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北宋周敦颐的这首《爱莲说》，想必读者再熟悉不过了。这篇千古美文，使我们从文学的角度领略了周敦颐的风采。其实，在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哲学史上，周敦颐也有一席之地，被后人尊称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他的廉政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初入仕途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周敦颐出生于道州营道县营乐里楼田保的一个官宦家庭。当时，其父周辅成正值仕途得意之时，加上母亲郑氏的贤惠，使周敦颐的童年充满了富贵人家和书香门第的双重氛围。因是富贵人家，便有着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又是书香门第，于是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关于周敦颐童年的逸闻，流传较广的要算“月岩悟道”了。月岩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岩洞，在周敦颐家以西五公里处。洞顶成圆柱形，向天敞开。圆顶下稍向内凹，削壁千尺，形成一个高大宽敞的自然山洞。洞有东西两个门，往来相通。人从西门进洞，抬眼望去，透过门洞的边沿，能看到东边洞顶上的一线蓝天，宛如初出的一弯新月。越往前走，蓝天的可见度越大，于是便由“新月”而“蛾眉月”，而“上弦月”，而“凸月”，而“满月”。再从洞厅向东，回首洞顶，可见度愈益缩小，由“满月”而“下弦月”，而“残月”，直至消失。相传，周敦颐十一二岁时，家人在月岩中砌了一间小屋供他学习。小小年纪的周敦颐在这里刻苦攻读，习文练字，同时思考这样的问题：月岩中的“月”从弦到满，又从满回弦，弦弦成满，满中生弦，无穷无尽，无止无休，这个现象蕴含着怎样的道理？它和人生有什么联系？这种带有哲理性的思考为他感悟自然之理，领悟理学之道，悟得“无极而太极”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它反映了周敦颐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学习态度。
　　周敦颐15岁那年，其父周辅成去世。时为龙图阁学士的舅舅郑向派人接妹妹回开封，周敦颐于是随母亲入京。
　　郑向是继周辅成之后关心爱护周敦颐最周到的人，他对周敦颐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周辅成。郑向喜欢周敦颐的聪明，更喜欢他学习的毅力;在舅舅的督促下，周敦颐攻读经史，钻研学问，到20岁时，已经在京城小有名气。恰在此时，郑向获得了一个封荫子侄的机会。他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而是把这个机会给了外甥周敦颐。虽然是一个主管祭祀物品的小官，却为周敦颐的仕途前程铺下了一块基石。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24岁的周敦颐被调到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九江修水县）任主簿。在北宋时期，县主簿是仅次于县令的地方官。据史籍记载：“时有狱久不决，先生一讯立辨，邑人惊诧曰：‘老吏不如也。’由是士大夫交口称之。”“一讯立辨”是周敦颐在办案才能上的初次显露，体现了他的头脑清醒和处事果断，这种作风直到其晚年仍旧如此，因而受到“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的赞誉。
　　周敦颐的能力和作风，不仅得到了地方百姓的称赞，而且获得了上级的肯定。不久，他被调到袁州卢溪（今江西芦溪县）任职。在这里，他边理政边讲学，继承了汉代以来官教合一的传统，思考问题也更加深入和成熟了。
　　庆历四年（1044），经过吏部考察，周敦颐被调任南安军（在今江西）任司理参军。参军是知州的辅佐官员，司理参军掌管的是讼狱、办案等事。周敦颐在南安虽然只有两年时间，却做了两件对他一生有重大意义的事。一是抵制转运使王逵的滥刑好杀，为自己树立了好的官声;二是收了程颢、程颐两大弟子，为获得“理学开山”之名奠定了基础。
　　当时，南安监狱中有个囚犯，按律不当死，但为政苛暴的转运使王逵坚持要治其死罪。转运使是以钱粮转运为名，而实有举荐、弹劾属官之权的地方长官。正因为王逵的权力很大，所以即使他下达不当的命令，也没有人敢反对。但在这件事上，周敦颐却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王逵以势压人。周敦颐一怒之下，取出朝廷的委任状，丢还给王逵，说道：用杀人来讨好于人，这事我不做！最终，王逵不仅从宽处理了那名囚犯，还对周敦颐的刚直性格赞赏有加。
　　庆历六年（1046），程珦以虔州兴国县知县代理南安州副职。他很欣赏周敦颐的为人和才学，于是让自己的两个儿子—— 15岁的程颢和14岁的程颐拜他为师。在听讼治狱之余，周敦颐负责为这两个孩子讲学。周敦颐和“二程”之间的思想学术传承，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政绩卓著

　　受到王逵的推荐，周敦颐离开江西，到湖南郴州任郴县县令。从仁宗庆历六年到神宗熙宁元年（1068），整整22个年头，周敦颐一直在州县两级地方官的职位上徘徊，历任郴县县令、桂阳县令、南昌县令、合州判官、虔州通判、永州通判、邵州知州等职。
　　史料记载，一次，周敦颐得病假死，他的朋友潘兴嗣赶来为他料理“后事”，翻检他的家什，仅一只破箱子，几十文钱而已。后来，潘兴嗣这样写道：“在南昌时，（周敦颐）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按照宋代的制度，地方官的俸禄并不低，周敦颐的钱都上哪里去了呢？原来“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
　　在合州任判官时，周敦颐结识了被誉为“铁面御史”的赵抃，后来二人成为挚友。赵抃在对待他人的错误上有一个原则：“小人虽小过，当力遏而绝之;君子不幸诖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不无借鉴意义。在合州四年，周敦颐的政绩很突出，史书这样评价：“一郡之事，不经君手，吏不敢决;苟下之，民不肯从。蜀之贤人君子莫不喜称之。”
　　县令、通判等官，职位虽不算高，但责任不轻，周敦颐任职期间恪尽职守，清正廉洁，造福百姓，最终成就了一代良吏的美名。
　　由于赵抃和吕公著的大力举荐，在邵州任职半年的周敦颐被提升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时间是熙宁元年（1068）。路是宋代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长官是安抚使，轉运判官是安抚使的属员，负责转输、漕运等事宜。过了两年（1070），54岁的周敦颐转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这是他一生仕途的顶点。 　　提点刑狱的职责是掌管所辖地区讼狱情况，看看处置得是否公平恰当，举报那些办案拖延不决、抓捕盗贼不力的官员。他巡按到端州，办了一件极受百姓称颂的事。端州（今广东肇庆）因境内有端溪而得名，此地盛产端溪石，石质坚实细润，用来做砚，“发墨不损毫”，书写流利生辉，最为文人士大夫所喜爱，唐代刘禹锡就有“端州石砚人间重”的句子。唐代以来，端州百姓以石作砚，形成了一项传统的实用工艺。而当时的端州知州杜谘，利用职权，禁止百姓采石，而自己独占，与民争利。周敦颐对杜谘的做法深恶痛绝，他本可参劾杜谘，但又觉得仅仅处置此人不足以警示后来者，干脆从制度上着手。他上报朝廷，晓以利害，定下禁令：“凡仕于州者，买砚毋得过二枚！”不是不让端州的官员用端砚，但最多两个。禁令一出，贪风顿息。
　　周敦颐任提点刑狱不到一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勤政的他四处巡按，足迹几乎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也就在此时，周敦颐病倒了。
　　不久，周敦颐被调到南康军（在今江西赣州），这是他出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因为多病，他上书请求解职，获得了朝廷的批准，从而结束了三十余年的仕途生涯。
　　熙宁五年（1072），56岁的周敦颐离开官署，回到了他此前在庐山之麓购地修筑的濂溪书堂，开始了隐退的生活。
　　周敦颐的晚年还是比较闲适的，他写有《题濂溪书堂》，其中道：“窗前即畴囿，囿外桑麻林。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食足以温饱，衣足能保暖，健康平安快乐，这就是“大富贵”了。诗中“名‘濂’朝暮箴”一句，凸显了周敦颐为官做人的操守，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
　　熙宁六年，周敦颐病逝于九江，终年57岁。

理学开山

　　周敦颐一生从政，是一位敢于担当、颇有作为、正直清廉的好官。然而，真正让他名传后世的，是其哲学思想，他也因此被视为“理学开山”。
　　周敦颐以儒学为本位，一定程度地吸收道家、佛家的思想，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新的视野诠释《易传》和《中庸》等儒家经典，著成《太极图说》和《通书》，通过发挥《易传》《中庸》之太极、诚、中和等思想，并借鉴道家的无极概念，建构起以无极而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为框架的宇宙本体论哲学，并构筑将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的道德意识形态。把儒家经学哲学化、义理化，从而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儒家经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就使儒学能够从本体论层面回应来自佛、道二教的挑战，并为“二程”、朱熹理学体系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理论架构，周敦颐也因此成为理学道统的奠基人。
　　周敦颐的聪明之处是，他不公开批评佛、老，而是在以儒学为主的前提下，借用佛、道的理论，建立自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这就更能为当时人所接受，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周敦颐的著作中，《太极图说》和《通书》最能体现其哲学思想。《太极图说》是对《易传》太极说的新解，书中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和一系列哲学概念，并借鉴了道家的无极思想，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太极说，《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段话虽然具有一定的宇宙生成意味，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语焉不详，对于万物是如何产生，八卦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如何等没有展开论述，更多是为了占卜之需。但这也为后人的进一步阐发留下了可资借用的架构。
　　《太极图说》吸取了《周易·系辞上》的“易有太极”说和《庄子·大宗师》的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的太极概念，又接受了道家的无极概念，以无极作为宇宙的本原及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还把无极与太极联系起来，提出“自无极而为太极”的命题，进而构建以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图式，同时把儒家的仁义贯穿其中。这样的哲学思想体系，体现了儒道相兼的特点。
　　根据《太极图说》，我们知道，无极是宇宙的本原，太极则是无极所派生的。即从无而为有，有生于无。太极的运动产生阴阳，阴阳产生于动静之后。太极的动是动静的本原，亦是阴阳产生的前提。这是对太极静而不动的扬弃。由于动静互为其根，互相转化，由此产生阴阳两仪。可见动静是太极生阴阳的中介。阴阳二气的互相作用和变化，产生出以水、火、木、金、土五行为代表的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反过来讲，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二气，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以无极为本。即由万而五，由五而二，由二而一，由一而无。这就是周敦颐所展示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南宋朱熹对此评价说：“论其义理”乃“精而约”，是对《易传》的发展。
　　《通书》是对《中庸》的新解。“诚”是儒家学说的重要概念，在《中庸》一书里多有论述。周敦颐继承《中庸》的思想，在其所著《通书》里，把阴阳、仁义与《中庸》的“诚”结合起来，以诚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本，并强调以中正为圣人之道。这既是对《易传》以中为道，推崇中道思想的继承，又是对《中庸》“中立而不倚”、坚守中道观念的发扬。周敦颐通过《通书》这部著作，利用“中正之道”这个概念，把《易传》与《中庸》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来看《通书》，它不仅是一部易学著作，更着重论述了诚的思想，以诚为一切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根源。周敦颐提出以仁义中正作为道的内涵，把孔孟的仁义与中正结合起来，发展了韩愈仅以仁义为道的思想。他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不仅在《通书》里专辟《道》一章，以说明圣人之道即仁义中正，而且在《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的文字后，还自注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两处均提到圣人之道即仁义中正。虽然文字简略，但含义却十分清楚。
　　周敦颐还提出“阴阳理而后和”的思想。他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禮先而乐后。”由此可见，周敦颐是在社会伦理范围内来论述理的，他把宇宙生成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中庸》学说。 　　总之，《太极图说》和《通书》是周敦颐对《易传》《中庸》的发挥，体现了其将儒家经学哲学化、义理化的倾向。宋代以前的中国哲学，道家、玄学和佛教哲学，均有本体论的思想，而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却少有人提出系统的本体论思想，儒家对经典的诠释多停留在以训诂考释注疏为主的阶段，并不重视对书中义理的探讨，导致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缺乏本体论的哲学依据。而周敦颐则积极回应时代的挑战，解决时代和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努力尝试以义理解经，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构儒家伦理学，建立起融宇宙本体论、儒学伦理学为一体的理论框架和思想体系，为中国经学和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路。这是他能够在中国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成为“理学开山”的原因。

廉政思想

　　“廉洁”一词最早见于《楚辞》，《招魂》言：“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意思是，我年幼时秉持清廉的德行，献身于道义而没有丝毫减轻。《卜居》云：“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品行受到玷污，就是廉洁。不过，要说真正将廉洁文化加以普及并让其深入人心的，当首推周敦颐的千古名篇《爱莲说》。在《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莲”喻“廉”，以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作为自己的为官准则和追求;此外，周敦颐还从哲学层面论述了廉政文化的核心要旨及实践方式，从而促进了中国廉政思想的发展。
　　具体而言，周敦颐的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立诚。在周敦颐的学说中，“诚”是修养和道德的最高境界。他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又说：“诚者，圣人之本。”认为“诚”是世间万物的行事法则，是纯粹至善的做人根本。周敦颐提出，一个人要廉洁为官、廉洁处事、廉洁做人，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对廉洁产生认同感，心中对廉洁要达到“诚”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至正明达。
　　其次是养心。周敦颐提出养心即可成圣，“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意思是圣贤之质并不是生而有之，而应通过养心，不断修炼才能达成。就具体操作而言，周敦颐提出要“窒欲”，这里所说的“欲”，并非指日常衣食住行之需，更多的是指“贪欲”。有了贪欲，人便无所节制;为官者有了贪欲，则会利用职权贪赃枉法、剥削百姓。所以周敦颐说，无欲，心才能静虚而明白事理，对外才能通达无碍，行为才不会扭曲，才能做到公正不阿。
　　其三是至公。公，就是公正、公平、无私，是廉洁的一种特质。周敦颐认为想要做圣人，除了具备“仁义中正”外，还应做到“公”。为官者只有不以自己的私利为重，不袒护亲戚朋友，摈弃私心，才能做到为人处事公道正派，才能处理好政事。
　　其四是务实。务实就是要付诸实践。“实胜，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要实实在在地做才是“善”，只有实实在在地做才能“胜”，否则就是可耻的。周敦颐提出的这一点十分重要，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理念。如果仅仅将“廉政”放在口头上，则势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有切实付诸行动，才能影响社会风气。纵观周敦颐一生，官做得不算大——主要是在州县一级担任长官，但他勤政务实、廉洁奉公，因此得到了人们的称颂。
　　其五是仁爱。有爱民之心才会行廉洁之政，廉政者自会爱民。在周敦颐看来，仁爱还是一种慈悲心怀，有大爱才不会为己私，才会关注民生疾苦，而不会中饱私囊。

　　时至今日，周敦颐的廉政思想对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纵观周敦颐一生，他学不由名师，官不过地方，著作字数不满三千，所在又多边远之处，却能有如此成就，名垂后世，不得不说与其深厚的修养、高尚的节操、刻苦钻研的意志有很大关系。北宋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宋史·周敦颐传》评价他“博学力行”，“博学”多是从其学术思想角度说的，而“力行”更多的是从修身从政角度而言。的确，周敦颐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不仅在于他是“理学开山”，还有其品德修养和为政理念，这些都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