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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家实力得到巨大提升,我们引以为豪。但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和相关行政体制改革仍远没有完成,而且改革的目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们从前的市场化改革是为了释放经济活力,提升经济总量,但今天主要是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后者已经凸显为不得不解决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就必须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基于此,我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第二次改革,或称之为二次转型。其含义有二。
第一,中国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由以温饱为目标的谋生存阶段进入到现在以人自身发展为目标的求发展阶段。改革目标已经从解决私人产品不足的问题转变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基本住房保障、资源、环境等公共产品的不公平问题。
第二,中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在生存阶段,我们以GDP为发展导向,做得很好。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我们尤其面对着外部世界的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外部市场的变化,我们的发展导向就应由经济总量转到国民收入上来。我们市场化改革的目标要转向寻求一条新路子来释放社会的消费能力,提高社会的总需求。
未来5年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关键的5年,决定着其后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想抓好这关键的5年,我们需要在发展导向、投资与消费、工业化和城市化、公共产品、低碳经济、政府与市场这六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我们从前的市场化改革是为了释放经济活力,提升经济总量,但今天主要是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后者已经凸显为不得不解决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就必须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基于此,我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第二次改革,或称之为二次转型。其含义有二。
第一,中国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由以温饱为目标的谋生存阶段进入到现在以人自身发展为目标的求发展阶段。改革目标已经从解决私人产品不足的问题转变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基本住房保障、资源、环境等公共产品的不公平问题。
第二,中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在生存阶段,我们以GDP为发展导向,做得很好。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我们尤其面对着外部世界的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外部市场的变化,我们的发展导向就应由经济总量转到国民收入上来。我们市场化改革的目标要转向寻求一条新路子来释放社会的消费能力,提高社会的总需求。
未来5年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关键的5年,决定着其后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想抓好这关键的5年,我们需要在发展导向、投资与消费、工业化和城市化、公共产品、低碳经济、政府与市场这六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