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中国小说史中，民间对神灵的信仰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文学要素，小说的言说性和民间对神灵信仰的口耳相传传播方式使二者有极大的契合性。神灵形象无论在小说还是民间信仰中都是一种权力的象征。《陈鸾凤》是唐传奇小说中题材内容具有独特代表性的一篇，可从故事中挖掘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民间信仰与其中神灵信仰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小说：民间信仰;神灵;权力
《陈鸾凤》收录于《太平广记》卷三九四，条引自裴铏所著《传奇》中的一则故事。故事讲述的是唐宪宗元和年间陈鸾凤为了民众利益反抗雷公，雷公被其所伤之后又无可奈何的故事主线。陈鸾凤与雷公斗争期间，民众对神灵态度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程度上的改变。从起初被雷公欺负的隐忍和默不作声，到陈鸾凤与雷公争斗怕遭到连累的恐惧，再至之后为解决干旱问题直接找陈鸾凤，对神灵开始无视。结合时代背景，从故事中民众对待神灵态度的变化切入，可发掘中国古代小说中民间对神灵信仰问题，以及唐传奇中故事所映射出的民间对神灵信仰的变化和唐传奇中神灵权力的象征意义。
一、小说中的民间神灵信仰
首先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与民间信仰契合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小说这种文体中“讲故事”和悦人思想的两大原生态特征，因具备这样的特征使得民间信仰大量的进入小说这一文体。其次民间信仰的精神诉求本质与小说的表述方式具有相通性，二者都是源于想象世界，并且借助于形象思维，通过叙述的方式进行表达和传承。因此小说与民间信仰存在着很高的契合度。
民间信仰中“鬼、神、怪”在唐传奇中的体现是最广泛的。《陈鸾凤》中的故事主体就是人与神灵。从民众与雷神的故事发展关系和民众对待神灵的态度上可见其映射出的唐传奇小说中民间对神灵的信仰。神灵实际上是具有常人不具备的超凡本领，超越人的自然常规认知，突破人的极限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在民间信仰中被拟人化，成为一种可进行描述的人格化形象。人们在民间信仰中对神灵的认知和理解是有一定的传承性的。上古时期有许多创世神话与人与自然界斗争的神话传承下来，远古神话中神的认识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民间信仰中神灵形象的创造的。
民间信仰中的神是产生于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中的。人们在对自然界认知的探索过程中對待一些尚且未知、无法理解、无法驾驭的自然现象，会将其幻想成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灵魂的存在。并且将其赋予人格化形象进行描述，进而衍生出神灵的形象。由于这样的神灵形象是超越人的认知的，无法理解和把控的，只好将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移植至人文社会关系之中，因而会赋予其权力性的象征意义，产生一种崇拜心理。如《国语·鲁语下》认为“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1]《说文解字》中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神灵既然拥有超越人们认知意识和无所不及的能力，人们则会认为神灵会对百姓的生活起到主导一切和决定性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至唐代，小说中的神灵形象一方面如同法官和君主，主持并判别着人间百姓生活的是非曲直。对凡人的生死命运、姻缘嫁娶、入仕为官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同样赋予神灵呼风唤雨、变幻无常的灵异特征。神灵会在出现不可抗力的自然灾难时帮助人民排忧解难，同时也会在人们做出非正义的邪恶行为时降下惩罚。
以《陈鸾凤》中出现的雷公形象为例进行详细的讨论。雷神观念的产生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对雷的巨大震响而产生的恐惧和敬畏之情。同时雷神被看成是促使万物复苏、主宰万物生长的神，这与早期的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农牧业的生产密不可分有关。雷电落地时，不仅劈断树木，点燃森林，而且还毁坏房屋，击毙人畜，《陈鸾凤》中所说“及夜又遭雷火，天火焚其室”。这些都让人们产生巨大的恐惧，使人们认为雷神有着主宰生死的权力。因此在《陈鸾凤》中会出现修筑雷神庙供奉雷公，并以“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之必震死”作为风俗去遵守。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民族中普遍存在，甚至还延续保存到现代的一些少数民族信仰中。在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关于雷的崇拜比其它气象崇拜要多。乌丙安指出：“雷崇拜首先因雷声的震动而起，把它看做是起动万物苏生，主宰万物生长的神。人们注意到雷是从春天经过夏天活动的，到秋冬雷声息止。在雷活动的时间内，万物生长、繁茂;雷停止活动时期，万物萧瑟、枯萎。人们把雷看为‘动万物’之神，雷‘出则万物亦出’。”[2]因此雷神在民间信仰中所具有的地位是极高的。
民间信仰不仅丰富了唐传奇小说的题材，并且推动了唐传奇小说向虚构化方向发展的进度。民间鬼神信仰拓展了唐传奇小说中故事的形象和内容，唐代传奇小说的内容方面不再拘泥于实录，而出现以鬼神与现实生活结合为主题的故事，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新兴的虚构化写作手法，丰富了小说的写作手法和作品结构。
二、唐传奇中的神灵权力象征
神灵的权力从表象上探究，可发现其源自神超越人的认知和理解，突破人类极限的能力表现。从深层心理方面分析，可发现神灵是人们精神构建出来的形象，其所拥有的权力是被人们所赋予的，神灵权力中隐喻着民间百姓对权力的态度。正如弗莱所说提出的“神话是对欲望在行动上的模仿，这种模仿以隐喻的形式出现的。换句话说，神的为所欲为的超人性只是人类欲望的隐喻表现。”[3]可见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信仰实际上隐喻了民间百姓对权力的需求。
这种民间百姓对权力的需求，从本质上探究是中国古代人民处在封建社会体制中受精神剥削和压迫的欲望宣泄。他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权力并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外部的因素。真实的生存状态为，百姓处于中央集权管制中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只通过个人主观能动的努力是不足以达成理想生活目标的。而是需要统治者的赐予或者外部自然因素的发生相中和，才形成完整的追求理想生活的权力系统。民众仅凭借自身的单一力量是很难解决基本的现实问题的，如自然灾害、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动乱、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经济条件差所引起的一系列生存问题、社会地位低下引起的人际关系问题等等。普通的民间百姓在寻求解决这样的难题上十分苍白无力，统治阶级因诸多因素无视这样的民众需求，民众只好将这种现实权力需求精神化，将救赎和希望寄托在超越自然的神灵上，在人们所共同构建出的神灵形象面前祈祷，期望神灵可以使用它无所不能的权力帮助民间百姓排忧解难、成人所愿。可见神灵信仰在中国古代社会是普通百姓对权力理解和期许的影射。 另一方面，神灵的权力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体现。中央集权是神灵信仰与权力相融合的重要媒介。中国社会自古流传祭祀的传统，人们认为只有拥有皇权的统治者才具备祭祀天地的资格。因而神权与皇权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融合在了一起。天神是在民间有了权力集中的奴隶主或君主之后才被构建的，《尚书召浩》中有“有夏服受天命”的记载。至商周时期，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以“天”为核心的天命论，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思想理论的支柱。[4]人们敬畏天，认为天是宇宙的核心，对万物有不可逆的统治权力，基于这样的观念，民间将皇帝称为“天子”。认为民间的君主是代“天”来进行统治，顺应天意的。“地”被民众抽象化为社稷和社神。平民百姓是没有祭祀社稷的权力的，祭祀社稷是皇权的象征，各路官员则祭祀所管辖地区的社神。可见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与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一样形成了层进式的等级关系。中央拥有高于地方一切的权力，所以引“天神”权力作为其象征。地方的权力则是层层下沉，引“城隍神”等权力低于“天神”的形象為其供奉对象，但神灵形象的作用在本质上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权力集中所构建出的民间信仰。
唐代社会中保留了这样传统特点，神灵信仰通过与唐传奇的融合式传播因而具有相对广泛的影响。以《太平广记》中所记录的神灵信仰故事为例，《幽怪录·王国良》中，泰山神身着官袍，拥有并行使生死予夺的权力。《陈鸾凤》中雷公拥有呼风唤雨、惩戒百姓的权力等等。由于唐代民间对待权力的欲望被压抑，因此民间信仰中出现的神灵都具有使百姓又喜爱又恐惧的特点。也是唐代民间神灵权力信仰的特征。
三、唐传奇中神灵权力信仰的变化
唐代社会中，儒、释、道三者思想合流，处于正统的统治思想地位。中央权力得到空前的集中，在这样稳定的社会局面之中，神权与皇权便成为一种相对对立的存在。作为辅助皇权实现统治的神权在这样局面中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皇权集中的阻碍。因此神权开始走向弱化。
神权的弱化意味着民间神灵信仰开始走向衰落，这种神灵信仰的衰落也代表着神灵的权力开始被局限和缩小。唐传奇中故事所体现的核心特征是生活化和人性化，人性与神灵权力的信仰是此消彼长的。因此在唐传奇中神灵的权力信仰地位逐步下降，神灵形象开始被赋予一些人性弱点的特点。如在《陈鸾凤》中陈鸾凤与雷公斗争时，雷公竟然被陈鸾凤这样的平民百姓所伤，出现“鸾凤以刀上挥，中雷左股而断”[5]的现象。这里可以看出伴随着传奇小说创作内容开始走向人民日常生活，对神的想象力也开始走向实际化。雷神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威严形象存在，而是具体的“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具体化形象，从想象中的角色开始下沉至人民日常生活之中，与人共同成为故事的主体，甚至被人所压制，出现“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神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啮其肉。”的境况。由此可见至唐代民间信仰中的神灵形象所拥有的的权力不再是完全的超越人的认知，突破人的极限的，所处地位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对其权力的信仰开始下滑，神权在民间信仰中走向弱化。
在唐传奇小说中，神灵开始被赋予人化的性格特征。表现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态度和心理表现，在人身上所具备的美好品质和人性的弱点，都在神形象构建中所影射。神在具有强大力量和权力的同时也存在着虚弱和不完美的一面。
这源自于人们在面对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矛盾之中，神灵承载着人对追求理想生活权力和对自身存在的理性思考。在神灵形象的构建之中，既有人们对理想生活追求的憧憬，也有人们对现实社会中所憎恶的反映。至唐传奇之中，小说写作内容更贴合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将神灵人性化的一面刻画得更加细致入微。《陈鸾凤》中“复有云雷裹其伤者，和断股而去。沛然云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从雷公被伤后逃跑并在干旱之处降雨的行为可看出，神灵开始对人惧怕，并有妥协之意。之后又秉持与人性相同的报复心理，对陈鸾凤进行持续的追击。从此可见神灵的权力以及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开始下降，神灵具有人性化的特点，不再同传统神话中神灵是超越一切、秉公无私、奖惩分明的，而是与常人一样具有情绪和人格上的弱点的。
唐传奇中人们的关注点不在集中于对神灵所象征的权力向往，而是更关注于自身，表达出民众自身所需求的现实主义。《陈鸾凤》故事中人们从起初被雷公欺负的隐忍和默不作声，到陈鸾凤与雷公争斗怕遭到连累的恐惧，再至“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表达出人民关心自身的现实利益，不再完全得受民间神灵权力信仰的束缚，从构建的神灵权力压抑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本性。《陈鸾凤》的故事其中一方面讽刺了统治阶级欺软怕硬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表达出唐代传奇小说与社会生活相契合的创作方式逐步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1]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林惠祥.《神话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3]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4]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5]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关键词：小说：民间信仰;神灵;权力
《陈鸾凤》收录于《太平广记》卷三九四，条引自裴铏所著《传奇》中的一则故事。故事讲述的是唐宪宗元和年间陈鸾凤为了民众利益反抗雷公，雷公被其所伤之后又无可奈何的故事主线。陈鸾凤与雷公斗争期间，民众对神灵态度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程度上的改变。从起初被雷公欺负的隐忍和默不作声，到陈鸾凤与雷公争斗怕遭到连累的恐惧，再至之后为解决干旱问题直接找陈鸾凤，对神灵开始无视。结合时代背景，从故事中民众对待神灵态度的变化切入，可发掘中国古代小说中民间对神灵信仰问题，以及唐传奇中故事所映射出的民间对神灵信仰的变化和唐传奇中神灵权力的象征意义。
一、小说中的民间神灵信仰
首先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与民间信仰契合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小说这种文体中“讲故事”和悦人思想的两大原生态特征，因具备这样的特征使得民间信仰大量的进入小说这一文体。其次民间信仰的精神诉求本质与小说的表述方式具有相通性，二者都是源于想象世界，并且借助于形象思维，通过叙述的方式进行表达和传承。因此小说与民间信仰存在着很高的契合度。
民间信仰中“鬼、神、怪”在唐传奇中的体现是最广泛的。《陈鸾凤》中的故事主体就是人与神灵。从民众与雷神的故事发展关系和民众对待神灵的态度上可见其映射出的唐传奇小说中民间对神灵的信仰。神灵实际上是具有常人不具备的超凡本领，超越人的自然常规认知，突破人的极限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在民间信仰中被拟人化，成为一种可进行描述的人格化形象。人们在民间信仰中对神灵的认知和理解是有一定的传承性的。上古时期有许多创世神话与人与自然界斗争的神话传承下来，远古神话中神的认识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民间信仰中神灵形象的创造的。
民间信仰中的神是产生于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中的。人们在对自然界认知的探索过程中對待一些尚且未知、无法理解、无法驾驭的自然现象，会将其幻想成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灵魂的存在。并且将其赋予人格化形象进行描述，进而衍生出神灵的形象。由于这样的神灵形象是超越人的认知的，无法理解和把控的，只好将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移植至人文社会关系之中，因而会赋予其权力性的象征意义，产生一种崇拜心理。如《国语·鲁语下》认为“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1]《说文解字》中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神灵既然拥有超越人们认知意识和无所不及的能力，人们则会认为神灵会对百姓的生活起到主导一切和决定性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至唐代，小说中的神灵形象一方面如同法官和君主，主持并判别着人间百姓生活的是非曲直。对凡人的生死命运、姻缘嫁娶、入仕为官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同样赋予神灵呼风唤雨、变幻无常的灵异特征。神灵会在出现不可抗力的自然灾难时帮助人民排忧解难，同时也会在人们做出非正义的邪恶行为时降下惩罚。
以《陈鸾凤》中出现的雷公形象为例进行详细的讨论。雷神观念的产生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对雷的巨大震响而产生的恐惧和敬畏之情。同时雷神被看成是促使万物复苏、主宰万物生长的神，这与早期的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农牧业的生产密不可分有关。雷电落地时，不仅劈断树木，点燃森林，而且还毁坏房屋，击毙人畜，《陈鸾凤》中所说“及夜又遭雷火，天火焚其室”。这些都让人们产生巨大的恐惧，使人们认为雷神有着主宰生死的权力。因此在《陈鸾凤》中会出现修筑雷神庙供奉雷公，并以“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之必震死”作为风俗去遵守。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民族中普遍存在，甚至还延续保存到现代的一些少数民族信仰中。在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关于雷的崇拜比其它气象崇拜要多。乌丙安指出：“雷崇拜首先因雷声的震动而起，把它看做是起动万物苏生，主宰万物生长的神。人们注意到雷是从春天经过夏天活动的，到秋冬雷声息止。在雷活动的时间内，万物生长、繁茂;雷停止活动时期，万物萧瑟、枯萎。人们把雷看为‘动万物’之神，雷‘出则万物亦出’。”[2]因此雷神在民间信仰中所具有的地位是极高的。
民间信仰不仅丰富了唐传奇小说的题材，并且推动了唐传奇小说向虚构化方向发展的进度。民间鬼神信仰拓展了唐传奇小说中故事的形象和内容，唐代传奇小说的内容方面不再拘泥于实录，而出现以鬼神与现实生活结合为主题的故事，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新兴的虚构化写作手法，丰富了小说的写作手法和作品结构。
二、唐传奇中的神灵权力象征
神灵的权力从表象上探究，可发现其源自神超越人的认知和理解，突破人类极限的能力表现。从深层心理方面分析，可发现神灵是人们精神构建出来的形象，其所拥有的权力是被人们所赋予的，神灵权力中隐喻着民间百姓对权力的态度。正如弗莱所说提出的“神话是对欲望在行动上的模仿，这种模仿以隐喻的形式出现的。换句话说，神的为所欲为的超人性只是人类欲望的隐喻表现。”[3]可见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信仰实际上隐喻了民间百姓对权力的需求。
这种民间百姓对权力的需求，从本质上探究是中国古代人民处在封建社会体制中受精神剥削和压迫的欲望宣泄。他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权力并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外部的因素。真实的生存状态为，百姓处于中央集权管制中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只通过个人主观能动的努力是不足以达成理想生活目标的。而是需要统治者的赐予或者外部自然因素的发生相中和，才形成完整的追求理想生活的权力系统。民众仅凭借自身的单一力量是很难解决基本的现实问题的，如自然灾害、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动乱、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经济条件差所引起的一系列生存问题、社会地位低下引起的人际关系问题等等。普通的民间百姓在寻求解决这样的难题上十分苍白无力，统治阶级因诸多因素无视这样的民众需求，民众只好将这种现实权力需求精神化，将救赎和希望寄托在超越自然的神灵上，在人们所共同构建出的神灵形象面前祈祷，期望神灵可以使用它无所不能的权力帮助民间百姓排忧解难、成人所愿。可见神灵信仰在中国古代社会是普通百姓对权力理解和期许的影射。 另一方面，神灵的权力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体现。中央集权是神灵信仰与权力相融合的重要媒介。中国社会自古流传祭祀的传统，人们认为只有拥有皇权的统治者才具备祭祀天地的资格。因而神权与皇权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融合在了一起。天神是在民间有了权力集中的奴隶主或君主之后才被构建的，《尚书召浩》中有“有夏服受天命”的记载。至商周时期，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以“天”为核心的天命论，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思想理论的支柱。[4]人们敬畏天，认为天是宇宙的核心，对万物有不可逆的统治权力，基于这样的观念，民间将皇帝称为“天子”。认为民间的君主是代“天”来进行统治，顺应天意的。“地”被民众抽象化为社稷和社神。平民百姓是没有祭祀社稷的权力的，祭祀社稷是皇权的象征，各路官员则祭祀所管辖地区的社神。可见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与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一样形成了层进式的等级关系。中央拥有高于地方一切的权力，所以引“天神”权力作为其象征。地方的权力则是层层下沉，引“城隍神”等权力低于“天神”的形象為其供奉对象，但神灵形象的作用在本质上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权力集中所构建出的民间信仰。
唐代社会中保留了这样传统特点，神灵信仰通过与唐传奇的融合式传播因而具有相对广泛的影响。以《太平广记》中所记录的神灵信仰故事为例，《幽怪录·王国良》中，泰山神身着官袍，拥有并行使生死予夺的权力。《陈鸾凤》中雷公拥有呼风唤雨、惩戒百姓的权力等等。由于唐代民间对待权力的欲望被压抑，因此民间信仰中出现的神灵都具有使百姓又喜爱又恐惧的特点。也是唐代民间神灵权力信仰的特征。
三、唐传奇中神灵权力信仰的变化
唐代社会中，儒、释、道三者思想合流，处于正统的统治思想地位。中央权力得到空前的集中，在这样稳定的社会局面之中，神权与皇权便成为一种相对对立的存在。作为辅助皇权实现统治的神权在这样局面中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皇权集中的阻碍。因此神权开始走向弱化。
神权的弱化意味着民间神灵信仰开始走向衰落，这种神灵信仰的衰落也代表着神灵的权力开始被局限和缩小。唐传奇中故事所体现的核心特征是生活化和人性化，人性与神灵权力的信仰是此消彼长的。因此在唐传奇中神灵的权力信仰地位逐步下降，神灵形象开始被赋予一些人性弱点的特点。如在《陈鸾凤》中陈鸾凤与雷公斗争时，雷公竟然被陈鸾凤这样的平民百姓所伤，出现“鸾凤以刀上挥，中雷左股而断”[5]的现象。这里可以看出伴随着传奇小说创作内容开始走向人民日常生活，对神的想象力也开始走向实际化。雷神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威严形象存在，而是具体的“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具体化形象，从想象中的角色开始下沉至人民日常生活之中，与人共同成为故事的主体，甚至被人所压制，出现“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神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啮其肉。”的境况。由此可见至唐代民间信仰中的神灵形象所拥有的的权力不再是完全的超越人的认知，突破人的极限的，所处地位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对其权力的信仰开始下滑，神权在民间信仰中走向弱化。
在唐传奇小说中，神灵开始被赋予人化的性格特征。表现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态度和心理表现，在人身上所具备的美好品质和人性的弱点，都在神形象构建中所影射。神在具有强大力量和权力的同时也存在着虚弱和不完美的一面。
这源自于人们在面对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矛盾之中，神灵承载着人对追求理想生活权力和对自身存在的理性思考。在神灵形象的构建之中，既有人们对理想生活追求的憧憬，也有人们对现实社会中所憎恶的反映。至唐传奇之中，小说写作内容更贴合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将神灵人性化的一面刻画得更加细致入微。《陈鸾凤》中“复有云雷裹其伤者，和断股而去。沛然云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从雷公被伤后逃跑并在干旱之处降雨的行为可看出，神灵开始对人惧怕，并有妥协之意。之后又秉持与人性相同的报复心理，对陈鸾凤进行持续的追击。从此可见神灵的权力以及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开始下降，神灵具有人性化的特点，不再同传统神话中神灵是超越一切、秉公无私、奖惩分明的，而是与常人一样具有情绪和人格上的弱点的。
唐传奇中人们的关注点不在集中于对神灵所象征的权力向往，而是更关注于自身，表达出民众自身所需求的现实主义。《陈鸾凤》故事中人们从起初被雷公欺负的隐忍和默不作声，到陈鸾凤与雷公争斗怕遭到连累的恐惧，再至“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表达出人民关心自身的现实利益，不再完全得受民间神灵权力信仰的束缚，从构建的神灵权力压抑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本性。《陈鸾凤》的故事其中一方面讽刺了统治阶级欺软怕硬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表达出唐代传奇小说与社会生活相契合的创作方式逐步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1]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林惠祥.《神话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3]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4]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5]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