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还是少，怎么没看到那种人多多的在一块干活儿的场景。”省城的两位摄影师，端着相机从沙丘走下来后略带遗憾地跟郭玺说。
　　郭玺跟他们解释，别看沙丘里人稀拉拉的，要是去算也有几百人。“从这个沙丘向里，往后几公里的沙丘和沟沟里都有人在压沙。”他指了指眼前的那座沙丘说，在沙漠压沙植树就是这样，人都是划片分散，不需要有那种表演性的集体大劳作。
　　在看到古浪县五道沟义务压沙点表面上稀拉拉的人群前，两位摄影师一路上都在遗憾错过了昨天八步沙的雪景。他们幻想着那幅自己没拍到的画面：林场被白雪盖住，那条红色的路掩映在白雪中，弯弯曲曲地延伸。其中一人还为这幅画面想好了名字—红色之路。
　　八步沙第三代治沙人郭玺表现出的并非是同两位摄影师一样的遗憾，他的眼神和表情告诉人的是另一种更贴实际的想法：那场已经融化的雪，给7.5万亩栽在沙漠中的白榆、柠条、梭梭、红柳等树草，带去了久违的水分。
　　大多时候，有媒体和外人来采访参观时，郭玺都负责开车拉着他们在林场和更远处的沙漠中跑。过去的两年，八步沙林场治沙的三代人几乎得到了一个普通人一生最高的外在荣誉。所以这两年也是他跑得最勤的时候。
　　而这些荣誉和关注的来由，是一件他们自认为并不“伟大”的小事—治沙造林25万多亩，风沙线后退20公里，坚持了40年，历经三代人。后来人用“八步沙六老汉”群体来称呼当时站出来治沙的六个年过半百的农民，以及他们接续治沙的后代。
　　不伟大的判断，并非是他们获得荣誉后的程式性谦虚，而是对历史事实的体认和遵从。若要理解这种判断，需要讲一个稍显漫长的故事。

治住沙子，吃饱肚子

　　早在1969年，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土门镇台子村的农民郭朝明，因受不了风沙的侵袭，开始治理离家门不远的风沙口—八步沙。这个风沙口处在我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南缘，当时以每年7.5米的速度向前推进。
　　风沙带来的是对生存的威脅。那时的郭朝明，上有父母，下有7个子女，一家子14口人，都是一张张等着吃饭的嘴。但春季的风沙一来，刚冒头的小麦，就会被埋掉，农田变成沙田。
　　为了保住耕地，让家里人吃饱肚子，郭朝明在1981年“六老汉”承包八步沙前，已经治了十余年的沙。除了郭朝明个人，当时的人民公社也曾组织过大型的治沙造林行动。但因为缺乏管护，这些努力都没收到好的成效。树大都被牛羊破坏、风沙吹跑和日头晒死。
　　1981年土地“下放”后，古浪县作为三北防护林的前沿，鼓励农户承包荒漠，施行“谁承包、谁治理、谁拥有”的政策。之后，当时的林业局和土门乡政府找到郭朝明、贺发林、程海、罗元奎这四个在六七十年代的护林员，希望他们可以继续治沙。之后，再找到当过多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润元和石满做负责人，让他们六家联户承包7.5万亩的八步沙荒漠。
　　他们欣然答应，组建了八步沙林场。
　　张润元告诉南风窗记者，当初的“六老汉”并不懂得什么生态保护和环境改善。之所以接下治理八步沙的任务，原因简单，一是为了治住沙子，吃饱肚子，二是每月有40元的管护费，也算是不赖的收入。
　　治沙的第一年，六个老汉分了5组，每组各带着20多个当地村民造林，张润元负责从附近各个林场调配树苗。当时，国家造林补助是每亩7元，2元用来买苗，2元用来雇佣村民种树，2元用来支付各种运输费用，剩余1元就是林场的管理费。
　　一年过去后，他们在八步沙栽了一万亩的树。来年春天，几场“老毛黄风”（当地人俗称）一过，栽下的树有一半多被吹翻拔根，成活率仅30%左右。张润元跟其他老汉说，“政府叫我们管理，现在树都叫风吹跑了，我们还管啥。”因为心存愧疚，张润元去林业局“请罪”，但局里领导说，“这是天灾，不能怪你们，再想办法”。
　　后来在一次巡护中，老汉们发现那些在“老毛黄风”中存活下来的树周边，大多都有些草堆。这启发了他们，形成了后来著名的“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模式。这一方法推广后，成活率逐年提升。“这个方法就是栽下树后，在常年主导风向处用麦草围个半圆圈，就可以防止风沙把树苗吹跑。”石满老汉的儿子，也是第二代治沙人石银山跟记者解释。

后来在一次巡护中，老汉们发现那些在“老毛黄风”中存活下来的树周边，大多都有些草堆。这启发了他们，形成了后来著名的“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模式。这一方法推广后，成活率逐年提升。

　　1985年，六户人正式跟土门乡政府签订了治沙造林的承包协议，几位老汉在上面摁了红手印。之后几年，八步沙一点点绿了起来，张润元讲到这些，脸上总有几丝喜悦和自豪掠过。但这些是短暂的，在漫长的治沙岁月中，常伴他们的是身体上的疲累和心理上不知所终的等待。
　　六老汉栽树的初期，为了吸取集体化时期种树失败的经验，他们定下一个规矩—吃在八步沙、住在八步沙、管在八步沙。刚开始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在沙漠里挖了两个地窝子。一进沙漠就是十天半月不回家，每次离家时，总背着一个面袋子，里面装着面粉、干馍馍、洋芋和酸菜等。
　　那时交通条件差，进沙漠植树，大部分东西都是靠人背驴驮，身体上的劳累处在一种极限的状态。时间过去四十年后，技术减少了治沙人身体的劳累，但新一代人依然要承受那种心理上的“无期等待”。
　　第三代治沙人郭玺体验过这种感觉。他说，在沙漠栽树不像其他地方，那里需要漫长的等待，时间也会变得很慢。大多数时候，看不到树的生长，栽了4年的树，还跟4年前一样。 　　有些地方，今春栽的树长了一点，到了夏天时如果降水太少，被太阳一炙烤，原先长的那点就都晒干了。到了第二年它就重新从根部发芽，回到原点，以前的生长作废。“所以林场有些树，你看着比较小，但它可能已经长了十几年。”郭玺说，经常有来参观的人问他，“你们叫林场，你们的树林在哪里？”
　　二代治沙人石银山也被这样问过，有些不知情况的人还曾说过一些听起来不太友好的话，“再不要吹牛了撒，你们这里本来就是这样，哪里有你们种的树？”
　　出租车司机给记者回答了这个问题。快接近八步沙林场时，她指了指窗外的人家和远处有植被的草滩，说那一片以前都是荒漠。在她小的时候，这里是行刑的地方，常有大量人群围观被枪决的犯人。几十年过去后，风沙几乎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多出来的是绿色的植被和一排排移民的新居。

黑沙暴

　　在出租车司机还小的时候，“老毛黄风”是古浪春秋两季的日常。在她的记忆中，以前从种地开始就刮黄风，过了五一才停。那时候的人，就算刮黄风，照样在地里干活儿，把它当成了一种正常的现象。

　　但1993年的一场黑沙暴，突破了所有人的经验，也让怀有犹豫的第二代治沙人下定了决心。
　　亲历过那场黑沙暴的第二代治沙人都记得，那是1993年5月5日下午5点左右，原本平静的天地，突然被从西北方袭来的一团“黑云”搅乱。大多人都觉得，那场“黑云”会带来一场罕见的暴雨，事实上它带来的是一场灾难。
　　当“黑云”靠近时，在林场巡护的二代治沙人、贺发林的传人贺中强发现，那并不是云，而是风沙。“还没来得及往林站跑，黑风就把我们吞没了，天唰一下黑了，伸手不见五指。”贺中强告诉南风窗记者，依照着以前的经验，他就地蹲下，两个小时后，天慢慢有了亮光。
　　黑风刮起的时候，正是学校放学的时间，那些未经世事的学童并没有贺中强那可以救命的经验。第二天，贺中强他们从广播中得知，昨天的那场黑风，夺去了13个孩子的生命。郭玺说，出意外的孩子，大多是因为看不见路后，失足掉进了路边的灌溉水渠中。

“放羊三年，给官不做”，石银山告诉南风窗记者，当时放牧人的收入甚至比当官的人多。也正是因此，羊倌会想尽办法在林场的管护区域内放羊。

　　但在这些亲历者中，第二代治沙带头人郭万刚（郭朝明之子）对这场灾难残酷性的体认最为深刻。在跟记者提起这场灾难时，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组其他人没有提到的数字：河西走廊有85个人被夺去生命，其中有31个是八九岁的孩子。另外有264个人受了重伤，30多万亩耕地变成黄沙不能耕种。
　　“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形时，我觉得人类的末日到了，没法活了。”郭万刚说，那时候他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我们连我们的娃娃都保不住，我们还活什么呢。”所以，这沙必须得治住。
　　而在这场黑沙暴之前，郭万刚虽然是最早的第二代，在1982年时就已经替“病退”的父亲在林场治沙，但这十年来他一直还想着林场之外的生活。但在黑沙暴之后，郭万刚的人和心，都留在了八步沙林场。2000年，他成为林场场长。
　　在黑沙暴袭来的前两年，八步沙六老汉中，贺发林和石满陆续因病离世。弥留之际，两位老汉都给自己儿子留下话，要替他们把沙治下去。当时刚20出头的石银山和贺中强，帶着各自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也一头扎进了沙窝子。
　　面对荒漠，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石银山觉得，去林场是父亲的遗言，从孝道上不能违抗。此外，那时林场的工资倒也不赖，综合起来是个不错的去处。而贺中强起初并不太愿意在沙漠中度日，但老父亲的信任和嘱托又紧紧把他留在林场。当时他就老跟石银山坐在沙漠里感叹：“兄弟，我们俩的青春都埋在沙漠里了。”
　　有了他们三人的范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默默立下了—老人干不动了让自己儿子接着干。后来，罗元奎的儿子罗兴全，程海的儿子程生学，以及张润元的女婿王志鹏陆续接了上一辈的班。治沙造林任务从第一代彻底交到了第二代手上。
　　2016年秋季，郭朝明的孙子，郭万刚的侄子郭玺加入了八步沙林场，成为第三代治沙人。

三分种，七分护

　　老汉和后代们在沙漠中种下的树，不仅要提防风沙的侵袭，更要防着那些看着很温顺的绵羊和憨厚的黄牛。它们会啃食封育区的植被，踩踏和破坏栽种的林木。
　　八步沙的人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在沙漠植树造林，三分种，七分护。所以每年除了春秋时节的栽种，其余的所有时间，他们只干一件事—巡林护林。而这一过程中，最频繁也最棘手的对手就是羊倌（专职牧羊的人）和他们的羊。
　　这是一对必然的矛盾。羊是羊倌的经济来源，为了更多的收入，他们要想尽办法找水草丰茂的地方放羊。而封育起来的林场，正是这理想之地。但对八步沙林场的人而言，林木和草地是他们的事业和希望，为了更好的未来，他们必须守住。
　　就这样，羊倌跟六老汉及其后代治沙人开始了漫长的“游击战”。除了白日里的你追我走，甚至是正面的争吵和动手。有些羊倌为了避免这种冲突，选择在天黑后或大半夜放羊，老汉和后代们为了堵住他们，也轮流整晚的值守。
　　贺中强记得，当时羊倌很不理解他们的做法，觉得荒漠生来就是自然的，何来属于哪几户人。石银山能理解羊倌的不解。古浪县一直以来是农牧并重，放牧从来就是个不错的生存方式。“放羊三年，给官不做”，石银山告诉南风窗记者，当时放牧人的收入甚至比当官的人多。也正是因此，羊倌会想尽办法在林场的管护区域内放羊。
　　石银山记得，2003年一天晚上7点多，他和另一个林场职工在五道沟护林站7公里处将一个西靖乡羊倌抓了现行。为了让他之后不再犯，他们俩决定将羊倌和羊带回护林站，等第二天交给林业局。他们两人轮流赶羊，花了好几个小时，在凌晨1点多把羊倌和羊带到了护林站。 　　到时，没吃晚饭的二人用西红柿就馒头填了肚子。石银山看羊倌也不易，也给他递了吃食，告诉他今晚就住在林场，第二天等林业局的人来了看怎么处理。吃完后他们二人就睡着了，天亮后他们发现，羊倌早已赶着羊逃掉。
　　随着古浪县禁牧力度的不断加大，这样的“游击战”逐渐退出“战场”。但这并非意味着禁绝，问题出在其他地方。尽管古浪县境内的放牧被禁止，但与它相邻的内蒙古并没有严厉禁牧，常有那边的骆驼跑到这边来，进入林场的管控区域。
　　他们跟森林公安和林业局一同扣下了对方的骆驼，让骆驼主人带着当地政府人员过来，签下保证书，确保以后骆驼不再越界。这之后，对面的骆驼的确过来的少了，但偶尔还是有越界的情况。
　　在持续的栽植和管护后，绿色慢慢覆盖了荒漠的黄色，以往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渐有了居民。
　　在老汉们开始治沙后的第22年，也即2003年，八步沙7.5万亩的荒漠，经过两代人的奋斗，已成了一条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8公里，林草良好的防风固沙绿色屏障。至此，六老汉们当初的愿望已经实现，按理来讲治沙的事业也应到此为止。

“每一个当下的年轻人都是第三代”，郭玺说，现在的治沙工作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要进沙漠种树。

　　当时确有这样的声音。石银山记得，完成八步沙治沙造林任务后，他跟郭万刚商量，为了林场的后续发展，他们应该继续前进。而健在的几位老汉说：“行了，我们就把我们的八步沙管好，再没意思往前走了。”
　　郭万刚想到，如果就此止步，黄风可能还会卷土重来，八步沙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前功尽弃。几个年轻人商量后，说服了老人，选择向黑岗沙、漠迷沙和大槽沙三个风沙口进发。

每个年轻人都是第三代

　　郭万刚的侄子郭玺，作为唯一一个第三代治沙人，不爱谈过往的成绩，焦点总放在未来上。
　　作为第三代，他有一些认识和想法，跟上一代产生了分歧。最为明显的是对林场的宣传方面。
　　之前有平台派人来教他短视频的拍摄、剪辑和包装，“长辈们”就有些反对，觉得他这样做有点违背原则。但他也能理解“长辈们”因为年纪已大，思想有些老旧，不理解年轻人的方式和想法。可他还是在坚持这种宣传方式，让他们慢慢适应。
　　与这些相比，林场未来的发展更让郭玺费心。他时常在想未来的林场要怎么发展，如果第二代人退出后，除自己外还会有别的第三代吗？若没有，他一个人能担起这个重担吗？
　　心情烦躁的时候，他会因这种对未来的不安而想到出走，但更多的时候，另一种想法总能抚慰他的忧患。
　　严格意义上，第三代目前的确只他一人，但郭玺觉得“第三代”的范围不能只局限在他们六家中。而应是“每一个当下的年轻人都是第三代”，郭玺说，现在的治沙工作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要进沙漠种树。
　　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参与到治沙工作中来，“像我大伯的儿子虽然不在林场工作，但他为林场的发展和治沙工作提供了很多的重要建议”。
　　这一点与石银山的想法不谋而合。之前也有人问过他会不会让自己儿子也到八步沙林场，他说他没有问过，也不想问。“我觉得我们八步沙人最重要的是那种坚持不懈精神的传承，有了这种精神可以在任何岗位上发挥作用。”石银山说，在他眼里只要為生态保护出力的人，关注和支持他们的人，都是所谓的第三代。
　　这样算来，八步沙第三代的传人将是千千万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