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清孔子相关题材的书画收藏，一直是藏家们比较容易忽略的板块，除了康熙、乾隆讴歌孔子的书法外，还有部分文人画和雕塑，曾出现在艺术拍卖和收藏市场，但就孔子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和部分藏品作者身份本身的特殊性，颇为值得对此研究和探讨。笔者在这里对其进行了部分梳理。
作为清代帝王眼中的至圣先师，孔子题材的主要书法作品在艺术拍卖市场上成交情况如下：
● 康熙《御笔孔子庙碑》
康熙（1654-1772）的《御笔孔子庙碑》是目前艺术收藏市场公开记录中，孔子题材的书画作品中，成交价最高的一件（图1）。这幅书法的文本并非是康熙的原创，而是收录于《全唐诗》中晚唐文学家皮日休所创作的散文《襄州孔子庙学记》。皮日休在晚唐国家危机重重、国势日渐衰败之时，强调儒家的尊师重道传统，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力主对现实改革，并以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为旗帜，力图以此来挽救当时晚唐社会的世道人心：
孔子庙碑。天地吾知其至广也，以其无所不覆载;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无所不照临;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无所不容纳。料广以寸管，测影以标尺，航大以一苇，广不能逃其数，明不能私其质，大不能亡其险。伟哉夫子！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之终。非日非月，光之所被者远;不江不海，浸之所汲者博。三代礼乐，吾知其损益;百王宪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亲，家国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诠其有物， 释未可证其无生，一以贯之，我先师夫子圣人也。帝之圣者曰尧，王之圣者曰禹，师之圣者曰夫子。尧之德有时而息，禹之德有时而穷，夫子之道久而弥光，远而弥芳;用之者昌，舍之则亡。昔否于周，今泰于唐，不然何被衮而垂裳，冕旒而王者哉！
钤印：康熙宸翰、佩文斋
清代历代帝王出于政治需要而尊孔重儒、重教兴文，并编纂不少儒家典籍，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以弘扬孔子及儒家学说。受此影响，康熙在选拔朝廷大臣的时侯，相对也比较严苛——人品、能力、学识三方面缺一不可，层层考核。因此，在康熙时代出了不少良将名臣，而此《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就是康熙钦赐当时的名臣高士奇的御笔。
康熙书法在清历代帝王中，可谓相对比较出众，著名文博专家谢稚柳先生就认为清代帝王虽世人都以乾隆擅书为津津乐道，但实际上，康熙未必在乾隆之下。这实际上和康熙于书法用功之勤奋、取法之广博密不可分——康熙曾在《东华录》中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
因此，康熙在年少时就曾临习颜真卿、“宋四家”“二王”、赵孟頫等帖，后以沈荃（1624-1684）为师，视董其昌（1555-1636）的书法为圭臬，悬以帝王之财力，将“海内真迹，搜访殆尽”，且反复临习，日积月累，后在董其昌书法基础上形成了康熙帝自己独有的秀润博雅。
从《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行文内容来看，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远大理想，皮日休仅仅用了三百来字 ，便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孔子伟大形象凝练于纸上，匠心独具，开阖有度。而康熙作为一个政治家，借皮日休《襄州孔子庙学记》，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政治抱负，以孔子的贡献与思想为载体，来表达他对当时满清与汉族文化融合的观点与立场。正因为此作重要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故成为资本追捧的对象，成为千万级别的重要拍品。
● 乾隆《至圣先师孔子庙碑》
另一位不得不说的便是乾隆拍品《至圣先师孔子庙碑》（图2），高325、宽162厘米，“乾隆十有三年（1748）春二月吉日御制并书”。这件拍品在《清实录》《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国历代帝王总统墨迹》《孔庙十三碑亭》《阙里文献考》卷三十二《艺文》、乾隆二十七年刻本《孔府档案》《幸鲁盛典》等都有刊载和介绍。
如前所述，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满族经济、文化都落后于汉族，为巩固统治地位，先后采取若干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如学习汉族传统的优秀文化，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就是代表。在历朝历代祭祀活动中，乾隆帝应排第一，他在位期间，曾经五次专程前往山东曲阜祭祀孔子，又南巡江南时三次绕道曲阜祭祀孔子。
作為清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乾隆在武功、文治方面都很突出——他知识广博，擅长诗、文、书、画，一生作诗五万余首。在书法方面，乾隆更喜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并将其收藏于养心殿的西里间，命名为“三希堂”。还将这三王帖及内府所藏自魏晋以后至明末之300多件书法名家真迹，命当时的名臣钩摹刻石于北海公园琼华岛的阁古楼石壁上，可见乾隆帝对书法之重视与喜爱。
作为一代帝王，乾隆帝的勤奋刻苦非常人可比，少年时起便遍临历代书家各帖，如元代的赵孟頫和明代的董其昌。由于赵孟頫的楷书字体方正、端庄洒脱、丰腴圆润、笔法厚实、笔墨舒展。图2中乾隆的楷书，便颇得赵孟頫的神韵。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正楷，其特点为笔画平直、体形方正、比例恰当、疏密匀称。早在魏晋时，楷书便已取代隶书，成为当时社会的通行字体。碑刻和经卷多用楷书书写，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所写楷书《至圣先师孔子庙碑》便是其书法最成熟时期的珍品。由于乾隆的书法基本功相当扎实，对赵体书法十分精熟，用笔非常沉稳，还略有些行书的味道，是非常难得的乾隆书法重要藏品，在收藏界也几番易手，非常受追捧。
● 于右任《礼记·孔子闲居》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号骚心、髯翁，晚年自称太平老人，清朝举人，陕西人。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参与创办复旦公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后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7年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审计院、监察院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1949年到台湾后，任台湾地区监察部门负责人，国民党第二至六届“中常委”。
于右任擅长书法、诗词，著有《标准草书》《右任文存》《右任诗存》等。他的书法，便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行书和隶书的神韵，被世人称为融各大名家碑帖于一炉，形成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于右任早年从赵孟頫入，之后改攻北碑并精研六朝碑版，中年变法而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墨意趣而自成一家。
于右任曾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所以，他以孔子为载体，书写了不少行楷书传世，并以自己的风格“卓然自立”。
于右任在此幅《礼记·孔子闲居》写道：
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其在诗曰，嵩高惟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在图3中，可见于右任的书法不仅雄壮磅礴而且清骨婉丽。于右任到了晚年，草书更是出神入化，字字独特，别有新意。
在于右任笔下，草书仿佛熔今草、章草、狂草于一炉，时而平稳，时而险绝，时而紧扣主题，时而纵放宕出，颇给人以仪态万千、不可琢磨之感。因此，日本有学者称他为“旷代草圣”。
● 总结
孔子作为清代帝王眼中的至圣先师和中国传统文化三驾马车儒释道的儒家祖师爷，在中国文化中有着至高的地位和举足轻重的重要性，特别是国家当前复兴传统文化，提倡文化自信。当然，康熙、乾隆的书法相对来说，价位已是百万级、千万级，但是其他的文化名人如清末举人、民国重臣于右任等的孔子相关题材书法（图4），也未尝不是可以关注的门类，从长远来看，应该具有一定的收藏投资价值空间。
作为清代帝王眼中的至圣先师，孔子题材的主要书法作品在艺术拍卖市场上成交情况如下：
● 康熙《御笔孔子庙碑》
康熙（1654-1772）的《御笔孔子庙碑》是目前艺术收藏市场公开记录中，孔子题材的书画作品中，成交价最高的一件（图1）。这幅书法的文本并非是康熙的原创，而是收录于《全唐诗》中晚唐文学家皮日休所创作的散文《襄州孔子庙学记》。皮日休在晚唐国家危机重重、国势日渐衰败之时，强调儒家的尊师重道传统，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力主对现实改革，并以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为旗帜，力图以此来挽救当时晚唐社会的世道人心：
孔子庙碑。天地吾知其至广也，以其无所不覆载;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无所不照临;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无所不容纳。料广以寸管，测影以标尺，航大以一苇，广不能逃其数，明不能私其质，大不能亡其险。伟哉夫子！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之终。非日非月，光之所被者远;不江不海，浸之所汲者博。三代礼乐，吾知其损益;百王宪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亲，家国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诠其有物， 释未可证其无生，一以贯之，我先师夫子圣人也。帝之圣者曰尧，王之圣者曰禹，师之圣者曰夫子。尧之德有时而息，禹之德有时而穷，夫子之道久而弥光，远而弥芳;用之者昌，舍之则亡。昔否于周，今泰于唐，不然何被衮而垂裳，冕旒而王者哉！
钤印：康熙宸翰、佩文斋
清代历代帝王出于政治需要而尊孔重儒、重教兴文，并编纂不少儒家典籍，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以弘扬孔子及儒家学说。受此影响，康熙在选拔朝廷大臣的时侯，相对也比较严苛——人品、能力、学识三方面缺一不可，层层考核。因此，在康熙时代出了不少良将名臣，而此《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就是康熙钦赐当时的名臣高士奇的御笔。
康熙书法在清历代帝王中，可谓相对比较出众，著名文博专家谢稚柳先生就认为清代帝王虽世人都以乾隆擅书为津津乐道，但实际上，康熙未必在乾隆之下。这实际上和康熙于书法用功之勤奋、取法之广博密不可分——康熙曾在《东华录》中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
因此，康熙在年少时就曾临习颜真卿、“宋四家”“二王”、赵孟頫等帖，后以沈荃（1624-1684）为师，视董其昌（1555-1636）的书法为圭臬，悬以帝王之财力，将“海内真迹，搜访殆尽”，且反复临习，日积月累，后在董其昌书法基础上形成了康熙帝自己独有的秀润博雅。
从《康熙帝御笔孔子庙碑手卷》行文内容来看，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远大理想，皮日休仅仅用了三百来字 ，便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孔子伟大形象凝练于纸上，匠心独具，开阖有度。而康熙作为一个政治家，借皮日休《襄州孔子庙学记》，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政治抱负，以孔子的贡献与思想为载体，来表达他对当时满清与汉族文化融合的观点与立场。正因为此作重要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故成为资本追捧的对象，成为千万级别的重要拍品。
● 乾隆《至圣先师孔子庙碑》
另一位不得不说的便是乾隆拍品《至圣先师孔子庙碑》（图2），高325、宽162厘米，“乾隆十有三年（1748）春二月吉日御制并书”。这件拍品在《清实录》《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国历代帝王总统墨迹》《孔庙十三碑亭》《阙里文献考》卷三十二《艺文》、乾隆二十七年刻本《孔府档案》《幸鲁盛典》等都有刊载和介绍。
如前所述，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满族经济、文化都落后于汉族，为巩固统治地位，先后采取若干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如学习汉族传统的优秀文化，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就是代表。在历朝历代祭祀活动中，乾隆帝应排第一，他在位期间，曾经五次专程前往山东曲阜祭祀孔子，又南巡江南时三次绕道曲阜祭祀孔子。
作為清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乾隆在武功、文治方面都很突出——他知识广博，擅长诗、文、书、画，一生作诗五万余首。在书法方面，乾隆更喜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并将其收藏于养心殿的西里间，命名为“三希堂”。还将这三王帖及内府所藏自魏晋以后至明末之300多件书法名家真迹，命当时的名臣钩摹刻石于北海公园琼华岛的阁古楼石壁上，可见乾隆帝对书法之重视与喜爱。
作为一代帝王，乾隆帝的勤奋刻苦非常人可比，少年时起便遍临历代书家各帖，如元代的赵孟頫和明代的董其昌。由于赵孟頫的楷书字体方正、端庄洒脱、丰腴圆润、笔法厚实、笔墨舒展。图2中乾隆的楷书，便颇得赵孟頫的神韵。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正楷，其特点为笔画平直、体形方正、比例恰当、疏密匀称。早在魏晋时，楷书便已取代隶书，成为当时社会的通行字体。碑刻和经卷多用楷书书写，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所写楷书《至圣先师孔子庙碑》便是其书法最成熟时期的珍品。由于乾隆的书法基本功相当扎实，对赵体书法十分精熟，用笔非常沉稳，还略有些行书的味道，是非常难得的乾隆书法重要藏品，在收藏界也几番易手，非常受追捧。
● 于右任《礼记·孔子闲居》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号骚心、髯翁，晚年自称太平老人，清朝举人，陕西人。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参与创办复旦公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后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7年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审计院、监察院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1949年到台湾后，任台湾地区监察部门负责人，国民党第二至六届“中常委”。
于右任擅长书法、诗词，著有《标准草书》《右任文存》《右任诗存》等。他的书法，便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行书和隶书的神韵，被世人称为融各大名家碑帖于一炉，形成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于右任早年从赵孟頫入，之后改攻北碑并精研六朝碑版，中年变法而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墨意趣而自成一家。
于右任曾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所以，他以孔子为载体，书写了不少行楷书传世，并以自己的风格“卓然自立”。
于右任在此幅《礼记·孔子闲居》写道：
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其在诗曰，嵩高惟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在图3中，可见于右任的书法不仅雄壮磅礴而且清骨婉丽。于右任到了晚年，草书更是出神入化，字字独特，别有新意。
在于右任笔下，草书仿佛熔今草、章草、狂草于一炉，时而平稳，时而险绝，时而紧扣主题，时而纵放宕出，颇给人以仪态万千、不可琢磨之感。因此，日本有学者称他为“旷代草圣”。
● 总结
孔子作为清代帝王眼中的至圣先师和中国传统文化三驾马车儒释道的儒家祖师爷，在中国文化中有着至高的地位和举足轻重的重要性，特别是国家当前复兴传统文化，提倡文化自信。当然，康熙、乾隆的书法相对来说，价位已是百万级、千万级，但是其他的文化名人如清末举人、民国重臣于右任等的孔子相关题材书法（图4），也未尝不是可以关注的门类，从长远来看，应该具有一定的收藏投资价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