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年生于武威。那里出过贾诩、李益，出过马踏飞燕，鸠摩罗什在此讲经弘法，高僧昙曜在此开凿天梯山石窟。自古就不乏一流的功业、智慧和浪漫。20世纪50年代，武威还出土过一批极重要的简牍，足可以书法重镇称之。旭年成长于斯，成年后求学于杭州，最后定居北京。家乡赋予了他朴健明朗的气质，杭州和北京锻造了他的功力、开拓了他的胸襟。
　　旭年没有辜负钟灵毓秀的杭州。他的山水，法乳董巨，浸淫“吴门四家”和“四僧”，他很善于用湿墨表现山川苍郁、林木繁茂，笔力雄劲，墨气沉厚，“苍苍莽莽，有林下风”。旭年又善画竹。他的墨竹直承文同、李衍、吴镇、夏一脉，清气纯正，洒脱雄劲。
　　一次和他出差，火车路过济南。他望着窗外，突然说，那不就是《鹊华秋色图》吗？窗外的景色此时真的极似赵孟頫名作中的鹊山和华不注山。记得董其昌特别看重这张画。旭年随即背诵起董氏题跋：“昊兴此图，兼右丞、北苑二家画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宋人之雄去其犷，故日师法舍短。”旭年津津乐道于“师法舍短”，说这应该是学习古人最聪明的办法。从他的作品来看，他也正是这样去做的。
　　循着“书画同源”这样一个传统的逻辑线索，他后来北上学书。在北京求学数年，他的书法，渐具规模。篆隶根植秦汉，宽博雄强。行楷书着力智永、褚遂良，近涉南海，意在熔碑帖于一炉。印章则从其书出，神接西泠诸子。
　　鲁德威克说：“一个人的天赋才能并非顶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一种理想和力量去让他的才能有发挥的机会。”他还说：“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我们常能发现有许多很有才华的人因为缺乏个性而失败，却很少发现有强烈个性的人，因缺乏才华而无法前进。”旭年富有理想，也深具力量。他多次提及书画印的当代化，选择的突破口则在似乎十分丰熟、实则十分棘手的“文人画”领域。我了解他的个性，隐蔽在一种深刻思索带来的执拗和坚持上，因此，我相信他一定会也—直会向他的目标前进。
　　旭年热爱读书。他的读书范围之广博，常令我惊讶。读书生活无疑是“文人画”的真实前提。宋以后高度发展的“文人画”“士人画”，以一系列“不求形似”的体貌的艺术形象抒发“意气”“胸中逸气”，历来是语焉不详的。陈师曾、滕固则把所谓“文人画”的思想情感和内容，说成是超世界、超社会的思想、“高蹈精神”、脱离物质束缚的一种“自由的情致”。这种精神和情致，其源头只可能来自于读书。在旭年看来，“文人画”的当代发展，更仰赖于“个人重组”努力下顽强的学习、多情的诗心、深沉的哲思。
　　艺术的终极作用，是给一种看不见的一般概念赋予看得见的形式。格式塔学派则进一步认为，视觉刺激图式和它所传达的表现性之间，在結构上存在着“同构性”关系。艺术家当然地需要接受纯粹的形式技巧训练，并不断地积极地将自己的组织能力集中起来，努力挖掘视觉世界的表现性特征。旭年其人、其艺，正处在这样的不屈的前行开掘之中。他将自己的近乎偏执的生存方式、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统一起来，向着他的心中之境勇敢地前进着。
　　责任编辑：韩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