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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4日那个黑黢黢的夜晚，严俊昌和严宏昌等18位小岗人按下红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40年来，严宏昌的命运始终和改革共成长。
一
当年小岗20来户人家，主要由严姓与关姓两个姓氏构成——韩姓只有一户。严姓又由不同宗的两支构成，具体到我们这一支，父亲告诉我，我们这个“严”世居于此，祖上七辈单传，直到我老太太（凤阳人的称谓，即太爷爷）这一代人丁才开始兴旺，生了3个儿子。其中老二这一支尤其发达，有5个儿子，我父亲严家太是第五子；俊昌的父亲严家齐是第三子。我和俊昌是堂兄弟。
小岗另一支严姓从西边的小严队迁移而来，而关姓同样世居于此。
我和共和国同龄，1949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公历1949年10月30日）出生在小岗。和儿时的很多伙伴比，我很幸运，因为上学了。我能去上学，是因为父亲严家太心里憋着一股气。父亲是文盲，我5岁那年，遇到好年成，秋收后，家里余粮比往年稍多，村上的干部希望父亲多交一些公粮，帮干部的那部分也给交了。父亲没有答应。干部当着他的面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乡里的领导。父亲很珍贵地藏好这封信，以为是宝物，去乡里找到书记。书记看过就笑了，问父亲：“你交了公粮没有？”接着给他念了这封信：“严家太自私自利，不交公粮，要严肃处理……”这件事让父亲憋屈万分，差点吐了血。他决定，砸锅卖铁吃不成饭，也要让我念书。读完初中，我还想念，父亲就让我再念高中。
在小溪河高中一年级读了一学期，家中实在太穷了，没有饭吃，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讨饭。我很不甘心就这么辍学了，打背包时，把课本打在里面，想路上有时间再学习。一路往江南乞讨，到浙江桐乡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们被当地巡逻队关了起来。第二天，我们被转送到上海南翔灾民站。在那里，工作人员打开我的背包，发现背包里全是中学课本，情不自禁地嚷道：“看看，这是学生，连学生都来讨饭了。”一位女工作人员当即流下了眼泪，我自己实在忍不住，大哭起来。太憋屈人了！
我是1969年底结婚的，妻子段永霞是同县板桥公社的人。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她比我大两岁，觉得我有文化，很喜欢我。第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我们家老大德凤出世，可家里没有粮食吃了。过完年，农历二月初二，我们两口子决定带着孩子去要饭。两边家庭都不太放心，我们毕竟是刚结婚一年多的小夫妻，还带着孩子。我妈就让我妹妹跟上了我，岳母与内弟也与我们同行。这样，5个大人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孩子，买了站台票进到车站，一路风尘到了怀远县。
到了一个村子，我找到了一间牛棚，想凑合着住下，看牛人却不允许，他叫来了生产队长。队长看我们实在太穷了，动了恻隐之心，让3个女的带着孩子住进了他家，两个男的住牛棚。连续4天，都是她们女的出去要饭，岳母把要来的馍送到牛棚让我吃。我老是想着，我是一个有文化的男人，不该去要饭。所以，一直躲在牛棚里。第5天，段永霞一手拿着馍，一手托着粥，进了牛棚，我躺在牛吃的草上没有起身。她问：“吃了吗？”我仍然躺着，举起胳膊用手指指牛棚上的梁。几天的馍完整地吊在梁上，因为下雨全霉了。段永霞气得大吼起来。那些馍我原本舍不得吃，想留下来，带回家和大家共享的。结果，都霉掉了。我很懊悔没有及时晾晒它们，但嘴上却不服气。也许是读了书的原因，我身上有了一种虚妄的“尊严”，无法心安理得地要饭。
妻子的愤怒与争吵引来了当地的村民。当时大家对我们有些不满：“你们都穷得出来要饭了，还吵什么？”永霞指着我解释：“我是生气他，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也穷得要出来讨饭……”虽然永霞没有文化，但她的解释也让怀远人唏嘘。村民们于是问我，愿不愿意去跟他们一道挖塘？一项只管吃饭却没有工钱的工作。“只要不要饭，干什么都可以。”我当然乐意。不料，这竟是一个转折。挖完塘，当地人又问我可愿意去挖藕？挖一斤1分錢。挖藕是一项技术活，它需要用脚从水底找到藕，水深时要用脚从淤泥里将它勾出来。最深的时候，水面齐胸，稍稍掌握不好平衡，就可能整个身体倒进水中。在小溪河中学读书时，我曾经给同学家挖过藕。
挖塘挖藕，整天在泥里拱。看我能吃苦，干活实在，有人又帮我找到了修铁路挖土方的活。如此反复3年，我很幸运地进了建筑队，开始在铁路各车站建房子。这是完全与小岗生计不同的地方，建筑队里的小工每天工钱有1元钱，一个月不休息，能有30元，比干农活高多了。而技术工，三级是每天1.61元，四级是2.02元，五级甚至达到3.27元。40多年了，这些标准我依然记着。我从小工干起，几年下来，干到了五级工。看图纸、做预算、进行简单的设计，我都学会了，后来就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我当小包工头，派活采用的是承包制，一天就那些活，你保质保量地干完，就可以提前下工，所有人都有工作热情和效率。到了1977年，我最高时一个月曾往家里拿过200块钱。当时黑市大米的价格2—3角一斤，我和永霞都很高兴，肉埋在碗底下吃。
凤阳是“三靠县”，当时的情况是，农村秋收后，自家的粮食能够让农民撑到年底，政府的救济也基本从来年的元月开始提供。但这个“基本原则”对于小岗不合适，这里太穷，基本上每年11月一入冬，政府就必须提供救济粮，持续至次年的夏收季节。每家农户有一个“粮本”，粗粮细粮一起，每人每天供应8两。不只小岗村，凡持有粮本的农民，惯例是贷点款也借点钱，买回一部分的供应粮，先卖掉，然后才去买粮本上还剩下的另一部分指标粮。因为粮本上的救济粮食每斤价格为7—8分钱，是平价，若把这些粮食拿到黑市上交易，每斤能卖到2—4角钱。这其间的差价既可以还掉贷款与借款，在买回剩下粮食的同时，还稍有盈余。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但农民先期购买那一部分粮食的钱从哪来呢？
首先是干农活挣工分钱。七八岁的小男孩，如果给村里放牛，差不多每天可算2个工分。40多年前，小岗一个人一天的满工分是10分，好年成大约可折算成7—8分钱，差的时候就只有5分钱。放牛的孩子折下来，能够每天收获1分多钱。现在你听了，也许是笑话，可当时这就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收入。所以，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村里人，多数都是文盲，在当时，一天挣1分钱也不少啊。 当然仅靠工分挣的钱，并不能保证社员买回救济粮。政府政策的配套方式是，在11月发放救济粮的同时，配有生活救助款与贷款，从公社一级开始分解给大队、小队。一般情况下，生活救助款大约3—5元，贷款则稍多，约7—8元。但这两项分解完成后的指标，每个村都不超过三分之一。两项相加，结果每村仍有接近一半人还是缺乏基本的经济来源。讨饭，更准确地说是要钱，就成为获得存活机会的重要条件。讨饭和在集体干生产相比，讨饭收益显然高于工分。
救助款与贷款下来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的，也不会平均分配。队干部有获得各种款项，特别是生活救助款优先权。救助款是白给的，不要还的，人人想争。得到的大多数是干部。理由很简单，干部要督促农民干活，责任重大。同时，干部的确也都是穷人，给些救助，没有错。为什么二十来户的小岗，差不多每家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就是分救助这些优先权经过长期博弈而均衡后的结果。道理很简单，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你一个人独占。
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我无须考虑这些事情，一切都有他去应对。但结了婚，分家单过，所有的问题必须自己扛了。我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弟弟也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父母的压力很大。作为长子，有些问题，我必须分担，在外面当小包工头，也要不时接济他们。
生产队原则上要求每个劳动力都要在队里干活，在外面干，每个月需要向生产队交15块钱，买工分。队里也需要有人交钱，队长要搞一些公共开支，像免不掉的一些吃吃喝喝。这笔钱是队里重要的财政收入。我是1978年上半年回来的。为什么回来？是因为蹲点干部反映，说我是“黑包工”，老是在外面干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所以生产队要我回来。我不愿意。于是，生产队就要我每月交45元，我愿意交，还是不回来。生产队最后要我每月交100元，那我怎么交得出来，只好回来。小岗人见我在外面干的不错，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希望我来当干部，把他们带出饥饿的境地。我原先没有干过多少天的农活，不懂农业生产，加上村里那么多人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都没有干好，我又不是龙，能干好吗？所以我不愿意干。最后村里年长一点的关庭珠，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让我们每天喝上两顿菜稀饭，我就满足了。”我顿时鼻子一酸，泪就落下来了。我想，乡亲们要求不高，还没有说要吃三顿饭啊！就这样，我心一横就同意了。后来却只让我当了副队长。到了11月24日夜晚，在严立华家，我起草了契约，大家按了红手印，把地分了。
关于分地的事情，我和严俊昌、严立学等人早就悄悄捣鼓了。正式写契约，按手印是1978年11月24日夜晚。当时我也不知道那一天是几月几号。第三天上午，我到小溪河镇上赶集，在商店里看到挂在墙上的日历本上显示的日期是11月26日，心里一划拉，记下了我们做的这件“砍头大事”是11月24日夜晚。
二
地分了，我就在家干农活。小岗人少地多，我家分到的地和开荒地在一起，有30多亩，孩子都小，就我和段永霞两个劳动力，忙得很。我家是3间茅草房，那时是4个孩子，段永霞早就盘算着把它建成瓦房。我前些年在外面当包工头，挣下了3000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钱，足够盖三间瓦房了。但1979年秋天，庄稼还没有收，我父亲去世了。我家兄弟4个，只有我一个人结婚了，两个大的弟弟都到结婚年龄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小弟弟才10来岁，所有费用只能由我来承担。下人对上人，这是应该的。
严宏昌很详细地给我计算了这次丧事的花费：寿材、寿衣之外，到黑市购买粮食是最大一笔开支，而制作大幡与出殡每人头扎的白布，不但要钱，还要布票。严宏昌借的布票，直至布票取消时也没有还完。农村的丧事，是基本上收不到礼金钱的，稍好的是来客给五毛或一块钱，一般则由来宾自己带来“纸钱”烧掉了事。而丧家却要开流水席来招待客人。他当时的排场震动凤阳东乡。包括严俊昌在内的他们这一支严姓，全部停下手里的事情，给严宏昌家帮忙料理后事。结果，严宏昌挣的3000多块钱全用完了。
办完隆重的葬礼后，严宏昌却没有钱为父亲办“五七”了。村里家家都穷得叮当响，自然是借不到钱，1979年的丰收季节还没有到来。家里值钱的有一头小猪，大约70多斤，还有的就是严宏昌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只有这两样可以卖掉凑钱。最后，一位远房亲戚借了钱给他，“五七”总算办了下来。猪和手表都没有卖，但准备盖房子的钱却用完了。事后，严宏昌很后悔，不是为父亲丧事花钱，而是为什么托人买这块全钢防震的上海牌手表？如果不花125块钱买这块表，用这笔钱去买几头小猪，来年不是能够赚上一笔吗？买了一块表，钱就“死”在这块表上了。担任包工头经历，让他早已有了投资意识。
又过了5年，严宏昌家靠农业生产创造的积蓄已经超过1万元，当时物价已经涨了不少，但1万元盖3间瓦房还是能够盖得起来的。可这时，严宏昌却有了意外之举。1984年秋收完毕，严宏昌向段永霞要了3000元钱，说要去买收割机。在村里人看来，他这笔钱纯粹是出去瞎折腾，但严宏昌却告诉我：“吃饭的问题已经解决，农村出现了卖粮难，我从广播里听到江、浙、闽农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我要去外地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
没有目的地，我就是跑一些有名的小镇，以便开眼界。在福建的一个小旅馆，我从电视上看到有中央领导人视察浙江温州瑞安塘下镇，第二天就赶到那里。我惊奇地发现，这里人家家都有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有的还有彩电。更让我惊讶的是农民竟然抽3块钱一包的阿诗玛、贵烟，而在凤阳是当上县里的官，才可能抽“红三环”——0.83元一包，带加长过滤嘴的香烟。在安徽2分钱一包的火柴，在这里要卖3分半。我掏出1块钱买一包火柴，结果等了半天对方只找给9角钱，询问起来，小店的店主说：“我们这里不用分币了，要不你买3包或者买30包。”
我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观光与猎奇，真正打动我的也不是电视机和农民抽如此昂贵的香烟，而是瑞安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小工厂。我在一位叫张顺贤的农民家吃了顿饭，说起自己的收入，在家里搞塑料制品生产的张顺贤实打实地告诉我：“我的收入在这里算一般，大约每年能挣70来万元。”我在小岗差不多算得上“首富”了，听到这话，脑袋嗡嗡响。70万，这是什么样的概念？是小岗人一年总收入的几倍啊？现在我跟你说这些，心里还纠结万分。这种差距一直让我揪心，改革开放30周年时，也就是2008年，我特意关注了一下，17万人口的塘下镇年财政收入10.98億元，73万人口的凤阳县年财政收入仅5.01亿元。不能比啊！ 在瑞安乡下，我看见挂着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省车牌的大卡车，排着队开来。这些车都是来拉化纤袋的。这里家家户户开制品厂，将塑料颗粒加工成膜，再做成编织袋。一个袋子交给集体时是2毛钱，但是向外省卖的时候涨到了八九毛钱。需求量很大，提不到货的人就住旅社，有的住上半个月都不一定拉到货。我暗暗思忖，我们小岗要做这个，不用说卖给外省，只要卖给凤阳县化肥厂、磷肥厂就有得赚了。根据张顺贤家的机器设备情况，我进行了初步预算：机器成本、原料购买与请师傅加工，6万元就能搞定，小岗人要是一起凑，是能干起来的。这真是一个挣大钱的机会！接下来的行程，目的已经明确。
三
回到小岗，严宏昌把村里重要的人物请到家里，叙述自己的见闻与梦想。可是，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却深受村民们的质疑：“你说他们家家都有电视机，那得要有多少工厂生产？你说那里抽3块钱一包的阿诗玛、贵烟，可是市场上哪有这么贵的烟卖啊！”村民们菜也吃了，酒也喝了，结果却不妙，没人相信严宏昌说的能赚大钱的编织袋生意。队长严俊昌更是斩钉截铁：“农民的钱只能从地里出，要搞你自己搞，我们不搞。”现在说起这事，严俊昌记不得具体细节，但他记得当时严宏昌搞这个东西赚了不少钱。对这事更恼火的是段永霞，当时家里又添新人，小五子严德锦已经4岁，5个孩子挤在茅草屋里已经转不开身，他们夫妻俩只能在土墙上挖出两个洞，搭个小阁楼住。建房子才是她最大的心愿，生产编织袋，建房子的钱又不知什么时候才攒得齐。夫妻的争吵逐步升级，但依然改变不了严宏昌。
没有人愿意合作，最后严宏昌只好自己花了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家里房子太小，他租用了严立华家的房子放机器设备。22天下来，他收回了投资成本，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村里有人找严宏昌谈话，说他搞资本主义，拖了一年多，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种粮大户开始出现。严宏昌又发现了一个新商机，他看到很多农民把卖粮食的余钱花在盖瓦房上。他想，办个砖窑厂一定能挣钱！为此，严宏昌特意请来了江苏镇江的窑师，鉴定小岗的高岭土能否做砖。答案令他非常满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项目又泡汤了。
“20世纪90年代，心发慌啊。”原来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特别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亿元村，如华西村、大邱庄等，让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有被甩在后面的落寞感和致富的紧迫感。倔强的严宏昌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但是最终因种种缘故夭折。
现在回忆起那个时期，严宏昌认为：首先是小岗人的素质不高，需要提高。其次，村里的基础设施不行，应该把村里的水电、通信、道路搞上去，改变投资环境，才能有条件招商引资。
在他看来，农业需要搞规模化，生产却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
“唉，那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严宏昌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指着地里泛黄的水稻说：“以稻子为例，我们可以在市场上看哪个品种的稻子价格好，品质高，我们各家各户就用这种种子。大批量地打入市场，无形中就增加了大家的收入。要是把这些优质稻再加工成大米出售，形成优质品牌，价钱能翻几倍。你看，我们自己生产的花生、大豆被福建、广东人买了去，做成花生糖、豆奶粉，价格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又回卖给小岗村。我们的资源就这样白白地送给别人赚了大钱，我们汗流浃背却拿了小钱。”说到这，他一脸茫然：“我是大包干的发起人，村子穷，心里不舒服。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直到今天，严宏昌依然念念不忘他的工厂梦想，常常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四
严宏昌的塑编厂虽然夭折，但这个工业项目却让他挣了一笔钱。1989年，严家终于可以实施建房的梦想。当时凤阳农村建房一般是由茅草房到瓦房，而搞过建筑的严宏昌建的却是钢混结构的楼房，一排六间，打下的是三层的基础。拥有自己称心如意的房子往往是中国人终其一生的追求，在农村，建房更是农民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不少小岗人都说严宏昌的房子风水好，关于这一点我曾问他请谁看的风水，他的解释颇有几分狡黠：“我这个房子的风水，还是万里给看的呢！”严宏昌的新房建在原先那3间茅草房的东面，当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小岗视察，曾指着这块地希望他能盖上大房子，这就是万里看风水之解释的事实基础。严家房子一楼西墙很长一段时间曾有两个伸出去的钢筋弯钩，严宏昌曾告诉记者说，这是希望未来能够将他家过去的房子也一并连起来。
严宏昌真正自豪的不是风水，也不是这个钢混结构房屋的规模及其领先性，而是这个房子曾经接待过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视察，参观过大包干20周年纪念展览室、图书阅览室、农民文化科技学校后，来到了严宏昌家，参观了他的房子。在严宏昌家的院子里，江总书记和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们进行了座谈。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过去虽然没有来过小岗，但我一直很关注小岗，因为邓小平同志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中央集体研究决策的。”江泽民接着说：“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而且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最后，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长回良玉提议：“请总书记同当年参与‘大包干’的农民们合影。”江泽民欣然同意，并诙谐地说：“好啊，不胜荣幸。”今天在严宏昌以及其他大包干带头人的家，我们还可以看到那张合影。
建了两年的第一层楼，共花去6万多块钱。一家人在里面住很宽敞，而后来孩子大了，结婚住房要增加，就再接着盖了第二层、第三层。因为楼梯等事先已经预留了。现在，小岗人家大多数是二层楼房，而严宏昌家却是三层楼房。这三层楼前后盖了近10年，但当年的基础一点没动。当然，这些楼房现在分给了老大严余山和老二严德宝。严宏昌自己住在后面新盖的三间平房里。擁有大房子是小岗人40年的一贯追求，在严宏昌家，更显著一些。 严宏昌家新房建成的第二年，担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他，却遭遇了来自兄弟的挑战。那幢大房子对于严宏昌来说，不仅是彰显自己的实力，同时也是引领小岗未来住房的一种方向：将来大家都要住这样的房子。除了房子，农村还应该有宽阔的街道。这条街道就是目前横穿小岗东西向的友谊大道，只不过当时严宏昌要建的还只是宽阔的土路。从西到东原是一条狭窄而弯曲的小路，是因为走的人多了形成的。这期间凤阳县下派的驻村干部，从小岗的发展考虑，规划了这条路基。此时作为队长的严宏昌，完全同意这个规划，他的见识远远超过一般村民：建一条从西到东的宽阔马路，将来大家在街道两边有规律地盖房子，整齐划一，像南方的那些集镇一样。
在村庄里修建笔直宽阔的道路难免要拆迁。二弟严付昌家的猪圈正好挡到了路，必须要拆掉，这大大惹恼了二弟。一些要被拆掉房子的村民，鼓动严付昌去找严宏昌说理，结果严宏昌说：“先拆你的猪圈！”僵持一段时间后，严付昌自己把猪圈拆了。他对人说：“我嫂子（段永霞）跟我说，如果我不拆，就把我哥一辈子的路都堵了。”
1993年，小崗生产队与大严生产队合并，成立小岗村。严俊昌由严岗村回来，任小岗村支部书记。作为一种承认方式，这一年，严宏昌被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
因为大包干的名望成为安徽省人大代表，而严宏昌却把这一荣誉带来的便利大多投到工业上。交际面一下子扩大许多，省人大代表的身份，更有利于他去招商引资。1993年底，严宏昌引来一个名叫旺兴达的电讯器材有限公司，香港、凤阳县与小岗村3家合资，投资额达到了1000万元，严宏昌任董事长。两年后，这家企业在临淮关投产，严宏昌却成为名誉董事长。这一转变附带的结果是，严宏昌被提升为小溪河镇工经委副主任。与同时离开小岗村升为小溪河镇农委副主任的严俊昌一起，成为吃财政饭、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
作为大包干带头人，这样的一种身份提升，还是令许多人羡慕的。严宏昌却觉得若有所失，省人大代表让他长了不少见识，结识了不少领导和名人，他为凤阳县的水利建设，为小岗村的经济发展提过议案，这些毕竟只是写在纸上的，落实要上级和各方面支持。至于镇里的工作，上面有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工经委里还有主任，轮到自己独自过问的事情很少。这时，有一家台资企业要来小溪河镇办石粉厂，需要在金庄村征地，一直征不下来，镇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严宏昌，他上门和老百姓交流，最后把土地征了下来，石粉厂终于开办。
成为省人大代表这一年，严宏昌的大女儿严德凤出嫁。紧接着两年，大儿子、小女儿出去打工，二儿子与小儿子离家读书。家里再没有可以搭把手帮助干农活的孩子了。小岗农活五六月间最忙，先是栽早稻秧，接着收割油菜、麦子，白天黑夜连轴转。严宏昌家当时机械化程度已大为提高，但由于地块小，加上土地平整度等原因，插秧机使用效果不好，栽秧只能凭人力。这时还需种迟花生、黑豆等，刚收割完的麦子也得及时晾晒，如果碰上下雨便会长芽，损失就大了。关键时刻，农活重点是人力，严家这时却只有严宏昌、段永霞可以下地干活，而严宏昌每天要骑着自行车去镇里上班，加上到合肥开人代会，进行人大代表视察等活动，家里的农活压力越来越大。
小岗村年龄大一些的人都知道，和严宏昌一起走路要缓慢一些。这不是因为他现在年近70的原因，而是当年受过一次重伤。他的大女儿严德凤告诉我，1995年严宏昌把拖拉机开翻了，他被翻过来的机子压伤了，腿上鲜血直流。“当时只有我妈在场，她被吓得浑身哆嗦，冲过去抱住他的脚，用毛巾扎，血还是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一地。”接下来几天，严宏昌只能待在家里养伤，地里的活只能由段永霞一个人干了。有一天段永霞干完活回来，发现严宏昌不在家里，找遍了屋前屋后，都没有找着，焦急地大喊：“严宏昌，你在哪？”“我在楼顶上呢。你上来？”段永霞刚刚释怀，又生出一股怒气。她噔噔噔冲上去，却见严宏昌站在楼梯口边，一脸尴尬地说：“我惦记着地里的农活，着急，就爬上房顶想看你干活，结果上来了下不去了。”段永霞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五
1993年回小岗村，严俊昌当了两年村支书。接着他儿子严德友先当村支部副书记，然后是村支部书记，1998年调离。上面派小溪河镇副镇长张从安来兼任小岗村支部书记。1998年下半年，小岗村村民委员会换届。这一次，选举方式是海选，一心牵挂小岗的严宏昌决心竞争一把。初选后，定下来11月26日进行正式海选。因为是小岗，因为第一次海选，从北京到上海，来了很多领导和记者。时任凤阳县委书记的李耀才亲自过问每一个环节，确保程序合法合规，选举圆满成功。收录在记者汪强《瞬间de记忆》一书中的《小岗村里选“村官”目击记》，是记者在全程跟踪采访选举过程后，写的一篇通讯，记录了11月26日正式选举那一天现场风云际会、一波三折的场景：
1998年11月26日，是凤阳县小岗村民主选举村委会主任的正式海选日子。
26日清晨，镇、县、市、省一级，上海、北京各部门的领导、各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提前赶到，各种车辆塞满了小岗大道，亲眼目睹、现场报道这一引人注目的直选情况。
村民们从四面八方扛着板凳，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走进村中央的希望小学会场。早已焦急的记者们乘势迎上去采访：“农民想选什么样的人当村委会主任？”几位村民回答说：“谁能让小岗致富，谁能替村民办事，我们就选谁！你相信我们不会选错人！”……
10点零8分，选举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终于开始了。
会议由副镇长兼村党支部书记张从安主持，原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立学担任监委会主任。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如今健在的14位老同志应邀坐在前排，以示尊重。全村259名具有选民资格的村民分为两大方阵，拥戴吴广德的坐在东边，拥戴严宏昌的坐在西边。
县委书记李耀才告诉大家：“我们这次选举村委会干部，全部采用民主直选形式。事先不提名，不划框框，不定调调，所有程序都严格地按照凤阳县第四届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进行。” 选举大会显得既庄严又隆重，一切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首先，两位候選人登场分别进行竞选演说。严宏昌的一番施政演说，沉稳老练，有条有理，发展规划鼓舞人心，引起了群众的掌声，不愧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大角色。与其相比吴广德的演说就显得逊色多了。但最后吴广德说：“我虽然说不好，但主要是看我干得怎么样。”此话实在，同样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
“不同意的请举手！”话音刚落，西边方阵中有三位村民举手表示反对。“三票无效，通过！”这是在表决通过监票人的一个小镜头。忽然间，西边方阵中的村民徐从秀和丈夫气呼呼地跑到前台，手里举着户口簿和选民证说：“为什么不发给我选票！”
有人说：“她早几年前就外出打工了，光有个户头挂在小岗，选举时就跑回来了，怎能算数？”
又有人说：“按规定，只要你的户口在哪里，你必须在哪里进行选举，这是政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会场骚动起来。
为此，村民选举委员会进行认真核实后，又经过上级监督部门的当场认可，发现是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失误，立即补发给了她选票，并向她表示道歉，选举会场这才平静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紧张地过去，工作人员采用在黑板上写“正”字的形式，唱票公布选举名单。
午时已过，黑板上的“正”字不断增加，越写越多，主要集中在严宏昌和吴广德两人上面，一会儿严的“正”票多于吴，一会儿吴的“正”票超过严，竞争激烈，扣人心弦。
在两大方阵中，双方头儿严俊昌、严宏昌的身边人群最为集中。一笔一划时时在牵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时而焦躁，时而兴奋。站在场外的旁观者和记者们也被选举的气氛感染了，纷纷议论起来。
有人说，小岗村村官应该选年轻人来锻炼，小岗的明天毕竟属于年轻人，严宏昌不该参与。
有人说，小岗村村官理应由严宏昌来干，凭他的知名度和开拓精神，就是小岗的无形资产，他干对小岗的经济发展有利。20年时间，由队长干到村长实在是委屈他了。让他干，是这帮大包干穷哥们对他的信任。
也有人说，这是一场闹剧，两代人，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青年，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大包干带头人，悬殊太大。严宏昌应该去选乡长、县长、人大、政协官员倒差不多。
还有人说，谁选上，并不重要，关键是，海选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意识，是村民民主权利的象征。
的确，这场直选的意义完全超越了选举的本身。
整整经过四个小时的紧张选举。最终结果以严宏昌的137票对吴广德的120票领先，当选了小岗村的第四届村委会主任。
下午1点30分，严宏昌从镇长手中接过了红彤彤的当选证书，心中有说不出的酸楚和激动。20年来，他从大包干初期的生产队长历经坎坷，如今才赶上个村官，在他的成长史上，未免进步显得太慢太慢，是严宏昌本人的问题，还是组织上关心培养不够，这是后话，另当别论。这次当选完全体现了村民们对他的无限信赖。
他明白这大红证书的分量，更知道日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严宏昌当选了，标志着小岗的民主进程向前跨越了一步。
但他如何处理好本村的家族矛盾和人际关系，怎样团结好全村人发展经济，进行二次创业，建设一个富裕美好的新小岗，更为重要。
这是在场的领导和记者们最为关注的。面对严宏昌，人们寄予厚望。
面对小岗村，人们充满信心，明天更好。
从政治层面上看，省人大代表与镇工经委副主任，其层级远远要高于村委会主任，但严宏昌觉得，村委会主任这个位置，能让他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小岗价值”，能把企业搞起来，能圆工厂梦。他考察、洽谈了一系列企业与项目：一个冶炼厂，对黄金白银的废料再加工提炼；一个日本投资的养鸭场；一个ABS项目与一个尾气排放控制项目；一个汽车配件厂；一个柴油机钢盖厂；一个电梯配件厂……这些都是严宏昌竭尽全力努力过的招商引资项目，但即使包括先前的旺兴达电讯公司，没有一个项目取得成功。
从小岗出发，往北到梨园村，再往东到达小溪河镇，7公里。折返回来从梨园村接着往北再往西，经过板桥镇、临淮镇，大约20多公里，抵达凤阳县城。从小岗往南，绕道总铺镇，到达凤阳，也要20多公里。现在的道路状况，还是沈浩来担任第一书记后，千方百计打通的。作为一个孤零零的村庄，发展工业，首先要有配套的水、电、路、气、通信、下水道等，这些建设的投入很大，在严宏昌执政时代，靠一个村庄自身的滚动发展来实现，几乎不可能。另外小岗村就那么几百人，来一个大一些的企业不要说人才，就是劳动力资源也不充裕。还有融资、市场等问题，没有优势，只有劣势。对于这些劣势，严宏昌曾经对《三联周刊》记者李鸿谷说：“如果项目发展起来了，现在看起来的区域劣势，就不存在了！”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李鸿谷和他的团队，曾经在严宏昌家住过一个星期，采写过《农民严宏昌的30年》等一系列文章。严宏昌对我叙述的许多故事，10年前，对他们也叙述过。10年的发展，小岗村的交通状况早已今非昔比，2017年4月25日，盼盼集团投资10亿元的小岗盼盼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已经进驻小岗工业园区，其后就一直进行厂区建设，现在主体工程已接近完工，到今年底，就会投产。关于“区域劣势”，正如严宏昌所说，因为项目发展了，“就不存在了”。
六
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后，除了千方百计办工厂之外，严宏昌还号召村里人大力发展养殖业。樱桃鸭40天一个生长周期，见效快，鸭粪是鱼的饲料，一举两得。每户一年若能养一万只鸭子，人均收入就能成倍增长。同时他还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业，在旱地、荒地上种植柿子树、银杏、杜仲等经济林，人均若是达到半亩，几年后就是“绿色银行”。同时，还要以小岗的知名度来做文章，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小岗牌”的名牌效应，与一些企业进行合作，通过品牌输出赚钱。这些设想和行动，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见地的发展行动，但计划和设想很耀眼，但遇到骨感的现实，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中国的乡村政治和经济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村办企业、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往往是通过“能人经济”实现的。
2001年10月，第三届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在深圳举行。严宏昌随滁州代表团一起，到特区寻找商机。在深圳，严宏昌作为嘉宾，和著名科学家杨焕明等人一起，走进深圳电视台《我看高交会》栏目，与主持人和观众对话。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严宏昌一出现，就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极大兴趣。当主持人手拿江总书记在严宏昌家做客的大幅照片介绍时，全场沸腾，欢呼之手挥动如森林。改革的深圳人以改革的热情向发起“大包干”的改革英雄致敬。在节目现场，严宏昌叙述很多，至今依然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回答观众的提问。
问：小岗的改革和深圳的开放，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不同的是你们是自下而上进行，深圳是自上而下进行，你认为是巧合吗？
严宏昌：我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当年小岗村的经济已经崩溃了，我们本能地搞起了“大包干”，是为了吃饱肚子，求生存。深圳当年搞开放，是因为“四人帮”把国家的经济也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再不开放就不行了，实际上也是为了求生存。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是邓小平和我们农民想到一块去了。
问：沿海的农村都在搞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土地相对集中起来了，你认为“大包干”还有生命力吗？
严宏昌：客观条件不一样，经济基础不一样，生产条件不一样，市场状况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的生产方式。中国这么大，绝大部分农村耕作条件和市场状况，都不能适应集约化经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最符合农村现实情况，“大包干”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深圳电视台的节目中，严宏昌还和袁庚进行了对话。1978年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是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的提出者，后任蛇口区委书记，号称“中国开放第一人”。和袁庚的对话中，严宏昌追述了“大包干”红手印契约的产生过程。
袁庚：你们这是很勇敢的行为。按手印不是开玩笑的，要有多大的勇气。要是“四人帮”在台上，跑不了定为“地富反坏反攻倒算”，要被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严宏昌：我们是被生活所迫，不像袁老您有目的、有思想地忙着中国开放的大事。
袁庚：我只是打打报告而已。你比我做得有勇气，更坚决。
严宏昌：我当选村委会主任，有一些反对票。
袁庚：这很正常。我非常赞赏这样一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严宏昌：有人反对我，我认为不是件壞事。谁对我有意见，就让谁监督我。村里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我请对我意见最大的人当理财小组组长。村务、政务、财务都公开了，群众心头的疙瘩就都解开了。
七
严宏昌家院子的东南角，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每到傍晚时分鸡上笼时，领头的大公鸡先从外墙的猪圈跳上围墙，再跳到这棵梧桐树上，再顺着枝杈一点点跳上五米多高的树枝，开始鸣叫。于是严家那些能飞的鸡，都一个个张开翅膀，扑棱棱地往树上飞，晚上就在树上过夜。连冬天下雪时也这样。不能飞的小鸡们只能望树兴叹。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在小岗，严宏昌家这个奇景是独特的，而且这个奇妙的镜头还被中央电视台摄入了《小岗过大年》的专题片里了。当年拍摄到镜头里的大公鸡如今早已不在了，但鸡上树过夜的奇景依旧在。
若干年间，严宏昌的儿子女儿都是和他在一起过的，全家22口人一起干活，一起开伙，在小岗是独一份。乡村惯例是各家孩子大了，女儿出嫁住夫家，儿子成家就分家。严宏昌家却与此惯例完全相反，每顿饭女主人段永霞都要准备两桌。这让人们觉得他这个带头分地的大包干带头人有些不可思议，似乎在严宏昌身上，包括他家里的人和事，总是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家里的孩子一一离开家乡，这是严家完成田地里农活最困难的一段时光。1995年，出嫁的大女儿严德凤又回到小岗，她和丈夫袁世强住在自家的田边，使严家生产压力稍有缓解。2000年在外打工的二女儿严小兰回来了，一年后二儿子严德宝当完兵回来，严家最小的儿媳妇郑晓2003年从海南回到安徽小岗，丈夫还在外面打拼。2005年大儿子严余山一家也回到小岗，还开回一辆帕萨特。
一大家人重新团聚，每年过年，严宏昌家都会有一个家庭会议。2001年的重要决定是严宏昌不再干村主任，让从部队回来的严德宝去村里当村支部副书记。2006年讨论的问题很重要，这个家是分家还是合着过？结论仍然是合着过。严德宝也不再干村支部副书记，回来持家。当时严余山成立了“小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能源节约是整个社会未来的大势所趋，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严余山的小岗节电器产品，前景好。为了支持他，村里把老村部让给严余山做厂房，又给他办了一笔可观的贴息贷款。说到一家的聚合，严宏昌当年对李鸿谷说：“凭孩子们各自的力量，很难做成各自的事业，所以至少这个阶段团结起来很重要。他们只要一心干事就行了。即使他们什么都没有干成，还有我，我家的田地也能养活他们。”严家的农田与严宏昌自己的各项收入，在小岗地界支撑这个大家庭，生活是能够维持的。
严宏昌家的这种聚合如今已经分开，因为孩子们早已分开居住，女主人段永霞也于2015年去世了。这个勤劳而乐于奉献的乡村主妇无疑是严家的大半边天，严宏昌这些年在外拼搏，说去哪里就去哪里，家里的一切都是段永霞。她去世以后，无人再能够承担起操持一大家子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职责。这样一桩操心、费神、劳力的事情，有心无力不行，有力无能也不行，有能无为还是不行。
回忆起那一段时光，严宏昌觉得温暖而充满眷恋。他认为，那是一个家庭凝聚力的体现，是一种家庭团结的力量。如今他的家庭，子女孝顺，兄弟友善，姑嫂和谐，姊妹情深，大家努力做事，耕读不辍，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2018年高考，他的大孙女严海月考了563分，超出一本线58分，被安徽财经大学录取，这是最令严宏昌自豪的。严宏昌自豪的不仅是孙女考上一本，重要的是她是小岗学校初中毕业的。这所学校，是严宏昌、严俊昌、关友江、严金昌等大包干带头人多年呼吁后，在原小岗小学基础上建起来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使小岗及其周边的孩子能就近读初中。小岗学校现在的占地面积2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操场6000平方米，有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有体育器械、各功能室、理化科学实验室，少年宫有体育舞蹈室、音乐室、美术室、音体美教室、图书室、还有一个科技活动室，和一个同步课堂，可以进行远程优质课资源对接。二儿子严德宝的两个孩子严才源、严润琳也都是在小岗学校就读的。当年北京有个王姓记者，把严才源写成是严德宝夫妇抱养的。我在《小岗村40年》中也这样写，结果严余山说错了，严才源是严德宝和妻子舒泽玉亲生的。严宏昌说，是亲生的，即使说错了也不会变成不是亲生的。平常生活中，严宏昌总是如此豁达。 严余山作为严宏昌的长子，这些年一直在继续完成他父亲的愿望。经商、办企业，他努力了很多年。现在，他担任小岗村党委委员，分管扶贫等许多工作，是“包二代”中的杰出代表。
作家温跃渊在采访严宏昌后曾跟他扳着指头算：“宏昌，你在小岗也算是创下好几个第一了：1983年，你第一个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办小厂你是第一个；现在这私营企业，你家也是第一家；严余山买的小轿车，在小岗村也是第一辆；盖二层小楼时，你是第一个，那时我刚好在你家；如今村里开始盖二层楼了，你却又第一个盖起了三层楼。我说你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严宏昌说他家人口多，老少三代连女儿、女婿及外孙们一共二十好几口，房子自然是要多的。除了友谊大道边上的那片楼房，严家大女儿严德凤、小女儿严小兰、小儿子严德锦都在小岗新区买了商品房。严小兰还在凤阳县城买了房子。
八
和严宏昌接触，我觉得他的语言表达力特别出众，思维清晰，逻辑严密，描述准确，像是一个智者。他已年近古稀，身板挺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确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他现在有退休工资和大包干带头人补助等收入，在小岗算是高收入老人。他住在自己的平房内，平房堂屋前后两扇大门对开，炎炎夏日坐在堂屋内的八仙桌旁，穿堂风悠悠，连电风扇都不要开。严宏昌常常在桌旁看书，十九大召开后，习总书记报告的单行本他很快买来，反复看了好几遍。有时，他也和来人喝茶、聊天，谈论小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今没有了大家庭聚合，除了小五严德锦在广州，他的其他四个孩子都住在小岗，一日三餐，遇到谁家就在谁家吃，轻松而惬意。
当然，严宏昌也还有遗憾：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自从按下红手印的那个夜晚起，40年来，他已经递交了10多次入党申请书，但村支部一直没有发展他入党。2017年12月31日下午，我和溫跃渊在他住的三间平房的南门口采访他，谈到这个事情，严宏昌颇感到无奈。他的心中，对于没有入党，有着诸多复杂的酸楚。他叹息一声：“入党誓词，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我有些怀疑，正犹豫要不要让他试试，他自己开口了：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一字不差！我非常震撼。温跃渊老师望了望我，也是一脸惊讶的表情。
责任编辑 夏 群
一
当年小岗20来户人家，主要由严姓与关姓两个姓氏构成——韩姓只有一户。严姓又由不同宗的两支构成，具体到我们这一支，父亲告诉我，我们这个“严”世居于此，祖上七辈单传，直到我老太太（凤阳人的称谓，即太爷爷）这一代人丁才开始兴旺，生了3个儿子。其中老二这一支尤其发达，有5个儿子，我父亲严家太是第五子；俊昌的父亲严家齐是第三子。我和俊昌是堂兄弟。
小岗另一支严姓从西边的小严队迁移而来，而关姓同样世居于此。
我和共和国同龄，1949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公历1949年10月30日）出生在小岗。和儿时的很多伙伴比，我很幸运，因为上学了。我能去上学，是因为父亲严家太心里憋着一股气。父亲是文盲，我5岁那年，遇到好年成，秋收后，家里余粮比往年稍多，村上的干部希望父亲多交一些公粮，帮干部的那部分也给交了。父亲没有答应。干部当着他的面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乡里的领导。父亲很珍贵地藏好这封信，以为是宝物，去乡里找到书记。书记看过就笑了，问父亲：“你交了公粮没有？”接着给他念了这封信：“严家太自私自利，不交公粮，要严肃处理……”这件事让父亲憋屈万分，差点吐了血。他决定，砸锅卖铁吃不成饭，也要让我念书。读完初中，我还想念，父亲就让我再念高中。
在小溪河高中一年级读了一学期，家中实在太穷了，没有饭吃，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讨饭。我很不甘心就这么辍学了，打背包时，把课本打在里面，想路上有时间再学习。一路往江南乞讨，到浙江桐乡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们被当地巡逻队关了起来。第二天，我们被转送到上海南翔灾民站。在那里，工作人员打开我的背包，发现背包里全是中学课本，情不自禁地嚷道：“看看，这是学生，连学生都来讨饭了。”一位女工作人员当即流下了眼泪，我自己实在忍不住，大哭起来。太憋屈人了！
我是1969年底结婚的，妻子段永霞是同县板桥公社的人。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她比我大两岁，觉得我有文化，很喜欢我。第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我们家老大德凤出世，可家里没有粮食吃了。过完年，农历二月初二，我们两口子决定带着孩子去要饭。两边家庭都不太放心，我们毕竟是刚结婚一年多的小夫妻，还带着孩子。我妈就让我妹妹跟上了我，岳母与内弟也与我们同行。这样，5个大人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孩子，买了站台票进到车站，一路风尘到了怀远县。
到了一个村子，我找到了一间牛棚，想凑合着住下，看牛人却不允许，他叫来了生产队长。队长看我们实在太穷了，动了恻隐之心，让3个女的带着孩子住进了他家，两个男的住牛棚。连续4天，都是她们女的出去要饭，岳母把要来的馍送到牛棚让我吃。我老是想着，我是一个有文化的男人，不该去要饭。所以，一直躲在牛棚里。第5天，段永霞一手拿着馍，一手托着粥，进了牛棚，我躺在牛吃的草上没有起身。她问：“吃了吗？”我仍然躺着，举起胳膊用手指指牛棚上的梁。几天的馍完整地吊在梁上，因为下雨全霉了。段永霞气得大吼起来。那些馍我原本舍不得吃，想留下来，带回家和大家共享的。结果，都霉掉了。我很懊悔没有及时晾晒它们，但嘴上却不服气。也许是读了书的原因，我身上有了一种虚妄的“尊严”，无法心安理得地要饭。
妻子的愤怒与争吵引来了当地的村民。当时大家对我们有些不满：“你们都穷得出来要饭了，还吵什么？”永霞指着我解释：“我是生气他，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也穷得要出来讨饭……”虽然永霞没有文化，但她的解释也让怀远人唏嘘。村民们于是问我，愿不愿意去跟他们一道挖塘？一项只管吃饭却没有工钱的工作。“只要不要饭，干什么都可以。”我当然乐意。不料，这竟是一个转折。挖完塘，当地人又问我可愿意去挖藕？挖一斤1分錢。挖藕是一项技术活，它需要用脚从水底找到藕，水深时要用脚从淤泥里将它勾出来。最深的时候，水面齐胸，稍稍掌握不好平衡，就可能整个身体倒进水中。在小溪河中学读书时，我曾经给同学家挖过藕。
挖塘挖藕，整天在泥里拱。看我能吃苦，干活实在，有人又帮我找到了修铁路挖土方的活。如此反复3年，我很幸运地进了建筑队，开始在铁路各车站建房子。这是完全与小岗生计不同的地方，建筑队里的小工每天工钱有1元钱，一个月不休息，能有30元，比干农活高多了。而技术工，三级是每天1.61元，四级是2.02元，五级甚至达到3.27元。40多年了，这些标准我依然记着。我从小工干起，几年下来，干到了五级工。看图纸、做预算、进行简单的设计，我都学会了，后来就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我当小包工头，派活采用的是承包制，一天就那些活，你保质保量地干完，就可以提前下工，所有人都有工作热情和效率。到了1977年，我最高时一个月曾往家里拿过200块钱。当时黑市大米的价格2—3角一斤，我和永霞都很高兴，肉埋在碗底下吃。
凤阳是“三靠县”，当时的情况是，农村秋收后，自家的粮食能够让农民撑到年底，政府的救济也基本从来年的元月开始提供。但这个“基本原则”对于小岗不合适，这里太穷，基本上每年11月一入冬，政府就必须提供救济粮，持续至次年的夏收季节。每家农户有一个“粮本”，粗粮细粮一起，每人每天供应8两。不只小岗村，凡持有粮本的农民，惯例是贷点款也借点钱，买回一部分的供应粮，先卖掉，然后才去买粮本上还剩下的另一部分指标粮。因为粮本上的救济粮食每斤价格为7—8分钱，是平价，若把这些粮食拿到黑市上交易，每斤能卖到2—4角钱。这其间的差价既可以还掉贷款与借款，在买回剩下粮食的同时，还稍有盈余。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但农民先期购买那一部分粮食的钱从哪来呢？
首先是干农活挣工分钱。七八岁的小男孩，如果给村里放牛，差不多每天可算2个工分。40多年前，小岗一个人一天的满工分是10分，好年成大约可折算成7—8分钱，差的时候就只有5分钱。放牛的孩子折下来，能够每天收获1分多钱。现在你听了，也许是笑话，可当时这就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收入。所以，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村里人，多数都是文盲，在当时，一天挣1分钱也不少啊。 当然仅靠工分挣的钱，并不能保证社员买回救济粮。政府政策的配套方式是，在11月发放救济粮的同时，配有生活救助款与贷款，从公社一级开始分解给大队、小队。一般情况下，生活救助款大约3—5元，贷款则稍多，约7—8元。但这两项分解完成后的指标，每个村都不超过三分之一。两项相加，结果每村仍有接近一半人还是缺乏基本的经济来源。讨饭，更准确地说是要钱，就成为获得存活机会的重要条件。讨饭和在集体干生产相比，讨饭收益显然高于工分。
救助款与贷款下来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的，也不会平均分配。队干部有获得各种款项，特别是生活救助款优先权。救助款是白给的，不要还的，人人想争。得到的大多数是干部。理由很简单，干部要督促农民干活，责任重大。同时，干部的确也都是穷人，给些救助，没有错。为什么二十来户的小岗，差不多每家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就是分救助这些优先权经过长期博弈而均衡后的结果。道理很简单，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你一个人独占。
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我无须考虑这些事情，一切都有他去应对。但结了婚，分家单过，所有的问题必须自己扛了。我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弟弟也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父母的压力很大。作为长子，有些问题，我必须分担，在外面当小包工头，也要不时接济他们。
生产队原则上要求每个劳动力都要在队里干活，在外面干，每个月需要向生产队交15块钱，买工分。队里也需要有人交钱，队长要搞一些公共开支，像免不掉的一些吃吃喝喝。这笔钱是队里重要的财政收入。我是1978年上半年回来的。为什么回来？是因为蹲点干部反映，说我是“黑包工”，老是在外面干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所以生产队要我回来。我不愿意。于是，生产队就要我每月交45元，我愿意交，还是不回来。生产队最后要我每月交100元，那我怎么交得出来，只好回来。小岗人见我在外面干的不错，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希望我来当干部，把他们带出饥饿的境地。我原先没有干过多少天的农活，不懂农业生产，加上村里那么多人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都没有干好，我又不是龙，能干好吗？所以我不愿意干。最后村里年长一点的关庭珠，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让我们每天喝上两顿菜稀饭，我就满足了。”我顿时鼻子一酸，泪就落下来了。我想，乡亲们要求不高，还没有说要吃三顿饭啊！就这样，我心一横就同意了。后来却只让我当了副队长。到了11月24日夜晚，在严立华家，我起草了契约，大家按了红手印，把地分了。
关于分地的事情，我和严俊昌、严立学等人早就悄悄捣鼓了。正式写契约，按手印是1978年11月24日夜晚。当时我也不知道那一天是几月几号。第三天上午，我到小溪河镇上赶集，在商店里看到挂在墙上的日历本上显示的日期是11月26日，心里一划拉，记下了我们做的这件“砍头大事”是11月24日夜晚。
二
地分了，我就在家干农活。小岗人少地多，我家分到的地和开荒地在一起，有30多亩，孩子都小，就我和段永霞两个劳动力，忙得很。我家是3间茅草房，那时是4个孩子，段永霞早就盘算着把它建成瓦房。我前些年在外面当包工头，挣下了3000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钱，足够盖三间瓦房了。但1979年秋天，庄稼还没有收，我父亲去世了。我家兄弟4个，只有我一个人结婚了，两个大的弟弟都到结婚年龄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小弟弟才10来岁，所有费用只能由我来承担。下人对上人，这是应该的。
严宏昌很详细地给我计算了这次丧事的花费：寿材、寿衣之外，到黑市购买粮食是最大一笔开支，而制作大幡与出殡每人头扎的白布，不但要钱，还要布票。严宏昌借的布票，直至布票取消时也没有还完。农村的丧事，是基本上收不到礼金钱的，稍好的是来客给五毛或一块钱，一般则由来宾自己带来“纸钱”烧掉了事。而丧家却要开流水席来招待客人。他当时的排场震动凤阳东乡。包括严俊昌在内的他们这一支严姓，全部停下手里的事情，给严宏昌家帮忙料理后事。结果，严宏昌挣的3000多块钱全用完了。
办完隆重的葬礼后，严宏昌却没有钱为父亲办“五七”了。村里家家都穷得叮当响，自然是借不到钱，1979年的丰收季节还没有到来。家里值钱的有一头小猪，大约70多斤，还有的就是严宏昌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只有这两样可以卖掉凑钱。最后，一位远房亲戚借了钱给他，“五七”总算办了下来。猪和手表都没有卖，但准备盖房子的钱却用完了。事后，严宏昌很后悔，不是为父亲丧事花钱，而是为什么托人买这块全钢防震的上海牌手表？如果不花125块钱买这块表，用这笔钱去买几头小猪，来年不是能够赚上一笔吗？买了一块表，钱就“死”在这块表上了。担任包工头经历，让他早已有了投资意识。
又过了5年，严宏昌家靠农业生产创造的积蓄已经超过1万元，当时物价已经涨了不少，但1万元盖3间瓦房还是能够盖得起来的。可这时，严宏昌却有了意外之举。1984年秋收完毕，严宏昌向段永霞要了3000元钱，说要去买收割机。在村里人看来，他这笔钱纯粹是出去瞎折腾，但严宏昌却告诉我：“吃饭的问题已经解决，农村出现了卖粮难，我从广播里听到江、浙、闽农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我要去外地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
没有目的地，我就是跑一些有名的小镇，以便开眼界。在福建的一个小旅馆，我从电视上看到有中央领导人视察浙江温州瑞安塘下镇，第二天就赶到那里。我惊奇地发现，这里人家家都有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有的还有彩电。更让我惊讶的是农民竟然抽3块钱一包的阿诗玛、贵烟，而在凤阳是当上县里的官，才可能抽“红三环”——0.83元一包，带加长过滤嘴的香烟。在安徽2分钱一包的火柴，在这里要卖3分半。我掏出1块钱买一包火柴，结果等了半天对方只找给9角钱，询问起来，小店的店主说：“我们这里不用分币了，要不你买3包或者买30包。”
我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观光与猎奇，真正打动我的也不是电视机和农民抽如此昂贵的香烟，而是瑞安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小工厂。我在一位叫张顺贤的农民家吃了顿饭，说起自己的收入，在家里搞塑料制品生产的张顺贤实打实地告诉我：“我的收入在这里算一般，大约每年能挣70来万元。”我在小岗差不多算得上“首富”了，听到这话，脑袋嗡嗡响。70万，这是什么样的概念？是小岗人一年总收入的几倍啊？现在我跟你说这些，心里还纠结万分。这种差距一直让我揪心，改革开放30周年时，也就是2008年，我特意关注了一下，17万人口的塘下镇年财政收入10.98億元，73万人口的凤阳县年财政收入仅5.01亿元。不能比啊！ 在瑞安乡下，我看见挂着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省车牌的大卡车，排着队开来。这些车都是来拉化纤袋的。这里家家户户开制品厂，将塑料颗粒加工成膜，再做成编织袋。一个袋子交给集体时是2毛钱，但是向外省卖的时候涨到了八九毛钱。需求量很大，提不到货的人就住旅社，有的住上半个月都不一定拉到货。我暗暗思忖，我们小岗要做这个，不用说卖给外省，只要卖给凤阳县化肥厂、磷肥厂就有得赚了。根据张顺贤家的机器设备情况，我进行了初步预算：机器成本、原料购买与请师傅加工，6万元就能搞定，小岗人要是一起凑，是能干起来的。这真是一个挣大钱的机会！接下来的行程，目的已经明确。
三
回到小岗，严宏昌把村里重要的人物请到家里，叙述自己的见闻与梦想。可是，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却深受村民们的质疑：“你说他们家家都有电视机，那得要有多少工厂生产？你说那里抽3块钱一包的阿诗玛、贵烟，可是市场上哪有这么贵的烟卖啊！”村民们菜也吃了，酒也喝了，结果却不妙，没人相信严宏昌说的能赚大钱的编织袋生意。队长严俊昌更是斩钉截铁：“农民的钱只能从地里出，要搞你自己搞，我们不搞。”现在说起这事，严俊昌记不得具体细节，但他记得当时严宏昌搞这个东西赚了不少钱。对这事更恼火的是段永霞，当时家里又添新人，小五子严德锦已经4岁，5个孩子挤在茅草屋里已经转不开身，他们夫妻俩只能在土墙上挖出两个洞，搭个小阁楼住。建房子才是她最大的心愿，生产编织袋，建房子的钱又不知什么时候才攒得齐。夫妻的争吵逐步升级，但依然改变不了严宏昌。
没有人愿意合作，最后严宏昌只好自己花了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家里房子太小，他租用了严立华家的房子放机器设备。22天下来，他收回了投资成本，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村里有人找严宏昌谈话，说他搞资本主义，拖了一年多，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种粮大户开始出现。严宏昌又发现了一个新商机，他看到很多农民把卖粮食的余钱花在盖瓦房上。他想，办个砖窑厂一定能挣钱！为此，严宏昌特意请来了江苏镇江的窑师，鉴定小岗的高岭土能否做砖。答案令他非常满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项目又泡汤了。
“20世纪90年代，心发慌啊。”原来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特别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亿元村，如华西村、大邱庄等，让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有被甩在后面的落寞感和致富的紧迫感。倔强的严宏昌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但是最终因种种缘故夭折。
现在回忆起那个时期，严宏昌认为：首先是小岗人的素质不高，需要提高。其次，村里的基础设施不行，应该把村里的水电、通信、道路搞上去，改变投资环境，才能有条件招商引资。
在他看来，农业需要搞规模化，生产却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
“唉，那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严宏昌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指着地里泛黄的水稻说：“以稻子为例，我们可以在市场上看哪个品种的稻子价格好，品质高，我们各家各户就用这种种子。大批量地打入市场，无形中就增加了大家的收入。要是把这些优质稻再加工成大米出售，形成优质品牌，价钱能翻几倍。你看，我们自己生产的花生、大豆被福建、广东人买了去，做成花生糖、豆奶粉，价格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又回卖给小岗村。我们的资源就这样白白地送给别人赚了大钱，我们汗流浃背却拿了小钱。”说到这，他一脸茫然：“我是大包干的发起人，村子穷，心里不舒服。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直到今天，严宏昌依然念念不忘他的工厂梦想，常常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四
严宏昌的塑编厂虽然夭折，但这个工业项目却让他挣了一笔钱。1989年，严家终于可以实施建房的梦想。当时凤阳农村建房一般是由茅草房到瓦房，而搞过建筑的严宏昌建的却是钢混结构的楼房，一排六间，打下的是三层的基础。拥有自己称心如意的房子往往是中国人终其一生的追求，在农村，建房更是农民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不少小岗人都说严宏昌的房子风水好，关于这一点我曾问他请谁看的风水，他的解释颇有几分狡黠：“我这个房子的风水，还是万里给看的呢！”严宏昌的新房建在原先那3间茅草房的东面，当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小岗视察，曾指着这块地希望他能盖上大房子，这就是万里看风水之解释的事实基础。严家房子一楼西墙很长一段时间曾有两个伸出去的钢筋弯钩，严宏昌曾告诉记者说，这是希望未来能够将他家过去的房子也一并连起来。
严宏昌真正自豪的不是风水，也不是这个钢混结构房屋的规模及其领先性，而是这个房子曾经接待过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视察，参观过大包干20周年纪念展览室、图书阅览室、农民文化科技学校后，来到了严宏昌家，参观了他的房子。在严宏昌家的院子里，江总书记和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们进行了座谈。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过去虽然没有来过小岗，但我一直很关注小岗，因为邓小平同志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中央集体研究决策的。”江泽民接着说：“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而且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最后，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长回良玉提议：“请总书记同当年参与‘大包干’的农民们合影。”江泽民欣然同意，并诙谐地说：“好啊，不胜荣幸。”今天在严宏昌以及其他大包干带头人的家，我们还可以看到那张合影。
建了两年的第一层楼，共花去6万多块钱。一家人在里面住很宽敞，而后来孩子大了，结婚住房要增加，就再接着盖了第二层、第三层。因为楼梯等事先已经预留了。现在，小岗人家大多数是二层楼房，而严宏昌家却是三层楼房。这三层楼前后盖了近10年，但当年的基础一点没动。当然，这些楼房现在分给了老大严余山和老二严德宝。严宏昌自己住在后面新盖的三间平房里。擁有大房子是小岗人40年的一贯追求，在严宏昌家，更显著一些。 严宏昌家新房建成的第二年，担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他，却遭遇了来自兄弟的挑战。那幢大房子对于严宏昌来说，不仅是彰显自己的实力，同时也是引领小岗未来住房的一种方向：将来大家都要住这样的房子。除了房子，农村还应该有宽阔的街道。这条街道就是目前横穿小岗东西向的友谊大道，只不过当时严宏昌要建的还只是宽阔的土路。从西到东原是一条狭窄而弯曲的小路，是因为走的人多了形成的。这期间凤阳县下派的驻村干部，从小岗的发展考虑，规划了这条路基。此时作为队长的严宏昌，完全同意这个规划，他的见识远远超过一般村民：建一条从西到东的宽阔马路，将来大家在街道两边有规律地盖房子，整齐划一，像南方的那些集镇一样。
在村庄里修建笔直宽阔的道路难免要拆迁。二弟严付昌家的猪圈正好挡到了路，必须要拆掉，这大大惹恼了二弟。一些要被拆掉房子的村民，鼓动严付昌去找严宏昌说理，结果严宏昌说：“先拆你的猪圈！”僵持一段时间后，严付昌自己把猪圈拆了。他对人说：“我嫂子（段永霞）跟我说，如果我不拆，就把我哥一辈子的路都堵了。”
1993年，小崗生产队与大严生产队合并，成立小岗村。严俊昌由严岗村回来，任小岗村支部书记。作为一种承认方式，这一年，严宏昌被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
因为大包干的名望成为安徽省人大代表，而严宏昌却把这一荣誉带来的便利大多投到工业上。交际面一下子扩大许多，省人大代表的身份，更有利于他去招商引资。1993年底，严宏昌引来一个名叫旺兴达的电讯器材有限公司，香港、凤阳县与小岗村3家合资，投资额达到了1000万元，严宏昌任董事长。两年后，这家企业在临淮关投产，严宏昌却成为名誉董事长。这一转变附带的结果是，严宏昌被提升为小溪河镇工经委副主任。与同时离开小岗村升为小溪河镇农委副主任的严俊昌一起，成为吃财政饭、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
作为大包干带头人，这样的一种身份提升，还是令许多人羡慕的。严宏昌却觉得若有所失，省人大代表让他长了不少见识，结识了不少领导和名人，他为凤阳县的水利建设，为小岗村的经济发展提过议案，这些毕竟只是写在纸上的，落实要上级和各方面支持。至于镇里的工作，上面有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工经委里还有主任，轮到自己独自过问的事情很少。这时，有一家台资企业要来小溪河镇办石粉厂，需要在金庄村征地，一直征不下来，镇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严宏昌，他上门和老百姓交流，最后把土地征了下来，石粉厂终于开办。
成为省人大代表这一年，严宏昌的大女儿严德凤出嫁。紧接着两年，大儿子、小女儿出去打工，二儿子与小儿子离家读书。家里再没有可以搭把手帮助干农活的孩子了。小岗农活五六月间最忙，先是栽早稻秧，接着收割油菜、麦子，白天黑夜连轴转。严宏昌家当时机械化程度已大为提高，但由于地块小，加上土地平整度等原因，插秧机使用效果不好，栽秧只能凭人力。这时还需种迟花生、黑豆等，刚收割完的麦子也得及时晾晒，如果碰上下雨便会长芽，损失就大了。关键时刻，农活重点是人力，严家这时却只有严宏昌、段永霞可以下地干活，而严宏昌每天要骑着自行车去镇里上班，加上到合肥开人代会，进行人大代表视察等活动，家里的农活压力越来越大。
小岗村年龄大一些的人都知道，和严宏昌一起走路要缓慢一些。这不是因为他现在年近70的原因，而是当年受过一次重伤。他的大女儿严德凤告诉我，1995年严宏昌把拖拉机开翻了，他被翻过来的机子压伤了，腿上鲜血直流。“当时只有我妈在场，她被吓得浑身哆嗦，冲过去抱住他的脚，用毛巾扎，血还是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一地。”接下来几天，严宏昌只能待在家里养伤，地里的活只能由段永霞一个人干了。有一天段永霞干完活回来，发现严宏昌不在家里，找遍了屋前屋后，都没有找着，焦急地大喊：“严宏昌，你在哪？”“我在楼顶上呢。你上来？”段永霞刚刚释怀，又生出一股怒气。她噔噔噔冲上去，却见严宏昌站在楼梯口边，一脸尴尬地说：“我惦记着地里的农活，着急，就爬上房顶想看你干活，结果上来了下不去了。”段永霞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五
1993年回小岗村，严俊昌当了两年村支书。接着他儿子严德友先当村支部副书记，然后是村支部书记，1998年调离。上面派小溪河镇副镇长张从安来兼任小岗村支部书记。1998年下半年，小岗村村民委员会换届。这一次，选举方式是海选，一心牵挂小岗的严宏昌决心竞争一把。初选后，定下来11月26日进行正式海选。因为是小岗，因为第一次海选，从北京到上海，来了很多领导和记者。时任凤阳县委书记的李耀才亲自过问每一个环节，确保程序合法合规，选举圆满成功。收录在记者汪强《瞬间de记忆》一书中的《小岗村里选“村官”目击记》，是记者在全程跟踪采访选举过程后，写的一篇通讯，记录了11月26日正式选举那一天现场风云际会、一波三折的场景：
1998年11月26日，是凤阳县小岗村民主选举村委会主任的正式海选日子。
26日清晨，镇、县、市、省一级，上海、北京各部门的领导、各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提前赶到，各种车辆塞满了小岗大道，亲眼目睹、现场报道这一引人注目的直选情况。
村民们从四面八方扛着板凳，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走进村中央的希望小学会场。早已焦急的记者们乘势迎上去采访：“农民想选什么样的人当村委会主任？”几位村民回答说：“谁能让小岗致富，谁能替村民办事，我们就选谁！你相信我们不会选错人！”……
10点零8分，选举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终于开始了。
会议由副镇长兼村党支部书记张从安主持，原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立学担任监委会主任。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如今健在的14位老同志应邀坐在前排，以示尊重。全村259名具有选民资格的村民分为两大方阵，拥戴吴广德的坐在东边，拥戴严宏昌的坐在西边。
县委书记李耀才告诉大家：“我们这次选举村委会干部，全部采用民主直选形式。事先不提名，不划框框，不定调调，所有程序都严格地按照凤阳县第四届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进行。” 选举大会显得既庄严又隆重，一切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首先，两位候選人登场分别进行竞选演说。严宏昌的一番施政演说，沉稳老练，有条有理，发展规划鼓舞人心，引起了群众的掌声，不愧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大角色。与其相比吴广德的演说就显得逊色多了。但最后吴广德说：“我虽然说不好，但主要是看我干得怎么样。”此话实在，同样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
“不同意的请举手！”话音刚落，西边方阵中有三位村民举手表示反对。“三票无效，通过！”这是在表决通过监票人的一个小镜头。忽然间，西边方阵中的村民徐从秀和丈夫气呼呼地跑到前台，手里举着户口簿和选民证说：“为什么不发给我选票！”
有人说：“她早几年前就外出打工了，光有个户头挂在小岗，选举时就跑回来了，怎能算数？”
又有人说：“按规定，只要你的户口在哪里，你必须在哪里进行选举，这是政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会场骚动起来。
为此，村民选举委员会进行认真核实后，又经过上级监督部门的当场认可，发现是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失误，立即补发给了她选票，并向她表示道歉，选举会场这才平静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紧张地过去，工作人员采用在黑板上写“正”字的形式，唱票公布选举名单。
午时已过，黑板上的“正”字不断增加，越写越多，主要集中在严宏昌和吴广德两人上面，一会儿严的“正”票多于吴，一会儿吴的“正”票超过严，竞争激烈，扣人心弦。
在两大方阵中，双方头儿严俊昌、严宏昌的身边人群最为集中。一笔一划时时在牵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时而焦躁，时而兴奋。站在场外的旁观者和记者们也被选举的气氛感染了，纷纷议论起来。
有人说，小岗村村官应该选年轻人来锻炼，小岗的明天毕竟属于年轻人，严宏昌不该参与。
有人说，小岗村村官理应由严宏昌来干，凭他的知名度和开拓精神，就是小岗的无形资产，他干对小岗的经济发展有利。20年时间，由队长干到村长实在是委屈他了。让他干，是这帮大包干穷哥们对他的信任。
也有人说，这是一场闹剧，两代人，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青年，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大包干带头人，悬殊太大。严宏昌应该去选乡长、县长、人大、政协官员倒差不多。
还有人说，谁选上，并不重要，关键是，海选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意识，是村民民主权利的象征。
的确，这场直选的意义完全超越了选举的本身。
整整经过四个小时的紧张选举。最终结果以严宏昌的137票对吴广德的120票领先，当选了小岗村的第四届村委会主任。
下午1点30分，严宏昌从镇长手中接过了红彤彤的当选证书，心中有说不出的酸楚和激动。20年来，他从大包干初期的生产队长历经坎坷，如今才赶上个村官，在他的成长史上，未免进步显得太慢太慢，是严宏昌本人的问题，还是组织上关心培养不够，这是后话，另当别论。这次当选完全体现了村民们对他的无限信赖。
他明白这大红证书的分量，更知道日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严宏昌当选了，标志着小岗的民主进程向前跨越了一步。
但他如何处理好本村的家族矛盾和人际关系，怎样团结好全村人发展经济，进行二次创业，建设一个富裕美好的新小岗，更为重要。
这是在场的领导和记者们最为关注的。面对严宏昌，人们寄予厚望。
面对小岗村，人们充满信心，明天更好。
从政治层面上看，省人大代表与镇工经委副主任，其层级远远要高于村委会主任，但严宏昌觉得，村委会主任这个位置，能让他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小岗价值”，能把企业搞起来，能圆工厂梦。他考察、洽谈了一系列企业与项目：一个冶炼厂，对黄金白银的废料再加工提炼；一个日本投资的养鸭场；一个ABS项目与一个尾气排放控制项目；一个汽车配件厂；一个柴油机钢盖厂；一个电梯配件厂……这些都是严宏昌竭尽全力努力过的招商引资项目，但即使包括先前的旺兴达电讯公司，没有一个项目取得成功。
从小岗出发，往北到梨园村，再往东到达小溪河镇，7公里。折返回来从梨园村接着往北再往西，经过板桥镇、临淮镇，大约20多公里，抵达凤阳县城。从小岗往南，绕道总铺镇，到达凤阳，也要20多公里。现在的道路状况，还是沈浩来担任第一书记后，千方百计打通的。作为一个孤零零的村庄，发展工业，首先要有配套的水、电、路、气、通信、下水道等，这些建设的投入很大，在严宏昌执政时代，靠一个村庄自身的滚动发展来实现，几乎不可能。另外小岗村就那么几百人，来一个大一些的企业不要说人才，就是劳动力资源也不充裕。还有融资、市场等问题，没有优势，只有劣势。对于这些劣势，严宏昌曾经对《三联周刊》记者李鸿谷说：“如果项目发展起来了，现在看起来的区域劣势，就不存在了！”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李鸿谷和他的团队，曾经在严宏昌家住过一个星期，采写过《农民严宏昌的30年》等一系列文章。严宏昌对我叙述的许多故事，10年前，对他们也叙述过。10年的发展，小岗村的交通状况早已今非昔比，2017年4月25日，盼盼集团投资10亿元的小岗盼盼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已经进驻小岗工业园区，其后就一直进行厂区建设，现在主体工程已接近完工，到今年底，就会投产。关于“区域劣势”，正如严宏昌所说，因为项目发展了，“就不存在了”。
六
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后，除了千方百计办工厂之外，严宏昌还号召村里人大力发展养殖业。樱桃鸭40天一个生长周期，见效快，鸭粪是鱼的饲料，一举两得。每户一年若能养一万只鸭子，人均收入就能成倍增长。同时他还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业，在旱地、荒地上种植柿子树、银杏、杜仲等经济林，人均若是达到半亩，几年后就是“绿色银行”。同时，还要以小岗的知名度来做文章，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小岗牌”的名牌效应，与一些企业进行合作，通过品牌输出赚钱。这些设想和行动，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见地的发展行动，但计划和设想很耀眼，但遇到骨感的现实，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中国的乡村政治和经济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村办企业、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往往是通过“能人经济”实现的。
2001年10月，第三届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在深圳举行。严宏昌随滁州代表团一起，到特区寻找商机。在深圳，严宏昌作为嘉宾，和著名科学家杨焕明等人一起，走进深圳电视台《我看高交会》栏目，与主持人和观众对话。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严宏昌一出现，就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极大兴趣。当主持人手拿江总书记在严宏昌家做客的大幅照片介绍时，全场沸腾，欢呼之手挥动如森林。改革的深圳人以改革的热情向发起“大包干”的改革英雄致敬。在节目现场，严宏昌叙述很多，至今依然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回答观众的提问。
问：小岗的改革和深圳的开放，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不同的是你们是自下而上进行，深圳是自上而下进行，你认为是巧合吗？
严宏昌：我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当年小岗村的经济已经崩溃了，我们本能地搞起了“大包干”，是为了吃饱肚子，求生存。深圳当年搞开放，是因为“四人帮”把国家的经济也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再不开放就不行了，实际上也是为了求生存。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是邓小平和我们农民想到一块去了。
问：沿海的农村都在搞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土地相对集中起来了，你认为“大包干”还有生命力吗？
严宏昌：客观条件不一样，经济基础不一样，生产条件不一样，市场状况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的生产方式。中国这么大，绝大部分农村耕作条件和市场状况，都不能适应集约化经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最符合农村现实情况，“大包干”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深圳电视台的节目中，严宏昌还和袁庚进行了对话。1978年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是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的提出者，后任蛇口区委书记，号称“中国开放第一人”。和袁庚的对话中，严宏昌追述了“大包干”红手印契约的产生过程。
袁庚：你们这是很勇敢的行为。按手印不是开玩笑的，要有多大的勇气。要是“四人帮”在台上，跑不了定为“地富反坏反攻倒算”，要被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严宏昌：我们是被生活所迫，不像袁老您有目的、有思想地忙着中国开放的大事。
袁庚：我只是打打报告而已。你比我做得有勇气，更坚决。
严宏昌：我当选村委会主任，有一些反对票。
袁庚：这很正常。我非常赞赏这样一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严宏昌：有人反对我，我认为不是件壞事。谁对我有意见，就让谁监督我。村里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我请对我意见最大的人当理财小组组长。村务、政务、财务都公开了，群众心头的疙瘩就都解开了。
七
严宏昌家院子的东南角，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每到傍晚时分鸡上笼时，领头的大公鸡先从外墙的猪圈跳上围墙，再跳到这棵梧桐树上，再顺着枝杈一点点跳上五米多高的树枝，开始鸣叫。于是严家那些能飞的鸡，都一个个张开翅膀，扑棱棱地往树上飞，晚上就在树上过夜。连冬天下雪时也这样。不能飞的小鸡们只能望树兴叹。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在小岗，严宏昌家这个奇景是独特的，而且这个奇妙的镜头还被中央电视台摄入了《小岗过大年》的专题片里了。当年拍摄到镜头里的大公鸡如今早已不在了，但鸡上树过夜的奇景依旧在。
若干年间，严宏昌的儿子女儿都是和他在一起过的，全家22口人一起干活，一起开伙，在小岗是独一份。乡村惯例是各家孩子大了，女儿出嫁住夫家，儿子成家就分家。严宏昌家却与此惯例完全相反，每顿饭女主人段永霞都要准备两桌。这让人们觉得他这个带头分地的大包干带头人有些不可思议，似乎在严宏昌身上，包括他家里的人和事，总是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家里的孩子一一离开家乡，这是严家完成田地里农活最困难的一段时光。1995年，出嫁的大女儿严德凤又回到小岗，她和丈夫袁世强住在自家的田边，使严家生产压力稍有缓解。2000年在外打工的二女儿严小兰回来了，一年后二儿子严德宝当完兵回来，严家最小的儿媳妇郑晓2003年从海南回到安徽小岗，丈夫还在外面打拼。2005年大儿子严余山一家也回到小岗，还开回一辆帕萨特。
一大家人重新团聚，每年过年，严宏昌家都会有一个家庭会议。2001年的重要决定是严宏昌不再干村主任，让从部队回来的严德宝去村里当村支部副书记。2006年讨论的问题很重要，这个家是分家还是合着过？结论仍然是合着过。严德宝也不再干村支部副书记，回来持家。当时严余山成立了“小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能源节约是整个社会未来的大势所趋，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严余山的小岗节电器产品，前景好。为了支持他，村里把老村部让给严余山做厂房，又给他办了一笔可观的贴息贷款。说到一家的聚合，严宏昌当年对李鸿谷说：“凭孩子们各自的力量，很难做成各自的事业，所以至少这个阶段团结起来很重要。他们只要一心干事就行了。即使他们什么都没有干成，还有我，我家的田地也能养活他们。”严家的农田与严宏昌自己的各项收入，在小岗地界支撑这个大家庭，生活是能够维持的。
严宏昌家的这种聚合如今已经分开，因为孩子们早已分开居住，女主人段永霞也于2015年去世了。这个勤劳而乐于奉献的乡村主妇无疑是严家的大半边天，严宏昌这些年在外拼搏，说去哪里就去哪里，家里的一切都是段永霞。她去世以后，无人再能够承担起操持一大家子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职责。这样一桩操心、费神、劳力的事情，有心无力不行，有力无能也不行，有能无为还是不行。
回忆起那一段时光，严宏昌觉得温暖而充满眷恋。他认为，那是一个家庭凝聚力的体现，是一种家庭团结的力量。如今他的家庭，子女孝顺，兄弟友善，姑嫂和谐，姊妹情深，大家努力做事，耕读不辍，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2018年高考，他的大孙女严海月考了563分，超出一本线58分，被安徽财经大学录取，这是最令严宏昌自豪的。严宏昌自豪的不仅是孙女考上一本，重要的是她是小岗学校初中毕业的。这所学校，是严宏昌、严俊昌、关友江、严金昌等大包干带头人多年呼吁后，在原小岗小学基础上建起来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使小岗及其周边的孩子能就近读初中。小岗学校现在的占地面积2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操场6000平方米，有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有体育器械、各功能室、理化科学实验室，少年宫有体育舞蹈室、音乐室、美术室、音体美教室、图书室、还有一个科技活动室，和一个同步课堂，可以进行远程优质课资源对接。二儿子严德宝的两个孩子严才源、严润琳也都是在小岗学校就读的。当年北京有个王姓记者，把严才源写成是严德宝夫妇抱养的。我在《小岗村40年》中也这样写，结果严余山说错了，严才源是严德宝和妻子舒泽玉亲生的。严宏昌说，是亲生的，即使说错了也不会变成不是亲生的。平常生活中，严宏昌总是如此豁达。 严余山作为严宏昌的长子，这些年一直在继续完成他父亲的愿望。经商、办企业，他努力了很多年。现在，他担任小岗村党委委员，分管扶贫等许多工作，是“包二代”中的杰出代表。
作家温跃渊在采访严宏昌后曾跟他扳着指头算：“宏昌，你在小岗也算是创下好几个第一了：1983年，你第一个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办小厂你是第一个；现在这私营企业，你家也是第一家；严余山买的小轿车，在小岗村也是第一辆；盖二层小楼时，你是第一个，那时我刚好在你家；如今村里开始盖二层楼了，你却又第一个盖起了三层楼。我说你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严宏昌说他家人口多，老少三代连女儿、女婿及外孙们一共二十好几口，房子自然是要多的。除了友谊大道边上的那片楼房，严家大女儿严德凤、小女儿严小兰、小儿子严德锦都在小岗新区买了商品房。严小兰还在凤阳县城买了房子。
八
和严宏昌接触，我觉得他的语言表达力特别出众，思维清晰，逻辑严密，描述准确，像是一个智者。他已年近古稀，身板挺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确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他现在有退休工资和大包干带头人补助等收入，在小岗算是高收入老人。他住在自己的平房内，平房堂屋前后两扇大门对开，炎炎夏日坐在堂屋内的八仙桌旁，穿堂风悠悠，连电风扇都不要开。严宏昌常常在桌旁看书，十九大召开后，习总书记报告的单行本他很快买来，反复看了好几遍。有时，他也和来人喝茶、聊天，谈论小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今没有了大家庭聚合，除了小五严德锦在广州，他的其他四个孩子都住在小岗，一日三餐，遇到谁家就在谁家吃，轻松而惬意。
当然，严宏昌也还有遗憾：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自从按下红手印的那个夜晚起，40年来，他已经递交了10多次入党申请书，但村支部一直没有发展他入党。2017年12月31日下午，我和溫跃渊在他住的三间平房的南门口采访他，谈到这个事情，严宏昌颇感到无奈。他的心中，对于没有入党，有着诸多复杂的酸楚。他叹息一声：“入党誓词，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我有些怀疑，正犹豫要不要让他试试，他自己开口了：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一字不差！我非常震撼。温跃渊老师望了望我，也是一脸惊讶的表情。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