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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受重用决心改换门庭
李必达，出身很苦，解放前是个孤儿，曾被卖给人家。解放后翻了身，直到上了大学。像他这样的出身经历，在那个年代自然属于“根红苗正”，备受信任。
1965年，李必达大学毕业后分到部队，没在基层经受什么锻炼，便很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任秘书，后来成了黄永胜的秘书。
1968年3月黄永胜调京，李必达也跟了来。
黄永胜夫人项辉方对李必达十分信任，关怀有加，一度甚至想把他介绍给林立衡。然而由于李必达的出身经历和具有大学生身份，因而对他调任广州军区和黄永胜秘书缺乏必要的严格考察。
不久，李必达自身固有的毛病便显露了出来。或许他对项辉方的关心爱护心存感激，或许他一心想走“上层路线”，于是便经常给担任总长办公室主任的项辉方打小报告，极力讨好卖乖，这引起了办公室其他秘书和工作人员的不满。人数不多的“黄办”，由于李必达的行为出现了团结问题。
为此，项辉方对李必达很不满意，认为他拨弄是非，品质不好，当场批评了他。从此，项辉方对李必达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
就在这时，黄永胜蹲点的北京针织总厂需要人去支左。考虑到李必达和办公室其他秘书团结上出了问题，项辉方便安排李必达到黄永胜蹲点的北京针织总厂去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在执行任务期间，李必达经常出去办私事，又受到批评。这下，李必达患得患失的老毛病又犯了，认为自己不受重用、不受信任，没有前途了，决心投靠江青，改换门庭。
深思熟虑筹谋告密时间、方式
李必达改换门庭所采取的办法是给江青写告状信，揭发黄永胜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因为他长期以来有意识地偷听黄永胜的电话、谈话，知道黄永胜在和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的通话中，多次骂过江青封锁主席、攻击总理、想当武则天、是慈禧太后式的人物，并详细记录下来。
李必达相信自己手中掌握了大量黄永胜反江青的“过硬材料”，告密后一定能赢得江青的信任，捞到一大笔政治资本。
李必达的告密行动在时机上作了精心选择，方式上作了精心策划。
1969年4月1日开幕的中共九大，4月24日闭幕。4月27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28日下午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李必达瞅准这一重要时机，决心铤而走险。
26日晚上，他把偷听到的内容整理成一封揭发信，共20多页，一式3份。一份走机要，一份请温玉成（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转交，一份走地方邮局。在他看来，三管齐下，保证江青能够及时收到，并足以在政治局选举前断送黄永胜的政治生命。
温玉成思前想后将信交给叶群
李必达之所以请温玉成转信给江青，是因为考虑到他的政治态度及与黄永胜、江青的关系。
温玉成任广州军区参谋长时，很受司令员黄永胜的信任和器重。“文革”中，黄永胜向林彪建议，把他调到北京，接替傅崇碧担任卫戍区司令员。时来运转的温玉成职务上不断变化，又担任了副总参谋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江青还让他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兼管样板团。
慢慢地，温玉成开始靠拢江青，于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都说温玉成“变了”，背后骂他“忘恩负义”。
李必达了解这些情况，加之在广州军区时也曾给温玉成当过秘书，便来到温玉成面前，请他把揭发信转交江青。并说，要是不答应他，他就不走。温玉成被磨不过，只好答应下来。
但是，温玉成思来想去，毕竟觉得向江青状告黄永胜是惊天大事，而眼下正值九大期间，弄不好搅了九大的局，甚至连毛泽东、林彪也牵涉进来，那问题性质就严重了！
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作出了到头来没有改变黄永胜，反倒改变了他本人命运的决定：不把信交给江青，而于半夜时分交给了叶群。
叶群看罢信，当场向温玉成发了火，说温玉成策反总长的秘书，在总长身边安插钉子，居心险恶，图谋不轨！叶群此举在于镇住温玉成，使他老老实实听候处理，不得乱说乱动。
果然，虽感委屈却又被吓破胆的温玉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再也不敢吱声了。
毛泽东没有表态使黄、叶暗自窃喜
训骂走温玉成，叶群不敢怠慢，即刻于凌晨3点多钟赶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项辉方、吴法宪，几个人秘密研究对策。
由于李必达的未婚妻王瑞华属于总后系统，叶群立即把邱会作找来共商对策。
邱会作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找王瑞华谈话，通过组织系统给王瑞华做工作，看看能否找到李必达所写材料的底稿。第二，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以免被动。第三，“闯”一下江青，摸摸她的底，主要是看她收到没有，毛主席有没有表态。
黄永胜、叶群等人最担忧的，还是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据此发话，作出有利于江青而不利于黄永胜的表态，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让他们庆幸的是，毛泽东知道了李必达密信的内容，但并没有作任何表态。对于这个情况，邱会作有如下回忆：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得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便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她说完话，把小毛巾往桌子上一摔，这是她在心中有气的时候惯用的做法。黄、吴、叶、李、邱和大家一样，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黄永胜一看就是李必达的字。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画了一个圈，一个箭头画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们看了一下之后，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表情，但心中高兴！从这里得到了三点证明：一是，李必达写的材料毛主席看过了；二是，江青承认了材料是骂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没有写为江青做主的话，江青收到退回来的信之后，没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
李必达事件当事人皆不得善终
就在李必达事件发生两天后，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已顺利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黄永胜对警卫参谋李学金说：“我命令你把李必达抓起来！”
李学金立即执行命令逮捕了李必达。
事后，黄办的人到针织总厂收拾李必达的东西时，在字纸篓里搜到了李必达给江青、张春桥写信的碎纸片。到李必达未婚妻母亲家，却一无所获。
李必达被押送回广州军区。但他对江青还抱幻想，在飞机上，又借上厕所之机，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毛主席语录》遗失在飞机座位下面。
但语录本被打扫卫生的人捡到了，由于飞机是空军34师的飞机，语录本便上交到了34师师长胡萍手里。胡萍又上交到了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手里，吴法宪又交给了黄永胜。
李必达事件的影响是隐蔽而深远的。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都为此而打上了深深烙印并付出了相应代价：江青与黄永胜及军委办事组进一步结怨，矛盾渐渐公开化了，到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有了猛烈爆发；温玉成在九大上不但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还很快被解除重要职务，调离北京，去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员，比他所担任的副总参谋长低了一级；李必达在广州军区关押了一段时间，“九·一三”事件后被放出，这时江青又翻脸批他说：“李必达是坏人。”
李必达，出身很苦，解放前是个孤儿，曾被卖给人家。解放后翻了身，直到上了大学。像他这样的出身经历，在那个年代自然属于“根红苗正”，备受信任。
1965年，李必达大学毕业后分到部队，没在基层经受什么锻炼，便很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任秘书，后来成了黄永胜的秘书。
1968年3月黄永胜调京，李必达也跟了来。
黄永胜夫人项辉方对李必达十分信任，关怀有加，一度甚至想把他介绍给林立衡。然而由于李必达的出身经历和具有大学生身份，因而对他调任广州军区和黄永胜秘书缺乏必要的严格考察。
不久，李必达自身固有的毛病便显露了出来。或许他对项辉方的关心爱护心存感激，或许他一心想走“上层路线”，于是便经常给担任总长办公室主任的项辉方打小报告，极力讨好卖乖，这引起了办公室其他秘书和工作人员的不满。人数不多的“黄办”，由于李必达的行为出现了团结问题。
为此，项辉方对李必达很不满意，认为他拨弄是非，品质不好，当场批评了他。从此，项辉方对李必达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
就在这时，黄永胜蹲点的北京针织总厂需要人去支左。考虑到李必达和办公室其他秘书团结上出了问题，项辉方便安排李必达到黄永胜蹲点的北京针织总厂去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在执行任务期间，李必达经常出去办私事，又受到批评。这下，李必达患得患失的老毛病又犯了，认为自己不受重用、不受信任，没有前途了，决心投靠江青，改换门庭。
深思熟虑筹谋告密时间、方式
李必达改换门庭所采取的办法是给江青写告状信，揭发黄永胜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因为他长期以来有意识地偷听黄永胜的电话、谈话，知道黄永胜在和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的通话中，多次骂过江青封锁主席、攻击总理、想当武则天、是慈禧太后式的人物，并详细记录下来。
李必达相信自己手中掌握了大量黄永胜反江青的“过硬材料”，告密后一定能赢得江青的信任，捞到一大笔政治资本。
李必达的告密行动在时机上作了精心选择，方式上作了精心策划。
1969年4月1日开幕的中共九大，4月24日闭幕。4月27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28日下午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李必达瞅准这一重要时机，决心铤而走险。
26日晚上，他把偷听到的内容整理成一封揭发信，共20多页，一式3份。一份走机要，一份请温玉成（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转交，一份走地方邮局。在他看来，三管齐下，保证江青能够及时收到，并足以在政治局选举前断送黄永胜的政治生命。
温玉成思前想后将信交给叶群
李必达之所以请温玉成转信给江青，是因为考虑到他的政治态度及与黄永胜、江青的关系。
温玉成任广州军区参谋长时，很受司令员黄永胜的信任和器重。“文革”中，黄永胜向林彪建议，把他调到北京，接替傅崇碧担任卫戍区司令员。时来运转的温玉成职务上不断变化，又担任了副总参谋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江青还让他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兼管样板团。
慢慢地，温玉成开始靠拢江青，于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都说温玉成“变了”，背后骂他“忘恩负义”。
李必达了解这些情况，加之在广州军区时也曾给温玉成当过秘书，便来到温玉成面前，请他把揭发信转交江青。并说，要是不答应他，他就不走。温玉成被磨不过，只好答应下来。
但是，温玉成思来想去，毕竟觉得向江青状告黄永胜是惊天大事，而眼下正值九大期间，弄不好搅了九大的局，甚至连毛泽东、林彪也牵涉进来，那问题性质就严重了！
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作出了到头来没有改变黄永胜，反倒改变了他本人命运的决定：不把信交给江青，而于半夜时分交给了叶群。
叶群看罢信，当场向温玉成发了火，说温玉成策反总长的秘书，在总长身边安插钉子，居心险恶，图谋不轨！叶群此举在于镇住温玉成，使他老老实实听候处理，不得乱说乱动。
果然，虽感委屈却又被吓破胆的温玉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再也不敢吱声了。
毛泽东没有表态使黄、叶暗自窃喜
训骂走温玉成，叶群不敢怠慢，即刻于凌晨3点多钟赶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项辉方、吴法宪，几个人秘密研究对策。
由于李必达的未婚妻王瑞华属于总后系统，叶群立即把邱会作找来共商对策。
邱会作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找王瑞华谈话，通过组织系统给王瑞华做工作，看看能否找到李必达所写材料的底稿。第二，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以免被动。第三，“闯”一下江青，摸摸她的底，主要是看她收到没有，毛主席有没有表态。
黄永胜、叶群等人最担忧的，还是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据此发话，作出有利于江青而不利于黄永胜的表态，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让他们庆幸的是，毛泽东知道了李必达密信的内容，但并没有作任何表态。对于这个情况，邱会作有如下回忆：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得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便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她说完话，把小毛巾往桌子上一摔，这是她在心中有气的时候惯用的做法。黄、吴、叶、李、邱和大家一样，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黄永胜一看就是李必达的字。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画了一个圈，一个箭头画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们看了一下之后，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表情，但心中高兴！从这里得到了三点证明：一是，李必达写的材料毛主席看过了；二是，江青承认了材料是骂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没有写为江青做主的话，江青收到退回来的信之后，没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
李必达事件当事人皆不得善终
就在李必达事件发生两天后，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已顺利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黄永胜对警卫参谋李学金说：“我命令你把李必达抓起来！”
李学金立即执行命令逮捕了李必达。
事后，黄办的人到针织总厂收拾李必达的东西时，在字纸篓里搜到了李必达给江青、张春桥写信的碎纸片。到李必达未婚妻母亲家，却一无所获。
李必达被押送回广州军区。但他对江青还抱幻想，在飞机上，又借上厕所之机，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毛主席语录》遗失在飞机座位下面。
但语录本被打扫卫生的人捡到了，由于飞机是空军34师的飞机，语录本便上交到了34师师长胡萍手里。胡萍又上交到了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手里，吴法宪又交给了黄永胜。
李必达事件的影响是隐蔽而深远的。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都为此而打上了深深烙印并付出了相应代价：江青与黄永胜及军委办事组进一步结怨，矛盾渐渐公开化了，到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有了猛烈爆发；温玉成在九大上不但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还很快被解除重要职务，调离北京，去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员，比他所担任的副总参谋长低了一级；李必达在广州军区关押了一段时间，“九·一三”事件后被放出，这时江青又翻脸批他说：“李必达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