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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厚宣的收藏中，有一封徐中舒来信，信中言道：
厚宣老友：
前得十月二十八日惠书，以有关子需的资料见示，帮助我完成了一篇“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厚惠至为感谢！此文将在川大学报上发表，约四五千字，如能有打字校样，当可先行请正！原拟写一篇“孔丘以前的儒家”，因为有关宗法的问题太复杂，只有留待以后再说了。
昨偶尔翻阅“殷虚文字甲编”自序，回想当日静心斋中我与彦堂最为亲近，当彦堂奋笔写“大龟四版”及“甲骨断代例”，每对我口讲指画不厌其详，及今思之犹在目前。吾等幸生盛世，今日在党的领导下乃得彙集二十万片甲骨为一书，而厚宣实主其事，此一代盛业皆吾生友好精力所萃！闻“甲骨总集”明年可以出版，又痛彦堂之不能见及此书也！
不见已逾十年。贱状今年较前时已有进步，惟尚不拟作远行。此有二因。一、近年来我深居简出，每出，儿辈都怕我不能适应近代都市交通纷繁的情状，总要派一个人左右扶掖，所以这几年来我单独外出的时候很少。二、近年我时患失眠，近来虽较好，但一易新地，又怕旧病复发。有此二因，都门之行只有等待有机会，有人同行，才能成为事实。相见尚未有期，临书曷胜怅惘！
専此奉复，顺颂
撰祺！
徐中舒
1975、10、21
徐中舒信中称胡厚宣为“老友”，曾让胡厚宣很是受用，时常提及，亦或是此信被妥为珍藏的原因之一吧。说起徐胡二人的交往的确很久，但实际上，徐中舒乃胡厚宣的业师。
胡厚宣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1930年升入本科史学系。“正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从广州迁来北京，所址就在北海，总办公室和历史语言两组在静心斋，考古组在蚕坛。1931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北大史学系主任，他自己并请史语所的研究员们在北大史学系兼课，以便物色合适的学生毕业后吸收到史语所来。用傅斯年自己的话说，就是‘拔尖主义’。”“那时傅斯年先生自己开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合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徐先生的课，连续开了两年，我上课时所记的笔记，后来被先生要去，供给他的清华研究院的同学周传儒先生参考，周先生根据它写了《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一书，1934年在开明书店出版。董先生上课，有自编的讲义《今后怎样研究甲骨文》，后来收进《平庐文存》和《董作宾先生全集》中。但董先生上课不经常，殷墟一有发掘，他就去安阳了。”①对“这几位先生开的课，我都选修了。毕业以后，由于他们的介绍，我进了史语所的考古组”。胡厚宣在另一篇回忆中谈到，“他们的介绍”一语中的“他们”，即是徐中舒、董作宾两位先生。②
徐中舒幼年家贫，在艰难困苦中勤奋求学。1925年，徐中舒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接受王氏的“二重证据法”，开始从事历史学和古文字研究。1929年徐中舒为傅斯年所聘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一年后升任研究员。在此期间，正是中研院的殷墟发掘如火如荼，出土文物源源不断，重要成果震惊中外之际。徐中舒作为史语所一分子，虽未有亲自参加田野考古，亦时时关注发掘之进程，并且陆续发表有《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耒耜考》《说古玉》等论文，确立了其在史学界的地位。①
胡厚宣则有幸加入到殷墟发掘的行列，先从梁思永先生带队，去安阳殷墟发掘团工作一年，参加了对殷墟第十和十一次发掘，具体负责一○○四号大墓的工作。随后胡厚宣回到南京，协助董作宾先生编辑《殷墟文字甲编》，并撰写《甲编释文》。1936年史语所开始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在小屯村北地C区发掘出编号为一二七坑的一大整坑甲骨。由于在发掘现场清理不方便，就连泥带土做成大木箱，将甲骨运到南京所内，放在图书馆楼下大厅，在董作宾的领导下，由胡厚宣带着技工做室内发掘工作，剔剥、绘图、清洗、拼合、编号等，前后八个月，共得17096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将中国信而可征的历史提早千年，极大丰富了殷商历史的研究。四十余年之后，晚年徐中舒有感而道：“回想当日静心斋中我与彦堂最为亲近，当彦堂奋笔写‘大龟四版’及‘甲骨断代例’，每对我口讲指画不厌其详”。
持续十年的殷墟发掘因日寇侵华而被迫中止，徐中舒赴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胡厚宣也于1940年史语所从昆明迁南溪之时，离开工作了七年的史语所，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在大学部教课。在齐鲁大学，胡厚宣主要编写了《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自1944至1946年共出版四集，初集四册，收论文20篇；二集二册，收论文4篇；三集一册，收论文6篇；四集二册，收论文3篇，共四集九册收论文33篇。
《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印出，徐中舒为写一序道：
余生既逢甲骨之发露，故师友间治此学者尤众。而陈义丰长，用志专篇，翕然为世所崇信者，则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宁王静安先生，南阳董彦堂先生，望都胡厚宣先生。此三人者，或资丰富之收藏，或与发掘之工作，凡先民之手迹，不但有墨本可据，且得摩拂其物，而较其点画卜兆，故其所得弥为深切，实为甲骨学划期之学者焉。
又称王静安为开山导师，董彦堂为此学之中坚，而于胡厚宣，则称：
若夫网罗放失，广征博引，比类并观，剖析微芒，此则今兹厚宣所正努力者也。②
三人者，海宁王静安为徐中舒受业恩师，南阳董彦堂乃徐中舒朋友同事，望都胡厚宣则是徐中舒门生弟子。三人均对甲骨学作出大贡献。
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这一工作主要在北京举行，一部分也在上海进行。在上海的“规划”分组上，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胡厚宣提出《甲骨文合集》项目，终被列为史料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之一。这一年年底，胡奉调从沪上来到北京，到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在此后的政治运动时期，胡厚宣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搜集材料、整理、编排、核对、付印、出版《甲骨文合集》这一部书上。
《甲骨文合集》编撰之初，首先组成了由著名甲骨学家、考古学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郭沫若、于省吾、尹达、王襄、王献堂、李亚农、胡厚宣、容庚、唐兰、夏鼐、徐中舒、商承祚、张政烺、曾昭燏、曾毅公名列其中。这几年，徐中舒也时常来北京开会、访友，师生见面未有间断。特别是，那时历史研究所有许多由四川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徐中舒到来，好似川大校友聚会，济济一堂，好不热闹。
徐中舒写此信时，虽然“文革”尚未完结，但《合集》的编撰工作，已经重新开展有年，故徐中舒有如下感慨：“汇集二十万片甲骨为一书，而厚宣实主其事，此一代盛业皆吾生友好精力所萃！闻‘甲骨总集’明年可以出版，又痛彦堂之不能见及此书也！”
人到老来，往往多有怀旧。但是师生的情谊是不会消减的。记得徐中舒晚年的学生林小安在谈论胡厚宣与老友、亦是徐中舒学生，也是林小安老师的张政烺时，非常客观地讲到：胡先生和徐先生、顾（颉刚）先生亲近；张先生同唐（立厂）先生、于（思泊）先生密切。
1988年1月，我曾陪同胡先生前往成都，参加徐老研究生方述鑫的博士答辩。时徐老已久住医院，胡先生抽空去医院看望老师，陪同的家人问徐老，还认识不认识，徐老深深地点了一下头，临行还握了一下手。此情此景令振宇难忘！那应该是两位老人的最后一面。
今日重读徐老这封信，对老辈学人的治学与育人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是对前辈学人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许丽梅）
厚宣老友：
前得十月二十八日惠书，以有关子需的资料见示，帮助我完成了一篇“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厚惠至为感谢！此文将在川大学报上发表，约四五千字，如能有打字校样，当可先行请正！原拟写一篇“孔丘以前的儒家”，因为有关宗法的问题太复杂，只有留待以后再说了。
昨偶尔翻阅“殷虚文字甲编”自序，回想当日静心斋中我与彦堂最为亲近，当彦堂奋笔写“大龟四版”及“甲骨断代例”，每对我口讲指画不厌其详，及今思之犹在目前。吾等幸生盛世，今日在党的领导下乃得彙集二十万片甲骨为一书，而厚宣实主其事，此一代盛业皆吾生友好精力所萃！闻“甲骨总集”明年可以出版，又痛彦堂之不能见及此书也！
不见已逾十年。贱状今年较前时已有进步，惟尚不拟作远行。此有二因。一、近年来我深居简出，每出，儿辈都怕我不能适应近代都市交通纷繁的情状，总要派一个人左右扶掖，所以这几年来我单独外出的时候很少。二、近年我时患失眠，近来虽较好，但一易新地，又怕旧病复发。有此二因，都门之行只有等待有机会，有人同行，才能成为事实。相见尚未有期，临书曷胜怅惘！
専此奉复，顺颂
撰祺！
徐中舒
1975、10、21
徐中舒信中称胡厚宣为“老友”，曾让胡厚宣很是受用，时常提及，亦或是此信被妥为珍藏的原因之一吧。说起徐胡二人的交往的确很久，但实际上，徐中舒乃胡厚宣的业师。
胡厚宣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1930年升入本科史学系。“正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从广州迁来北京，所址就在北海，总办公室和历史语言两组在静心斋，考古组在蚕坛。1931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北大史学系主任，他自己并请史语所的研究员们在北大史学系兼课，以便物色合适的学生毕业后吸收到史语所来。用傅斯年自己的话说，就是‘拔尖主义’。”“那时傅斯年先生自己开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合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徐先生的课，连续开了两年，我上课时所记的笔记，后来被先生要去，供给他的清华研究院的同学周传儒先生参考，周先生根据它写了《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一书，1934年在开明书店出版。董先生上课，有自编的讲义《今后怎样研究甲骨文》，后来收进《平庐文存》和《董作宾先生全集》中。但董先生上课不经常，殷墟一有发掘，他就去安阳了。”①对“这几位先生开的课，我都选修了。毕业以后，由于他们的介绍，我进了史语所的考古组”。胡厚宣在另一篇回忆中谈到，“他们的介绍”一语中的“他们”，即是徐中舒、董作宾两位先生。②
徐中舒幼年家贫，在艰难困苦中勤奋求学。1925年，徐中舒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接受王氏的“二重证据法”，开始从事历史学和古文字研究。1929年徐中舒为傅斯年所聘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一年后升任研究员。在此期间，正是中研院的殷墟发掘如火如荼，出土文物源源不断，重要成果震惊中外之际。徐中舒作为史语所一分子，虽未有亲自参加田野考古，亦时时关注发掘之进程，并且陆续发表有《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耒耜考》《说古玉》等论文，确立了其在史学界的地位。①
胡厚宣则有幸加入到殷墟发掘的行列，先从梁思永先生带队，去安阳殷墟发掘团工作一年，参加了对殷墟第十和十一次发掘，具体负责一○○四号大墓的工作。随后胡厚宣回到南京，协助董作宾先生编辑《殷墟文字甲编》，并撰写《甲编释文》。1936年史语所开始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在小屯村北地C区发掘出编号为一二七坑的一大整坑甲骨。由于在发掘现场清理不方便，就连泥带土做成大木箱，将甲骨运到南京所内，放在图书馆楼下大厅，在董作宾的领导下，由胡厚宣带着技工做室内发掘工作，剔剥、绘图、清洗、拼合、编号等，前后八个月，共得17096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将中国信而可征的历史提早千年，极大丰富了殷商历史的研究。四十余年之后，晚年徐中舒有感而道：“回想当日静心斋中我与彦堂最为亲近，当彦堂奋笔写‘大龟四版’及‘甲骨断代例’，每对我口讲指画不厌其详”。
持续十年的殷墟发掘因日寇侵华而被迫中止，徐中舒赴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胡厚宣也于1940年史语所从昆明迁南溪之时，离开工作了七年的史语所，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在大学部教课。在齐鲁大学，胡厚宣主要编写了《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自1944至1946年共出版四集，初集四册，收论文20篇；二集二册，收论文4篇；三集一册，收论文6篇；四集二册，收论文3篇，共四集九册收论文33篇。
《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印出，徐中舒为写一序道：
余生既逢甲骨之发露，故师友间治此学者尤众。而陈义丰长，用志专篇，翕然为世所崇信者，则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宁王静安先生，南阳董彦堂先生，望都胡厚宣先生。此三人者，或资丰富之收藏，或与发掘之工作，凡先民之手迹，不但有墨本可据，且得摩拂其物，而较其点画卜兆，故其所得弥为深切，实为甲骨学划期之学者焉。
又称王静安为开山导师，董彦堂为此学之中坚，而于胡厚宣，则称：
若夫网罗放失，广征博引，比类并观，剖析微芒，此则今兹厚宣所正努力者也。②
三人者，海宁王静安为徐中舒受业恩师，南阳董彦堂乃徐中舒朋友同事，望都胡厚宣则是徐中舒门生弟子。三人均对甲骨学作出大贡献。
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这一工作主要在北京举行，一部分也在上海进行。在上海的“规划”分组上，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胡厚宣提出《甲骨文合集》项目，终被列为史料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之一。这一年年底，胡奉调从沪上来到北京，到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在此后的政治运动时期，胡厚宣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搜集材料、整理、编排、核对、付印、出版《甲骨文合集》这一部书上。
《甲骨文合集》编撰之初，首先组成了由著名甲骨学家、考古学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郭沫若、于省吾、尹达、王襄、王献堂、李亚农、胡厚宣、容庚、唐兰、夏鼐、徐中舒、商承祚、张政烺、曾昭燏、曾毅公名列其中。这几年，徐中舒也时常来北京开会、访友，师生见面未有间断。特别是，那时历史研究所有许多由四川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徐中舒到来，好似川大校友聚会，济济一堂，好不热闹。
徐中舒写此信时，虽然“文革”尚未完结，但《合集》的编撰工作，已经重新开展有年，故徐中舒有如下感慨：“汇集二十万片甲骨为一书，而厚宣实主其事，此一代盛业皆吾生友好精力所萃！闻‘甲骨总集’明年可以出版，又痛彦堂之不能见及此书也！”
人到老来，往往多有怀旧。但是师生的情谊是不会消减的。记得徐中舒晚年的学生林小安在谈论胡厚宣与老友、亦是徐中舒学生，也是林小安老师的张政烺时，非常客观地讲到：胡先生和徐先生、顾（颉刚）先生亲近；张先生同唐（立厂）先生、于（思泊）先生密切。
1988年1月，我曾陪同胡先生前往成都，参加徐老研究生方述鑫的博士答辩。时徐老已久住医院，胡先生抽空去医院看望老师，陪同的家人问徐老，还认识不认识，徐老深深地点了一下头，临行还握了一下手。此情此景令振宇难忘！那应该是两位老人的最后一面。
今日重读徐老这封信，对老辈学人的治学与育人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是对前辈学人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