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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语言艺术，与作家文学具有同样的学习价值，是语文重要的课程资源之一。如何认识民间文学，其根本特性是什么？记者就此提问刘宗迪教授。
记者：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民间文学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刘宗迪：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民间广泛流传，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情趣的口头语言艺术。它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主要体裁包括散文体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寓言和笑话，韵文体的民间歌谣、叙事诗、史诗和谚语，韵散体结合的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
民间文学多活跃在口头，产生于生活之中又在生活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口头性是民间文学的根本特征之一，与作家文学构成鲜明对比。
记者：民间文学的根本特征是其口头性，是否意味着真正将其当成口头文学去研究呢？
刘宗迪：打开任何一本民间文学或民俗学教材，在谈到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或者定义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大家都知道民间文学是在民众中口耳相传、世代传诵的文学作品，然而，知道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并不等于把民间文学当成口头文学去研究和理解。事实上，很多时候是把民间文学当成书面文学进行研究的，我们不仅总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即原本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记录、整理为书面文学，而且我们研究和理解民间文学的理论范式也是通行于古典文学、作家文学研究中的书面文学范式。
用研究古典文学和书面文学的视角看待民间文学，当然就只能用书面文学的文本格局看待民间文学，只能在已经书面化了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了解、理解民间文学，只能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看到与书面文学相同或相通的方面，如体裁、题材、创作方法、人物性格、篇章结构、情节模式、语言风格、形式和内容等，而对无法纳入文艺学概念框架的、口头文学自身所独有的特点而看不到，从而忽视了口头文学独特的修辞构成方式、意义表达方式和传播及接受方式。口头文学文本是时间中绵延的言语，而书面文学是空间中铺陈的篇章，一个是声音的，一个是文字的，一个是时间的，一个是空间的，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用书面文学范式研究口头文学，是行不通的。
所谓“采风”，也不是为了如其本然地记录、再现民间口头传统的声音模式和表演场域，而是为了把它们当成有独立意义的文学作品记录、保存下来，因此，在收集过程中，对口头文本按照书面文本的格局和作家文学的标准进行重塑、剪裁、拼合、润饰、组织等，就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而那些对于书面阅读毫无意义，但对于现场表演、口头演述和集体记忆等却不可避免的声音程式，如重复、合声、衬腔、引子等，由于它与书面文学格格不入，无法纳入书面文学的文本格局和研究范式，甚至根本无法被书面记载下来，就可能被视为毫无意义的附疣，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就遭到忽视，即使最初它们被有幸记录下来，也可能在后来的整理过程中被当作画蛇添足而毫不怜惜地予以剔除，从而将口头言语完全按书面文学的作品格局重塑、鞣制为准书面文学作品，它不再是在民间口头传统中世代传诵、在民俗生活场景中活泼泼再现的抑扬顿挫、余音袅袅的歌声。
记者：“采风”，我们并不陌生。这里的“风”有何特定含义吗？为什么《诗经》将民歌称作“风”呢？
刘宗迪：采风是一个专用名词。生活于乡村大地上的人们，知道风对于生活的意义，或许几千年几万年前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生活在大地上，生活在大地四季流转的风中，就像大地上的植物和动物一样，和它们一样了解风，知道风。人们的生活，就像风中的树一样，随风摇曳，随风歌唱，他们的歌声顺风远扬，凭风流传，从几千年前的风中一直流传到现在，这就是《诗经》中那些纯朴而优美的诗篇——十五国《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冬日烈烈，飘风发发。”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仿佛仍能听到数千年前飘扬在这片大地上的习习风声、悠悠歌唱，仍能体会到我们的祖先们就像今天我们的乡村父老一样随着四季风雨的流转轮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采诗者把这些来自乡野的歌唱称为“风”，不仅是因为它们像风一样在大地上流淌，更是因为它们就在风中孕育和生长，就像一个地方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一样，反映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古人将歌谣称为风，也许不仅是因为歌谣像风一样风靡大地，感人至深，更是因为歌谣也像风一样，有一定的季节性，随四时光景的转换而流转。歌为生命的心声，生命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风格，因此，不同的季节就有不同的歌声，歌发四季，四季如歌。《礼记?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人间的歌声与天地的节律相和谐，造成这种和谐的，就是人间生活与四时之风的遥相呼应。民间歌谣，并非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也并非像市井中流行的那些俚曲小调，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声歌唱，那些古老的歌谣总是与一定的节日仪式相配合的，特定的季节，有特定的节日，也有特定的歌谣。可能正因为歌声与季节相应和，古人才将音律和历数相提并论，用黄钟十二宫分配一年十二月，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系统阐释了十二宫与四时八节、八方来风以及十二月的关系，班古干脆就将《汉书》中记载历法制度的那卷书名为《律历志》。
记者：按理说，民间文学是在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不应将其当成书面文学来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如其本然地领会原汁原味、土生土长的民间口头文学。
刘宗迪：是的。民间文学应当到民间去，在田野中聆听和领会那些口耳相传、世代传扬的故事和歌声，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追寻口头文本的言语程式和时间结构，才能真正进入民间文学的原生语境和民俗场域，因而才能如民众那样倾听和理解他们的文学，把握民间文学在民间生活和民众心灵的真正意蕴和功能。
我们要从专注文本转到对语境的关注，神话、传说、歌谣、故事、民间戏剧等往往是在节日庆典、巫术祭仪、人生礼仪、庙会社火上讲述或者表演的。民间文学的语境就是民俗生活，于是，对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民间戏剧等体裁的记录文本的解读就归结为对其民俗场域的田野考察和描述。
文本与语境，相互依存。要理解文本，不能离开田野，因为文本是在田野中生发、成型和流传的，但是，要理解田野，又何尝能离开文本，离开那些世代流传于村巷阡陌、铭刻于民众心头、风靡民间世界、穿越民间历史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我们又如何理解田野？民俗生活是民间文学赖以凝聚结构、获得意义的语境，而民间文学作为文本，作为意义的构成物，则是民间生活意义的辐辏和结晶，那些故事和歌谣寄托着民众欢乐和悲伤、引导着民众对宇宙、历史、地方和家园的理解，因此，它们正是我们理解民众生活、倾听民众心灵的最好线索，正如离开经史子集、唐诗宋词、水浒红楼我们无法理解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一样，离开民间文学，我们其实也无法如其本然地理解民间传统和乡土世界，这些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其实正是引导民俗学研究者从书斋走向田野、从远方回到乡土、从一个局外人变成自己人的可靠线索。
记者：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回到文本与走向田野不能对立起来。在您看来，把握民间文学文本的口头性，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哪一点？
刘宗迪：我是这样理解的，回到文本与走向田野，不应该对立起来，也无法对立起来。回到文本，不应该回到书面上现成的、凝固为文字的文本，而是回到田野中的文本，回到口头传统中世代流传的口头文本，因此，回到文本的同时，也是走向田野。走向田野，也不是走向无边的民间社会，而是走向那环绕着民间口头文本、作为其形成、演述和流传语境的民俗场域和仪式。文本就在田野上流传，田野则在文本的澄照下呈现。
刘宗迪，1963年生，山东即墨人，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气象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现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齐鲁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口头传统、神话学、先秦文献等方向的研究，著有《失落的天书》等。
责任编辑 高守娟
记者：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民间文学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刘宗迪：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民间广泛流传，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情趣的口头语言艺术。它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主要体裁包括散文体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寓言和笑话，韵文体的民间歌谣、叙事诗、史诗和谚语，韵散体结合的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
民间文学多活跃在口头，产生于生活之中又在生活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口头性是民间文学的根本特征之一，与作家文学构成鲜明对比。
记者：民间文学的根本特征是其口头性，是否意味着真正将其当成口头文学去研究呢？
刘宗迪：打开任何一本民间文学或民俗学教材，在谈到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或者定义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大家都知道民间文学是在民众中口耳相传、世代传诵的文学作品，然而，知道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并不等于把民间文学当成口头文学去研究和理解。事实上，很多时候是把民间文学当成书面文学进行研究的，我们不仅总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即原本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记录、整理为书面文学，而且我们研究和理解民间文学的理论范式也是通行于古典文学、作家文学研究中的书面文学范式。
用研究古典文学和书面文学的视角看待民间文学，当然就只能用书面文学的文本格局看待民间文学，只能在已经书面化了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了解、理解民间文学，只能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看到与书面文学相同或相通的方面，如体裁、题材、创作方法、人物性格、篇章结构、情节模式、语言风格、形式和内容等，而对无法纳入文艺学概念框架的、口头文学自身所独有的特点而看不到，从而忽视了口头文学独特的修辞构成方式、意义表达方式和传播及接受方式。口头文学文本是时间中绵延的言语，而书面文学是空间中铺陈的篇章，一个是声音的，一个是文字的，一个是时间的，一个是空间的，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用书面文学范式研究口头文学，是行不通的。
所谓“采风”，也不是为了如其本然地记录、再现民间口头传统的声音模式和表演场域，而是为了把它们当成有独立意义的文学作品记录、保存下来，因此，在收集过程中，对口头文本按照书面文本的格局和作家文学的标准进行重塑、剪裁、拼合、润饰、组织等，就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而那些对于书面阅读毫无意义，但对于现场表演、口头演述和集体记忆等却不可避免的声音程式，如重复、合声、衬腔、引子等，由于它与书面文学格格不入，无法纳入书面文学的文本格局和研究范式，甚至根本无法被书面记载下来，就可能被视为毫无意义的附疣，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就遭到忽视，即使最初它们被有幸记录下来，也可能在后来的整理过程中被当作画蛇添足而毫不怜惜地予以剔除，从而将口头言语完全按书面文学的作品格局重塑、鞣制为准书面文学作品，它不再是在民间口头传统中世代传诵、在民俗生活场景中活泼泼再现的抑扬顿挫、余音袅袅的歌声。
记者：“采风”，我们并不陌生。这里的“风”有何特定含义吗？为什么《诗经》将民歌称作“风”呢？
刘宗迪：采风是一个专用名词。生活于乡村大地上的人们，知道风对于生活的意义，或许几千年几万年前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生活在大地上，生活在大地四季流转的风中，就像大地上的植物和动物一样，和它们一样了解风，知道风。人们的生活，就像风中的树一样，随风摇曳，随风歌唱，他们的歌声顺风远扬，凭风流传，从几千年前的风中一直流传到现在，这就是《诗经》中那些纯朴而优美的诗篇——十五国《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冬日烈烈，飘风发发。”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仿佛仍能听到数千年前飘扬在这片大地上的习习风声、悠悠歌唱，仍能体会到我们的祖先们就像今天我们的乡村父老一样随着四季风雨的流转轮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采诗者把这些来自乡野的歌唱称为“风”，不仅是因为它们像风一样在大地上流淌，更是因为它们就在风中孕育和生长，就像一个地方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一样，反映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古人将歌谣称为风，也许不仅是因为歌谣像风一样风靡大地，感人至深，更是因为歌谣也像风一样，有一定的季节性，随四时光景的转换而流转。歌为生命的心声，生命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风格，因此，不同的季节就有不同的歌声，歌发四季，四季如歌。《礼记?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人间的歌声与天地的节律相和谐，造成这种和谐的，就是人间生活与四时之风的遥相呼应。民间歌谣，并非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也并非像市井中流行的那些俚曲小调，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声歌唱，那些古老的歌谣总是与一定的节日仪式相配合的，特定的季节，有特定的节日，也有特定的歌谣。可能正因为歌声与季节相应和，古人才将音律和历数相提并论，用黄钟十二宫分配一年十二月，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系统阐释了十二宫与四时八节、八方来风以及十二月的关系，班古干脆就将《汉书》中记载历法制度的那卷书名为《律历志》。
记者：按理说，民间文学是在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不应将其当成书面文学来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如其本然地领会原汁原味、土生土长的民间口头文学。
刘宗迪：是的。民间文学应当到民间去，在田野中聆听和领会那些口耳相传、世代传扬的故事和歌声，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追寻口头文本的言语程式和时间结构，才能真正进入民间文学的原生语境和民俗场域，因而才能如民众那样倾听和理解他们的文学，把握民间文学在民间生活和民众心灵的真正意蕴和功能。
我们要从专注文本转到对语境的关注，神话、传说、歌谣、故事、民间戏剧等往往是在节日庆典、巫术祭仪、人生礼仪、庙会社火上讲述或者表演的。民间文学的语境就是民俗生活，于是，对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民间戏剧等体裁的记录文本的解读就归结为对其民俗场域的田野考察和描述。
文本与语境，相互依存。要理解文本，不能离开田野，因为文本是在田野中生发、成型和流传的，但是，要理解田野，又何尝能离开文本，离开那些世代流传于村巷阡陌、铭刻于民众心头、风靡民间世界、穿越民间历史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我们又如何理解田野？民俗生活是民间文学赖以凝聚结构、获得意义的语境，而民间文学作为文本，作为意义的构成物，则是民间生活意义的辐辏和结晶，那些故事和歌谣寄托着民众欢乐和悲伤、引导着民众对宇宙、历史、地方和家园的理解，因此，它们正是我们理解民众生活、倾听民众心灵的最好线索，正如离开经史子集、唐诗宋词、水浒红楼我们无法理解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一样，离开民间文学，我们其实也无法如其本然地理解民间传统和乡土世界，这些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其实正是引导民俗学研究者从书斋走向田野、从远方回到乡土、从一个局外人变成自己人的可靠线索。
记者：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回到文本与走向田野不能对立起来。在您看来，把握民间文学文本的口头性，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哪一点？
刘宗迪：我是这样理解的，回到文本与走向田野，不应该对立起来，也无法对立起来。回到文本，不应该回到书面上现成的、凝固为文字的文本，而是回到田野中的文本，回到口头传统中世代流传的口头文本，因此，回到文本的同时，也是走向田野。走向田野，也不是走向无边的民间社会，而是走向那环绕着民间口头文本、作为其形成、演述和流传语境的民俗场域和仪式。文本就在田野上流传，田野则在文本的澄照下呈现。
刘宗迪，1963年生，山东即墨人，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气象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现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齐鲁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口头传统、神话学、先秦文献等方向的研究，著有《失落的天书》等。
责任编辑 高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