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当代的社会正义运动对正义的实质缺乏共识,运动参与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却导向彼此对立的目标。这种关于"实质"的不确定性给理解和解决正义冲突带来了障碍,也给传统的正义理论带来了挑战。在当下这种反常规时期,面对正义"实质"问题的不同理解,理论建构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展开。南茜.弗雷泽认为,我们需要一种综合了多元社会本体论和规范一元论的方法,即把正义看作是一个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等多维度概念,同时还需要一个能覆盖多维度的单一的规范性原则,它能为那种在正义"实质"问题上持对立理解的诉求提供一个衡
【机 构】
:
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代的社会正义运动对正义的实质缺乏共识,运动参与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却导向彼此对立的目标。这种关于"实质"的不确定性给理解和解决正义冲突带来了障碍,也给传统的正义理论带来了挑战。在当下这种反常规时期,面对正义"实质"问题的不同理解,理论建构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展开。南茜.弗雷泽认为,我们需要一种综合了多元社会本体论和规范一元论的方法,即把正义看作是一个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等多维度概念,同时还需要一个能覆盖多维度的单一的规范性原则,它能为那种在正义"实质"问题上持对立理解的诉求提供一个衡量尺度,她提出以参与对等性这个覆盖性的规范性原则来衡量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这三种维度上的诉求。
其他文献
本文根据中东欧和前苏联的研究工作探讨了后社会主义的概念演变。本文的分析集中于历史、地理及其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诸多观点。本文把后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征概括为:存在偏见,而且并不总是具有解释力,但仍然具有重要性。
本文认为,在生产力成熟条件、力量对比状况、社会变革的主体条件、群众意识、现制度结构和群众组织状况等方面,拉美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只要策略运用得当,这一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能发展起来。
本文将研究资本主义生存策略是否有限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当前的衰退代表了资本主义系统本身的危机,因为它通过调节的形式来维持其控制和增长已经达到极限。由于没有工人阶级和任何社会主义者的反抗,资本主义仍没有被推翻的危险,但是低增长率、停滞甚至崩溃是可能的。简而言之,本文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运用帝国主义、战争和福利国家等手段成功调和了资本主义矛盾。在过去,金融资本发挥了特殊的控制作用,最终变成弱肉强食。随着斯大林主义和冷战的结束,金融资本崩溃,当前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家福利的局限只有一个二选一的方案——增长或者再次通货
本文重新检视了目前的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发生的2008年9月的银行业恐慌,并认为,随着上述机构的破产,金融危机进入第二阶段,即一个被称之为"大衰退"的全球经济低迷期。文章详细回溯了自2007年夏末金融危机肇始以来财政部和美联储的错误,认为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既不是金融管制放松,也不是宽松的央行货币政策,而是,20世纪晚期金融资本自身在制度特性上发生了改变,作为投资形式的资本逐渐向投机转化,损害了非投机性资本的积累。
本文认为,目前世界正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威胁,这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衰退都更为严重,而这还不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当前最危险的问题是地球生态濒临崩溃,生态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与世界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相伴发生的是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美国试图通过所谓的恐怖主义战争从军事上恢复其全球霸权的行为可能引起全球不稳定。而导致上述三大危机的共同因素是失败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一书中,西蒙.克拉克正确地批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片面地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中的某一因素当作经济必然性的决定因素,转向依赖于资产阶级的市场观解释危机,最终使危机理论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特色。危机理论超越困境的出路,是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全部著作中关于经济危机论述的解读,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努力超越这种单一因素决定论。克拉克认为,马克思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整体来解释危机根本必然性的理论框架。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机制,即表现为客观
"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使用不精确的术语,今天该词被广泛地用在了各种难处理的问题上,这表明,危机概念的理论研究还较少或没有被充分理解。即使我们仅关注经济失调问题,或进一步缩小范围把焦点对准市场的发展过程,这也是符合现实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应该提高概念表述的准确性,本文欲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危机的讨论进行分析,以期为更深入地理解危机概念作出贡献。第一部分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市场"进行了分析,接下来的三个部分探讨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市场经济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及其被超越均蕴涵着不同类型
我们需要通过考察以下三种主要趋势,探求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前现代的种族纽带和现代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一,通过身份鉴别而进行的文化净化,这会导致文化排斥和社会排斥 第二,通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将种族的选民地位予以普遍化,这会带来民族团结和自我确认 第三,共享记忆的领土化,这会激发人们对历史故土和圣地的历史性诉求。这些过程存在于所有历史中,但只有到了现代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得以广泛传播 它们是许多现代政治冲突的基础。
霍耐特和弗雷泽作为新法兰克福学派在欧洲和北美的著名代表,他们的思想是在分析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霍耐特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说在新时期焕发出现实的生命力 弗雷泽主要坚持了强硬左派的立场,通过对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不平等的揭示而推出了不同于霍耐特的三元正义论,进而弘扬了在哈贝马斯思想中内蕴而被霍耐特放弃的平等主义原则。作为后冷战时期的两种不同左翼思想,二者的分歧主要在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认知。这样的分歧标识出左翼思想在新时期面临的理论难题。
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规范性潜力在社会民主主义时代得以展开,并且促成了以下四个原则的制度化: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的法治、成就原则以及罗曼蒂克式的爱。然而伴随着新自由主义革命所产生的新的、"组织不良的"、"持股人导向的"、"关系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去所取得的规范性成就受到了侵蚀,甚至失去了其原本具有的解放性意义,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本文试图以一种新的"悖论性的发展模式"来探究这种变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具体剖析个人主义、法律、成就和爱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的迫令下所做出的调整,以及这些调整所带来的悖论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