。那这处遗迹是北魏平城明堂遗址之一部分应确定无疑。由此可见，这一惊世发现的意义不仅仅是将被人们遗忘1500年的明堂遗址再见天日，回到人们的记忆之中，更重要的是就在于一旦经过进一步的科学考古调查和发掘确定了明堂在《水经注》记载中的位置，就可以以此为坐标，探寻到其他相关遗迹的方位，进而弄清北魏平城的建设规模和盛况，即可填补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发展史的空白。
二、钻探发掘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发现的这处北魏遗迹是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将这一发现做实，使人心服口服，仍需进一步地开展科学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为了做细做精这一考古工作，我们会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该处遗迹进行科学的发掘工作，并对周边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和钻探工作。当时领队为张畅耕，队长王银田，队员曹臣明、韩生存、张长海。钻探工作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文物钻探队负责。自6月初开始，10月初野外考古工作基本结束，进入室内资料整理工作阶段。
1995 年考古发掘和钻探情况 ：整个工作是先对西部夯土台基（即西门基址）及相邻的部分地段进行发掘。工作后期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大范围的钻探。
整个明堂遗址的外部为一个巨大的环形水渠。环形水渠的外缘直径约为289-294米，内缘直径约为255-259米，水渠宽18-23米。水渠内侧岸边的四面分别有一个厚2米多的“凸”字形夯土台，凸出的部位伸向渠内。夯土台长29米、宽16.2米。环形水渠以内的陆地中央，地表下有一个正方形的夯土台，厚2米多，边长42米。中间夯土台的方向为4°，其余4个夯土台的东西两边与中间夯土台的方向一致。这次发掘的对象主要是最早暴露的西部夯土台及水渠。但夯土台的中部偏南及西部部分水渠已被建楼施工的基槽东西向贯穿挖掉，只剩下夯土台的北半部和南部的一小部分。這次发掘共布5米×5米的探方13个，发掘总面积372平方米。如果加上建楼施工暴露部分，总面积则达700平方米。 此次发掘的主要是西部夯土台（即西门基址）及邻近水渠、石坝，还有夯土台上的建筑遗迹等。
（一）夯土台
夯土台平面呈“凸”字形，西面的全部和北面、南面的各一部分临水，这样大半个夯土台向西伸入水渠中。夯土台东西宽16.2米、南北长29米，西半部的南、北两边各向内收缩约1米并凸入渠内。收缩的南、北两边分别长9.9米和10.3米。
夯土台的建筑施工有两个显著的特色。首先，夯土台的底部在夯筑之前已做了防渗水处理。整个水渠沟槽是自地表下挖1.8米露出了砂层形成的，再从边上向下深挖0.8米，连同向东岸扩挖的部分一起作为夯土台的基础坑。在坑内西部边缘用砂岩石块砌成一道高0.26米、宽约0.9米的南北向石基墙。石基墙的闹围用绿色的淤泥封裹，淤泥带东西宽约4米。夯土台东部底面的边缘也有一层东西宽约4米、最厚约0.1米的绿淤泥层。夯土台的南北两端底部未做解剖，但从实际需要和东、西两边的情况分析，也应当有石基墙和淤泥。这样，夯土台的底部四边都有绿淤泥，临水的三面都有石基墙，有效也防止了水从底部沙层中的渗人和侵蚀。防渗基础做好后，才在上面筑夯土台。其次，夯土台的夯土层从剖面看亦颇具特色。夯层一般厚13-14厘米薄的7-9厘米，最厚达16厘米。每层用上浅下深两色土相叠夯成。两色土都是就地取材，深色土是一种褐色的细沙土，位于附近的地表下，随处可见浅色土是一种白灰色较硬的泥灰土，在附近的生土层中可以见到，由于距御河河床较近，在形成过程中长期受河水浸透而形成。夯筑的方法是先铺撒层深色软土，上面再加铺一层浅色土，边撒土边夯打。由于土色不同，便在同一层内的深、浅两色土交界处形成许多弧底的窝坑。这种窝坑亦应是多次重叠夯打形成的。这些窝坑深3-5厘米、直径7-17厘米。部分夯打的寓坑底部较平，可能是用一种平底的夯具同时做夯层表面的平整工作。
（二）水渠、石坝
水渠和石坝是在夯土台筑成之后开始施工的。先筑石坝，再做水渠底部防渗层等。
1. 石坝
在挖开的水渠沟槽及夯土台前的沙地上，紧靠边缘又向下挖了两条宽约1.2米、深0.4-0.6米的浅沟。除了夯土台前的浅沟外，其余岸边的浅沟底部均用五花土夯打成0.4米厚的底层。然后在此基础上与夯土合前的浅沟一起放置毛料砂岩石块，并用绿色淤泥填实，这样就筑起了石坝的基础。之后在上面用较规整的砂岩石块垒砌石坝主墙体。遗址西部夯土台北面残留的一段石坝共3层，每层是用厚0.2米、宽0.3-0.55米、前后长0.65-0.95米的砂岩石块砌成。每块石料除后背之外，其淾5个面均雕凿研磨得规整平齐，石块间几乎不见有大的缝隙，偶尔现的小缝隙则用小石片填塞，至今未鍌入泥土石坝后与夯土台面的空间用绿淤泥填实 ;石坝后与生土岸之间较大的空间用五花土填平夯实。残存石坝的石块最长0.95米。石坝前缘与后面的夯土台壁面距离为1米，所以推测砌成后的石坝前后长约1米。
2. 水渠
石坝砌成后，水渠底部开始做防渗处理。从遗迹的剖面看，应先是在石坝之间的沟槽底部沙地上向下再挖0.3米，然后填五花土夯实，夯土总厚度也是0.3米多，顶面平齐。这样就形成了能够防止渗水的水渠底面。水渠修成后放水，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渠底形成了0.1米厚的淤泥。在这层淤泥上又铺设一层碎石，是用大小不到6厘米的白色砂岩碎片，在水底淤泥上平铺层，排列得很密集。
水渠位于夯土台两旁的两岸石坝间，宽16.5米，在西部夯土台前宽约6米。
综合以上钻探和发掘情况，我们认为该遗址即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发掘的区域为明堂西门遗址。主要是依据以下三点 ：
（1）时代
遗址夯土台基的单层厚度、夯窝大小及夯筑方法，与大同城北安家小村北南墙外郭城城垣一致，后者已被公认为北魏遗存。磨光黑瓦和石雕构件，于魏晋以来习见，类似的遗物在方山永固陵、邺城和朝阳北塔地基北朝文化层中都曾出土，在发掘云冈石窟窟前遗址时，其北魏文化层中也曾多次见到，而兽面瓦当在平城遗址更是常见，皆属典型的北魏遗物。
（2）位置
目前关于北魏平城外郭城的南界尚难以确定，《辽史·地理志》记载：“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辽城与现存明代大同城大致重叠，据《魏书》记载，北魏平城外郭城范围最大时达“周回三十二里”，那么北魏平城南郭墙不应比明代大同城南垣更靠南，也就是说明堂遗址位于北魏平城南郊是毫无异议的，这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水经注》在记述到平城的如浑西水时说 ：“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河干两湄，太和十年累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如浑水）又南经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
（3）形制
遗址外围的环形水渠应为辟雍。《礼记》载：“辟雍圆如璧、雍以水。内如覆，外如偃磐也。”《白虎通·辟雍》载：“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水经注·濕水》载：“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戶，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这里的“结石”应即水渠两岸的石坝。
《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夏四月“己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冬十月庚寅……明堂、太庙成”。《魏书·李冲传》记载：“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此时已迁都洛阳，故称平城为北京）明堂、圜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明堂、辟雍、灵台是在李冲主持下历经半年，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冬落成的。次年春正月，孝文帝“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同年“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明堂作为都城重要的礼制性建筑，是平城定都后建设的最后一批建筑物，到太和十七年（公元493）秋七月，孝文帝以南征萧齐为名南迁洛阳，至大和十九年（公元495）“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平城最终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都城史，明堂也随之失去了作为都城礼制性建筑的作用。从地层堆积情况推测，迁都之后水渠两侧的石条逐渐遭破坏、拆除，建筑随后也遭焚毁。 1996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只是1995年考古工作的延续和补充，主要工作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组织实施。因明堂主体建筑遗址，北门和东门遗址均压在柳航里小区和大同高等专科学校的建筑之下无法进行发掘工作，只能将发掘区域选在明堂南门遗址及其周边辟雍遗迹之内进行。发掘情况在此不再赘述。2015年大同九中整体搬迁至他处，随即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将南门遗址压在大同九中校园西南围墙下的部分发掘完毕，至此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1995年、1996年和2015年三次的科学钻探和发掘工作，基本探明了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的建筑布局、功能和覆盖范围，从而为进一步挖掘平城明堂文化内涵和北魏的礼制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近几年关于明堂遗址考古工作尽管取得可喜的成绩，但留下的缺憾也不少。根据大同明清地方志记载，至少在1937年大同被日军占领建飞机场之前，明堂的地面遗迹还是比较明显和丰富的。明《大同府志》記载：“八圪塔，在城南三里。”清《大同县志》记载：“唐开元二十一年，云州置魏孝文帝祠堂，……州有魏故明堂遗迹，即于其上立庙。”清《云中郡志》绘制的大同地形图，清晰标出辟雍的方位和形状。此时，虽然他们已不是很清楚这些遗存的真实身份，更不可能做详尽的表述，甚至在其上建孝文帝祠堂，或称其为“元魏寇谦之告斗建净轮坛之所”，或称辟雍为“水磨河”。但这丝毫也不影响这些资料的珍贵性。我们根据这些方志资料的线索，对周边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和钻探工作，取得可喜的成果和收获，但遗憾的是最终也未能发现明堂围墙的痕迹，辟雍的进水和出水口，所谓的“八圪塔”，也只找到了“五圪塔”。考古发掘因受周边道路和柳航里小区、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大同九中等单位建筑的影响而未能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工作。这些不足和缺憾只能留给来者弥补吧。
三、保护利用
众所周知，遗址是有生命力的，是有活力的。如何通过现代手段激发和维持遗址的活力，并将这种活力传递给社会公众和子孙后代，是我们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和目的，最终使之成为与当下社会共同演进发展的发动机，共同见证人类社会的进步。
2008年，明堂遗址修复被大同市委、市政府列入历史文化名城复兴工程。同时，决定在明堂南门遗址旁复建北魏平城明堂，以彰显古都大同悠久和厚重的文化魅力。这就给我们深度挖掘和展示明堂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存提供机遇和挑战。
实践证明，“遗址”与“博物馆”的复合体，即遗址博物馆，是可以最大化地通过博物馆专业实践激发和维持遗址活力的最有效途径。为此，我们经过调研和实践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集遗址、博物馆、园林三者融为一体的保护、利用和发展之路。
（一）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深度解读明堂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科研价值，向大众宣传北魏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在遗址设立博物馆，利用博物馆的专业能力对遗址进行研究、保护、展示，并通过教育活动让公众了解遗址的历史内涵和科研价值，认识历史发展方向，增进文化认同。我们依据这一工作思路，认真搜集有关明堂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进行科学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在遗址重点保护区南门遗址设立北魏明堂遗址陈列馆。在陈列馆内以南门夯土台遗迹为中心，全面介绍和展示夯土台基和辟雍的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并充分利用模型和出土的文物及建筑构件进行集群式的展示，增强烘托效应。同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采用视频播放，触摸屏和VR技术等多媒体手段，向公众进行直观式的全景式的还原北魏明堂的壮观景象，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加深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水平。
（二）充实和丰富博物馆文化内涵，提高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修复后的明堂遗址博物馆，占地104846平方米，建筑面积6702平方米，其中明堂主体建筑面积4628平方米，高27米。整个建筑群严格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进行设计和施工，是将遗址保护和景观设计相结合，运用保护、修复、创新等手段，对历史的人文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再生和完善，打造成一组北魏文化气息浓厚的建筑群。面对如此气势雄宏的建筑，丰富扩展北朝文化内涵是我们考量的重点。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充分吸收有关北朝文化的内容，利用明堂主体建筑可用空间，将大同民营博物馆——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引进来举办常年陈列 ：北朝遗珍。该展览通过九个单元集中展示北朝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和文化艺术。该展览丰富了明堂遗址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和外延，加深人们对北朝文化的理解深度和水平，同时也成为国内国有和民营博物馆强强联手的成功范例。
（三）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吸引大众的参与度，使之既是参观者，也是参与者走可持续的良性的共同的融合发展之路。
北魏明堂遗址博物馆位于大同城南人口最集中最繁华的南三环和向阳东街之间，这里人员流动大，市民户外活动场所少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根据这一实际情况，结合地理位置优越的特点。将博物馆建设与园林景观，遗址保护和展示融为一体加以通盘考虑，是我们的初衷和出发点。实践证明，这一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民意的，既保护和利用了文物，又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良好场所。
据不完全统计，北魏明堂遗址博物馆自2016年底对外开放以来，社会反响强烈，每年接待游客三百多万人次，且呈逐年递增之势。同时也成为周边市民休闲、娱乐和健身的最佳场所，真正形成社会环境、观众、博物馆双赢和多赢的良好局面。同时，北魏明堂遗址博物馆这组建筑群也成为大同市城南的新地标。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和利用的一段重要论述。为我们的文物工作指明了方向。北魏平城明堂遗址是中华民族遗留给我们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将这一处历史遗存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活”起来，“火”起来，这不仅仅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的事情，更是造福我们子孙后代的千年大事。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对得起我们的祖宗，对得起我们悠久文明历史的姿态，将这一课题做好做扎实。20多年来，我们始终以敬畏之心，坚决贯彻落实文物保护工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大胆进行探索和实践，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大遗址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科学路径，取得可喜的成绩，成为大遗址保护和利用成功的范例。
一、惊世发现
1995年5月上旬，大同市博物馆接到大同市城建开发公司的电话，告之城南柳航里小区发现古墓葬，请派人速去清理。随即大同市博物馆派曹臣明和韩生存前往工地调查了解情况。在清理完明代墓葬后，正要离开，远处对面基槽坑壁的一处土色引起了我们注意，为深浅二色土层层叠叠，像千层饼，决定还是过去看看。到近前发现，这是一处早期夯土遗迹，而且有周围散落的手捏羽状边缘板瓦、黑色磨光的瓦片！——表明这是一处北魏夯土建筑遗迹，而且时代明确。由于夯土横基槽跨南北，我们判断范围较大，很可能与北魏平城城址范围有联系。因此，勒令工地马上停工，迅速将这一重要发现报告当时的文物主管部门大同市文化局。
随后几天，在夯土遗迹西面发现了水渠淤泥堆积和两侧的石坝痕迹。大同市考古所张畅根先生、市地方史学者殷宪、力高才等先生连续到现场，共同观察并分析遗址性质。由于在该遗址西面和北面的几个建筑基槽内又发现了断续的、呈弧形分布的石坝散落石块遗迹（基建动工前局未经考古钻探），所以，对于该遗址的性质由最初的北魏永宁寺、国舅寺，最后确定为北魏明堂辟壅遗址，但是还必须要钻探才能最终确定。经过简单钻探，初步确定最先发现的遗迹为一处长方形建筑夯土基础，南北长，东西窄，西面有水渠。
国家文物局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由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组成专家团队到大同现场指导工作。当时来到现场的考古文物专家是傅熹年、刘观民两位先生，他们两位在文物和古建方面工作经验和学术成果颇丰。刘观民先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他在工地现场观察后认为，该建筑不像一般居民住宅，更像园林建筑，很可能是一组建筑的一部分。他还指出遗迹中的水道窄小，很难冲积出现在看到的那么厚的淤泥，且淤泥在直道中堆积厚而弯道中堆积浅，不像水渠使用过程中自然冲积而成。告诫我们要将调查发掘工作做细做精，并进一步扩大调查和发掘范围。
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认真疏理北魏平城这近百年的建都史。公元398年，拓跋鲜卑将都城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区）迁到平城，直至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又将都城迁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止，凡97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首都平城一直是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人口百万，是东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平城建设处于汉晋向隋唐都城建筑模式发展的转折点，在都城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水经注》记载，平城周回30余里，城北是广阔的鹿苑，供拓跋贵族休憩、狩猎、观虎斗 ;城南近处是繁华的商业区，有里坊街衢，远处是万顷良田和园林 ;南郊有规模宏大的寺观庙宇、祭坛以及供天子宣明政教的明堂。尽管《水经注》中对平城的面貌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但由于缺乏实地考古发掘，学术界对于平城的具体形制了解甚少，以至于有的学者对平城的位置存在诸多疑惑，甚至认为平城的位置在他处。这就显得科学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尤为重要和迫切。若专家的意见和文献记载相吻合，城南的最大一处建筑群就是明堂。那这处遗迹是北魏平城明堂遗址之一部分应确定无疑。由此可见，这一惊世发现的意义不仅仅是将被人们遗忘1500年的明堂遗址再见天日，回到人们的记忆之中，更重要的是就在于一旦经过进一步的科学考古调查和发掘确定了明堂在《水经注》记载中的位置，就可以以此为坐标，探寻到其他相关遗迹的方位，进而弄清北魏平城的建设规模和盛况，即可填补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发展史的空白。
二、钻探发掘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发现的这处北魏遗迹是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将这一发现做实，使人心服口服，仍需进一步地开展科学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为了做细做精这一考古工作，我们会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该处遗迹进行科学的发掘工作，并对周边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和钻探工作。当时领队为张畅耕，队长王银田，队员曹臣明、韩生存、张长海。钻探工作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文物钻探队负责。自6月初开始，10月初野外考古工作基本结束，进入室内资料整理工作阶段。
1995 年考古发掘和钻探情况 ：整个工作是先对西部夯土台基（即西门基址）及相邻的部分地段进行发掘。工作后期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大范围的钻探。
整个明堂遗址的外部为一个巨大的环形水渠。环形水渠的外缘直径约为289-294米，内缘直径约为255-259米，水渠宽18-23米。水渠内侧岸边的四面分别有一个厚2米多的“凸”字形夯土台，凸出的部位伸向渠内。夯土台长29米、宽16.2米。环形水渠以内的陆地中央，地表下有一个正方形的夯土台，厚2米多，边长42米。中间夯土台的方向为4°，其余4个夯土台的东西两边与中间夯土台的方向一致。这次发掘的对象主要是最早暴露的西部夯土台及水渠。但夯土台的中部偏南及西部部分水渠已被建楼施工的基槽东西向贯穿挖掉，只剩下夯土台的北半部和南部的一小部分。這次发掘共布5米×5米的探方13个，发掘总面积372平方米。如果加上建楼施工暴露部分，总面积则达700平方米。 此次发掘的主要是西部夯土台（即西门基址）及邻近水渠、石坝，还有夯土台上的建筑遗迹等。
（一）夯土台
夯土台平面呈“凸”字形，西面的全部和北面、南面的各一部分临水，这样大半个夯土台向西伸入水渠中。夯土台东西宽16.2米、南北长29米，西半部的南、北两边各向内收缩约1米并凸入渠内。收缩的南、北两边分别长9.9米和10.3米。
夯土台的建筑施工有两个显著的特色。首先，夯土台的底部在夯筑之前已做了防渗水处理。整个水渠沟槽是自地表下挖1.8米露出了砂层形成的，再从边上向下深挖0.8米，连同向东岸扩挖的部分一起作为夯土台的基础坑。在坑内西部边缘用砂岩石块砌成一道高0.26米、宽约0.9米的南北向石基墙。石基墙的闹围用绿色的淤泥封裹，淤泥带东西宽约4米。夯土台东部底面的边缘也有一层东西宽约4米、最厚约0.1米的绿淤泥层。夯土台的南北两端底部未做解剖，但从实际需要和东、西两边的情况分析，也应当有石基墙和淤泥。这样，夯土台的底部四边都有绿淤泥，临水的三面都有石基墙，有效也防止了水从底部沙层中的渗人和侵蚀。防渗基础做好后，才在上面筑夯土台。其次，夯土台的夯土层从剖面看亦颇具特色。夯层一般厚13-14厘米薄的7-9厘米，最厚达16厘米。每层用上浅下深两色土相叠夯成。两色土都是就地取材，深色土是一种褐色的细沙土，位于附近的地表下，随处可见浅色土是一种白灰色较硬的泥灰土，在附近的生土层中可以见到，由于距御河河床较近，在形成过程中长期受河水浸透而形成。夯筑的方法是先铺撒层深色软土，上面再加铺一层浅色土，边撒土边夯打。由于土色不同，便在同一层内的深、浅两色土交界处形成许多弧底的窝坑。这种窝坑亦应是多次重叠夯打形成的。这些窝坑深3-5厘米、直径7-17厘米。部分夯打的寓坑底部较平，可能是用一种平底的夯具同时做夯层表面的平整工作。
（二）水渠、石坝
水渠和石坝是在夯土台筑成之后开始施工的。先筑石坝，再做水渠底部防渗层等。
1. 石坝
在挖开的水渠沟槽及夯土台前的沙地上，紧靠边缘又向下挖了两条宽约1.2米、深0.4-0.6米的浅沟。除了夯土台前的浅沟外，其余岸边的浅沟底部均用五花土夯打成0.4米厚的底层。然后在此基础上与夯土合前的浅沟一起放置毛料砂岩石块，并用绿色淤泥填实，这样就筑起了石坝的基础。之后在上面用较规整的砂岩石块垒砌石坝主墙体。遗址西部夯土台北面残留的一段石坝共3层，每层是用厚0.2米、宽0.3-0.55米、前后长0.65-0.95米的砂岩石块砌成。每块石料除后背之外，其淾5个面均雕凿研磨得规整平齐，石块间几乎不见有大的缝隙，偶尔现的小缝隙则用小石片填塞，至今未鍌入泥土石坝后与夯土台面的空间用绿淤泥填实 ;石坝后与生土岸之间较大的空间用五花土填平夯实。残存石坝的石块最长0.95米。石坝前缘与后面的夯土台壁面距离为1米，所以推测砌成后的石坝前后长约1米。
2. 水渠
石坝砌成后，水渠底部开始做防渗处理。从遗迹的剖面看，应先是在石坝之间的沟槽底部沙地上向下再挖0.3米，然后填五花土夯实，夯土总厚度也是0.3米多，顶面平齐。这样就形成了能够防止渗水的水渠底面。水渠修成后放水，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渠底形成了0.1米厚的淤泥。在这层淤泥上又铺设一层碎石，是用大小不到6厘米的白色砂岩碎片，在水底淤泥上平铺层，排列得很密集。
水渠位于夯土台两旁的两岸石坝间，宽16.5米，在西部夯土台前宽约6米。
综合以上钻探和发掘情况，我们认为该遗址即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发掘的区域为明堂西门遗址。主要是依据以下三点 ：
（1）时代
遗址夯土台基的单层厚度、夯窝大小及夯筑方法，与大同城北安家小村北南墙外郭城城垣一致，后者已被公认为北魏遗存。磨光黑瓦和石雕构件，于魏晋以来习见，类似的遗物在方山永固陵、邺城和朝阳北塔地基北朝文化层中都曾出土，在发掘云冈石窟窟前遗址时，其北魏文化层中也曾多次见到，而兽面瓦当在平城遗址更是常见，皆属典型的北魏遗物。
（2）位置
目前关于北魏平城外郭城的南界尚难以确定，《辽史·地理志》记载：“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辽城与现存明代大同城大致重叠，据《魏书》记载，北魏平城外郭城范围最大时达“周回三十二里”，那么北魏平城南郭墙不应比明代大同城南垣更靠南，也就是说明堂遗址位于北魏平城南郊是毫无异议的，这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水经注》在记述到平城的如浑西水时说 ：“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河干两湄，太和十年累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如浑水）又南经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
（3）形制
遗址外围的环形水渠应为辟雍。《礼记》载：“辟雍圆如璧、雍以水。内如覆，外如偃磐也。”《白虎通·辟雍》载：“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水经注·濕水》载：“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戶，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这里的“结石”应即水渠两岸的石坝。
《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夏四月“己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冬十月庚寅……明堂、太庙成”。《魏书·李冲传》记载：“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此时已迁都洛阳，故称平城为北京）明堂、圜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明堂、辟雍、灵台是在李冲主持下历经半年，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冬落成的。次年春正月，孝文帝“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同年“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明堂作为都城重要的礼制性建筑，是平城定都后建设的最后一批建筑物，到太和十七年（公元493）秋七月，孝文帝以南征萧齐为名南迁洛阳，至大和十九年（公元495）“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平城最终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都城史，明堂也随之失去了作为都城礼制性建筑的作用。从地层堆积情况推测，迁都之后水渠两侧的石条逐渐遭破坏、拆除，建筑随后也遭焚毁。 1996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只是1995年考古工作的延续和补充，主要工作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组织实施。因明堂主体建筑遗址，北门和东门遗址均压在柳航里小区和大同高等专科学校的建筑之下无法进行发掘工作，只能将发掘区域选在明堂南门遗址及其周边辟雍遗迹之内进行。发掘情况在此不再赘述。2015年大同九中整体搬迁至他处，随即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将南门遗址压在大同九中校园西南围墙下的部分发掘完毕，至此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1995年、1996年和2015年三次的科学钻探和发掘工作，基本探明了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的建筑布局、功能和覆盖范围，从而为进一步挖掘平城明堂文化内涵和北魏的礼制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近几年关于明堂遗址考古工作尽管取得可喜的成绩，但留下的缺憾也不少。根据大同明清地方志记载，至少在1937年大同被日军占领建飞机场之前，明堂的地面遗迹还是比较明显和丰富的。明《大同府志》記载：“八圪塔，在城南三里。”清《大同县志》记载：“唐开元二十一年，云州置魏孝文帝祠堂，……州有魏故明堂遗迹，即于其上立庙。”清《云中郡志》绘制的大同地形图，清晰标出辟雍的方位和形状。此时，虽然他们已不是很清楚这些遗存的真实身份，更不可能做详尽的表述，甚至在其上建孝文帝祠堂，或称其为“元魏寇谦之告斗建净轮坛之所”，或称辟雍为“水磨河”。但这丝毫也不影响这些资料的珍贵性。我们根据这些方志资料的线索，对周边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和钻探工作，取得可喜的成果和收获，但遗憾的是最终也未能发现明堂围墙的痕迹，辟雍的进水和出水口，所谓的“八圪塔”，也只找到了“五圪塔”。考古发掘因受周边道路和柳航里小区、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大同九中等单位建筑的影响而未能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工作。这些不足和缺憾只能留给来者弥补吧。
三、保护利用
众所周知，遗址是有生命力的，是有活力的。如何通过现代手段激发和维持遗址的活力，并将这种活力传递给社会公众和子孙后代，是我们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和目的，最终使之成为与当下社会共同演进发展的发动机，共同见证人类社会的进步。
2008年，明堂遗址修复被大同市委、市政府列入历史文化名城复兴工程。同时，决定在明堂南门遗址旁复建北魏平城明堂，以彰显古都大同悠久和厚重的文化魅力。这就给我们深度挖掘和展示明堂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存提供机遇和挑战。
实践证明，“遗址”与“博物馆”的复合体，即遗址博物馆，是可以最大化地通过博物馆专业实践激发和维持遗址活力的最有效途径。为此，我们经过调研和实践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集遗址、博物馆、园林三者融为一体的保护、利用和发展之路。
（一）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深度解读明堂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科研价值，向大众宣传北魏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在遗址设立博物馆，利用博物馆的专业能力对遗址进行研究、保护、展示，并通过教育活动让公众了解遗址的历史内涵和科研价值，认识历史发展方向，增进文化认同。我们依据这一工作思路，认真搜集有关明堂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进行科学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在遗址重点保护区南门遗址设立北魏明堂遗址陈列馆。在陈列馆内以南门夯土台遗迹为中心，全面介绍和展示夯土台基和辟雍的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并充分利用模型和出土的文物及建筑构件进行集群式的展示，增强烘托效应。同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采用视频播放，触摸屏和VR技术等多媒体手段，向公众进行直观式的全景式的还原北魏明堂的壮观景象，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加深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水平。
（二）充实和丰富博物馆文化内涵，提高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修复后的明堂遗址博物馆，占地104846平方米，建筑面积6702平方米，其中明堂主体建筑面积4628平方米，高27米。整个建筑群严格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进行设计和施工，是将遗址保护和景观设计相结合，运用保护、修复、创新等手段，对历史的人文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再生和完善，打造成一组北魏文化气息浓厚的建筑群。面对如此气势雄宏的建筑，丰富扩展北朝文化内涵是我们考量的重点。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充分吸收有关北朝文化的内容，利用明堂主体建筑可用空间，将大同民营博物馆——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引进来举办常年陈列 ：北朝遗珍。该展览通过九个单元集中展示北朝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和文化艺术。该展览丰富了明堂遗址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和外延，加深人们对北朝文化的理解深度和水平，同时也成为国内国有和民营博物馆强强联手的成功范例。
（三）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吸引大众的参与度，使之既是参观者，也是参与者走可持续的良性的共同的融合发展之路。
北魏明堂遗址博物馆位于大同城南人口最集中最繁华的南三环和向阳东街之间，这里人员流动大，市民户外活动场所少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根据这一实际情况，结合地理位置优越的特点。将博物馆建设与园林景观，遗址保护和展示融为一体加以通盘考虑，是我们的初衷和出发点。实践证明，这一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民意的，既保护和利用了文物，又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良好场所。
据不完全统计，北魏明堂遗址博物馆自2016年底对外开放以来，社会反响强烈，每年接待游客三百多万人次，且呈逐年递增之势。同时也成为周边市民休闲、娱乐和健身的最佳场所，真正形成社会环境、观众、博物馆双赢和多赢的良好局面。同时，北魏明堂遗址博物馆这组建筑群也成为大同市城南的新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