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0日上午8时45分，我的父亲大人王隆夫因病辞世，享年八十七岁。父亲和母亲大人又相聚了。他们二老勤勉一生，历经坎坷，抚育培养了我们这个陶瓷大家庭。如今，儿孙辈都已长大成人，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荫享幸福之时，他们二老却在天国相聚了。我顿觉五内如焚，形销影孤。
　　我的家族五代与陶瓷结缘
　　父亲王隆夫是在曾祖父的影响和祖父的耳濡目染中熏陶长大的。当然，如果不是生计所迫，他也许不会走上陶瓷专业创作的道路，然而，走上这条路，却没有仅仅成为一名循规蹈矩的工匠，却是父亲的禀赋和勤奋使然。
　　顺着家族的长河往上溯游，一个高大的身影慢慢浮现，那就是我的曾祖父王昌彬先生。历史的因缘际会，让他担任了光绪、宣统年间的御窑厂督办。御窑厂聚合了全国优秀艺人和能工巧匠，用最精美的材料和工艺，为皇家制造最精美的艺术品。这种不计成本、但求精品的制作于今已经难以复制，但是曾祖父有幸侧身其中，这种文化的浸染对于整个家族的影响难以言传。陶瓷艺术品一方面以古取胜，另一方面以精取胜。曾祖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得到多少家传古董，而是这种流淌于家族血脉之中的文化浸染。
　　祖父王庭芳早年毕业于饶州府的省立陶业学校——这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前身，是中国最早也是唯一的一所陶瓷专业学校。后又就读于上海美专，他喜爱美术，能书善画，对海派画家风范颇有研究。祖父反对那种循规蹈矩一板一眼的教育，而是用他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验给予我们熏陶。记得小时候，有一天阳光将院子里一棵树投影到墙上，祖父就领着我去看树影的疏密斜正、浓淡变化，然后又和其它的树影进行比较。这种形象教育十分直观，多年后我仍然记忆犹新。祖父让我们懂得，真正的艺术教育是让人获得生命体验，而不是脱离生命，人为地去抽象出一些教条。
　　父亲生于一个战乱频仍的坏时代，但这又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好时代。父亲转益多师为我师，不仅从珠山八友这些陶艺前辈那里吸取陶瓷艺术创作的营养，更因为结交潘天寿这样的美术大师，让自己触类旁通，从而走出了狭隘的陶瓷工艺范畴，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也谋取到了更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
　　父亲的业余时间没有太多的爱好，我老是看到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在昏暗的灯光下刻印，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睛的度数加深了，他就将两副眼镜重叠起来戴着刻印。因此，在他的绘画线条里不难看出具有深厚的篆刻金石味。父亲的瓷艺作品也很善于在书法、绘画、金石、诗词中吸取营养。
　　说到父亲的作品以及他的创作历程，又不得不提到我的母亲夏胜兰。母亲长期与父亲合作共事，夫妻画的瓷器基本上由她完成填色。母亲对粉彩瓷的设色是非常考究的，她知道冷色调与暖色调的对比统一关系等专业知识。她先在景德镇瓷厂工作，后辗转到胜利瓷厂、宇宙瓷厂、新光瓷厂，长期从事高档艺术瓷的填色，施于人教授、郭文莲教授的作品她都参与设色。
　　小时候，我老是看到母亲手不离磨砵，颜料在她手上磨得格外细嫩。她填的颜色在玻璃白表面上渐变得犹如光合作用下的牡丹花，通体透亮，渐变效果过渡得十分自然。父亲的早期作品如《十八学士》、《八仙过海》等瓷板条幅，大多是父母亲相互配合完成的佳作，至今流传。
　　母亲在设色上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比如她讲：一件作品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色调，绝对不能追求色彩过于丰富而忽视了主色调，不然就会使作品没有了主次关系。在具体制作上，有些瓷瓶的凹凸面过大，粉彩填色时就容易流动而无法填平，母亲说，只要在颜料里放少量盐水就不会流动，而且烧出来的颜料特别鲜亮，因为氯化钠有助溶作用。今天看来，母亲的设色技巧还是有科学道理的。
　　在上世纪动乱年代，我们家藏的各种书画和陶瓷精品都被“造反派”席卷而去，了无踪影。动乱结束，只归还了一本有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祖孙三人批读圈点的线装古籍《易经》。父亲因此将宅所取名为“还经楼”。改革开放后，父亲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另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启功先生也是全国政协委员，闻此欣然为我家题写“还经楼”三字。
　　父亲八十多岁后，仍然精力充沛，创作不止。前几年还应文化部邀请出访德国、冰岛以及北极地区。在北极他还创作了多幅国画，受到多国元首的褒奖。这种创作激情，是因为他身上的艺术精神从未被剥夺，动乱和坎坷可以损失财产、损失时间，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磨难也让他加深对生命的体悟，让其作品的意蕴更加深厚。
　　虽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看来，父亲已是高寿，然而猝然离世，仍然让我内心非常难过。时时念及亲恩，食不知味，夜不成眠。所幸父亲的风骨与精神已流淌在这个家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承，生生不息。
　　我十分想念在天国的父母！（来源：瓷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