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中旬，当普京决定从俄乌边境撤出军演部队、乌东部二州的亲俄武装也开始撤出重型武器，乌克兰危机一度迎来实质性缓和。但紧接着，乌东部分离二州的选举引起基辅当局的“经济封锁”，而普京在G20峰会上受到西方压力提前退场，以及美国副总统拜登造访基辅暗示将加强对俄制裁，则标志着围绕乌克兰的大国博弈重新加剧。
　　盘点这场持续一年多、造成4000多人丧生（其中1/4死于9月5日停火协议生效后）的危机，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乌克兰“二月革命”是一场内部因素占主导的革命，革命的资金、人员、意志主要来自乌克兰寡头集团。这是在西方已“不愿”迅速接纳新成员的背景下，乌克兰的单方面“主动”西进。结果普京的板子打在了乌克兰身上，账却算在了西方头上。12月4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不允许西方以肢解南斯拉夫方式对付俄。

西方的绥靖亦为一种轻视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新冷战”之论频出，但外界清楚这种说法并无“冷战”一词本身的含义。奥巴马2014年3月公开表态称，俄罗斯只是一个地区大国，他还重复了2012年竞选时的判断：美国的“头号敌人”为“基地”组织而非俄罗斯。任凭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美国国会上高喊“我们不能靠毛毯打胜仗乃至维护和平”，欧美当时却连武器都不打算提供给基辅。
　　在西方看来，尽管自今年夏季乌克兰冲突加剧以来，俄军机在欧洲的活动大幅增加，但莫斯科并没有能力跟欧美演绎一出真正的“冷战”大戏。尽管莫斯科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支持亲俄武装，北约却在威尔士峰会上将“红线”划在了波罗的海国家至东欧一线。奥巴马在乌克兰危机高潮背景下访问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宣称对塔林、里加、维尔纽斯的保卫“与保卫柏林、巴黎、伦敦一样重要”;北约峰会拿出的最“硬”举措则为：在东欧北约成员国部署快速反应部队。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洲国家普遍对这场危机不堪其扰的背景下于8月23日访问了基辅，规劝波罗申科在克里米亚和东部二州的问题上展现灵活性。虽然德国原则上仍站在乌克兰一边，这一动作却使得默克尔的角色在逻辑上已经类似于“慕尼黑阴谋”中的张伯伦和达拉第，而克里米亚则早已被国际媒体比作苏台德区。此中区别只在于一点：希特勒侵略前，英法两国对捷克负有盟约义务，而如今西方却并不对乌克兰负有这种责任，2008年对格鲁吉亚同样如此。
　　西方对乌克兰危机“隔岸观火”，纵容了危机的恶化。用公投来决定是否独立并加入俄罗斯的决定，是克里米亚议会在30名“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劫持议会大楼后做出的，而且整个公投过程都在此类武装人员参与下进行。虽然很难说武装人员的存在压制了真实的克里米亚民意，但它毕竟为公投的合法性打上了问号。而且，乌克兰独立后克里米亚半岛一直存在独立倾向，却未能成功，此番俄罗斯发力它便迅速独立。俄罗斯还将其收入囊中，创下冷战后为数不多的吞并他国领土的先例。
　　但欧美选择了绥靖和软制裁。奥巴马3月接受采访时坦承，华盛顿对莫斯科束手无策。但实际上他的潜台词是，美国不会理会俄罗斯的胡闹，也不会下血本帮助乌克兰。欧美显然在绥靖俄罗斯，只不过这种绥靖无法与二战前英法对纳粹德国的妥协等量齐观。当从荷兰出发的马航班机在乌东部上空被击落、“俄罗斯潜艇”的迹象出现在瑞典海域、法国石油巨头猝死莫斯科机场等意外事件纷至，欧美的舆情就給俄罗斯贴上了疑似始作俑者的标签。而10月末欧洲8国及北约紧急拦截26架逼近不同国家领空的俄罗斯战机，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暴露无遗。

普京的乏力

　　当面对希特勒之流时，西方都有足够的担心作为理由来让他们采取“割肉饲虎”式的绥靖政策，或是奉行绝地反击的“杜鲁门主义”。但是，普京的俄罗斯却没有能力让西方产生制度面临存亡威胁的恐惧感。
　　2014年9月初，奥巴马刚在塔林放出了北约将保卫波罗的海三国的承诺，俄方武装人员就上演了一出“跨境至爱沙尼亚抓人”的好戏，其间手榴弹爆炸引发的硝烟让爱边境百姓恐慌地以为战争又打响了。这种恐慌也体现在9月19日乌克兰、波兰、立陶宛三国防长签署的组建联合武装的协议上。然而，对于更广大范围的国家来说，这次越境袭击及其后续动作可能引起的是天然气断供、贸易利益的部分丧失、国家联盟关系中的责任义务履行等，这些都无法直接引发存亡之忧。
　　对当下国际体系来说，俄罗斯所能带来的最大威胁或许在于它的核武库。但是，对于经历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而且在1985年的日内瓦收获了“核战争中没有赢家”这一美苏共识的世界来说，普京及其将军们动辄拿核武器说事的动作最多也就是给国内民众提气的“漂亮话”。当然，说到核武器，不得不说俄侵占乌克兰领土确实给国际核体制带来了潜在影响。因为苏联解体之际乌克兰主动放弃了存留于自己境内的苏联核武器，并换得几大国对自己进行安全保护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虽然这一承诺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眼下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受侵犯透露出一个信号：主动放弃核武器的落得个悲惨下场，主动拥核的却至今坚挺。这对国际核体制自然是一种动摇。
　　但俄罗斯行径所带来的这种“核威胁”毕竟是间接的、潜在的，它同样无法引起普遍的恐惧。而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角度来看，俄罗斯当下这套政治制度及其逻辑难以向民主国家输出。普京营建的以大资本垄断为特征的威权政治制度是当下许多国家都具有的特征，尤其是后苏联转型国家，但它作为一种现状却并非各国追求的理想发展模式。俄政治上的寡头属性让其经济发展呈现出“逆淘汰”特征，使它从数字（去年GDP增长仅为1.3%，今年因受制裁和下半年油价暴跌30%而很可能负增长）到内容（日益堕为单纯的能源经济发展模式，重工业、航天等传统优势产业萎缩）都缺乏实际吸引力，遑论让国情不同的国家效仿。 　　所以，俄罗斯无力输出一种发展模式，就像当年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放弃世界革命一样。普京亦希望以警惕法西斯复活和反美为意识形态基础在国际间寻找朋友，他将相关表述列入了2014年7月金砖国家峰会通过的《福塔雷萨宣言》，但却像前些年在南美部署战略武器等尝试一样，未能取得影响和理想结果。普京也搞金元外交，但他在乌克兰花数百亿美元收买亚努科维奇政府中止加入欧盟转而加入欧亚联盟的动作却引发了一场“二月革命”，弄巧成拙地“赔了卢布又折代理人”。普京基于传统经济联系拉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建立的欧亚联盟，如今也因为它对“小兄弟”乌克兰的动武而出现了较强的离心趋势。最近普京找上了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扬言要放弃经保加利亚向中南欧供气的“南溪”管道项目，转而考虑在土耳其和希腊边境建立一个天然气中转站，但埃尔多安总统对此并未表态。
　　欧美自然因普京头疼，西门子等德国大公司、荷兰的食品供应商、法国的军工企业、芬兰贸易商，都因为出口利益损失而向本国政府施压，劝后者不要继续制裁俄罗斯。但歐美政府认为普京的反制裁其实闹不起大风浪，他们不痛不痒地祭出了经济上施压却不做军事应对的战略。直到乌克兰总统前不久宣布将在几年内就加入北约举行公投，北约最高军事长官才姗姗来迟地称已制定援助乌军的计划。

俄罗斯到底在纠结什么

　　“它们不想迫使俄罗斯做出政策上的改变，而是希望实现政权更迭。”俄外长拉夫罗夫11月22日的这番发言，揭示了莫斯科的深层担忧所在。拉夫罗夫警告说，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不会再“一如往昔”。
　　回溯二战胜利后，苏联亦曾有过“少干涉”欧洲内政的打算。当时斯大林希望保留与美国的战时盟国关系，为此同意了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占区举行自由选举，结果亲苏政党大败。这场失败让莫斯科在柏林的苏占区再也不敢搞计划中的公正选举，而代之以让西欧心惊胆战的强权扩张政策。
　　如今，西方面对普京的俄罗斯时不再感受到恐惧，但俄罗斯对西方的恐惧感则存留至今。二战前后，苏联忙着侵占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在东欧建立共产主义政府、拒绝从伊朗北部撤军、向土耳其提出领土和建立军事基地要求等，以获取所谓的安全屏障。现在普京认为，俄罗斯正遭受来自北约的安全威胁，而乌克兰则要融入西方，莫斯科只能以向西扩张来换取缓冲空间。
　　就像遏制理论提出者、美国外交家凯南所言，支配俄罗斯人外交选择的是它传统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在遭遇“制度认同度低”这一现实时加倍爆发出来。普京有一种顽固的观念：自己和自己营建的体制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而任何从民意角度对体制提出的质疑和动摇，都同外部入侵一样应当被视为敌对因素加以处理。普京打击反对派的系列审判“巴洛特诺耶案”一直在持续，不久前将最后一位受审者判刑;他还借乌克兰危机的大背景将反对派指为“叛国者”、“第五纵队”。
　　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俄罗斯人的不安全感仅限于领土威胁，那么在那之后制度安全问题所带来的恐惧与日俱增。无论是反法同盟还是神圣同盟，沙皇追求的都不仅仅是领土安全，更有对皇权制度的维护。此后历任俄国领导人都在这种深深的制度不安全感驱使下进行力量伸张。从沙皇到早期布尔什维克，从斯大林到普京，这种制度不安全感一以贯之。所以并不奇怪，前苏联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早前在德国发言支持普京的乌克兰政策，并指责华盛顿“需要一个可以让他们到处插手的局面，无论结局是好还是坏，他们不关心”。
　　实际上，奥巴马上台后主动重启了美俄关系，拒绝了继续推进小布什时期的反导计划，而且美国也不再力推北约东扩。可以说，奥巴马主政时代，俄罗斯早些年最为担心的两个安全关切都已经至少暂时被美国解决。但是，普京还是对克里米亚祭出了侵占手段，理由却仍是北约对俄造成了安全威胁。
　　可以说，驱动普京强力伸张的仍是不安全感，但它并非来自领土安全，而是来自对制度安全的担忧。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的戏码几乎和如今“二月革命”一模一样，普京当时却没有做伸张动作。一个根本原因是，当时俄罗斯受惠于能源经济正经历着高速增长，如今俄罗斯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普京所建立的这套制度承受不了地缘上的大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