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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广州宣布恢复强制婚检政策，虽然之后该消息被予以否认，但“婚前是否该强制婚检”引发了各方争议。
“如果真的恢复强制婚检，你支持吗？”在新浪微博发起的相关网络调查中，参与投票的333人里，共有269人（80.8%）对强制婚检持支持态度，认为婚检是对生育的有效把关，也是对双方负责的体现。
但在现实生活中，当婚检与疾病、私密、情感、认知、爆棚的妇幼医院联系起来时，其实施过程并不简单。
从强制到自愿
“检，还是不检？”对于高超和黄晓这对新人来说，不是道简单的选择题，因为双方从各自阵营打听到的信息截然不同。
几乎所有的男同事都告知高超：“检了，领证前检的。”而黄晓从女同事那里得到的答复是：“没检，现在不是取消强制婚检了嘛。”
相比二人的情比金坚，婚检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当“强制”二字出现时，却引来了关于自由与责任、法律效力与行政强制之间的激烈对撞。
我国的强制婚检制度开始于1986年，当时，卫生部、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婚前健康检查问题的通知》。随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于1994年颁布，并第一次把婚检制度写入法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民权意识的提高，以法律强制形式出现的婚检制度，遭遇了来自民间的挑战。质疑的声音源于：反对侵犯人权，维护婚姻自由。
于是，从2003年10月1日起，《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取消了必须出示婚检证明才可以申领结婚证的规定。
对于婚前医学检查由“强制”改为“自愿”的原因，来自民政部的官方解释是：在婚检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婚姻法规定的“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一直未能明确，这就带来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婚姻登记机关根据婚检机构出具的检查结果，无法认定当事人是否患有不适宜结婚的疾病、是否可以办理登记；二是由于检查没有针对性，这就造成婚检中存在检查项目多、收费高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
从“自愿”又回到“强制”，似乎是法律与婚姻自由的倒退，但地方强制婚检政策的合理性，却恰恰源自我国相关法律上的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至今仍保留有强制婚检的相关规定，与《婚姻登记条例》相冲突。
早在“广州强制婚检风波”之前，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就在2005年6月24日修改过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中，保留了原《条例》中规定的“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等内容，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争议。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继华认为，黑龙江已实行的关于强制婚检的地方性法规虽然与《婚姻登记条例》相悖，却不违反《婚姻法》、《母婴保健法》的规定。由此可以推断，“《婚姻登记条例》是有缺陷的。”
从自由到责任
2012年春节刚过，宁培东就与女友在北京市海淀区婚姻登记处领取了结婚证。在领证前，宁培东选择了婚检，“现在领证时，婚检都不作为强制要求了，但是本着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想法，还是做了检查。”
与宁培东持同样想法的适婚青年正逐渐增多。在北京、上海等实施免费婚检的地区，婚检率最近几年出现了回潮现象。
王卫红是北京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其负责的婚姻家庭健康咨询室内，仅今年2月份接受咨询、领取免费婚检服务联系单的新人就超过207对。“最近几年里，去婚检的新人还是挺多的，这可能与人们意识的提高有关。”
卫生部于2011年公布的《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1）》显示，2010年全国婚检率提高到31.0%，有625.8万人进行了婚前医学检查，疾病检出率为10.0%。
然而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三成左右的婚检率依旧偏低。自2003年国家取消强制婚检后，全国婚检率由2002年的68%骤降到2004年的2.76%。为了提升婚检率，不少地区相继推出免费婚检制度，但收效有限。
2009年，重庆市实行免费婚检的8个区，平均婚检率为4%；北京市婚检率由10年前的接近100%下降至2010年的不足10%。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随着婚检人数逐年降低，全国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呈上升趋势。《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1）》显示，根据全国出生缺陷医院监测数据，出生缺陷发生率由1996年的87.7/万，上升到2010年的149.9/万，增长幅度达70.9%。
欧阳继华认为，尽管法律尊重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但同样也规定每个公民的权利行使不得与公共利益相冲突。婚检与否，不仅是个人自愿的权利，也同时影响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婚检的无奈
尽管宁培东对婚检持积极态度，但当他到海淀区唯一指定的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时，对婚检的效力产生了怀疑。
“个人感觉，这个体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走个形式而已，有些检查项目过于宽松。”但宁培东坦言，婚检医师还是比较负责任的。“要是查出问题，医生会要求你去复查，进一步核实情况。例如我有脂肪肝，血常规个别项目超标，医生还专门给我打过电话询问病情是突发的，还是一直都有。”
与宁培东的经历相比，邓女士的婚检则因妇幼医院患者过多而屡次预约不上。“按要求，婚检要提前给医院打电话预约，但医院连日常的生孩子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来管我们。北京这么大，每个区只有一个指定婚检医院，在数量上远远不够。”
“婚检进行的是一些基本检查，如肝病、性病等。許多新人都是在接受孕检时再做详细检查，或是因为单位每年都有体检福利，而认为婚检没有必要。”王卫红说，“有些人想对伴侣隐瞒病情而抗拒婚检，但实际上新人可以分开检查，医生会保护个人隐私，仅填写‘适合结婚’、‘暂缓结婚’、‘不适合结婚’等意见。”
据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相关人员介绍，免费婚检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高端需求。如检查遗传病，主要采取问诊的形式，如果受检人对病史有隐瞒，就会造成婚检漏洞。“当时填写了一个询问遗传病的单子，对上面的选项进行勾选，并没有其它细致检查。”宁培东说。
“婚检中的血液检查尤为重要。”湖南省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王主任认为，由于现在流动人口增多，婚恋方式也呈多样化，这就增加了传染病、尤其是艾滋病感染的概率。“特别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流动性很大，相关的预防知识及文化水平又不高，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因此强制婚检还是有必要的。”
对于婚检目前的效力不足，欧阳继华建议：“免费婚检是政府福利的体现，更应该体现在一些落后地区。此外，要加大对婚检的必要宣传，使之转变为公民自觉自愿的行为，这样才能达到婚检的最终目的。”
“如果真的恢复强制婚检，你支持吗？”在新浪微博发起的相关网络调查中，参与投票的333人里，共有269人（80.8%）对强制婚检持支持态度，认为婚检是对生育的有效把关，也是对双方负责的体现。
但在现实生活中，当婚检与疾病、私密、情感、认知、爆棚的妇幼医院联系起来时，其实施过程并不简单。
从强制到自愿
“检，还是不检？”对于高超和黄晓这对新人来说，不是道简单的选择题，因为双方从各自阵营打听到的信息截然不同。
几乎所有的男同事都告知高超：“检了，领证前检的。”而黄晓从女同事那里得到的答复是：“没检，现在不是取消强制婚检了嘛。”
相比二人的情比金坚，婚检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当“强制”二字出现时，却引来了关于自由与责任、法律效力与行政强制之间的激烈对撞。
我国的强制婚检制度开始于1986年，当时，卫生部、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婚前健康检查问题的通知》。随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于1994年颁布，并第一次把婚检制度写入法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民权意识的提高，以法律强制形式出现的婚检制度，遭遇了来自民间的挑战。质疑的声音源于：反对侵犯人权，维护婚姻自由。
于是，从2003年10月1日起，《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取消了必须出示婚检证明才可以申领结婚证的规定。
对于婚前医学检查由“强制”改为“自愿”的原因，来自民政部的官方解释是：在婚检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婚姻法规定的“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一直未能明确，这就带来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婚姻登记机关根据婚检机构出具的检查结果，无法认定当事人是否患有不适宜结婚的疾病、是否可以办理登记；二是由于检查没有针对性，这就造成婚检中存在检查项目多、收费高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
从“自愿”又回到“强制”，似乎是法律与婚姻自由的倒退，但地方强制婚检政策的合理性，却恰恰源自我国相关法律上的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至今仍保留有强制婚检的相关规定，与《婚姻登记条例》相冲突。
早在“广州强制婚检风波”之前，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就在2005年6月24日修改过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中，保留了原《条例》中规定的“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等内容，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争议。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继华认为，黑龙江已实行的关于强制婚检的地方性法规虽然与《婚姻登记条例》相悖，却不违反《婚姻法》、《母婴保健法》的规定。由此可以推断，“《婚姻登记条例》是有缺陷的。”
从自由到责任
2012年春节刚过，宁培东就与女友在北京市海淀区婚姻登记处领取了结婚证。在领证前，宁培东选择了婚检，“现在领证时，婚检都不作为强制要求了，但是本着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想法，还是做了检查。”
与宁培东持同样想法的适婚青年正逐渐增多。在北京、上海等实施免费婚检的地区，婚检率最近几年出现了回潮现象。
王卫红是北京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其负责的婚姻家庭健康咨询室内，仅今年2月份接受咨询、领取免费婚检服务联系单的新人就超过207对。“最近几年里，去婚检的新人还是挺多的，这可能与人们意识的提高有关。”
卫生部于2011年公布的《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1）》显示，2010年全国婚检率提高到31.0%，有625.8万人进行了婚前医学检查，疾病检出率为10.0%。
然而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三成左右的婚检率依旧偏低。自2003年国家取消强制婚检后，全国婚检率由2002年的68%骤降到2004年的2.76%。为了提升婚检率，不少地区相继推出免费婚检制度，但收效有限。
2009年，重庆市实行免费婚检的8个区，平均婚检率为4%；北京市婚检率由10年前的接近100%下降至2010年的不足10%。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随着婚检人数逐年降低，全国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呈上升趋势。《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1）》显示，根据全国出生缺陷医院监测数据，出生缺陷发生率由1996年的87.7/万，上升到2010年的149.9/万，增长幅度达70.9%。
欧阳继华认为，尽管法律尊重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但同样也规定每个公民的权利行使不得与公共利益相冲突。婚检与否，不仅是个人自愿的权利，也同时影响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婚检的无奈
尽管宁培东对婚检持积极态度，但当他到海淀区唯一指定的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时，对婚检的效力产生了怀疑。
“个人感觉，这个体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走个形式而已，有些检查项目过于宽松。”但宁培东坦言，婚检医师还是比较负责任的。“要是查出问题，医生会要求你去复查，进一步核实情况。例如我有脂肪肝，血常规个别项目超标，医生还专门给我打过电话询问病情是突发的，还是一直都有。”
与宁培东的经历相比，邓女士的婚检则因妇幼医院患者过多而屡次预约不上。“按要求，婚检要提前给医院打电话预约，但医院连日常的生孩子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来管我们。北京这么大，每个区只有一个指定婚检医院，在数量上远远不够。”
“婚检进行的是一些基本检查，如肝病、性病等。許多新人都是在接受孕检时再做详细检查，或是因为单位每年都有体检福利，而认为婚检没有必要。”王卫红说，“有些人想对伴侣隐瞒病情而抗拒婚检，但实际上新人可以分开检查，医生会保护个人隐私，仅填写‘适合结婚’、‘暂缓结婚’、‘不适合结婚’等意见。”
据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相关人员介绍，免费婚检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高端需求。如检查遗传病，主要采取问诊的形式，如果受检人对病史有隐瞒，就会造成婚检漏洞。“当时填写了一个询问遗传病的单子，对上面的选项进行勾选，并没有其它细致检查。”宁培东说。
“婚检中的血液检查尤为重要。”湖南省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王主任认为，由于现在流动人口增多，婚恋方式也呈多样化，这就增加了传染病、尤其是艾滋病感染的概率。“特别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流动性很大，相关的预防知识及文化水平又不高，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因此强制婚检还是有必要的。”
对于婚检目前的效力不足，欧阳继华建议：“免费婚检是政府福利的体现，更应该体现在一些落后地区。此外，要加大对婚检的必要宣传，使之转变为公民自觉自愿的行为，这样才能达到婚检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