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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突出重要地位。
总书记所说的原始创新有何深刻含义?总书记讲到的帅才型科学家,在突破“卡脖子”技术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记者采访了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两位专家。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研究员表示,总书记关于我国很多“卡脖子”技术根源问题的论断,十分深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链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然而在创新链布局方面相对滞后,存在原始创新不足这块短板。
“我们不必为此否定过去,因为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石谦解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在科技领域以跟跑为主,所以在创新链的上游投入较少。如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时代,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而国际环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在国际竞争合作中占据主动地位,我们必须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如果说科技成果转化是“从1到10”,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从10到100”,那么原始创新就是“从0到1”。“十四五”时期以及未来更长一个时期,我国只有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产业发展才有根基。这方面,总书记指出:“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要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
“这是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两手布局,一手着眼当下,一手放眼长远。”石谦分析说,对于放眼长远的技术攻关,我们也要有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加快布局和研发,确保“明天的脖子”不被卡住。
原始创新成果不仅来自基础研究,也来自应用基础研究。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邀请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出席,并指出:“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應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朱学彦副研究员介绍,应用基础研究位于“巴斯德象限”,这个概念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唐纳德·司托克斯提出。他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并不完全由好奇心驱动,以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比如巴斯德为了解决啤酒变酸问题,研究发现了微生物的生存规律。司托克斯将完全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称为“波尔象限”,将既由好奇心驱动又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称为“巴斯德象限”,而应用研究被称为“爱迪生象限”。
“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论述,体现了对科研规律的深刻认识。”朱学彦表示,“一方面,我们要呵护科学家的好奇心,鼓励他们进行自由探索;另一方面,也要引导科学家以需求为导向,追根溯源,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要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对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重组,形成我国实验室体系。”总书记所说的国家实验室,就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组建的“国家队”。它们对标全球最高科研水平,在我国实验室体系中处于“领头羊”地位。
目前,上海正在积极布局国家实验室。“总书记要求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国家实验室布局是一项重要任务。作为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有望成为上海创新策源的高地。”石谦说。
科技“国家队”需要领军人物,总书记指出,“要有一批帅才型科学家,发挥有效整合科研资源作用。”朱学彦认为,这类科学家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总书记多次讲到的新型举国体制,意味着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型举国体制呼唤帅才,比如在科技重大专项中,如何提前几步布局、整合各方力量,这就需要帅才型科学家的战略眼光和领导能力。”
在参与制订《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21—2035年)》过程中,朱学彦发现,上海的帅才型科学家比较缺乏,一些科学家在自身研究领域钻得很深,但战略判断能力不强。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今后要为这类科学家的成长创造更多条件,引导一些科学家思考战略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整合科研资源和市场资源的能力。
◎ 来源|解放日报
总书记所说的原始创新有何深刻含义?总书记讲到的帅才型科学家,在突破“卡脖子”技术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记者采访了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两位专家。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研究员表示,总书记关于我国很多“卡脖子”技术根源问题的论断,十分深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链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然而在创新链布局方面相对滞后,存在原始创新不足这块短板。
“我们不必为此否定过去,因为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石谦解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在科技领域以跟跑为主,所以在创新链的上游投入较少。如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时代,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而国际环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在国际竞争合作中占据主动地位,我们必须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如果说科技成果转化是“从1到10”,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从10到100”,那么原始创新就是“从0到1”。“十四五”时期以及未来更长一个时期,我国只有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产业发展才有根基。这方面,总书记指出:“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要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
“这是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两手布局,一手着眼当下,一手放眼长远。”石谦分析说,对于放眼长远的技术攻关,我们也要有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加快布局和研发,确保“明天的脖子”不被卡住。
原始创新成果不仅来自基础研究,也来自应用基础研究。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邀请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出席,并指出:“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應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朱学彦副研究员介绍,应用基础研究位于“巴斯德象限”,这个概念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唐纳德·司托克斯提出。他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并不完全由好奇心驱动,以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比如巴斯德为了解决啤酒变酸问题,研究发现了微生物的生存规律。司托克斯将完全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称为“波尔象限”,将既由好奇心驱动又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称为“巴斯德象限”,而应用研究被称为“爱迪生象限”。
“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论述,体现了对科研规律的深刻认识。”朱学彦表示,“一方面,我们要呵护科学家的好奇心,鼓励他们进行自由探索;另一方面,也要引导科学家以需求为导向,追根溯源,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要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对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重组,形成我国实验室体系。”总书记所说的国家实验室,就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组建的“国家队”。它们对标全球最高科研水平,在我国实验室体系中处于“领头羊”地位。
目前,上海正在积极布局国家实验室。“总书记要求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国家实验室布局是一项重要任务。作为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有望成为上海创新策源的高地。”石谦说。
科技“国家队”需要领军人物,总书记指出,“要有一批帅才型科学家,发挥有效整合科研资源作用。”朱学彦认为,这类科学家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总书记多次讲到的新型举国体制,意味着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型举国体制呼唤帅才,比如在科技重大专项中,如何提前几步布局、整合各方力量,这就需要帅才型科学家的战略眼光和领导能力。”
在参与制订《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21—2035年)》过程中,朱学彦发现,上海的帅才型科学家比较缺乏,一些科学家在自身研究领域钻得很深,但战略判断能力不强。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今后要为这类科学家的成长创造更多条件,引导一些科学家思考战略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整合科研资源和市场资源的能力。
◎ 来源|解放日报