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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会馆最早出现于京城，有史可查的第一所会馆是明永乐年间的芜湖会馆。《芜湖县志》载：“京都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1]以此为源头，拉开了会馆五百多年的兴衰史。在明清两朝，会馆广泛分布于京城和其他城市。这其中尤属北京的会馆年代久远、数量众多，无论是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还是对明清社会结构变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会馆均为同乡所建，“此会馆之设，所以聚一乡一邑之人，使得周旋洽比，缓急相需，无异比里族党之姻睦”[2]。在数百年的发展史中，最先出现的是官绅会馆，由其衍生出科举会馆，后又出现商人会馆，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根据功能主义分析范式，组织的功能可以区分为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指涉的是为了特殊目的而设定的事项事实上达到了该目的，潜功能指涉的是潜在的未被普遍认识的功能或社会后果。[3]综合显功能和潜功能分析，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会馆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基于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和明清笔记等对北京会馆的功能进行探讨。
会馆的第一种形态是官绅会馆，其源头是明永乐年间工部主事俞谟所建的芜湖会馆，后相继出现福州会馆、歙县会馆、稽山会馆、新城会馆、南昌会馆等。迟至晚明，这类会馆出现了分化。崇祯年间刊行的《帝京景物略》载：“内城馆者，绅是主，外城馆者，公车岁贡是寓。”[4]这说明在京会馆按照所处区域和服务对象不同，已有区别。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即建于内城专为官绅服务的会馆和建于外城为士子提供服务的会馆。在这种渐趋分化的演变趋势中，终明一朝，外地人在京城所建官绅会馆是一种主要的会馆形态。晚明时人朱国祯在其所撰的《涌幢小品》中说，会馆“止供乡绅之用，其迁除应朝者，皆不堪居也”[5]。这种会馆是官宦私人所建组织，一般有两种创建方式。一种是由同乡在京官员发起，从同籍官绅募捐兴建。这种方式比较常见，如惠州会馆是由黄叔显、陈恒昌倡建，集同乡众人之力捐资创置于东草厂七条胡同[6]；上湖南会馆是由大宗伯曾文恪公朝节，合衡、永、郴三属人士创建[7]。另一种比较少见，会馆是来自官宦个人捐赠，如深沟岭南会馆是嘉靖四十五年麦祥捐赠[8]。无论哪一种方式，创办会馆都是民间结社行为。进入清朝，随着科举会馆在京城的大量出现，单纯的官绅会馆淡出了历史，实际上，它是融合进了科举会馆之中。
官绅会馆的显功能主要是供同乡官宦居停聚会之用。具体来看，一方面，它是谒选官和进京陛见者的居停之所，解决了进京官员的安置问题。“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9]这为官府对进京官员进行集中管理提供了方便。可以说这种会馆承担了驻京官邸的部分功能。另一方面，会馆是在京同乡官宦联谊聚会、节日聚欢或迎来送往之处，满足了联桑梓、聚乡情、笃乡谊的情感需求。“各省人士侨寓京都，设馆舍以为联络乡谊之地，谓之会馆。”[10]“承平时，京曹同乡贯，或同举进士举人者，每岁首，必衣冠会饮，谓之团拜。其宴聚恒于各会馆，笙歌选日，车马如云，夜深恒有灯剧，将晓乃散，极觞春之盛焉。”[11]
官绅会馆的潜功能主要是在聚乡情笃乡谊的活动中增强了情感联络和相互认同，从中产生了密切的同乡扶持关系。官绅会馆以乡情运作逻辑构建了一个地域基础的权利文化网络，以极其微妙的方式影响着政治走向。
科举会馆出现于官绅会馆之后，它的出现和发展与明清科举的盛行有关。在科举制下，大批应试者云集京城。这些人在京城停留的时间并非朝夕之间，而是比较长。“举子应考，则场前之筹备，场后之候榜，中式之应官谒师，落第之留京过夏，远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劳，往往住京多年，至于释褐。”[12]于此情形，他们进京后的食宿自然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京城的旅店规模有限，费用昂贵，很多人不得不另寻他处。入住同籍会馆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在京城已为官者有很多人是受到故园人士帮助得以入仕，受地缘政治观念影响，他们也颇想助同乡应试者一臂之力。无论动机如何，京城官宦开办的会馆欢迎举子来住。随着这种行为的长期化、惯例化，以致后来专门将会馆作为优先服务科举的地方。这种以科举士子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科举会馆或曰试馆到了清代进入鼎盛期。出于切实为应试士子提供服务的目的，这类会馆对何人入住有严格规定。首先是保证士子入住，若非科考之年，本籍官员可以入住，但遇考试，必须为士子腾出地方。如乾隆年间的福建龙岩会馆，“住馆之例，京官让候补、候选，候补候选者，让乡试、会试、廷试，不得占住，以妨后人，其余杂事人等，不许住宿”[13]。河间会馆在其《住会馆客寓规条》中规定：“会馆原为乡、会试寒士及候补、候选职员而设，此外别有事故者，概不留寓……遇乡、会试临期，补选者俱宜移让。”[14]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泾县会馆新议馆规》曰：“议会馆凡乡会试赴选及一切正务来京者，俱得居住，其遇乡会试年分，如本邑应试人多，凡住馆者即当搬让，以重考试，如有占住迟延不让者，公同辞出。”[15]科举会馆不仅适应了科举制环境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参与进了科举活动。
科举会馆的显功能是为科举活动提供了便利。一方面是低廉地解决了举子的食宿之忧，为其提供了宾至如归、抱团取暖的落脚之处，避免了人地生疏的各种不便。另一方面則是为其考试提供了很多帮助。有会馆直接表明是为兴学而建。例如，《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载：“自举人不隶太学，而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既而扩以郡分，以邑筑室几遍都市，是不徒夸科目之盛，竞闾里之荣，特虑就试之士，离群废学，有以聚而振之也。”[16]也有会馆如闽中会馆为举子提供考前辅导和考后打通关节、争取中选的服务[17]。考后发榜也会去会馆通报，而且，会馆也往往是同乡为考试成绩突出者庆贺的场所。“凡得鼎甲省分，是日同乡京官开会馆，设宴演戏，遍请以前各科鼎甲，迎新状元，其榜眼探花亦如之，鼎甲传脚用大红长条贴门，与得试差同。”[18] 科举会馆的潜功能体现在，在朝官员通过会馆为举子提供的这些服务达到了聚集后备官员的目的，以此进一步扩大权势，维护同乡利益。《异辞录》说：“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始而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此等天然之党籍，……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19]根据《京师坊巷志稿》的记载，科举尤为兴盛的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省份所设会馆数量占到清代北京会馆总数的60%以上。[20]科第愈盛，同籍为官者愈多，在京会馆则多，规模也相对比较大。科举会馆让同籍之人得以齐聚一馆活动，吉州会馆楹联曰“文山文水昭千古，吉士吉人萃一堂”[21]，扬州会馆楹联曰“二千里远行江淮，凡甲乙科，同在中朝，皆敦乡谊；尺五天近临韦杜，当己未岁，重新上馆，更启人文”[22]。这种情形强化了地缘纽带，增强了地域认同，助推了地方精英的崛起，使得地缘政治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且通过一届又一届的科举入仕不断地将其再生产出来。会馆与科举，一个民间团体，一个体制内的设置，结合在了一起。作为民间团体的会馆嵌入选拔官员的体制之中，充当了一个持续向统治秩序输送人才、聚集权力派系的中间驿站，更深层次地以非正式的方式影响着政治生态。
商人会馆的出现标志着会馆在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由仅仅局限于士绅阶层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商人会馆是对已存在的官绅所建会馆的模仿。官绅兴建会馆的行为为商人提供了极好的示范，商人据此模仿自发创建了商人会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不同行业的商人和商贸活动。商人会馆的涌现和繁盛与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这种会馆在明代已有，但数量较少，进入清代渐趋增多，特别是在康雍乾嘉时期尤为兴盛。“京师称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佰倍于天下各外省。”[23]商人会馆呈现出一种地域性与行业性重合的复合结构。地域性体现在，它是由异地经商的同籍商人兴办；行业性体现在，其内部制定的馆约中有很多属于行规，是有关行业市场和商贸活动的规定。这些会馆实际上是适应明清市场商品经济的兴起产生的一种同乡同业或同乡跨业组织。
作为同乡组织，商人会馆亦具有敦睦乡谊的作用，所谓“孰睦谊、联感情，本相互而谋福利”[24]。在此基础上，商人会馆尤为突出的显功能是通过组织的力量维护商人的利益，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人通过会馆组织建立起行业规范，维护市场秩序，协调业内纠纷。《颜料行会馆碑记》说：“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25]河东会馆罩棚碑文载：“今郭局同立官秤一杆，准觔拾陆两。凡五路烟包进京，皆按觔数交纳税银，……各循规格，不可额外多加觔两。苟不确遵，即系犯法。”[26]另一方面，商人会馆以组织的名义进行集体谈判，有助于改善客籍商人个体在与牙行、当地商人等谈判中势单力薄的不利境地，降低谈判成本，从而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临襄会馆碑文载：“后有牙行种种事由发生，经会馆同人提议，公推同行代表数人，遇有应行改革之事，即请代表诸公，协同整理，保我市面。”[27]另外，同籍商人通过会馆互通商情，也有助于降低客地经商的市场信息搜寻成本和商贸流通成本。这些活动显然有助于维护同籍商人的利益，更好地满足其需求。
商人会馆的潜功能体现在，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它推动了市场商品经济升级转型，促进了经济发展。从市场主体的组织形态看，商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由亲缘、地缘到业缘组织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商人参与市场活动凭借的组织的结构和规模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变化：先是基于亲缘联系的家族经商团体，然后是基于地缘关系结成的商业组织，进而是基于业缘联系的行业组织，范围层层扩大。作为地缘商业组织的商人会馆就是其中的过渡形态，是新的市场经济结构形成中的过渡组织。它促成商人跨越家族小团体的束缚，通过地缘纽带结成更大规模的联合，形成地域性经商网络，从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领域聚集资本，拓展市场，增强了市场主体的抗风险能力。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因而能更有力地跳出亲缘纽带的限制，进一步升级到地缘纽带维系的互助性团体经商阶段。另外，商人会馆也为更高阶段的跨地域行业组织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不同地域的会馆集于一地，同持一业，在相互往来的经济活动中，彼此频繁地交流着行业信息。从业者的规模性聚集使得行业联合甚至是跨行业联合成为可能。它推动着市场商品经济向更大规模、更高阶段的发展。
会馆在前后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变更着自身形态，相继出现了官绅会馆、科举会馆和商人会馆。它们或服务仕宦，或服务科举，或服务商贸，各有侧重地承担着相应的功能。官绅会馆在供同乡官宦居停聚会的同时，通过乡情运作，助长了地缘政治。科举会馆为科举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影响着后备官员的选拔，成为政治生态的有机组成。商人会馆重在维护商人利益，提高经济活动效率，进一步拓展了市场商品经济结构，推动了市场商品经济升级转型。会馆因适应社会变迁而产生，又深度参与进社会结构变迁之中，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鲍寔.芜湖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3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6.
[2][6][7][8][13][14][15][16][21][22]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会馆档案史料[G].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348， 1374，1356，1363，337，71，281，1322，1410，1400.
[3][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70.
[4]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7.
[5]朱国祯.涌幢小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3.
[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8.
[10]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185.
[11]李景铭.闽中会馆志[M]//王日根，薛鹏志编纂.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一辑第四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74.
[12]夏仁虎.旧京琐记（卷6）[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75.
[17]王民，林國平.明清两代北京闽中会馆的教育职能及其演变[J].教育评论，1991（2）：61.
[18]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328.
[19]刘体智.异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145.
[20]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23][24][25][26][27]北京市宣武区图书馆等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G].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1047，1014， 1047，966，1025.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一、官绅会馆及其功能
会馆的第一种形态是官绅会馆，其源头是明永乐年间工部主事俞谟所建的芜湖会馆，后相继出现福州会馆、歙县会馆、稽山会馆、新城会馆、南昌会馆等。迟至晚明，这类会馆出现了分化。崇祯年间刊行的《帝京景物略》载：“内城馆者，绅是主，外城馆者，公车岁贡是寓。”[4]这说明在京会馆按照所处区域和服务对象不同，已有区别。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即建于内城专为官绅服务的会馆和建于外城为士子提供服务的会馆。在这种渐趋分化的演变趋势中，终明一朝，外地人在京城所建官绅会馆是一种主要的会馆形态。晚明时人朱国祯在其所撰的《涌幢小品》中说，会馆“止供乡绅之用，其迁除应朝者，皆不堪居也”[5]。这种会馆是官宦私人所建组织，一般有两种创建方式。一种是由同乡在京官员发起，从同籍官绅募捐兴建。这种方式比较常见，如惠州会馆是由黄叔显、陈恒昌倡建，集同乡众人之力捐资创置于东草厂七条胡同[6]；上湖南会馆是由大宗伯曾文恪公朝节，合衡、永、郴三属人士创建[7]。另一种比较少见，会馆是来自官宦个人捐赠，如深沟岭南会馆是嘉靖四十五年麦祥捐赠[8]。无论哪一种方式，创办会馆都是民间结社行为。进入清朝，随着科举会馆在京城的大量出现，单纯的官绅会馆淡出了历史，实际上，它是融合进了科举会馆之中。
官绅会馆的显功能主要是供同乡官宦居停聚会之用。具体来看，一方面，它是谒选官和进京陛见者的居停之所，解决了进京官员的安置问题。“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9]这为官府对进京官员进行集中管理提供了方便。可以说这种会馆承担了驻京官邸的部分功能。另一方面，会馆是在京同乡官宦联谊聚会、节日聚欢或迎来送往之处，满足了联桑梓、聚乡情、笃乡谊的情感需求。“各省人士侨寓京都，设馆舍以为联络乡谊之地，谓之会馆。”[10]“承平时，京曹同乡贯，或同举进士举人者，每岁首，必衣冠会饮，谓之团拜。其宴聚恒于各会馆，笙歌选日，车马如云，夜深恒有灯剧，将晓乃散，极觞春之盛焉。”[11]
官绅会馆的潜功能主要是在聚乡情笃乡谊的活动中增强了情感联络和相互认同，从中产生了密切的同乡扶持关系。官绅会馆以乡情运作逻辑构建了一个地域基础的权利文化网络，以极其微妙的方式影响着政治走向。
二、科举会馆及其功能
科举会馆出现于官绅会馆之后，它的出现和发展与明清科举的盛行有关。在科举制下，大批应试者云集京城。这些人在京城停留的时间并非朝夕之间，而是比较长。“举子应考，则场前之筹备，场后之候榜，中式之应官谒师，落第之留京过夏，远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劳，往往住京多年，至于释褐。”[12]于此情形，他们进京后的食宿自然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京城的旅店规模有限，费用昂贵，很多人不得不另寻他处。入住同籍会馆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在京城已为官者有很多人是受到故园人士帮助得以入仕，受地缘政治观念影响，他们也颇想助同乡应试者一臂之力。无论动机如何，京城官宦开办的会馆欢迎举子来住。随着这种行为的长期化、惯例化，以致后来专门将会馆作为优先服务科举的地方。这种以科举士子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科举会馆或曰试馆到了清代进入鼎盛期。出于切实为应试士子提供服务的目的，这类会馆对何人入住有严格规定。首先是保证士子入住，若非科考之年，本籍官员可以入住，但遇考试，必须为士子腾出地方。如乾隆年间的福建龙岩会馆，“住馆之例，京官让候补、候选，候补候选者，让乡试、会试、廷试，不得占住，以妨后人，其余杂事人等，不许住宿”[13]。河间会馆在其《住会馆客寓规条》中规定：“会馆原为乡、会试寒士及候补、候选职员而设，此外别有事故者，概不留寓……遇乡、会试临期，补选者俱宜移让。”[14]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泾县会馆新议馆规》曰：“议会馆凡乡会试赴选及一切正务来京者，俱得居住，其遇乡会试年分，如本邑应试人多，凡住馆者即当搬让，以重考试，如有占住迟延不让者，公同辞出。”[15]科举会馆不仅适应了科举制环境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参与进了科举活动。
科举会馆的显功能是为科举活动提供了便利。一方面是低廉地解决了举子的食宿之忧，为其提供了宾至如归、抱团取暖的落脚之处，避免了人地生疏的各种不便。另一方面則是为其考试提供了很多帮助。有会馆直接表明是为兴学而建。例如，《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载：“自举人不隶太学，而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既而扩以郡分，以邑筑室几遍都市，是不徒夸科目之盛，竞闾里之荣，特虑就试之士，离群废学，有以聚而振之也。”[16]也有会馆如闽中会馆为举子提供考前辅导和考后打通关节、争取中选的服务[17]。考后发榜也会去会馆通报，而且，会馆也往往是同乡为考试成绩突出者庆贺的场所。“凡得鼎甲省分，是日同乡京官开会馆，设宴演戏，遍请以前各科鼎甲，迎新状元，其榜眼探花亦如之，鼎甲传脚用大红长条贴门，与得试差同。”[18] 科举会馆的潜功能体现在，在朝官员通过会馆为举子提供的这些服务达到了聚集后备官员的目的，以此进一步扩大权势，维护同乡利益。《异辞录》说：“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始而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此等天然之党籍，……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19]根据《京师坊巷志稿》的记载，科举尤为兴盛的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省份所设会馆数量占到清代北京会馆总数的60%以上。[20]科第愈盛，同籍为官者愈多，在京会馆则多，规模也相对比较大。科举会馆让同籍之人得以齐聚一馆活动，吉州会馆楹联曰“文山文水昭千古，吉士吉人萃一堂”[21]，扬州会馆楹联曰“二千里远行江淮，凡甲乙科，同在中朝，皆敦乡谊；尺五天近临韦杜，当己未岁，重新上馆，更启人文”[22]。这种情形强化了地缘纽带，增强了地域认同，助推了地方精英的崛起，使得地缘政治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且通过一届又一届的科举入仕不断地将其再生产出来。会馆与科举，一个民间团体，一个体制内的设置，结合在了一起。作为民间团体的会馆嵌入选拔官员的体制之中，充当了一个持续向统治秩序输送人才、聚集权力派系的中间驿站，更深层次地以非正式的方式影响着政治生态。
三、商人会馆及其功能
商人会馆的出现标志着会馆在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由仅仅局限于士绅阶层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商人会馆是对已存在的官绅所建会馆的模仿。官绅兴建会馆的行为为商人提供了极好的示范，商人据此模仿自发创建了商人会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不同行业的商人和商贸活动。商人会馆的涌现和繁盛与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这种会馆在明代已有，但数量较少，进入清代渐趋增多，特别是在康雍乾嘉时期尤为兴盛。“京师称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佰倍于天下各外省。”[23]商人会馆呈现出一种地域性与行业性重合的复合结构。地域性体现在，它是由异地经商的同籍商人兴办；行业性体现在，其内部制定的馆约中有很多属于行规，是有关行业市场和商贸活动的规定。这些会馆实际上是适应明清市场商品经济的兴起产生的一种同乡同业或同乡跨业组织。
作为同乡组织，商人会馆亦具有敦睦乡谊的作用，所谓“孰睦谊、联感情，本相互而谋福利”[24]。在此基础上，商人会馆尤为突出的显功能是通过组织的力量维护商人的利益，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人通过会馆组织建立起行业规范，维护市场秩序，协调业内纠纷。《颜料行会馆碑记》说：“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25]河东会馆罩棚碑文载：“今郭局同立官秤一杆，准觔拾陆两。凡五路烟包进京，皆按觔数交纳税银，……各循规格，不可额外多加觔两。苟不确遵，即系犯法。”[26]另一方面，商人会馆以组织的名义进行集体谈判，有助于改善客籍商人个体在与牙行、当地商人等谈判中势单力薄的不利境地，降低谈判成本，从而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临襄会馆碑文载：“后有牙行种种事由发生，经会馆同人提议，公推同行代表数人，遇有应行改革之事，即请代表诸公，协同整理，保我市面。”[27]另外，同籍商人通过会馆互通商情，也有助于降低客地经商的市场信息搜寻成本和商贸流通成本。这些活动显然有助于维护同籍商人的利益，更好地满足其需求。
商人会馆的潜功能体现在，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它推动了市场商品经济升级转型，促进了经济发展。从市场主体的组织形态看，商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由亲缘、地缘到业缘组织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商人参与市场活动凭借的组织的结构和规模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变化：先是基于亲缘联系的家族经商团体，然后是基于地缘关系结成的商业组织，进而是基于业缘联系的行业组织，范围层层扩大。作为地缘商业组织的商人会馆就是其中的过渡形态，是新的市场经济结构形成中的过渡组织。它促成商人跨越家族小团体的束缚，通过地缘纽带结成更大规模的联合，形成地域性经商网络，从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领域聚集资本，拓展市场，增强了市场主体的抗风险能力。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因而能更有力地跳出亲缘纽带的限制，进一步升级到地缘纽带维系的互助性团体经商阶段。另外，商人会馆也为更高阶段的跨地域行业组织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不同地域的会馆集于一地，同持一业，在相互往来的经济活动中，彼此频繁地交流着行业信息。从业者的规模性聚集使得行业联合甚至是跨行业联合成为可能。它推动着市场商品经济向更大规模、更高阶段的发展。
四、结语
会馆在前后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变更着自身形态，相继出现了官绅会馆、科举会馆和商人会馆。它们或服务仕宦，或服务科举，或服务商贸，各有侧重地承担着相应的功能。官绅会馆在供同乡官宦居停聚会的同时，通过乡情运作，助长了地缘政治。科举会馆为科举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影响着后备官员的选拔，成为政治生态的有机组成。商人会馆重在维护商人利益，提高经济活动效率，进一步拓展了市场商品经济结构，推动了市场商品经济升级转型。会馆因适应社会变迁而产生，又深度参与进社会结构变迁之中，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鲍寔.芜湖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3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6.
[2][6][7][8][13][14][15][16][21][22]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会馆档案史料[G].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348， 1374，1356，1363，337，71，281，1322，1410，1400.
[3][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70.
[4]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7.
[5]朱国祯.涌幢小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3.
[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8.
[10]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185.
[11]李景铭.闽中会馆志[M]//王日根，薛鹏志编纂.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一辑第四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74.
[12]夏仁虎.旧京琐记（卷6）[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75.
[17]王民，林國平.明清两代北京闽中会馆的教育职能及其演变[J].教育评论，1991（2）：61.
[18]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328.
[19]刘体智.异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145.
[20]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23][24][25][26][27]北京市宣武区图书馆等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G].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1047，1014， 1047，966，1025.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