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不常识”也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表达自己的心愿，但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和权威，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外事无小事，那么，外事中的一些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小事”，便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
　　
　　老外喊出“周恩来万岁”
　　
　　对当年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闹后果可能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曾当过几次翻译。据齐锡玉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l期《为周总理做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道，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比尔·加德纳是煤矿工会代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时，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迈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问齐锡玉：“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听了这番问话，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的话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曾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的新闻片，让人毛骨悚然。新闻片的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加德纳描述说：“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 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也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表达自己的心愿，但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和权威，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老外也得“三鞠躬”?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导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晚汇报”。如果是集体生活，如住校、军队、干校，则每天的三顿饭前也要集体“汇报”。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一名“领读领唱”者(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名“领读领唱”者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领读领唱”者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至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时形势。
　　那时，还会要求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呢!曾任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的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那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出于无奈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当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那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译“提醒”大使，但范承祚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
　　
　　这位“魔鬼”也要被消灭?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相声《如此照相》曾轰动一时，姜昆由此名声鹊起。直到现在，人们谈起相声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总是以此为例。不过，现在偶尔重播这段相声时，没有经历过“文革”荒诞时代的新一代虽也哈哈大笑，但总认为这只是一种艺术夸张。的确，非亲历者很难相信，当时买东西时买卖双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正如《如此照相》那样，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方都要背一段语录；而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此情此景我当然记忆犹新。但生活的荒诞有时竟超出想象，我确实没想到，当时在外交场合居然也曾经这样。《百年潮》杂志2003年第1期刊登了李达南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回忆了令后人哑然失笑、令亲历者不堪回首的怪状。
　　李达南回忆说：“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要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服务员背的这条语录是毛泽东1964年11月发表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当时多数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后来才能成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总理当场的尴尬，可想而知。否则，他不会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劝红卫兵“不要乱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这可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虽然贵为一国“总理”，却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劝，委实无奈。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我国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据李达南回忆，1969年夏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大使们陆续返回所驻国前，周恩来利用接见他们的机会，针对“文革”以来外事活动中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等情况，特别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定要注意别国国情，要慎之又慎，等等。另外，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今天看来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当时连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才能最后拍板，足见兹事体大，非同一般。后人看来，这些近似笑话，但万万不能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