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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和官员
皇帝是一国之君，统治偌大的中国，可以说日理万机。一个皇帝再聪明能干，也不能事事躬亲。所以，皇帝的独断决策必须有得力的辅佐臣僚。所谓辅臣就是皇帝的秘书和顾问。辅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得平章国事”，即只“参预机务”，不得侵犯皇权；二是必须听命和顺从皇帝，办事要得力、敏捷、保密。所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自己更好地处理政务，曾置四辅官。以后，他又仿宋制，设殿阁大学，执掌草拟诏谕，并备皇帝顾问，但“不得平章国事”。
到了明成祖时，命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员进大内在文渊阁值班，并参预机务，帮助皇帝处理大臣的题奏文书，从此便有内阁这个中枢机构。内阁设有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大学士的主要任务是“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就是协助皇帝阅看大臣的题本和奏本，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并将处理意见写在小字签上，一种处理意见写一签。然后夹在题奏内，送皇帝裁断，皇帝允准某一种意见后，即下内阁，照皇帝批准的票拟字样，用红笔批写于题奏本面上，然后颁发有关衙门执行。由于有内阁的辅助，皇帝得以从繁杂的文书事务中脱开身来，专注重要事务的决策。
清朝亦沿袭明朝的制度，设内阁以辅弼皇帝处理政务。清代内阁较明代为尊，大学士官秩正一品为百僚之首。实际内阁办理的题奏本章及宣布的谕旨，只是例行的、礼仪性的公务。而军国要务，在清初都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办理。贵族掌握过多的权力，对皇帝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而清廷后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康熙帝曾设南书房，拣词臣优者入值，如康熙十六年命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等人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讲解经史、编撰书籍并撰写一些谕旨。
康熙中南书房翰林不仅为皇帝起草一些机密谕旨，而且还是皇帝的一个秘密情报机构。如康熙二十六年冬，直隶总督于成龙在清圣祖谒陵之际，揭发了大学士明珠、余柱国贪赃卖官内幕。康熙帝回京后命南书房翰林高士奇密查证实后，随即令其密拟弹劾奏章，由御史郭出面参奏。结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等官，专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实封建言，陈情申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凡内外大臣的奏章，必须经通政使司传达给皇帝，皇帝批示的旨意，再经通政使司抄送给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清代的通政使司的职权较明代小，它只“掌纳各省之题本，以达于内阁”。不过清代设立一个“登闻厅”，如民人有冤情，可直接击鼓。由通政使司奏报皇帝，然后依情处理。
明、清时期，内外大臣的奏疏主要是题本和奏本。凡公事，用题本报告给皇帝。凡官员的私事，用奏本报告给皇帝。题本、奏本都有规定的格式。皇帝要求题奏本章：第一要如实奏报事情，不许隐瞒欺饰；第二要文字简练，禁止繁文缛节。做到“信”、“达”、“雅”。
雍正八年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机构简练，有官而无吏，只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级官员，军机大臣人数不限，随皇帝的需要而定，军机章京由内阁中书中办事干练缜密者入值。军机大臣的职掌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军机大臣和章京，每天在大内隆宗门的军机处值班，皇帝在养心殿随时召对，起草谕旨，既速且密，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所以军机处自1730年设立以来，一直存在了170多年，直到清朝灭亡为止。
二、皇帝决策的依据及信息的来源
中国历代的英明君主都主张“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实行广开言路，纳谏亲贤，以便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明、清王朝的皇帝吸取了历代的传统经验，对通达政情，了解社情民隐都十分重视。明、清皇帝得到信息的主要来源有三：
1.中央各部院及全国封疆大吏的奏疏。
明、清王朝都设有通政使司，以便“出纳帝命”，“通达下情”。明朝建国伊始，曾设有察言司，设司令，“掌四方章奏”。洪武十年改设通政使司，为正三品衙门，设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等官。凡内外大臣的奏章，必须经通政使司传达给皇帝，皇帝批示的旨意，再经通政使司抄送给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到了崇祯时期，皇帝命内阁制作贴黄式样，令进本官员自己撮题本中的主要事情，不过百字，贴附牍尾，以便皇帝阅览。有了贴黄，皇帝一看贴黄的摘要，便明白了本中的主旨，提高了皇帝阅文的效率。这一制度为清朝所沿用，并形成了严格的制度。
清朝的文书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明朝的制度，臣工奏事，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这种奏报制度有两大缺点：一是奏章繁文缛节，格式僵化；二是题奏处理程序繁杂。如清代的题本、奏本的处理要经过十几道程序。因此，办理一件题本不仅需要二十多天，造成皇帝决策效率低下，而且也不易保密。显然这样传递信息的办法，不适应当时施政的需要。于是自康熙中叶起，臣工奏报机密要务，开始使用一种秘密的文书，这就是奏折。奏折由具折大臣亲自书写，然后密封直达皇帝御前。皇帝于奏折上亲笔批阅后，封送具折大臣执行，办事既迅速且易保守机密。它很适于皇帝了解全国政情，考核官员，进行独裁统治，对皇帝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雍正时，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曾大兴密奏之风。他进一步扩大了密奏的范围，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自副将以上；旗员自参领以上，皆可密封具奏。又令科道官员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须声明无事可言之故。使用密折奏闻，以广皇帝的耳目，便于了解真实情况，察奸除私，进行正确的决策。
到乾隆时期，奏事既速且密的奏折，逐步代替了奏本。乾隆十三年便下令废除了奏本，规定奏折成为政府正式公文，臣工奏事，题本、奏折兼用。到了清末，为提高施政效率，于光绪二十七年，又进一步废除了题本，原用题本所报之事，改用折报，这样奏折就成为臣工奏事的唯一文书了。
2.在接见和考察官员中得到信息。
明、清皇帝接见官员的机会有：
（1）朝觐。每三年举行一次。明朝称“朝觐考官”。清代规定，大计之年，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及府、州、县的正职官吏，都要入京朝觐请训。
（2）陛辞。清朝规定，凡新任督抚提镇，在正式就任之前，要进京陛见请训，谓之陛辞。
（3）引见。一般的中下级文武官员，在入任选拔、升迁调补中，有吏、兵二部尚书带领引见。
（4）随时召对。遇有军国重大事务，或皇帝意兴，可以随时、随地召对臣工，询问下情，咨询对策。
在接见各级官员中，皇帝除考察官员外，还询问各种政情、吏治、社情、民隐等，以为决策的依据。
3.言官的奏报和特务机构的密报。
这一明一暗两条渠道，为皇帝提供了不少机密消息。
明、清王朝都设有都察院，以纠察百官、整饬风纪。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及六科的给事中，都是朝廷的言官。凡国家政令得失，官员贪赃枉法，军民利弊，一切兴利除害、社情民隐，监察官员都可直言无隐，密封奏闻。皇帝可以得到非行政官员奏报以外的种种信息。
除了各级官员的奏报，皇帝还特设了一些特务机构，如明朝的锦衣卫的镇抚司及东厂、西厂。这些机构大都是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掌握，他们广布秘探，刺探各种情报，秘密报告给皇帝。清朝时设有三织造，即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通称“江南织造”，其任务是承办皇室及官署所需的缎纱细绫及纺织布匹等物。织造官由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内点派，都是皇帝的亲信，虽然品级不高，但可专折奏事。实际上，他们都是皇帝派在江南的耳目，凡地方的政情民隐、官员好坏及知识分子情况，他们随时密报给皇帝。
4.巡幸中的见闻。
皇帝自宫中外出视察称为“巡幸”。皇帝“巡幸”不仅是为游山玩水，而且也是外出调查社会情况，以便能正确决策的一个方法。外出“巡幸”尤以清代的皇帝为甚。例如，大清王朝奠基者康熙皇帝，为调查黄河水患，寻求治河之策，曾六次南巡。乾隆帝也曾六次南巡，六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到天津、保定、热河、河南等地，车驾随出，记不胜记。皇帝在“巡幸”中，直接了解到社会各种情况，为治国决策获得第一手信息。
三、决策的方式与程序
皇帝决策的方式主要有独断决策，即皇帝日常批阅臣王的奏章，然后降旨有关衙门贯彻执行。另外有兼听决策，即遇有重要的问题，皇帝召开有关大臣会议，或阁议、廷议、御门听政、王大臣会议、九卿会议等，经过会议讨论后，然后皇帝再作决断，颁下有关衙门执行。
1.独断。
清代皇帝视朝多在养心殿暖阁，或在乾清宫西暖阁及弘德殿。皇帝日常处理政务都是通过批阅臣工的奏章以及引对官员、召见诸臣奏事，然后降旨有司执行。皇帝阅折一般先看外省奏折，次看各部院衙门奏折，皇帝批阅奏章有两种方法：一是批红。皇帝在阅看经内阁票拟的题奏本章后，参考内阁票拟的办法，作为处理的决断，然后发内阁，依照皇帝允准的票拟文字，用红笔批写于本面上，谓之“批红”。批红虽不是皇帝亲手批准的，但代表皇帝的意见，有关衙门得到“批红”后，必须迅速贯彻执行。
皇帝批阅奏章的另一种方法即“朱批”，朱批就是皇帝在阅览臣工的奏折后，亲自用朱砂红笔批旨于奏尾，叫“朱批”。清代的皇帝比较勤政，自康熙中叶起令臣工密折奏事。雍正以后，奏折逐步成为臣工奏报军国要务的主要文书。各地方督抚等大员的奏折，一般由驿送至兵部捷报处接收。捷报处将折即送内奏事处接收。各省遣专差送来的奏折，由外奏事官接受转送内奏事处。在京各部院衙门的奏折，直接送紫禁城内景运门九卿房外的奏事处。
每天上午约五点钟，乾清门开启，外奏事官持折入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接收。皇帝御殿后，奏事太监将奏折呈皇帝批阅。皇帝折阅奏批直接在折尾或折中朱批意见。雍正皇帝朱批臣工奏折尤为勤勉，每件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或指授方略、或教诲臣工为政之道、或谈私人密事。每天平均批阅奏折二三十件，有时候多达五六十件。雍正皇帝对臣工奏折随到随批，从无留滞，有时从白天一直批到夜间二更天。
经皇帝朱批后的奏折，即发有关官员执行。凡朱批“另有旨”、“即有旨”及未奉朱批折件，这都涉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军政事务，需要和军机大臣商量后，再发谕旨。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每日都值班于军机处，备皇帝随时召对。皇帝和军机大臣就某折某事进行商议，皇帝酌定后，即当面授旨。军机大臣承旨后，即刻回到军机处，面授军机章京记录，按规定程序，拟写谕旨。谕旨拟好后，传奏事处呈皇帝阅定。然后再发下军机处。军机处将当时所接奏折，所奉谕旨，所呈片单，详细登入簿册，叫《随手登记档》。凡朱批过的奏折发下时，军机处都抄录一份，叫录副奏折，以备查用。
朱批奏折，发下京内外各衙门执行后，需定期缴回宫内，此一规定自雍正时实行。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五十多万件朱批奏折，便是这一制度的产物。
2.兼听独断。
兼听独断就是凡遇有国政、军务及皇朝继统的大事，如议立位号、立君、储嗣、建都、典礼、封藩以及重要的用人行政、战争等，皇帝都要召开百官会议，如廷议、廷推、御前会议、王大臣会议、阁议、九卿会议等，经百官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皇帝决定。
3.廷议。
明代的廷议始于洪武二十五年，是年四月皇太子朱标卒，朱元璋在东角门召开群臣会议，讨论储君问题。朱元璋说：“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如何？”当时学士刘三吾进言：“皇孙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孙承嫡统，礼也。即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朱元璋听了很痛心，大哭一场。结果未立燕王，听了刘三吾之言，决定立其孙朱标之子朱允为皇位继承人。
4.廷推。
凡是重要的人事任免，皇帝都要召开群臣会议以决定之，称廷推。凡遇大臣缺员应补授、不待考满推升的时候，皇帝要召开廷推会。会议由吏部主持，会同九卿、科道官员推举数人，以备皇帝参考简用。
5.御前会议。
清朝凡重要的军机要务的决断，皇帝要召开御前会议或议政王大臣会议。如康熙时平定三藩战争的部署、兵力调配、高级军官的任免、军事设施的增添或裁撤等等，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讨论，皇帝听取了议政王大臣的意见后，再决断颁旨施行。
6.九卿会议。
对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尤其对死刑人犯的勾决，皇帝也是特别慎重的。凡各省督抚关于死刑案件的本章到达朝廷后，皇帝先交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组成的三法司核议，提出审理意见，皇帝再与阁臣核议，对一些难以决断的案件，还要发由三法司和六部尚书组成的九卿会议复审，到秋审时，这是清代集中处决死刑罪犯的时期。届时“情实”应予勾决之犯，先由九卿、科道官会同三法司进行廷议，并循例要刑部将廷议“情实”应予勾决人犯名单接连三次详审，求其略宽宥之处，所以宽宥者常多，亦不可不详察也。在第三次复审死刑人犯名单时，康熙皇帝还要召开内阁大学士、学士、起居注官等进行廷议，逐案研讨，以免出错判，造成冤案。
皇帝是一国之君，统治偌大的中国，可以说日理万机。一个皇帝再聪明能干，也不能事事躬亲。所以，皇帝的独断决策必须有得力的辅佐臣僚。所谓辅臣就是皇帝的秘书和顾问。辅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得平章国事”，即只“参预机务”，不得侵犯皇权；二是必须听命和顺从皇帝，办事要得力、敏捷、保密。所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自己更好地处理政务，曾置四辅官。以后，他又仿宋制，设殿阁大学，执掌草拟诏谕，并备皇帝顾问，但“不得平章国事”。
到了明成祖时，命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员进大内在文渊阁值班，并参预机务，帮助皇帝处理大臣的题奏文书，从此便有内阁这个中枢机构。内阁设有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大学士的主要任务是“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就是协助皇帝阅看大臣的题本和奏本，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并将处理意见写在小字签上，一种处理意见写一签。然后夹在题奏内，送皇帝裁断，皇帝允准某一种意见后，即下内阁，照皇帝批准的票拟字样，用红笔批写于题奏本面上，然后颁发有关衙门执行。由于有内阁的辅助，皇帝得以从繁杂的文书事务中脱开身来，专注重要事务的决策。
清朝亦沿袭明朝的制度，设内阁以辅弼皇帝处理政务。清代内阁较明代为尊，大学士官秩正一品为百僚之首。实际内阁办理的题奏本章及宣布的谕旨，只是例行的、礼仪性的公务。而军国要务，在清初都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办理。贵族掌握过多的权力，对皇帝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而清廷后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康熙帝曾设南书房，拣词臣优者入值，如康熙十六年命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等人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讲解经史、编撰书籍并撰写一些谕旨。
康熙中南书房翰林不仅为皇帝起草一些机密谕旨，而且还是皇帝的一个秘密情报机构。如康熙二十六年冬，直隶总督于成龙在清圣祖谒陵之际，揭发了大学士明珠、余柱国贪赃卖官内幕。康熙帝回京后命南书房翰林高士奇密查证实后，随即令其密拟弹劾奏章，由御史郭出面参奏。结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等官，专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实封建言，陈情申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凡内外大臣的奏章，必须经通政使司传达给皇帝，皇帝批示的旨意，再经通政使司抄送给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清代的通政使司的职权较明代小，它只“掌纳各省之题本，以达于内阁”。不过清代设立一个“登闻厅”，如民人有冤情，可直接击鼓。由通政使司奏报皇帝，然后依情处理。
明、清时期，内外大臣的奏疏主要是题本和奏本。凡公事，用题本报告给皇帝。凡官员的私事，用奏本报告给皇帝。题本、奏本都有规定的格式。皇帝要求题奏本章：第一要如实奏报事情，不许隐瞒欺饰；第二要文字简练，禁止繁文缛节。做到“信”、“达”、“雅”。
雍正八年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机构简练，有官而无吏，只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级官员，军机大臣人数不限，随皇帝的需要而定，军机章京由内阁中书中办事干练缜密者入值。军机大臣的职掌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军机大臣和章京，每天在大内隆宗门的军机处值班，皇帝在养心殿随时召对，起草谕旨，既速且密，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所以军机处自1730年设立以来，一直存在了170多年，直到清朝灭亡为止。
二、皇帝决策的依据及信息的来源
中国历代的英明君主都主张“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实行广开言路，纳谏亲贤，以便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明、清王朝的皇帝吸取了历代的传统经验，对通达政情，了解社情民隐都十分重视。明、清皇帝得到信息的主要来源有三：
1.中央各部院及全国封疆大吏的奏疏。
明、清王朝都设有通政使司，以便“出纳帝命”，“通达下情”。明朝建国伊始，曾设有察言司，设司令，“掌四方章奏”。洪武十年改设通政使司，为正三品衙门，设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等官。凡内外大臣的奏章，必须经通政使司传达给皇帝，皇帝批示的旨意，再经通政使司抄送给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到了崇祯时期，皇帝命内阁制作贴黄式样，令进本官员自己撮题本中的主要事情，不过百字，贴附牍尾，以便皇帝阅览。有了贴黄，皇帝一看贴黄的摘要，便明白了本中的主旨，提高了皇帝阅文的效率。这一制度为清朝所沿用，并形成了严格的制度。
清朝的文书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明朝的制度，臣工奏事，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这种奏报制度有两大缺点：一是奏章繁文缛节，格式僵化；二是题奏处理程序繁杂。如清代的题本、奏本的处理要经过十几道程序。因此，办理一件题本不仅需要二十多天，造成皇帝决策效率低下，而且也不易保密。显然这样传递信息的办法，不适应当时施政的需要。于是自康熙中叶起，臣工奏报机密要务，开始使用一种秘密的文书，这就是奏折。奏折由具折大臣亲自书写，然后密封直达皇帝御前。皇帝于奏折上亲笔批阅后，封送具折大臣执行，办事既迅速且易保守机密。它很适于皇帝了解全国政情，考核官员，进行独裁统治，对皇帝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雍正时，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曾大兴密奏之风。他进一步扩大了密奏的范围，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自副将以上；旗员自参领以上，皆可密封具奏。又令科道官员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须声明无事可言之故。使用密折奏闻，以广皇帝的耳目，便于了解真实情况，察奸除私，进行正确的决策。
到乾隆时期，奏事既速且密的奏折，逐步代替了奏本。乾隆十三年便下令废除了奏本，规定奏折成为政府正式公文，臣工奏事，题本、奏折兼用。到了清末，为提高施政效率，于光绪二十七年，又进一步废除了题本，原用题本所报之事，改用折报，这样奏折就成为臣工奏事的唯一文书了。
2.在接见和考察官员中得到信息。
明、清皇帝接见官员的机会有：
（1）朝觐。每三年举行一次。明朝称“朝觐考官”。清代规定，大计之年，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及府、州、县的正职官吏，都要入京朝觐请训。
（2）陛辞。清朝规定，凡新任督抚提镇，在正式就任之前，要进京陛见请训，谓之陛辞。
（3）引见。一般的中下级文武官员，在入任选拔、升迁调补中，有吏、兵二部尚书带领引见。
（4）随时召对。遇有军国重大事务，或皇帝意兴，可以随时、随地召对臣工，询问下情，咨询对策。
在接见各级官员中，皇帝除考察官员外，还询问各种政情、吏治、社情、民隐等，以为决策的依据。
3.言官的奏报和特务机构的密报。
这一明一暗两条渠道，为皇帝提供了不少机密消息。
明、清王朝都设有都察院，以纠察百官、整饬风纪。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及六科的给事中，都是朝廷的言官。凡国家政令得失，官员贪赃枉法，军民利弊，一切兴利除害、社情民隐，监察官员都可直言无隐，密封奏闻。皇帝可以得到非行政官员奏报以外的种种信息。
除了各级官员的奏报，皇帝还特设了一些特务机构，如明朝的锦衣卫的镇抚司及东厂、西厂。这些机构大都是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掌握，他们广布秘探，刺探各种情报，秘密报告给皇帝。清朝时设有三织造，即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通称“江南织造”，其任务是承办皇室及官署所需的缎纱细绫及纺织布匹等物。织造官由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内点派，都是皇帝的亲信，虽然品级不高，但可专折奏事。实际上，他们都是皇帝派在江南的耳目，凡地方的政情民隐、官员好坏及知识分子情况，他们随时密报给皇帝。
4.巡幸中的见闻。
皇帝自宫中外出视察称为“巡幸”。皇帝“巡幸”不仅是为游山玩水，而且也是外出调查社会情况，以便能正确决策的一个方法。外出“巡幸”尤以清代的皇帝为甚。例如，大清王朝奠基者康熙皇帝，为调查黄河水患，寻求治河之策，曾六次南巡。乾隆帝也曾六次南巡，六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到天津、保定、热河、河南等地，车驾随出，记不胜记。皇帝在“巡幸”中，直接了解到社会各种情况，为治国决策获得第一手信息。
三、决策的方式与程序
皇帝决策的方式主要有独断决策，即皇帝日常批阅臣王的奏章，然后降旨有关衙门贯彻执行。另外有兼听决策，即遇有重要的问题，皇帝召开有关大臣会议，或阁议、廷议、御门听政、王大臣会议、九卿会议等，经过会议讨论后，然后皇帝再作决断，颁下有关衙门执行。
1.独断。
清代皇帝视朝多在养心殿暖阁，或在乾清宫西暖阁及弘德殿。皇帝日常处理政务都是通过批阅臣工的奏章以及引对官员、召见诸臣奏事，然后降旨有司执行。皇帝阅折一般先看外省奏折，次看各部院衙门奏折，皇帝批阅奏章有两种方法：一是批红。皇帝在阅看经内阁票拟的题奏本章后，参考内阁票拟的办法，作为处理的决断，然后发内阁，依照皇帝允准的票拟文字，用红笔批写于本面上，谓之“批红”。批红虽不是皇帝亲手批准的，但代表皇帝的意见，有关衙门得到“批红”后，必须迅速贯彻执行。
皇帝批阅奏章的另一种方法即“朱批”，朱批就是皇帝在阅览臣工的奏折后，亲自用朱砂红笔批旨于奏尾，叫“朱批”。清代的皇帝比较勤政，自康熙中叶起令臣工密折奏事。雍正以后，奏折逐步成为臣工奏报军国要务的主要文书。各地方督抚等大员的奏折，一般由驿送至兵部捷报处接收。捷报处将折即送内奏事处接收。各省遣专差送来的奏折，由外奏事官接受转送内奏事处。在京各部院衙门的奏折，直接送紫禁城内景运门九卿房外的奏事处。
每天上午约五点钟，乾清门开启，外奏事官持折入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接收。皇帝御殿后，奏事太监将奏折呈皇帝批阅。皇帝折阅奏批直接在折尾或折中朱批意见。雍正皇帝朱批臣工奏折尤为勤勉，每件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或指授方略、或教诲臣工为政之道、或谈私人密事。每天平均批阅奏折二三十件，有时候多达五六十件。雍正皇帝对臣工奏折随到随批，从无留滞，有时从白天一直批到夜间二更天。
经皇帝朱批后的奏折，即发有关官员执行。凡朱批“另有旨”、“即有旨”及未奉朱批折件，这都涉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军政事务，需要和军机大臣商量后，再发谕旨。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每日都值班于军机处，备皇帝随时召对。皇帝和军机大臣就某折某事进行商议，皇帝酌定后，即当面授旨。军机大臣承旨后，即刻回到军机处，面授军机章京记录，按规定程序，拟写谕旨。谕旨拟好后，传奏事处呈皇帝阅定。然后再发下军机处。军机处将当时所接奏折，所奉谕旨，所呈片单，详细登入簿册，叫《随手登记档》。凡朱批过的奏折发下时，军机处都抄录一份，叫录副奏折，以备查用。
朱批奏折，发下京内外各衙门执行后，需定期缴回宫内，此一规定自雍正时实行。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五十多万件朱批奏折，便是这一制度的产物。
2.兼听独断。
兼听独断就是凡遇有国政、军务及皇朝继统的大事，如议立位号、立君、储嗣、建都、典礼、封藩以及重要的用人行政、战争等，皇帝都要召开百官会议，如廷议、廷推、御前会议、王大臣会议、阁议、九卿会议等，经百官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皇帝决定。
3.廷议。
明代的廷议始于洪武二十五年，是年四月皇太子朱标卒，朱元璋在东角门召开群臣会议，讨论储君问题。朱元璋说：“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如何？”当时学士刘三吾进言：“皇孙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孙承嫡统，礼也。即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朱元璋听了很痛心，大哭一场。结果未立燕王，听了刘三吾之言，决定立其孙朱标之子朱允为皇位继承人。
4.廷推。
凡是重要的人事任免，皇帝都要召开群臣会议以决定之，称廷推。凡遇大臣缺员应补授、不待考满推升的时候，皇帝要召开廷推会。会议由吏部主持，会同九卿、科道官员推举数人，以备皇帝参考简用。
5.御前会议。
清朝凡重要的军机要务的决断，皇帝要召开御前会议或议政王大臣会议。如康熙时平定三藩战争的部署、兵力调配、高级军官的任免、军事设施的增添或裁撤等等，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讨论，皇帝听取了议政王大臣的意见后，再决断颁旨施行。
6.九卿会议。
对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尤其对死刑人犯的勾决，皇帝也是特别慎重的。凡各省督抚关于死刑案件的本章到达朝廷后，皇帝先交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组成的三法司核议，提出审理意见，皇帝再与阁臣核议，对一些难以决断的案件，还要发由三法司和六部尚书组成的九卿会议复审，到秋审时，这是清代集中处决死刑罪犯的时期。届时“情实”应予勾决之犯，先由九卿、科道官会同三法司进行廷议，并循例要刑部将廷议“情实”应予勾决人犯名单接连三次详审，求其略宽宥之处，所以宽宥者常多，亦不可不详察也。在第三次复审死刑人犯名单时，康熙皇帝还要召开内阁大学士、学士、起居注官等进行廷议，逐案研讨，以免出错判，造成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