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以战败国的地位，被迫与西方诸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样的历史局面，从一个国家的地理意义上看，或者从一个守土为疆的天朝政府看，的确是再屈辱不过的事情。但从一个经济体的商业贸易发展看，人们却惊讶地发现，晚清的贸易水平却由此扶摇直上，最明显的局面发生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从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其市场结构、金融流动、贸易中心、航运物流，甚至包括商业组织的经营管理方式，都产生了一种近似于革命性的变化。晚清出现了一种以财产私有制、企业具有获取利润和竞争的自由，以及个人消费者具有选择自由的区域性经济制度。当这种制度以贸易而不是以工业为重点时，曾经出现在17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重商资本主义”，开始在晚清的沿海地区发展。
　　有必要提到的一个事实是，晚清政府既不像明朝实行大面积的海禁政策，推行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封闭政策，也不像后来的新中国推行严格意义上的公有制，用公私合营的方式彻底取消私人财产权。因此，简单地认为晚清勃发的商业革命就是由于西方条约名义之下中西商业往来的结果，并不中肯。因为晚清沿海地区贸易的基本面，在此之前也有不错的进展，只是规模不足以引起一个国家经济体的转型。事实上，就是在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商业的确成为了人类生活的主旋律。就国内而言，中国在1683年满族人统一国家之后，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繁荣阶段，因此有所谓“中华升平盛世”之说。经济广泛发生，市场持续拓展，人口增加，地区之间的贸易剧增，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量的手工业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日后的人们总爱提到的所谓大国崛起，或者是所谓盛世中国，应该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之间的落差肯定是巨大的，虽然商业的旋律看上去有某种类似性。更为重要的是，晚清的商业，是一种基于农业的商业，而西方人的商业，已经大踏步走进了工业时代。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正是这种巨大的落差，催生了贸易的可能性，也让一个古老的东亚帝国在贸易的层面上与跃跃欲试的西方人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只是这种冲突表面看上去是商业利益的诉求，但却诉诸以血腥的武力。一个看上去四平八稳的天朝，终于经不住火药和大炮的轰击，不得不屈辱地坐在了西方人设定的谈判桌前。
　　但是必须强调，当外部世界的商业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当内部的商业力量也在不断积累，中国人在商业领域的变革，就是一种必须。如果没有一种主动的变革，那么外力就会毫不犹豫地推开我们的大门。长久以来，中国，这个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社会，一直在商业的层面，市场的层面封闭守旧，抵制人性对财货的基本认识，进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反市场、反经济、反人性的社会格局。在儒家社会价值体系中，商人总是居于最底层，手工艺人稍微高一些，农民看上去不错，但也没有基本的产权保护，因此，所谓的士，就成为这个虚伪的社会里最醒目的、最有地位的人。
　　一个国家的商业转型，竟然以一种战争的形式得以展开，这让所有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们不舒服。但有些商业的、市场的常识，也伴随着这样的格局产生，比如人口开始有规模地朝沿海城市流动，比如出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导致更多的人口进入商业系统。由此，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私有财产和由此产生的财富以及收入的不平等，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而不是在晚清政府的保护下，得以形成秩序。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的存款、利润紧紧结合在一起，具有信贷作用的银行开始建立。由此，资本、利润等真正属于市场经济的概念，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不仅在经济发生链上，而且在道义上，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才是中国企业家的启蒙课啊！沿海的生意人，兼备了各种身份，他们有时候是贸易家，有时候是银行家，有时候又是投资家。但无论哪种身份，他们的生意都完全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需求上，整天围绕着茶叶、丝和丝绸这些商品，而不是劳动力市场，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改进了一个古老市场的交换机制，而不是直接投身工厂，在大量的外来银行信贷的刺激之下，晚清的沿海一带似乎成了亚洲最好挣钱的地方。
　　这么看起来，单向度地理解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几乎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强调了国家的地理尊严，却忽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强调了意识形态力量，却回避了市场的规律；强调了集体的优势，却遮蔽了个人的权利；强调了内心的落后，却忽略了他人的发达；强调了自尊，却不知道敬畏；强调了自力更生，却回避了交流共享。这就是我们，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这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我们的命运。
　　（作者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