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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交谈或者自我表达到某些时候,可能是兴之所至,也可能是没有比动作更好的方式,陈爱莲会手舞足蹈起来。舞蹈已成为她传达信息、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甚至代替了部分语言功能。近60年的职业生涯在她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我红得特别持久”
陈爱莲在学校时就小有名气,很早就登上了《人民画报》的封面。在1959年主演中国第一部芭蕾舞与中国舞蹈相结合的舞剧《鱼美人》时一举成名。
从1981年《红楼梦》第一次被改编为中国古典舞剧开始,陈爱莲在舞台上演了几百场的“林妹妹”,从第一次出演时的42岁到60多岁还在舞台上演。有人形容“黛玉不老,爱莲常青”。
而用陈爱莲自己的话来说,她“红的特别持久”。
陈爱莲说在街上走或参加活动,常有白发苍苍的人看见她之后特别激动,拉着她的手说:“陈老师,我可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陈爱莲说起这些并不尴尬。她说她一直是个坦然面对自己年龄的女人。
生于1939年、今年已经71岁的陈爱莲看上去状态很好,黑头发、腰杆笔直、步履轻盈。历经人生70年沧桑,她依旧对生活充满激情,说话时面部有很舞台的表情,情感充沛、语调激昂,而遇到她觉得不好的地方她会沉下脸来很直接地指出。
跟陈爱莲同时代的舞蹈演员大多早就淡出了舞台,跟陈爱莲同龄的绝大多数人也已经退居二线,颐养天年,而她依旧坚持练功,与年龄相差40、50岁的学生们在一起。
“我还在练功、还在表演,是因为我对舞蹈的留恋和热爱。”陈爱莲如是说。
一个舞蹈演员,年逾七十还在奋发向上、还在为人生争取,这当然与她的经历和性格有关,但这样一份做事的态度和进取之心无论如何让人侧目。
她对记者说;“我有时也会稍稍不自信,虽然我是世界上最用功和勤奋的那几个舞蹈演员之一,但时间的强大谁也无法阻挡,我跟我身边最亲近的人说,如果你们觉得我不行了,一定要告诉我”。
不论是艺术上水准,自身的身体状况,陈爱莲都有自己的认识。这或许是她“红得持久”的秘密。但七十载人生,在外部世界风云变幻,政治经济气候、思想文化潮流、道德观念标准面目全非的时候,她总能顺应潮流,让生命力随时光的流逝变得更加旺盛,一定有更大的秘密。
一个早熟的上海孤女
陈爱莲说自己是“早熟的”。
1949年前陈爱莲家是小康之家,父亲有公职,住在单门独户的弄堂院落。上教会学校,背四书五经,既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也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美国大片看过,舒秀文的戏听过,百乐门也去过,经常接触文艺和娱乐,这些都在自己身上留下印记。可一年之内连失父母,陈爱莲“从小康之家坠入深渊”。“父母过世时,我和妹妹蜷缩在角落,看着陌生的亲属把家里的家当一件件搬空,但没一位亲人愿意收养我们,我们住进了孤儿院!”
“这些都是令我早熟的原因。我过早就看清了社会世故和人情冷暖。”
孤儿院的生活很孤单很平静,但是孤儿院院外却正在发生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国家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很多行业、专业在这个时候开始被奠基。舞蹈专业亦不例外。
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员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文化思潮比较繁盛,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地方招生。
那个年代对演艺、梨园行业仍有一定偏见,这使得招生的范围被迫更多地关注了穷苦人家和孤儿院的小孩,生活富足、出生良好的孩子即使有这样的爱好,也不被允许选择这样的行当,这无疑减少了竞争的激烈程度,某种程度上说历史留给了陈爱莲一个机会。
“之前跳过,比比划划过,有一定的感觉和意识。”陈爱莲在的孤儿院成立了一个舞蹈小组,因为有些这方面的爱好,再加上在孤儿院孤单,她经常和着音乐蹦蹦跳跳,动作未必专业成章法,但是逐渐地她知道怎样的动作做出来好看,并逐渐建立起舞蹈方面的意识。
一心想离开清冷的孤儿院,离开寂寞和孤独的日子的陈爱莲,在1952年10月,通过考试,进入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习班。从这时起算是正式步入舞蹈界。
“锥处囊中,脱颖而出”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处仅有几步,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
——柳青
入行的时候,陈爱莲对舞蹈只有感性的认识,也说不上热爱,她坦言,而且早先并不喜欢这个只是“蹦跳”的专业,觉得它“浅薄”,后来专业分流时更倾向于选择塑造人物,展现故事情节,有表达任务,表达很多理念的电影演员和话剧演员。但是由于声音等方面的欠缺,组织安排她“留了下来”
在这个职业从事久了后,她逐渐对其产生了热爱,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尤其是看了四部芭蕾巨著,《罗米欧与朱丽叶》、《天鹅湖》、《普希金的泪泉》、和《巴黎圣母院》后,对舞蹈有了更深程度的认识和理解。舞剧里人物有个性、有情节、能展现一个真实的世界,还能够通过形体给人一种特别美的享受,做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给观众一个开阔的,自己去想象的空间。
“干一行爱一行是那个年代人最常见的情形。最终有所成就也是因为专一持久。现在的人讲究随性,追求爱一行干一行,能如愿最好,可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现实,因为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陈爱莲说,“最忌讳没定性,转来转去,不能决定自己究竟该干什么。”
当年的同学和老师都记得有这么一位刻苦的女同学,个子不高,柔柔弱弱,从身体条件来说远未达到舞蹈演员的“黄金身体条件”。但她每天都在排练厅里练习,举手投足之间,显露着力量和灵气。
陈爱莲说,“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晚上有专业演员的排戏,班上有很多孩子就跑去玩了,但我就天天坐那看,不但看,而且揣摩、跟着学。什么戏我都看,看完还痴痴地自己演绎。”
很多人觉得陈爱莲当年的傻用功为“大智若愚”———但如果没有那份痴迷与执著,成功就可能与她失之交臂。
时代的需要——舞蹈专业从无到有,个人的资质和天赋,再加上几倍于常人的勤奋努力,对机会的精准把握,最终造就了陈爱莲的成功。
“我有两个我”
陈爱莲拥有多种身份,问她最喜欢哪一个,她说还是喜欢“舞蹈工作者”,而不是商界女强人、女企业家,不是慈善大使、公益之星。她一直分得清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从不看低自己,也不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
说到自己在专业上的成就,在舞蹈界的地位,陈爱莲表现得相当自信甚至带一点年轻人的狂妄。
“我是历史的产物,是这个社会合力培养出来的一个优秀成果,我一直很珍惜自己,舞蹈界多少年出我一个陈爱莲不容易。从这个角度讲,我是一个大人物,我觉得国家和社会应该给我提供好的条件让我继续跳下去传承下去。”陈爱莲说,“但是我有两个我。除开跳舞,我是一个最普通的人,我就是街上那些去买菜、送小孩去上学的妇女之一。”
的确,陈爱莲也做普通妇女常做的事,建立家庭、生养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女儿。记者问,两次生育,会怎样从形体和精神影响一个跳舞的女人。
陈爱莲说自己特别不能理解现代女性对生育的畏惧。她说,生孩子后的确身体变形了,这对舞蹈有影响,但影响只有小手指指甲盖儿那么一丁点儿。然而更成熟的思想、更丰富的阅历,还有对舞蹈比未生育前更深刻更细腻的理解,再加上天伦之乐、儿女绕膝带来的幸福感几百倍地补偿那一点遗憾和影响。
在孤儿院长大的陈爱莲,从小被抛离正常的生活轨迹。所以她渴望一种存在感,努力的学习和工作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反倒简单些。相比而言,在精心呵护下长大的人往往习惯于从生活中索取而不愿付出。舍得之间,谁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努力工作、简单生活,演绎陈爱莲一生的精彩。当然,童年的经历也让她变得敏感,这种敏感既体现在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证明自己),也表现在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超前感知(看得长远)。
艰难时世:有一点信念
Have a little faith
——Michael Scofield,越狱
面对苦难,人的承受力又有多大?面对伤痛,人的意志又有多强?
特殊年代里,善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类“文化糟粕”的各种演员、文艺工作者率先遭到冲击,纷纷被派往下乡改造。陈爱莲被迫离开了舞台。
她说,剧团的人一起被劳动改造。刚开始大家信心百倍,因为周总理关照过一年后就回去继续演出。可是听说要“至少待满三年,甚至归期无望之后”,大家就慢慢地懈怠了,放弃了。看闲书的,睡觉的,干什么的都有。
只有陈爱莲还天天练功,“我3年从未中断过练功,是因为想的比较简单,想着回来还得干这行。”
她在部队的操场跑步,在篮球场拿些棍子当把干压腿踢腿,当地的农民在旁边抽着旱烟袋不解地看着她“折腾”。
六七年消失在舞台上,没有舞台生命,她凭借着仅有的一点信念、“咬牙走过了这恶梦一般的年月”。而一切过去之后,原以为能穿上舞鞋继续的时候,她又遭遇了新的艰难。
1978年排演《文成公主》,对成功的渴望让陈爱莲不断给自己加大排练强度,她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天早上,陈爱莲像往常一样,走进练功房,换好舞鞋,开始准备练功;但那一天,陈爱莲没有练功。她突然就跳不动了,做不出任何一个哪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动作,就仿佛武侠小说里武功很高的侠女突然功力尽失。到处检查,都无法确诊。
最后终于发现,病因是由于训练的压力长期超过身体恢复的能力,导致运动能力突然丧失。这在医学上叫“过度训练综合症”,它还有一个可怕的名字叫 “职业终结者”。医生说,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是休养。为了治病,以往的练功时间,变成了在阳光下睁开惺忪睡眼,变成了在院子里遛达散步。陈爱莲也似乎不那么追求完美了,比划到了,节奏到了就停止。
“在战略战术上,我要放弃某一部分。”陈爱莲说。经过将近半年的自我调整,陈爱莲逐渐恢复了正常。
“再清高也需入世”
陈爱莲对自己的另一个评价是“欧式、意识前卫”。
1989年之前,陈爱莲一直是所谓的“体制内”的人。在她50岁、离退休不差几年的时候,国家开始搞文艺体制改革。出人意料的,她率先脱离“铁饭碗”,成立了陈爱莲艺术团。1995年,她又独立创办陈爱莲舞蹈学校。
陈爱莲说:“按我的资历和条件,不跳舞还可以做舞蹈监制,或在一个公立的舞蹈学校一门心思教舞。” 她说,那个年代,国家剧团不景气,剧团里的演员没有演出,但也没人愿意自谋生路,剧院的整体风气就是一潭死水、奄奄一息。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陈爱莲进夜总会、歌舞厅,去了深圳、东莞,去了江浙,到处巡演。“我很兴奋。”
人们问,搞严肃艺术的人怎能进夜总会、歌舞厅这些娱乐场所?陈爱莲说,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也有这种情况。经济不景气,有些艺术家坐在家里等别人来请他去演出,结果饿死了,而另一些艺术家则主动出击、去百老汇等地表演,结果越演越红。自强自立、自谋生路的人才是值得尊敬的。不管是文化还是艺术都处在社会发展背景之下,无法脱离大环境。适应社会的才会发展好,才会越来越好。
陈爱莲说,“大剧院下面正襟危坐的也有伪君子,而夜总会也不就是坏人,大都是娱乐放松的普通人。艺术的雅和俗并不根据观众和表演的场所来区分。”
办学校的过程中,她也遇到困难。例如,因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政策上其实并未规定该怎么做,她需要去讨论、去商量,需要做很多跟复杂的社会、复杂的人打交道的事。而后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一大批的舞蹈学校,不管符合国家规定与否、资质如何,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涌起,招生贩子遍地横行,她的舞蹈学校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挑战。但是“我用我的高艺术水准和教育水准让学校良好地运转了下来。”
陈爱莲说,“我在这过程中学会了很多,例如做事要有魄力,但不能蛮干,有时要迂回。清高是一种心态的,但是清高和入世并不矛盾。”
这时的陈爱莲,在岁月的历练下愈发成熟。孤儿和舞者都是孤独的,这份孤独给予她倔强的性格、坚定的信念,让她时刻保持清醒。后来,她懂得了柔韧、世故一点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她的人生轨迹从一开始就处在被抛离的状态,所以她要更努力的去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后来她明白了,能真正抛弃自己的只有自己,不是别人。
Reporter's Note
刚柔并济 快意人生
陈爱莲属于比较典型的古典长相,但是性格跟记者想象中的柔弱、内敛有大出入,跟她自己说的“欧化”比较接近。人们常觉得,舞者是柔弱和内敛的,内心也一定是骄傲的,尤其是那样一个时代培养的、从那样的年代里走出来的、“红且专”的舞者。但是她更坚强、更泼辣,不说话的时候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满意的时候会压低声音说话。但是说到尽情之处又很柔和,会手舞足蹈,会拉着你的手,这样刚柔并济的行事风格愈发显示出她的性格张力和人性魅力。
而我们的摄影师仿佛跟她找到了共鸣,他说:“搞艺术的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记者也心里暗自想,是不是正是这样的真性情排遣了她人生很多的不快和压力。
采访的结尾,陈爱莲说,毛主席讲过,保全自己,消灭敌人。对不良势力要斗智斗勇,但前提是要保全自我,只有保全自我才能战胜敌人,而保全自我不仅是前提,也是消灭敌人的目的和结果。
陈爱莲的一生,高潮早早出现,20岁就因为主演中国第一部芭蕾舞与中国舞蹈相结合的舞剧《鱼美人》一举成名,到后来在芬兰得了四个金奖。但是陈爱莲却不太同意记者“高潮早现”这一说法。她倾向于使用“峰峦起伏”,因为,她还时常有新的举动,她对未来还有些大的期待。
“我红得特别持久”
陈爱莲在学校时就小有名气,很早就登上了《人民画报》的封面。在1959年主演中国第一部芭蕾舞与中国舞蹈相结合的舞剧《鱼美人》时一举成名。
从1981年《红楼梦》第一次被改编为中国古典舞剧开始,陈爱莲在舞台上演了几百场的“林妹妹”,从第一次出演时的42岁到60多岁还在舞台上演。有人形容“黛玉不老,爱莲常青”。
而用陈爱莲自己的话来说,她“红的特别持久”。
陈爱莲说在街上走或参加活动,常有白发苍苍的人看见她之后特别激动,拉着她的手说:“陈老师,我可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陈爱莲说起这些并不尴尬。她说她一直是个坦然面对自己年龄的女人。
生于1939年、今年已经71岁的陈爱莲看上去状态很好,黑头发、腰杆笔直、步履轻盈。历经人生70年沧桑,她依旧对生活充满激情,说话时面部有很舞台的表情,情感充沛、语调激昂,而遇到她觉得不好的地方她会沉下脸来很直接地指出。
跟陈爱莲同时代的舞蹈演员大多早就淡出了舞台,跟陈爱莲同龄的绝大多数人也已经退居二线,颐养天年,而她依旧坚持练功,与年龄相差40、50岁的学生们在一起。
“我还在练功、还在表演,是因为我对舞蹈的留恋和热爱。”陈爱莲如是说。
一个舞蹈演员,年逾七十还在奋发向上、还在为人生争取,这当然与她的经历和性格有关,但这样一份做事的态度和进取之心无论如何让人侧目。
她对记者说;“我有时也会稍稍不自信,虽然我是世界上最用功和勤奋的那几个舞蹈演员之一,但时间的强大谁也无法阻挡,我跟我身边最亲近的人说,如果你们觉得我不行了,一定要告诉我”。
不论是艺术上水准,自身的身体状况,陈爱莲都有自己的认识。这或许是她“红得持久”的秘密。但七十载人生,在外部世界风云变幻,政治经济气候、思想文化潮流、道德观念标准面目全非的时候,她总能顺应潮流,让生命力随时光的流逝变得更加旺盛,一定有更大的秘密。
一个早熟的上海孤女
陈爱莲说自己是“早熟的”。
1949年前陈爱莲家是小康之家,父亲有公职,住在单门独户的弄堂院落。上教会学校,背四书五经,既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也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美国大片看过,舒秀文的戏听过,百乐门也去过,经常接触文艺和娱乐,这些都在自己身上留下印记。可一年之内连失父母,陈爱莲“从小康之家坠入深渊”。“父母过世时,我和妹妹蜷缩在角落,看着陌生的亲属把家里的家当一件件搬空,但没一位亲人愿意收养我们,我们住进了孤儿院!”
“这些都是令我早熟的原因。我过早就看清了社会世故和人情冷暖。”
孤儿院的生活很孤单很平静,但是孤儿院院外却正在发生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国家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很多行业、专业在这个时候开始被奠基。舞蹈专业亦不例外。
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员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文化思潮比较繁盛,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地方招生。
那个年代对演艺、梨园行业仍有一定偏见,这使得招生的范围被迫更多地关注了穷苦人家和孤儿院的小孩,生活富足、出生良好的孩子即使有这样的爱好,也不被允许选择这样的行当,这无疑减少了竞争的激烈程度,某种程度上说历史留给了陈爱莲一个机会。
“之前跳过,比比划划过,有一定的感觉和意识。”陈爱莲在的孤儿院成立了一个舞蹈小组,因为有些这方面的爱好,再加上在孤儿院孤单,她经常和着音乐蹦蹦跳跳,动作未必专业成章法,但是逐渐地她知道怎样的动作做出来好看,并逐渐建立起舞蹈方面的意识。
一心想离开清冷的孤儿院,离开寂寞和孤独的日子的陈爱莲,在1952年10月,通过考试,进入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习班。从这时起算是正式步入舞蹈界。
“锥处囊中,脱颖而出”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处仅有几步,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
——柳青
入行的时候,陈爱莲对舞蹈只有感性的认识,也说不上热爱,她坦言,而且早先并不喜欢这个只是“蹦跳”的专业,觉得它“浅薄”,后来专业分流时更倾向于选择塑造人物,展现故事情节,有表达任务,表达很多理念的电影演员和话剧演员。但是由于声音等方面的欠缺,组织安排她“留了下来”
在这个职业从事久了后,她逐渐对其产生了热爱,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尤其是看了四部芭蕾巨著,《罗米欧与朱丽叶》、《天鹅湖》、《普希金的泪泉》、和《巴黎圣母院》后,对舞蹈有了更深程度的认识和理解。舞剧里人物有个性、有情节、能展现一个真实的世界,还能够通过形体给人一种特别美的享受,做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给观众一个开阔的,自己去想象的空间。
“干一行爱一行是那个年代人最常见的情形。最终有所成就也是因为专一持久。现在的人讲究随性,追求爱一行干一行,能如愿最好,可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现实,因为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陈爱莲说,“最忌讳没定性,转来转去,不能决定自己究竟该干什么。”
当年的同学和老师都记得有这么一位刻苦的女同学,个子不高,柔柔弱弱,从身体条件来说远未达到舞蹈演员的“黄金身体条件”。但她每天都在排练厅里练习,举手投足之间,显露着力量和灵气。
陈爱莲说,“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晚上有专业演员的排戏,班上有很多孩子就跑去玩了,但我就天天坐那看,不但看,而且揣摩、跟着学。什么戏我都看,看完还痴痴地自己演绎。”
很多人觉得陈爱莲当年的傻用功为“大智若愚”———但如果没有那份痴迷与执著,成功就可能与她失之交臂。
时代的需要——舞蹈专业从无到有,个人的资质和天赋,再加上几倍于常人的勤奋努力,对机会的精准把握,最终造就了陈爱莲的成功。
“我有两个我”
陈爱莲拥有多种身份,问她最喜欢哪一个,她说还是喜欢“舞蹈工作者”,而不是商界女强人、女企业家,不是慈善大使、公益之星。她一直分得清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从不看低自己,也不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
说到自己在专业上的成就,在舞蹈界的地位,陈爱莲表现得相当自信甚至带一点年轻人的狂妄。
“我是历史的产物,是这个社会合力培养出来的一个优秀成果,我一直很珍惜自己,舞蹈界多少年出我一个陈爱莲不容易。从这个角度讲,我是一个大人物,我觉得国家和社会应该给我提供好的条件让我继续跳下去传承下去。”陈爱莲说,“但是我有两个我。除开跳舞,我是一个最普通的人,我就是街上那些去买菜、送小孩去上学的妇女之一。”
的确,陈爱莲也做普通妇女常做的事,建立家庭、生养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女儿。记者问,两次生育,会怎样从形体和精神影响一个跳舞的女人。
陈爱莲说自己特别不能理解现代女性对生育的畏惧。她说,生孩子后的确身体变形了,这对舞蹈有影响,但影响只有小手指指甲盖儿那么一丁点儿。然而更成熟的思想、更丰富的阅历,还有对舞蹈比未生育前更深刻更细腻的理解,再加上天伦之乐、儿女绕膝带来的幸福感几百倍地补偿那一点遗憾和影响。
在孤儿院长大的陈爱莲,从小被抛离正常的生活轨迹。所以她渴望一种存在感,努力的学习和工作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反倒简单些。相比而言,在精心呵护下长大的人往往习惯于从生活中索取而不愿付出。舍得之间,谁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努力工作、简单生活,演绎陈爱莲一生的精彩。当然,童年的经历也让她变得敏感,这种敏感既体现在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证明自己),也表现在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超前感知(看得长远)。
艰难时世:有一点信念
Have a little faith
——Michael Scofield,越狱
面对苦难,人的承受力又有多大?面对伤痛,人的意志又有多强?
特殊年代里,善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类“文化糟粕”的各种演员、文艺工作者率先遭到冲击,纷纷被派往下乡改造。陈爱莲被迫离开了舞台。
她说,剧团的人一起被劳动改造。刚开始大家信心百倍,因为周总理关照过一年后就回去继续演出。可是听说要“至少待满三年,甚至归期无望之后”,大家就慢慢地懈怠了,放弃了。看闲书的,睡觉的,干什么的都有。
只有陈爱莲还天天练功,“我3年从未中断过练功,是因为想的比较简单,想着回来还得干这行。”
她在部队的操场跑步,在篮球场拿些棍子当把干压腿踢腿,当地的农民在旁边抽着旱烟袋不解地看着她“折腾”。
六七年消失在舞台上,没有舞台生命,她凭借着仅有的一点信念、“咬牙走过了这恶梦一般的年月”。而一切过去之后,原以为能穿上舞鞋继续的时候,她又遭遇了新的艰难。
1978年排演《文成公主》,对成功的渴望让陈爱莲不断给自己加大排练强度,她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天早上,陈爱莲像往常一样,走进练功房,换好舞鞋,开始准备练功;但那一天,陈爱莲没有练功。她突然就跳不动了,做不出任何一个哪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动作,就仿佛武侠小说里武功很高的侠女突然功力尽失。到处检查,都无法确诊。
最后终于发现,病因是由于训练的压力长期超过身体恢复的能力,导致运动能力突然丧失。这在医学上叫“过度训练综合症”,它还有一个可怕的名字叫 “职业终结者”。医生说,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是休养。为了治病,以往的练功时间,变成了在阳光下睁开惺忪睡眼,变成了在院子里遛达散步。陈爱莲也似乎不那么追求完美了,比划到了,节奏到了就停止。
“在战略战术上,我要放弃某一部分。”陈爱莲说。经过将近半年的自我调整,陈爱莲逐渐恢复了正常。
“再清高也需入世”
陈爱莲对自己的另一个评价是“欧式、意识前卫”。
1989年之前,陈爱莲一直是所谓的“体制内”的人。在她50岁、离退休不差几年的时候,国家开始搞文艺体制改革。出人意料的,她率先脱离“铁饭碗”,成立了陈爱莲艺术团。1995年,她又独立创办陈爱莲舞蹈学校。
陈爱莲说:“按我的资历和条件,不跳舞还可以做舞蹈监制,或在一个公立的舞蹈学校一门心思教舞。” 她说,那个年代,国家剧团不景气,剧团里的演员没有演出,但也没人愿意自谋生路,剧院的整体风气就是一潭死水、奄奄一息。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陈爱莲进夜总会、歌舞厅,去了深圳、东莞,去了江浙,到处巡演。“我很兴奋。”
人们问,搞严肃艺术的人怎能进夜总会、歌舞厅这些娱乐场所?陈爱莲说,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也有这种情况。经济不景气,有些艺术家坐在家里等别人来请他去演出,结果饿死了,而另一些艺术家则主动出击、去百老汇等地表演,结果越演越红。自强自立、自谋生路的人才是值得尊敬的。不管是文化还是艺术都处在社会发展背景之下,无法脱离大环境。适应社会的才会发展好,才会越来越好。
陈爱莲说,“大剧院下面正襟危坐的也有伪君子,而夜总会也不就是坏人,大都是娱乐放松的普通人。艺术的雅和俗并不根据观众和表演的场所来区分。”
办学校的过程中,她也遇到困难。例如,因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政策上其实并未规定该怎么做,她需要去讨论、去商量,需要做很多跟复杂的社会、复杂的人打交道的事。而后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一大批的舞蹈学校,不管符合国家规定与否、资质如何,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涌起,招生贩子遍地横行,她的舞蹈学校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挑战。但是“我用我的高艺术水准和教育水准让学校良好地运转了下来。”
陈爱莲说,“我在这过程中学会了很多,例如做事要有魄力,但不能蛮干,有时要迂回。清高是一种心态的,但是清高和入世并不矛盾。”
这时的陈爱莲,在岁月的历练下愈发成熟。孤儿和舞者都是孤独的,这份孤独给予她倔强的性格、坚定的信念,让她时刻保持清醒。后来,她懂得了柔韧、世故一点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她的人生轨迹从一开始就处在被抛离的状态,所以她要更努力的去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后来她明白了,能真正抛弃自己的只有自己,不是别人。
Reporter's Note
刚柔并济 快意人生
陈爱莲属于比较典型的古典长相,但是性格跟记者想象中的柔弱、内敛有大出入,跟她自己说的“欧化”比较接近。人们常觉得,舞者是柔弱和内敛的,内心也一定是骄傲的,尤其是那样一个时代培养的、从那样的年代里走出来的、“红且专”的舞者。但是她更坚强、更泼辣,不说话的时候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满意的时候会压低声音说话。但是说到尽情之处又很柔和,会手舞足蹈,会拉着你的手,这样刚柔并济的行事风格愈发显示出她的性格张力和人性魅力。
而我们的摄影师仿佛跟她找到了共鸣,他说:“搞艺术的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记者也心里暗自想,是不是正是这样的真性情排遣了她人生很多的不快和压力。
采访的结尾,陈爱莲说,毛主席讲过,保全自己,消灭敌人。对不良势力要斗智斗勇,但前提是要保全自我,只有保全自我才能战胜敌人,而保全自我不仅是前提,也是消灭敌人的目的和结果。
陈爱莲的一生,高潮早早出现,20岁就因为主演中国第一部芭蕾舞与中国舞蹈相结合的舞剧《鱼美人》一举成名,到后来在芬兰得了四个金奖。但是陈爱莲却不太同意记者“高潮早现”这一说法。她倾向于使用“峰峦起伏”,因为,她还时常有新的举动,她对未来还有些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