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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与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迄今历史尚不足百年的新诗，其发生、发展是与现代中国艰难的历史转型相同步的。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时期，这其中很重要的便是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城市不但是各种资源集聚的中心，也是文化与文明形态的必然指归。对于农业文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乡土中国”来说，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作为一种凝聚性和成长性因素，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此种情形，正如美国学者詹姆逊在《文化转向》中所说：“今天的世界体制趋向于一种庞大的城市体制——倾向于更全面的现代化趋势”，“城市改变了整个社会”，乡村“商品化”，农业也“资本化”了。就中国新诗中的城市书写而言，自新诗诞生之初到当下，已经产生了许多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品，城市承载了不同的文化想象，折射出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认同。
就天津而言，其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大致与这座城市在全国的地位是相匹配的，产生了大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也有穆旦这样堪称大师级的新诗代表性人物，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在城市诗的书写领域，天津与更具符号化意义的北京、上海相比或许显得特色不太鲜明，但由于其自身文化发展和城市定位的独特性，仍然呈现了一些自身的特质，值得进行一番考量。天津城市的诗的书写在“现代文学”时期基本是零星发生的，总量不多，而且主要是泛泛地谈论都市、城市，很难说能构成独立的审美对象。这一现象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有所改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城市”并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和独立的审美意义。即使有一些关于城市的诗歌，在写作规范上也是受到严格限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其“政治性”远远大于“文学性”。而在“新时期”，诗歌的生产力显然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城市”作为现代化的载体，受到越来越多诗人的观照和书写。
天津在“新时期”的“改革文学”大潮中，出现了如蒋子龙这样引领一时风气之先的作家，而在诗歌领域，同样有类似的探索。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前期，冯景元写作了大量的工业题材诗歌尤其是“钢铁诗”，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诗刊》等权威报刊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冯景元的这类诗大多激情澎湃、热情洋溢，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红火景象，有着粗犷、豪放、大气、阳刚的风格。在这里，工业、钢铁无疑是对于城市、对于社会生活的描述与认同，也是对于现代化的一种想象。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之后，步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轨道的中国燃起了对于现代化的巨大热情，而经济建设、工业化显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楼大厦、人头攒动、激情满怀、高歌猛进成为人们对于现代生活、城市生活的一种典型认知。与冯景元类似，诗人白金在这一时期也写作了大量的工业诗歌、工厂抒情诗，并结成专集《五月原野》、《爱的呼唤》等。白金的这些诗主要是反映新时代、歌颂建设者，同样表达了奋起直追、阔步前进的时代性情绪，如其诗歌《天职》所写：“绝不能再盲从那些空头政治，/不能再容骄夫，惰子，白痴。/什么是我们铸铁工人的天职？/火，让生命之火在宇宙飞驰。”这里面显然有一种现代性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同样反映了出现变革的可能性、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就这一时期诗歌中的城市想象而言，城市主要是一种正面的、作为精神归属和价值依托的文化空间，它更多是一种单向度的存在，这也是与1980年代前期国人对现代性的单向度向往与追求的时代“共名”相一致的。
“新时期”文学的确经历了一个如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所说的从“共名”到“无名”的过程，简单地说，是发生了由主题突出、特色明显到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转变。就天津当代诗歌中的城市书写而言同样如此，“新时期”之初是现代化之旅的“重新出发”，这一时期人们对现代化充满了单纯而热情的想象，“城市”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代表了发展的方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本身也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人们此前的乐观不可避免地会显示出某种盲目性，这时，对“现代化”的反思便会随之出现。此外，对“现代性”的反思本身也是现代性的内涵之一，这种反思无疑会赋予现代性书写更为复杂和多元的视角。故而，关于城市的书写在更为晚近、更为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呈现了更多的向度和更复杂的内涵。如果说此前对城市文明的歌颂、向往是一种“主流”的话，那么现在却主要是以对城市文明的怀疑、批判、疏离为主了。王丽华的组诗《三代人的春天》写了外公、父亲、“我”三代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城市”代表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城市同样是一座围城，而今，“城市接纳了我，我仍感到孤单/夕阳照在城市宽阔的马路上/我却找不到可以喘息的瞬间”，“在这里发芽，却不能在这里生根开花”，这种感受应该说是颇具普遍性的。而在朱春生的《骑牛走过城市》中，直接写到了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冲撞，这里面有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但更深层的则是一种黑色幽默与无可奈何。在更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城市则呈现了一种多元并置、后现代主义的景象。如冯芦东的《八号精神病院》：“502的房门没有关，深度镜片后面的鼠眼/用余光咀嚼闪电，拖着长长的尾巴和USB接口/扫视病毒和乱码，你提醒他/那个健忘的中年男子，在电流经过躯体时/发出狂躁的震颤，以及设置在路口的警示灯/有很多身影慌忙地躲闪，纸团和冰雹破窗而入/过期的报纸遮住熟睡的面孔，在五楼的阳台上/和散步的猫撞个满怀”；而在女诗人沈遇的笔下，城市则显得如此锐利、冷漠：“消防员救出火灾烧毁全身皮肤的女孩/卖建筑材料的李先生也住在隔壁/有个学生没有带准考证，他跳楼死掉了/他也在隔壁，不过是新闻的隔壁”（《凶手在隔壁》）。我们看到，这里的城市镜像，更多是一种欲望、消费、价值多元、去道德化、无深度、碎片化的城市，其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新时期”较早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天津是一座有较深文化底蕴的城市，虽然在现代化的强势覆盖下，文化传统不可避免要受到冲击，许多文化形态甚至面临灭绝。但在诗歌中，仍然有不少对于天津文化或隐或显的作用的表达，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薪尽火传的文化传承之功。这其中如闵人的《海河谣》、黄桂元的《哦，“五大道”》、鲍和平的《名河畅想》等，均是对某些天津“地标”的书写，这些地标既是地理、现实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写出了天津这座城市内在的历史蕴涵和现实特征。此外，近年来天津城市定位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加快，也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了体现，比如许向诚的《保税区写意》、《开发区纪实》、卢瑞生的《大港风》、胡元祥的《电杆颂》、孟宪福的《老海新歌》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新时期”之初“现代化”书写路向的发展，也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和“主流”，在当今的文化生态中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新时期天津诗歌中的城市想象从早期比较单一的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向往，到对城市的爱恨交织、复杂纠结，从前现代性、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整体性、统一化到碎片化、去意义化，从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到对传统文化的守望与缅怀……经历了一个嬗变、弥散的过程，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学意义和极为复杂的文化内涵。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就天津而言，其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大致与这座城市在全国的地位是相匹配的，产生了大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也有穆旦这样堪称大师级的新诗代表性人物，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在城市诗的书写领域，天津与更具符号化意义的北京、上海相比或许显得特色不太鲜明，但由于其自身文化发展和城市定位的独特性，仍然呈现了一些自身的特质，值得进行一番考量。天津城市的诗的书写在“现代文学”时期基本是零星发生的，总量不多，而且主要是泛泛地谈论都市、城市，很难说能构成独立的审美对象。这一现象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有所改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城市”并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和独立的审美意义。即使有一些关于城市的诗歌，在写作规范上也是受到严格限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其“政治性”远远大于“文学性”。而在“新时期”，诗歌的生产力显然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城市”作为现代化的载体，受到越来越多诗人的观照和书写。
天津在“新时期”的“改革文学”大潮中，出现了如蒋子龙这样引领一时风气之先的作家，而在诗歌领域，同样有类似的探索。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前期，冯景元写作了大量的工业题材诗歌尤其是“钢铁诗”，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诗刊》等权威报刊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冯景元的这类诗大多激情澎湃、热情洋溢，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红火景象，有着粗犷、豪放、大气、阳刚的风格。在这里，工业、钢铁无疑是对于城市、对于社会生活的描述与认同，也是对于现代化的一种想象。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之后，步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轨道的中国燃起了对于现代化的巨大热情，而经济建设、工业化显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楼大厦、人头攒动、激情满怀、高歌猛进成为人们对于现代生活、城市生活的一种典型认知。与冯景元类似，诗人白金在这一时期也写作了大量的工业诗歌、工厂抒情诗，并结成专集《五月原野》、《爱的呼唤》等。白金的这些诗主要是反映新时代、歌颂建设者，同样表达了奋起直追、阔步前进的时代性情绪，如其诗歌《天职》所写：“绝不能再盲从那些空头政治，/不能再容骄夫，惰子，白痴。/什么是我们铸铁工人的天职？/火，让生命之火在宇宙飞驰。”这里面显然有一种现代性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同样反映了出现变革的可能性、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就这一时期诗歌中的城市想象而言，城市主要是一种正面的、作为精神归属和价值依托的文化空间，它更多是一种单向度的存在，这也是与1980年代前期国人对现代性的单向度向往与追求的时代“共名”相一致的。
“新时期”文学的确经历了一个如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所说的从“共名”到“无名”的过程，简单地说，是发生了由主题突出、特色明显到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转变。就天津当代诗歌中的城市书写而言同样如此，“新时期”之初是现代化之旅的“重新出发”，这一时期人们对现代化充满了单纯而热情的想象，“城市”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代表了发展的方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本身也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人们此前的乐观不可避免地会显示出某种盲目性，这时，对“现代化”的反思便会随之出现。此外，对“现代性”的反思本身也是现代性的内涵之一，这种反思无疑会赋予现代性书写更为复杂和多元的视角。故而，关于城市的书写在更为晚近、更为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呈现了更多的向度和更复杂的内涵。如果说此前对城市文明的歌颂、向往是一种“主流”的话，那么现在却主要是以对城市文明的怀疑、批判、疏离为主了。王丽华的组诗《三代人的春天》写了外公、父亲、“我”三代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城市”代表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城市同样是一座围城，而今，“城市接纳了我，我仍感到孤单/夕阳照在城市宽阔的马路上/我却找不到可以喘息的瞬间”，“在这里发芽，却不能在这里生根开花”，这种感受应该说是颇具普遍性的。而在朱春生的《骑牛走过城市》中，直接写到了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冲撞，这里面有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但更深层的则是一种黑色幽默与无可奈何。在更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城市则呈现了一种多元并置、后现代主义的景象。如冯芦东的《八号精神病院》：“502的房门没有关，深度镜片后面的鼠眼/用余光咀嚼闪电，拖着长长的尾巴和USB接口/扫视病毒和乱码，你提醒他/那个健忘的中年男子，在电流经过躯体时/发出狂躁的震颤，以及设置在路口的警示灯/有很多身影慌忙地躲闪，纸团和冰雹破窗而入/过期的报纸遮住熟睡的面孔，在五楼的阳台上/和散步的猫撞个满怀”；而在女诗人沈遇的笔下，城市则显得如此锐利、冷漠：“消防员救出火灾烧毁全身皮肤的女孩/卖建筑材料的李先生也住在隔壁/有个学生没有带准考证，他跳楼死掉了/他也在隔壁，不过是新闻的隔壁”（《凶手在隔壁》）。我们看到，这里的城市镜像，更多是一种欲望、消费、价值多元、去道德化、无深度、碎片化的城市，其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新时期”较早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天津是一座有较深文化底蕴的城市，虽然在现代化的强势覆盖下，文化传统不可避免要受到冲击，许多文化形态甚至面临灭绝。但在诗歌中，仍然有不少对于天津文化或隐或显的作用的表达，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薪尽火传的文化传承之功。这其中如闵人的《海河谣》、黄桂元的《哦，“五大道”》、鲍和平的《名河畅想》等，均是对某些天津“地标”的书写，这些地标既是地理、现实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写出了天津这座城市内在的历史蕴涵和现实特征。此外，近年来天津城市定位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加快，也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了体现，比如许向诚的《保税区写意》、《开发区纪实》、卢瑞生的《大港风》、胡元祥的《电杆颂》、孟宪福的《老海新歌》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新时期”之初“现代化”书写路向的发展，也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和“主流”，在当今的文化生态中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新时期天津诗歌中的城市想象从早期比较单一的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向往，到对城市的爱恨交织、复杂纠结，从前现代性、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整体性、统一化到碎片化、去意义化，从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到对传统文化的守望与缅怀……经历了一个嬗变、弥散的过程，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学意义和极为复杂的文化内涵。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